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C县调查
今年暑假回乡，我发现村里多了不少外籍女性面孔。一些适婚男青年通过涉外婚姻成了家，县里的外籍新娘（大多来自周边东南亚国家）明显增多。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大龄青年的婚恋难题，同时也给基层治理带来新的压力。从县里来看，由于管理服务跟不上，已经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有：
一、“落不下户”的新娘，非法身份与生存隐忧
一些外籍新娘嫁到村里多年，却始终“落不下户”。婚姻登记不全、证件过期、经非法中介介绍，使她们既无合法居留身份，也难以享受本地公共服务，成为游离于制度之外的“隐形人”。就医、就业、出行、子女落户，皆成难题。
（一）登记缺位，跨国婚姻难获法律保护
在村里跨国婚姻往往止步于一场民间酒席，真正依法办理结婚登记者占比很低，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长期缺位。主要原因集中于女方：证件不全、手续繁琐、信息不明。有的外籍新娘护照过期或无法提供经认证的未婚证明，有的因语言不通、不熟悉我国涉外婚姻登记流程而难以完成手续，还有的经非正规中介介绍，中介为图省事或规避监管，直接引导绕过登记环节。
婚姻登记缺失的后果十分直接。一旦发生纠纷，女方因婚姻不受法律承认，遭遇家暴、遗弃或财产争议时，几乎没有可循的法律救济渠道。男方同样陷入被动，外籍新娘出走或失联后，彩礼、中介费等投入难以追回，面临“人财两空”却维权无据的困境。在周边乡镇，有男子花费数万元娶回外籍新娘，未办理登记，数月后新娘失联，因无婚姻证明，报案和民事诉讼均受阻，家庭因此背上沉重负担。
这类现象折射出跨国婚姻管理的制度空白：登记率低不仅使家庭权益悬空，也让县里村里管理缺乏抓手，矛盾纠纷难以依法调处。推动合法登记、加强中介监管和流程指引，已刻不容缓。
（二）居留失序，外籍新娘沦为“隐形人”
在跨国婚姻登记率偏低的背景下，外籍新娘非法居留逐渐成为一种常态，身份长期处于悬置状态。部分外籍新娘系合法入境，但因婚姻未依法登记，无法凭配偶身份申领团聚类居留许可。根据现行规定，外国人申请团聚类居留证件需提供结婚证明等材料，婚姻登记缺失直接堵死了合法居留的路径。签证一旦过期，她们便从合法入境者沦为非法居留人员，处境十分尴尬。
另有一部分外籍新娘经由非正规渠道入境，从一开始就完全脱离监管视野，既无入境记录，也无任何居留证件，成为基层管理中的“隐形人口”。这类人员底数不清、行踪不明，不仅自身权益无从保障，也容易衍生治安隐患和社会矛盾。
长期处于“黑人黑户”状态，使这一群体对公共服务产生强烈回避心理。她们不敢去医院看病，不敢去银行开户，甚至在遭遇家庭暴力或劳务纠纷时也不敢向有关部门求助，生怕身份暴露被遣返。子女出生后，落户、入学、接种疫苗等基本事项也因此受阻。可以说，身份悬置不仅让外籍新娘陷入“有家难安、有困难言”的困境，也使基层管理和服务难以有效延伸，形成双输局面。
二、“婚姻失稳：骗婚逃婚掏空乡村家庭
在县村地区，跨国婚姻“留不住人”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些不法中介与境外人员勾结，以“介绍婚姻”为名，从事有组织的骗婚、卖婚活动。还有外籍女性“多次嫁人”，在不同家庭间辗转骗取彩礼，形成隐蔽的诈骗链条。此类骗局往往让男方家庭掏空积蓄，少则数万元，多则十余万元，最终人财两空，且因婚姻缺乏法律效力而难以追责，成为基层治理中的“金钱黑洞”。
（一）有组织的“骗婚”与“卖婚”活动
有组织的“骗婚”与“卖婚”活动，是跨国婚姻中性质最为恶劣、后果最为严重的风险之一。与零散的个人出走不同，这类活动背后往往存在明确分工和利益链条：境外人员负责物色或招募外籍女性，境内中介负责寻找有婚配需求的农村男青年，还有人专门安排交通、伪造证件、教唆应对询问。整个流程以“介绍婚姻”为名，实则将婚姻当作商品交易，男方家庭支付的高额彩礼和中介费，最终被各方瓜分。
从村委了解到，这类骗婚活动呈现一定的组织化特征。有的中介以“包成功、包办手续”为噱头，向男方家庭收取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的费用，但介绍的婚姻往往难以持久。有的外籍女性在婚后短期共同生活，待钱款到手后便借机离开，甚至在同一地区多次出现类似情况。由于婚姻登记率低、法律意识薄弱，受害者往往难以提供有效证据，加之涉及跨境人员，调查取证难度大，不少案件最终不了了之。男方家庭不仅损失钱财，还因“面子”不愿声张，进一步助长了违法活动的蔓延。
（二）“多次嫁人”的婚姻诈骗链条
“多次嫁人”的婚姻诈骗链条，是跨国婚姻中另一类高发风险，其隐蔽性更强、识别难度更大。与有组织的骗婚团伙不同，这类行为往往表现为外籍女性入境后，并非以组建家庭为目的，而是将“嫁人”当作牟利手段，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之间辗转“出嫁”。每到一个家庭，女方通常先配合完成民间酒席，甚至短暂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待彩礼、中介费到手后，再以“回家探亲”“外出打工”“不适应生活”等借口离开，随后经中介或同乡介绍，进入下一个家庭重复同样流程。
这类链条的运作高度依赖信息不对称和区域间管理脱节。农村地区婚配需求旺盛，男方家庭往往通过熟人介绍或非正规中介接触外籍女性，缺乏核验对方身份和婚姻状况的能力。有的外籍女性在同一省份的不同县市多次“嫁人”，但由于各地婚姻登记信息不互通、涉外婚姻登记率低，加之不少家庭未办理合法手续，导致此类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和制止。在村里有男子经中介介绍迎娶外籍新娘，支付彩礼及中介费近十万元，共同生活不足两月，女方以“回家探亲”为由离开后便再无音讯。事后打听得知，该女子已在周边地区以类似方式“嫁”过多户人家，每次均未办理登记，男方维权时因缺乏婚姻证明和对方真实身份信息，陷入举证困境。类似案例在多地农村均有发生，部分甚至形成“中介牵线—短期生活—携款离开—再介绍”的循环链条。
（三）“逃婚”现象的多重诱因
“逃婚”现象在农村跨国婚姻中时有发生，其背后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诱因交织叠加的结果。外籍新娘远嫁他乡，首先面对的是语言不通、文化隔阂与生活习惯差异带来的融入困难。多数外籍新娘来自东南亚农村，对湖南地区饮食和方言难以适应，加之农村社会关系相对封闭，她们往往难以真正进入本地生活圈，长期处于孤立状态。这种心理落差与孤独感，成为日后出走的重要伏笔。
经济预期的落差同样不容忽视。部分非正规中介在介绍婚姻时，刻意美化男方家庭条件，甚至隐瞒债务、住房等实际情况。女方抵达后发现现实与承诺严重不符，容易产生被欺骗感。与此同时，高额彩礼和中介费的支付方式，使一些外籍新娘在家庭中被视为“花钱买来的”，缺乏基本尊重与平等地位。一旦家庭经济压力显现，或男方外出务工、婆媳矛盾加剧，婚姻关系便迅速松动。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法律身份的悬置。由于多数跨国婚姻未办理合法登记，外籍新娘没有配偶身份，也无法取得团聚类居留许可，长期处于非法居留状态。这种身份上的不确定性，使她们对家庭缺乏归属感，对未来的生活预期极不稳定。面对矛盾时，她们更倾向于选择离开，因为留下意味着继续承受身份风险与权利缺失。在走访中了解到，有外籍新娘因与公婆发生冲突后欲寻求调解，却因害怕身份暴露而不敢接触任何部门，最终只能选择出走。类似情形在多地农村均有发生。
部分外籍新娘本身对婚姻的期待与男方家庭存在错位。有的女性经同乡或中介劝说，误以为嫁到中国后能获得更好的生活与工作机会，实际却陷入繁重的家务与生育压力，心理落差进一步加剧。多重因素相互作用，使得“逃婚”成为个体在困境中的一种被动选择。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改善外籍新娘的融入环境，更需要从法律与制度层面赋予其稳定身份和基本保障。
三、以综合治理破解外籍新娘管理困局
目前外籍新娘数量持续增加，婚姻登记率低、非法居留等问题相互交织，治理压力日益显现。为妥善应对外籍新娘带来的治理挑战，保障相关人员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与家庭和谐，需要构建“党政牵头、部门协同、管服并重、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格局，推动管理服务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实现底数清、情况明、服务准、风险可控。
（一）强化源头管控，严打非法
强化源头管控、严打非法活动，是遏制外籍新娘问题增量的关键所在。农村地区跨国婚姻乱象频发，根源之一在于源头管理失序：部门之间信息不通、职责不清，非法中介和诈骗团伙得以长期活动，群众风险意识薄弱又为违法链条提供了可乘之机。破解这一局面，必须从机制、打击和宣传三个层面同步发力，形成“控增量”的坚实防线。
在机制层面，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是基础。建议由县委政法委牵头，整合公安、民政、市场监管、外事及乡镇街道等部门力量，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方职责，打破信息壁垒。实践中，不少地方因部门各管一段，导致外籍新娘底数不清、非法中介无人追责。通过联动机制，可以实现婚姻登记、出入境管理、市场监管等信息共享，对涉外婚姻介绍活动实施全链条监管，从源头上减少非法婚姻的产生。
在打击层面，必须对违法犯罪链条保持高压态势。公安机关应针对组织“骗婚卖婚”、跨境婚姻诈骗及组织偷渡的团伙开展“链条式”打击，深挖上游中介，依法严惩。近年来，多地公安机关破获的跨国婚姻诈骗案件中，单个团伙涉案金额可达数十万元，受害家庭往往掏空积蓄。同时，要严格落实“谁容留、谁负责”原则，对藏匿“三非”人员的行为依法追究责任，压缩非法居留的生存空间。只有让违法者付出代价，才能有效震慑潜在的不法分子。
在宣传层面，加强正面引导与风险警示同样不可或缺。乡村、社区应广泛开展普法宣传，通过典型案例告知群众迎娶“外籍新娘”可能面临的法律与经济风险，引导群众通过合法正规途径缔结婚姻。一些地方在集市、村委会张贴警示海报，组织返乡人员座谈，取得了较好效果。此外，设立举报奖励机制，鼓励群众提供“三非”人员及非法中介线索，可以发挥基层群众的力量，弥补执法盲区。
源头管控的核心在于将治理关口前移，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通过跨部门联动、全链条打击和社会面宣传的协同推进，才能逐步压缩非法跨国婚姻的生存空间，实现“控增量”的治理目标，为后续管理服务减轻压力。
（二）实施分类管理，疏堵结合
实施分类管理、疏堵结合，是化解外籍新娘存量问题的现实路径。乡镇对外籍新娘底数不清、情况不明，管理服务难以精准发力。破解这一困局，需要从全面摸底、分级管控、依法处置与转化身份三个层面协同推进，既守住法律底线，又保障真实婚姻家庭的稳定。
开展全面摸底与登记建档是分类管理的基础。应以乡镇（街道）为单位，依托村（社区）网格力量，对辖区内外籍新娘及其家庭逐户排查，按照“一人一档”原则建立动态管理档案，准确掌握身份、签证、婚姻、居住、就业等基本信息。通过建档立卡，才能为后续分类施策提供可靠依据。
在摸底基础上，实施分级分类动态管控尤为关键。根据婚姻真实性、家庭稳定性、遵纪守法情况等因素，对外籍新娘进行风险评估，划分为不同管理等级。对家庭关系稳定、无违法记录的人员，以常规走访和服务为主；对婚姻基础薄弱、存在失联风险或涉及纠纷的人员，则加强走访频次和动态关注。有的乡镇将外籍新娘分为“稳定型”“关注型”“风险型”三类，对风险型人员落实专人联系，及时掌握动态，有效降低了“逃婚”和涉案风险。
依法处置与转化合法身份并行，体现了疏堵结合的原则。对核实确属“三非”的人员，特别是非法入境者，应坚决依法遣送出境，维护法律权威。但对于婚姻关系真实、家庭稳定、仅因手续不全而身份悬置的人员，相关部门应主动提供指导，积极协调上级部门及使领馆，协助其完备材料，依法办理婚姻登记和团聚类居留许可，推动身份“转合法”。
分类管理的核心在于精准施策，避免“一刀切”。通过摸底建档摸清底数、分级管控防范风险、依法处置与转化身份双向发力，既能逐步消化存量问题，又能为真实婚姻家庭提供制度出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四、用力度与温度把“治理难点”变为“融合亮点”
做好外籍新娘的服务与管理工作，不仅关乎每个涉外婚姻家庭的幸福安宁，更直接影响农村的稳定。随着外籍新娘数量持续增加，婚姻登记率低、非法居留、社会融入困难等问题相互交织，治理难度不断加大。严格的法律监管是前提，只有对“骗婚卖婚”、非法居留、组织偷渡等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高压态势，才能扫清风险隐患，维护法律权威和群众财产安全。与此同时，充满温度的社会服务同样不可或缺。外籍新娘远嫁异乡，面对语言不通、文化隔阂、身份悬置等多重困境，若只靠刚性管理，容易加剧其边缘化处境，甚至激化家庭矛盾。一些地方通过设立外籍新娘服务站、开展语言文化培训、协助办理合法婚姻登记和居留许可，使婚姻稳定性和家庭和谐度明显提升。例如，有的乡镇为符合条件的外籍新娘主动协调补办手续，身份合法化后，她们参与社区活动、子女入学等难题迎刃而解，家庭纠纷显著减少。实践表明，管理与服务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通过系统施策、多管齐下，既守住法律底线，又传递治理温度，才能将外籍新娘群体从治理难点转化为促进社会和谐、文化多元的积极力量，真正实现“管得住、服务好、融得进”的目标。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