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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亚:我花了25年写了一本关于家乡的书,却被骂得狗血淋头

[ 作者:马俊亚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3-09-21 录入:曹倩 ]

对于淮北,外地人觉得没什么可说,本地人又不知该说什么。我是淮北人。说到伤心处,荒唐愈可悲。嘉庆年间治河时,被废弃的后沭河从我生长的村中间穿过。村西是范围曾各达数百平方公里的桑墟湖和青伊湖,村子因此被称为 “湖东口”,村西南是民国年间著名的匪窟司家荡,村东是同样曾达数百平方公里的硕项湖。紧挨村南的是古泊善后河,这条河即是古涟水,与盐河相交,经埒子口入海。村北稍远处是蔷薇河(后沭河),由临洪口入海。村子向西南约10公里是宽达数华里的新沂河。源于洪泽湖的灌溉河水从村西旁经过,我经常直接从河中掬水而饮。由于灶柴太珍贵,我没有留下小时喝过开水的记忆。那时的歌谣豪情万丈地高唱:“端起淮河当水瓢,凑近太阳点袋烟。”可能是不少人家与我家一样直接喝河水,连火柴都舍不得用。

春天到来时,万木葱郁。每当我想到这个季节,总有些苦涩和无奈:在明媚的阳光下,早已饥肠辘辘的我,腿肚像灌满了铅, 无精打采,但还得与哥哥一起用平板车去拉黄泥。这种泥是当年泛滥的黄水从黄土高原带来的,不适合五谷生长,只能作填坑盖房之用。掺满番薯野菜的玉米糊,我一吃就是几大碗,只是太不抵饿。

在学校,一般上完两节课后,我会饿得直冒冷汗。但当老师讲到周扒皮半夜鸡叫苛待高玉宝、美国资本家把鲜牛奶倒掉、刘文彩家的收租院大斗收租、阿里山的小姑娘还遭受着皮鞭的毒打时……我便从心底喷涌出成长于新社会的幸福感、生长在红旗下的自豪感以及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感。

上午第三节课一般是不上的,我要乘生产队看青老人回家吃中饭的时机,到“湖”(村民们都把田称为“湖”)里去打猪草。那时,人是可以饿肚子的,但猪不能。因此,我很小就领会了苏格拉底的断言:做猪比做人幸福。

夏天雨季时,“湖”中莽莽苍苍,大片大片的庄稼只有梢部露出水面;房前屋后的小河早已满溢,很多人家开始进水,脸盆、 水瓢之类被用来戽水;地势较高的邻村还在向我们这边放水,大人们出动了,说理、争吵、对骂,甚至殴斗。只有大雨天,我辈才毋须打猪菜、割柴禾,可以做老师布置的作业,到河中摸鱼。云霁日出,水退的“湖”中白茫茫一片,稍低处就成了盐碱滩。除了些 不知名的耐碱植物,这些碱滩光平如砥。经常捡些废单据当作业本的我,视这里为涂鸦的好场所,我很小就把作品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夏夜总是太短。除了新婚燕尔的小两口和大姑娘,人们很少睡到房矮窗小、闷如蒸笼的屋子里,而是在路边纳凉、过夜,偶尔发出呼噜声和一两下拍打蚊虫的声音。我辈男孩多拿条席子和被单,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过夜,那里平坦宽旷,蚊虫较少。鸡鸣二次,我强睁开眼,卷起芦席,半梦半醒地往家赶,帮母亲推磨。在富裕家庭,推磨是蒙着眼睛的驴干的活。我的其他兄弟都说推磨头晕,他们在分派到此活时,一致夸我的磨推得好,这是我的唯一能获得他们认可的优点。一大盆掺着玉米、番薯的杂粮磨完,天刚放亮,我要乘看青人尚未下“湖”,把猪草割回。吃完早饭再下“湖”割杂 草,作灶柴。与看青人斗,我总能正确地运用游击战的方略。我常恨自己生得太晚,否则定能像电影中的小英雄一样去消灭反动派。

秋天到来时,白杨树脱光了绿叶,青青的小麦稀疏地分布在田中。时常可见片片田土光光秃秃,黄里泛白。妇女衣衫褴褛,孩子赤脚露背,人人肩筐提篓捡拾秸秆的根部,或是寻找野菜。只有秋天,家中才能吃上几餐面饼和米饭,这是我赞成“秋日胜春朝”的主要理由。夏日里泛滥的小河,水流已然消退,碧澄见底。叶尽枝枯的白杨树上传来一两声寒鸦的聒噪,给人心头增添了许多凄凉和失落。

风雪交加的冬天,生产队密不透风的牛屋中,干牛粪燃着呛人的烟尘,大人小孩济济一屋,听某位常去书场的村民转述说书人讲唱过的故事。在这里,人们为自己享受到牛的温暖而倍感满足。那些住在生产队牛屋里的“城里人”是令人羡慕的,他们可以随意使用生产队的草料,而且干的是农村最轻的活。这些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城里人,与贫下中农倒是没有什么接触,与村里鸡狗的交流似乎更多。乡亲们最盼望的事就是牛病了或是死了,大家整夜守在煮牛肉的土灶旁,富裕的家庭买些添斤加两的热牛肉,我家也可以舀上一盆免费的牛肉汤。

晚上,公社的礼堂出演宣传队的节目。内容通常是地主搞破坏,最后被民兵或红小兵抓获。尽管我那时是看青人黑名单上的严打对象,但每次到生产队的田中割草,都要紧握镰刀警惕地搜寻一番,看有没有坏分子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农业学大寨”期间,即使深更半夜,大队的喇叭也震天动地,传达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或是县里派来的工作组把村民们从暖被窝中喝斥起来,在漆黑的霜幕下,去冰河里罱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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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里的“大喇叭”

故乡,童年,在我的记忆中,绝大部分是劳累和饥饿。“男孩子不吃十年闲饭”,是长辈的教诲,意为男孩至多到10岁,就得承担家务劳动。在我的家中,父亲没完没了地生病,姐姐、哥哥过早地承担了成年人的辛劳和责任,却挣不到整工分。每年秋收分配, 我家都是“透支户”,分不到几斤粮食。邻家的家长,均是生产队的干部或壮劳力,在大袋大袋地扛回用汗水换回的收获物和光荣的同时,有着充分的自信和理由对我们这样的落后家庭不屑一顾。

我到7岁就吃不到“闲饭”了。那一年,父亲被烧成重伤,我从此结束了童年。在此后的七八年里,在家中打猪菜、捡灶柴,为生产队割牛草、干各种各样的重农活,似乎是我生活的主题。而像放牛、喂猪、开机器之类的轻农活是绝不会轮到我的。记忆中获得的唯一一次照顾是12岁时替全生产队社员做饭,我先要挑着两只齐胸高的大水桶,到1.5公里外的农机站挑井水,再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去挑草。至于老师布置的背诵课文的任务,有时是在上学路上完成的。

即使这样,孩子们没有任何地位。在我家中,每餐饭食中的干稠部分,是父亲的专享。鸡蛋、水果、点心之类,只有最小的弟弟能从父亲那里分享一点点。其他人家的情况差堪相似。邻家一位四五岁女孩因丢失了一元钱,被父母用藤条打得皮开肉绽。忆及此事,至今犹感心悸。后来读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我深深地担心砸缸者的安危——要是我救下一个人,砸了人家的缸,当邻居上门索缸时,我估计自己会被父亲打死。毕竟,一口缸的代价是一个强劳力半年的所得。而死个孩子,“拖去给狗吃”是常规的处置方式,已经成为村民们训斥孩子的口头禅。

村中的母亲们,只要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咒骂孩子。生婆婆的气时,一般把孩子的祖宗数十代挨个骂一遍;与丈夫生气,则把孩子骂成是“讨债鬼”,数落着自己含辛茹苦的件件往事,希望孩子早点死;与邻居斗气,邻家有跛子就骂孩子的腿,有瞎子就骂孩子的眼睛;与小姑子斗气,就骂孩子是野种、长大是野男人……反正村子里经常骂声不断,搞不清谁挨骂或是谁不挨骂。在我后来发表研究淮北的文章招致无数谩骂和辱骂时,我才意识到当年村中的骂人者是为我好,从小就在我身上植入了抗骂基因。

每年家中总有一段时间断顿。母亲与一位远房祖母做炒牌(一种烤饼)卖,她们把小麦磨成85%的细白面粉、10%的粗黑粉、5% 的麸皮。细白面粉是做炒牌卖给别人吃的,粗黑粉与麸皮就是利润,留下供家人食用。她们要躲着市管会(工商所的前身)的“干部”,否则,炒牌会被没收。她们还要躲着国营和集体饭店的师傅,因为她们的炒牌又白又热乎,严重地影响了饭店的生意,饭店的师傅常把她们的摊子踹翻。由于干部们说做生意就是投机倒把,必须打击,每次看到母亲去卖炒牌,我在同学面前就有抬不起头的感觉。学期末,被评为“三好生”时,我总是万分纠结要不要大义灭亲,向大队或老师举报母亲的“投机倒把”行为。

盼望过节,盼望外公。盼来节日,可以吃顿肉。猪肉白米饭是节日庆典的全部,是忍受一两个月饥饿的煎熬和馋虫的噬咬才等来的。盼来外公,可以吃几天粗粮饱饭。外公和外婆家均曾是东海南部地区的富户。民国年间,由于土匪的绑票,家道已开始中落,到 1949年后,家中土地全部被没收。外公做过私塾先生,人品学问深受当地人的推重,土地改革时因此没有受到虐待。外公与外婆共生育6个孩子,因跑反、疾病等,仅我母亲一人存活下来。而我外婆的父亲是当地的名医。

外公有时荷着担子,有时推着车子,不断把吃糠咽菜省下的玉米、小麦等口粮送到我家。那时,父亲患有严重的肾病,曾被淮阴专区医院诊断为不治。外公不嫌不弃,用中药为父亲治疗。为了配齐药方,经常携带一些冷煎饼,步行数百里,前往海州、淮阴等地购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他的治疗下,父亲终于战胜沉疴。

我很向往到外公家去。他的家,黄土筑墙茅盖顶,门前一棵紫荆花。尽管房子很小,但总予人一尘不染之感。院子里种满许多花木,印象最深的是紫荆和葡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果树。在他在世时,我共去过两次。不过,那时白面馒头比鲜花对我的诱惑更大。在他家中,无须干任何农活,却可以吃上饱饭,他还教我四书五经、千家诗,给我讲诗词韵律等。那时,我从不关心两位老人的钱、粮从何而来,只关心自己能吃饱。

宣传队、学校老师、大道小路边的大喇叭、每家屋檐下的小广播日夜宣传,村中到处是鼓舞人心的标语。我当时坚信,我们不久就会像大寨或是江南那样,每天能吃上一顿饱饭。县里派下的工作组斗志昂扬、立场坚定地下令把即将成熟的小麦翻作绿肥,用来种稻子,以“赶江南”。结果,被水浸泡的小麦发了芽,平整稻田时重新翻上来的麦秸堆积如山,麦子毁了,稻子却也无法种植。那一年,一个劳动日折合4分钱人民币,一个壮劳力即使干上300天,也只能挣12元钱。秋收分配时,整劳力分得的口粮为9斤。到冬季,有的乡亲开始了讨饭。

经常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意外死亡者均被葬在村西南的一块田地中。据说这些屈死的鬼魂是不能进入阴曹地府的,他们会把怨恨发泄到活人的身上。有几位在这里干活的妇女被鬼“祟”了,发病时竟然讲着她们平时根本不会讲的山东话或是别处方言。

村中的漂亮姑娘一个个嫁到了外地。后来知道,她们有的嫁给 了河南的矿工,有的嫁给了城中的瞎子,有的嫁给了吃国家粮(城镇户口)的傻子,有的嫁给了国营农场的二流子……这深深地教育了我!比这么多年所有思想政治老师加在一起对我的教育效果要好得多:要想娶漂亮姑娘,必须把自己的农村户口变为城镇户口。这也是我后来认真学习、并能考上录取率仅有4%的“一本”的原因。

我成了村中第一位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大学教授。乡邻和亲友对我寄予了无数的厚望。他们的车子被交警处罚、 邻里发生冲突、孩子想转学、去派出所改名、在省城缺路费、想买真文凭、与别人打官司、写不出论文、想进南大读书、与乡镇政府有纠葛、就业找工作、盖房子缺钱、做生意缺钱、娶亲缺钱……都会找我帮忙。所有需要我帮忙的事,概括起来只有两条,一是要钱,一是要关系,而我平时最缺的就是这两样东西,只能让他们一次次地失望而归。

我成了村中无能者的代名词,成了读书无用论的活典范。许多在外见过世面的人,回家绘声绘色地描述外面的精彩世界,引来许许多多的崇拜者,亲友们争相宴请,以之为荣。就是刑满归来者,也可自豪地给村民们带回大量的奇闻异事,让乡亲们伸长了脖子,缩不回舌头。

一些原来对我抱有巨大希望的亲友,把我视为骗子、忘恩负义、狼心狗肺之徒;有人还编出各种各样的流言以泄愤。在村中, 他们无数遍在我父母面前把我与某位在县城当交警、在某局开车的能人作对比,以彰显我的低能和呆蠢。

我绝非能人。在村中的能人们为大家带来许多实惠之时,我自然无力、也不敢奢想望其项背。只想做一件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这当然是不能为任何村民带来实际利益的虚事。于是,最近二十五年里,我始终把淮北作为研究对象,多次勒紧腰带,独自一人,深入僻乡偏壤,做田野调查,搜集各种各样的资料和数据。在某乡村, 我曾无缘无故地遭半村人围殴。后来某位在该地当领导的老乡告诉我,他们那个局的“每个处长都被揍过”,我终于明白原来我也曾享受过处长级待遇。

我发表淮北人在江南的小文章,有些仅看了标题和提要的淮北网友,随即展开了谩骂,认为我贬低了淮北人的形象。我的关于淮北初夜权问题的文章发表后,似乎大江南北自认为学识宏富的网友多加入了骂阵,且不断地推出“谩骂升级版”:辱骂、构诬、编造 流言、无厘头的“商榷”,甚至有人热血沸腾、壮怀激烈地扬言要除掉我这个苏北败类!我在某个学术论坛发表对淮北女性节烈的看法后,当晚竟梦见自己被一胖女鬼翻山越岭、跨海渡江地整整追杀了一夜,到了早晨尚疲惫不堪,冷汗未干。这似乎告诉我:讲淮北真话,连鬼都不容!

子夜以手扪胸,我怎敢否认,以前的“研究成果”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水分”。但我对淮北的研究,绝不是为了增加某项指标或 “成果”,而是实实在在地说着自己内心认为必须要说的话,绝不说自己内心不想说的话。

即将呈奉给读者的,就是我十多年研究的些许收获。不奢望不挨骂,惟愿这一地域能引起真正的方家的关注。若能如此,无论怎样罪我、骂我,我均感欣慰。

祝福故乡,祝福整个淮北早日摆脱贫困!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本文为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修订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一书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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