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向家村协同治理的案例分析
摘要：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就业和增收是扎扎实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协同治理理论与新内生发展理论，以湖南省隆回县向家村为例，探讨在政府直接资源投入有限的约束条件下，以社会资本为初始驱动源“催化”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经历破局启动、塑形发展与升华固化三个阶段的动态过程。研究发现，“企业驱动、政府赋能、农民主体”这一协同路径关键在于政府提供制度资本，企业提供市场与金融资本，农民提供社会与文化资本。为财政资源不丰裕地区如何借助社会资本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治理范式。
关键词：社会资本；乡村内生发展；政府赋能；乡村振兴
一、引言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标志着我国“三农”工作进入了新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然而，许多乡村发展过度依赖政府的“输血式”投入，一旦外部资源减弱，可持续发展便面临挑战。而传统的“政府主力”范式在解释与指导财政资源有限地区的乡村振兴实践时，其解释力与普适性也显露出局限。
为应对这一问题，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激发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激活乡村内生可持续发展的力量，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和广大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出台，以立法的形式明确“鼓励、支持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各方面参与乡村振兴促进相关活动”，并“鼓励社会资本到乡村发展与农民利益联结型项目”；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注重激发内生动力，引导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与农户等紧密联合与合作。可见，如何利用好各类资源、激发多元主体对乡村内生发展的驱动力，已成为全面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传统理论通常将国家与社会视为此消彼长的二元对立关系，或强调“强国家-弱社会”的行政主导模式，或主张“弱国家-强社会”的纯粹社群自治路径。但乡村振兴战略突破了这一非此即彼的框架，强调以党政引领促进乡村发展。实践层面，各地基层政府在党中央指引下，正积极探索党建引领的基础上多元主体协同驱动的乡村发展新模式；理论层面，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也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在此基础上，学界进一步指出，乡村能人、第一书记等关键人物对振兴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认为发挥多方合力以激活农民主体性才能实现振兴。此外，还有学者关注到，促进乡村的多功能转型应重塑乡村发展主体格局，而社会资本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之一，应发挥应有作用，如民营企业以帮扶的形式参与乡村振兴，国有企业作为实施主体参与乡村振兴实践。
既有研究对政府、农民等主体角色已有充分讨论，但自上而下为主导的乡村治理模式容易导致公共职能的越位问题，政府部门的不恰当介入也极易造成自治机制的功能失调。尤其在政府无法或不宜进行大规模直接投入的前提下，乡村内生发展的动力源和启动与持续运行的治理逻辑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在众多实践中，地方政府曾以政府主导、资本介入的方式推动城镇化进程，也以项目下乡延伸“经营城市”的模式吸引资本下乡。在批判与反思之后，出现了“强农户”与“弱资本”的市场关系使资本实现对农户的增权赋能，也出现了农民入股、工商资本带动等多种方式的联农带农的发展模式。但对于社会资本，特别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市场主体，能否以及如何成为乡村转型的“初始催化剂”，仍缺乏系统性的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多数研究将企业视为在政府搭建好的平台上引入的“配角”，而非启动整个发展进程的“主角”。为此，本文尝试从协同治理理论和新内生发展理论在乡村建设上的应用，从微观层面对湖南省隆回县向家村进行剖析，分析在以社会资本为初始驱动力的乡村发展模式中，企业、政府与农民三大主体经历的互动历程、政府的“赋能”角色在此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和这一社会资本驱动模式的内在运行机理。通过对向家村这一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本文旨在揭示一条不同于传统叙事的乡村振兴路径，以期为理解乡村内生发展的动力机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并为同类地区的实践提供启示。
二、协同治理与新内生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在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语境下，任何多元主体的协同互动都应该以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为前提。本文采用两种理论结合的方法，协同治理理论揭示了多元主体如何通过制度化互动实现共治，为新内生发展所强调的“内外结合”提供了操作化的结构框架；而新内生发展理论则从动力源泉与发展路径上，为协同治理指明了从外部催化到内生可持续的根本方向。基于向家村实践中社会资本以“催化”方式驱动乡村内生发展的过程，本文构建了“破局、塑形、升华”三阶段分析框架，以此系统阐释其发展路径。
（一）协同治理理论与新内生发展理论适用性分析
乡村振兴的复杂性与系统性，决定了单一理论视角往往难以全面诠释其动力机制与实践路径，并且协同治理理论和新内生发展理论在中国的乡村研究当中已被多次应用。二者结合有助于理解社会资本如何被有效动员、各类主体如何被有序整合，并最终驱动乡村实现内生性发展的有力分析工具。
1.协同治理理论的理论基础
协同治理理论与“多元共治”“复合治理”“多中心治理”等概念密切相关，源于对科层制和市场机制双重失灵的反思，强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通过制度化的互动机制实现公共价值的共创。作为协同学与治理理论的交叉理论，协同治理理论具有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各子系统的协同性、自组织组织间的协同和共同规则的制定的特点。该理论的核心是主体多元性、过程互动性与目标公共性，动力机制有表现为社会力量维护其合法权利和参与政治过程的共同行动能力的外生型动力，和表现为政府对社会治理的效能与秩序压力内生型动力。在乡村治理场域中，单纯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控或村民“自下而上”的自治均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治理挑战，构建多元主体间的协同网络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
2.新内生发展理论的理论基础
“新内生发展”理论由Christopher Ray提出，旨在描述乡村发展的本土活力与外部干预的交互特点。“内生”指的是沿着自下而上的轨迹推动发展，也即是说发展资源和机制的探索重点是地方地域层面，“新”虽然不挑战自下而上发展动力的完整性，但指出了各种非地方性表现形式所发挥的作用，认为政治行政体系以及其他地区的参与者都被视为乡村发展非地方环境的一部分，并有可能被地方政府招募来支持其复兴战略。新内生发展理论批判了纯粹依赖外部输入的“外源式发展”与完全封闭的“内源式发展”的局限性，主张发展应以本地资源、知识和主体为基础，合理有效利用外部经济、技术、智力资源以提升内生发展能力。该理论不排斥外部要素，但强调外部干预必须与内部条件实现“创造性结合”，通过激活本地主体的能动性，将外部资源转化为本地发展能力。
3.两种理论交叉的适用性分析
协同治理是实现新内生发展的必由路径，新内生发展则是协同治理成功的价值追求。二者形成相互支撑的辩证关系，在解释向家村案例上展现出较强的互补性与交叉解释力。一方面，协同治理理论为解析“谁来治理”与“如何互动”提供了结构与过程视角，其关于信任构建、沟通协商与利益整合的论述，能够精准剖析政府、企业与农民三大主体在向家村振兴过程中的复杂互动关系。另一方面，新内生发展理论则为理解“动力何来”与“如何持续”提供了动力与路径视角，其关于内外资源耦合与内生能力培育的阐释，能够深刻揭示外部社会资本如何催化并最终转化为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内生能力。即协同治理理论解释了多元主体如何通过“议事会”“屋场会”等平台形成治理合力；新内生发展理论则阐释了企业资本投入如何通过“股权联结”“技能培训”等途径赋能本地村民，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根本转变。进一步看，二者的双向支撑关系构成闭环，协同治理通过主体间的增效作用，即多个主体协同效果超过各自单独作用的总和，为新内生发展提供动力与保障；新内生发展则为协同治理提供明确的激励方向，而主体力量的激活，既能增强其参与协同的能力，又能进一步激发持续协同的动力与信心。
（二）“破局-塑形-升华”三阶段分析框架
借鉴协同治理的互动过程观点与新内生发展的动力演进观点，本文构建了一个动态的“破局-塑形-升华”三阶段分析框架（图1），用以系统解析向家村模式的生成与演化逻辑。
1.破局阶段：外部催化与协同开始
此阶段对应于新内生发展的外部冲击期。社会资本作为战略性外部资源嵌入封闭的乡村系统，通过初始的“沉没成本”投入打破发展僵局，但面临严峻的信任困境。政府角色表现为“谨慎赋能”，提供基础制度支持但避免过度干预。协同网络呈“Y形结构”，企业是单一中心，协同形式为浅层的交换式协同。
2.塑形阶段：网络深化与内生动力激活
此阶段是协同治理机制成型与新内生动力孕育的关键期。企业通过持续的关系性投资构建实质性信任；政府赋能系统化，形成制度、政策与协调的三维支持体系；农民在“效能感知”下实现主体性觉醒。协同网络从Y形结构演进为“政府-企业-农民”三角互动结构，利益联结、决策参与等核心协同机制逐步完善，标志着发展动力从外部驱动向内生激活的转换。
3.升华阶段：价值共同体与制度化协同
此阶段标志着新内生发展能力的成熟与协同治理系统的固化。企业角色升华为“新乡贤”与制度共创者；政府功能转向战略引领与模式推广；农民成为创新的主体。三方形成休戚与共的“价值共同体”，协同网络演变为高度制度化的“网状结构”。村庄具备了持续的学习、适应与创新能力，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内生性可持续发展。
三、研究方法：以向家村为案例的质性单案例深描法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中的单案例深描法。此方法适用于探究“如何”以及“为何”类问题，能够对复杂社会现象背后的动态过程进行深入的理解。
（一）案例选择
本文选择湖南省隆回县向家村作为案例分析对象。向家村曾因地少土薄、交通闭塞，村民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集体经济收入为零，是典型的“空心村”“贫困村”。其蝶变并非始于政府的宏大项目与巨额资金注入，而是发端于本土企业家在“万企帮万村”的号召下，基于乡土情怀与社会责任的决策。他的返乡及其企业的持续投入，扮演了打破发展僵局的“催化剂”角色。随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从“清障护航”转向“积极赋能”，农民则从“冷眼旁观”演变为“积极主角”，最终形成了强大的发展合力。经过11年的发展，向家村实现了从“穷乡僻壤”到“青山绿水”，从“单打独斗”到“村企携手”，从“闭塞山庄”到“国际赛场”的发展跨越。
选择向家村作为案例研究对象的原因有二。其一，该案例具有典型性。首先，与传统的“政府搭台”和“政府唱主角”不同，向家村的初始动力来源于社会资本的驱动；其次，向家村作为贫困发生率高达22%的特困村，其“先天不足”的条件代表了我国广大欠发达乡村的普遍困境；最后，该模式在形成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了“政府搭台、企业输血、农民造血”的良性运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拓展现有乡村振兴相关理论的内涵。其二，该案例具有较好的可获得性。笔者所在课题组对向家村长期追踪，多次调研，并于该村工作人员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更重要的是，相关人员愿意接受调研和提供总结材料，可获得较为丰富的一手、二手资料开展相关分析和研究。
（二）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文的数据和案例来源于实地调研，根据多元主体协同和新内生发展理论转译过程中的主体、事件、人物等设计提纲。数据收集方式包括：半结构式访谈：包括隆回县及岩口镇干部、向家村村支两委成员、华兴公司高管、驻村工作队成员、本村在企员工以及普通村民；参与式观察：研究人员通过参加村民议事会、屋场会，实地考察村容村貌、产业项目，沉浸式体验乡村治理与生活场景；文档与档案分析：系统收集并分析了隆回县与向家村的政府工作报告、政策文件、内部统计数据、荣誉申报材料、媒体报道等二手资料。
为保障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本文采用三角互证法，对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进行交叉验证。
四、社会资本驱动乡村内生发展的三阶段演进
向家村的振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多元主体在外部社会资本催化下，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协同，最终激发强劲内生动力的复杂过程。本文以“破局-塑形-升华”三阶段为主线，运用多元主体协同理论剖析主体间的互动结构与策略演变，并借助新内生发展理论，阐释外部资本如何与内部要素创造性耦合，最终导向一个具有韧性与创新性的乡村发展共同体。
（一）破局阶段：社会资本嵌入与协同关系开启
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向家村陷入了典型的“贫困恶性循环”：资源的极度匮乏导致内生动力不足，而内生动力的不足又进一步固化了资源的匮乏。打破这一僵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外部冲击。新内生发展理论批判了纯粹依赖内部资源的“封闭式”发展，也警示了完全由外部主导的“依附型”发展之风险，强调上下联动、内外共生。向家村的实践，提供了一条以战略性外部资源激活内部潜能的中间道路。根据协同治理理论，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天然存在差异，尤其在发展初期分歧最为显著。因此，在破局阶段所实现的协同多为浅层的交换式协同，资源主要由政府和企业向乡村单向流动，信任基础也以制度性信任为主，呈现出典型的“Y形结构”（图2）。
1.企业驱动：作为“社会性创业者”的战略性嵌入
向家村的振兴并非始于企业的自发行动，而是发端于政府对振兴机遇的精准识别与主动动员，华兴公司董事长向长江的返乡行为，也是在党组织情感联络与“脱贫攻坚”和“万企帮万村”政策对接的持续努力下促成的，是行动者之间开展协同行动的初始条件和动力机制，也是一种在政党引导下发生的“社会性创业”。创业动机融合了寻求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的经济理性、承担责任与造福乡梓的社会理性和乡土情怀的情感理性。这种多重动机决定了其投入行为具有“沉没成本”的特性，即初期集中于村内修路、通水、改电等无法立即产生经济回报的公共品领域。这一策略向村民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可信承诺”，投资者的利益与村庄的整体福利被深度绑定。正如向长江所言：“我们最先投的不是能马上赚钱的项目，而是老百姓最急需、最能看得见变化的路和水。这笔钱花出去，就没想过短期收回，就是要让大家看到我们扎根下来的决心。”（访谈编码：C-XCJ）这种基于行动的信号传递，是企业作为“初始催化剂”发挥作用的起点。
2.政府响应：基于“元治理”智慧的谨慎赋能
向家村的贫困一直是当地政府的“心头之患”，但彼时隆回县是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最多的县，贫困发生率高达19.4%，对这样一个戴了30多年贫困帽的县城，如何引入外部资金，发挥“万企帮万村”的号召效应是隆回县政府考量的重点。在此阶段，隆回县政府的行为体现了高超的“元治理”智慧。面对企业这一强势外部主体的进入，政府并未因其带来的巨大资源而放弃自身的主导责任，也并未因潜在的治理风险而放弃接纳。相反，政府采取了“有限介入、观察引导”的策略，为企业的进入提供了最初的“合法性通道”，例如协调最棘手的土地流转问题和改造农村公路与集中供水。一位干部解释道：“对于向总这样有实力、有情怀的企业家返乡，我们原则上全力支持。但具体怎么干，能干多好，需要实践检验。县里当时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政策许可和清障护航上，对村里大规模的资金配套确实没有，我们最多能修好村外到县城的主路。”（访谈编码：A-HHF）这种“清障护航”并非被动观望，而是为实现长远目标所采取的战略性克制与主动构建，为后续的精准赋能保留了政策空间与灵活性，避免了因政府过早、过度投入而可能导致的资源错配或主体性替代。
3.农民状态：社会资本薄弱的原子化状态
新内生发展理论高度重视社会资本，即社区内部的信任、规范与网络对于集体行动的重要性。然而，长期的贫困与原子化状态，使得向家村的社会资本存量极度低下。村民对企业的宏大承诺普遍持怀疑态度，“企业来做秀的吧？”“投这么多钱，图什么？”的疑问在村庄弥漫（访谈编码：B-XXC），这种不信任也构成了发展的首要障碍。此时，农民的主体性处于一种被“冻结”的状态，其行为模式以“旁观”为主，即便有参与，也多是被动的、以获取即时劳务报酬为目的的浅层参与，“我当时是个小工，搬砖修路，每天就冲着300元去的，也没觉得是在修自己家的路，反正有政府在，他们也不会不给工资”（访谈编码：D-XJZ）。从多元协同的视角看，此阶段的协同网络呈现出一种以资源单向输入的的“Y形结构”。企业和政府是资源供给者，农民则处于相对边缘的响应位置。协同的初级形式表现为浅层交换式协同，即企业提供资本与就业机会，村民提供劳动力，其纽带是脆弱的市场契约与初步的利益吸引。
（二）塑形阶段：协同递进与内生动力激活
当企业的“可信承诺”通过持续投入转化为村民“可见可感”的实效后，发展的化学反应正式开始。此阶段是“催化型”治理模式成型的关键，外部驱动与内部响应之间形成了强大的正向反馈循环，资源流向也从单向输入变为了双向循环流动，此时关系性信任深化，深度合作式协同和利益联结、决策参与机制成型，协同网络从简单的Y形结构，演进为政府、企业、农民三方深度互动的“三角形”（图3）。
1.信任构建：社会资本从“制度型”到“关系型”的转型重构
信任是协同的基石。在破局阶段，信任更多依赖于政府提供的合法性制度背书和企业签订的正式契约合同。进入塑形阶段，信任实现了质的飞跃。企业从投资基础设施转向投资产业和社区，如打造农业示范园、开发旅游项目，并始终坚持“优先雇佣本村村民”的原则。这一过程，超越了纯粹的市场交易，成为一种深刻的关系性投资，“人心都是肉长的，慢慢的村民就把我们当自己人了”（访谈编码：C-ZYF）。村民也在获得稳定工资收入、目睹家园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对企业建立了基于“实效感知”的实质性信任。一位在景区工作的村民感慨道：“以前总觉得他们是外人，企业来这搞开发，官员来这刷履历。后来发现，路是我们自己走的，环境是我们自己享受的，钱也是我们自己在赚。慢慢地，就觉得他们是真心实意带着我们往前奔的自己人了。”（访谈编码：C-XSJ）这种基于共同经历和利益共享的关系型信任，是一种更为牢固的强社会资本，它极大地降低了协同过程中的监督与谈判成本。
2.政府赋能：从“护航者”到“平台搭建者”的角色再造
当村民参与度提升、产业初见雏形，向家村发展的内生性迹象日益明显时，政府的“元治理”角色变得更为积极主动和精准，赋能行为也实现了三重升级。其一，制度性赋能。政府将向家村树立为“脱贫攻坚示范村”“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这不仅是荣誉，更是一种强大的政治符号资源注入，这种官方认证极大地提升了向家村发展模式的合法性与外部吸引力，为后续吸引游客、对接高端资源铺平了道路；其二，政策性赋能。政府从被动审批转为主动服务，协助向家村精准对接上级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专项政策与资金，此外，这些资源多为导向性、奖励性的，而非初始的启动资金，这体现了“赋能”而非“主办”的核心特征，即“奖励成功”而非“包办过程”；其三，协调性赋能。在产业方向选择、大规模土地流转等可能引发深层矛盾的节点，政府及时介入，扮演“最终仲裁者”与“高级协调员”，有效防止了协同网络的内耗与崩溃。“我们主要是发挥党建的引领和统合作用，尽量减少程序、调配资源、给予背书，老百姓不信任企业，但是对政府还算信任的。”（访谈编码：A-ZJC；A-WYJ）从新内生发展视角看，政府的这些赋能行为，本质上是为内外资源的深度融合构建一套高效的“制度基础设施”，通过规则供给、风险缓冲、资源链接和权威背书，极大地降低了社会资本与社区力量进行深度协同的交易成本。
3.主体性觉醒：内生动力从“潜隐”到“迸发”的动能转换
主体对乡村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新内生发展的关键，农民从“为我干”到“我要干”的转变，正是新内生发展动力被激活的最显著标志。这一过程深刻印证了“效能感知”是激发主体性的关键催化剂。当村民切实意识到自身利益与村庄发展是命运共同体时，他们基于家园认同和利益关切的内在激励即被彻底点燃。多元协同的形态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农民从协同网络中的“跟随者”转变为“共同生产者”，“向家村不是向长江的向家村，也不是政府干部的向家村，是我们大家的向家村，免费干活也不吃亏啊！”（访谈编码：D-XCS；C-WDY）。利益联结机制从简单的劳务雇佣，迅猛扩展至土地入股、项目承包、合作经营等更为紧密的股份化、合伙制形式。例如，村民通过土地经营权入股景区，成为股东；有能力者承包彩虹滑道、农家乐等经营项目，成为创业者。这意味着协同关系从简单的交换，迈入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沟通协调机制也进化为“村两委、企业、村民”的扁平化、高效率网络，屋场会、村民议事会等制度化平台确保了信息的对称与决策的民主。
（三）升华阶段：价值共同体与内生发展的形成
新内生发展理论的核心要求，是将地方知识、地方资源及当地民众参与置于发展进程的关键位置。在发展升华阶段，向家村的实践精准契合这一理论，实现了从“项目驱动”到“制度驱动”与“文化驱动”的根本性升华。在此基础上，不仅推动资源多向循环流动、催生出自组织创新，还逐步形成了制度化的价值认同与协同共生机制。最终，一个具备自我演进与自我创新能力的乡村发展共同体得以固化成型，构建起多节点网络化联结的“网状结构”（图4）。
1.企业的角色升华：从“投资者”到“新乡贤”的“制度共创者”
华兴公司的角色实现了双重升华。在社会层面，通过设立“长江奖学金”“爱心公益基金”等长效公益机制，其影响力深度渗透到乡村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再生产之中，公司及其领导人获得了超越经济实力的道德权威与“新乡贤”的社会身份。在经济层面，企业与村集体形成的“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股份制合作模式，本身已成为村庄内部一项稳定且高效的制度化安排。企业不再是游离于村庄制度之外的力量，而是内部核心制度的共同创造者。其驱动方式从最初的资本直接投入，转变为通过稳定的制度安排来持续产生效益。
2.政府的角色升华：从“管理者”到“服务者”的“模式推广者”
县政府的角色进一步升维，工作重心也从管理具体项目，转向为向家村的持续发展提供更高层级的筹划，如协调引入“侨心杯”全国少年足球邀请赛等大型文体活动，推动跨区域的精品文旅线路合作，构建支撑向家村持续发展的高端平台与外部环境，“水、电都是优先供给的，要让更多的外地人愿意来向家，原意来隆回”（访谈编码：A-LQB）。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开始系统性地总结、提炼“向家村经验”，并将其发展经验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宣传与推广，“我们在这里做了很多的探索与总结，我们也相信有些经验能够复制粘贴、产生效益”（访谈编码：B-PYW）。这表明政府的“元治理”角色进入了学习与创新的最高层次，即从服务一个具体村庄，转向孵化和扩散一种成功的治理模式，其公共价值被放大到极致。
3.农民的角色升华：从“参与者”到“主人翁”的“创新主体”
村民通过广泛的决策参与和蓬勃的自主创业，实现了主体性的完整确立与升华。他们不仅是现有制度的遵守者和受益者，更是新业态、新生活的创造者。一批如农业科技示范园的“操盘手”向坤、现任村委委员的向文武等返乡大学生的加入，带来了新知识、新观念，与本地经验结合，催生了电商直播、精品民宿、体验农业等新业态，“我是拿着村里的奖学金去读的大学，毕业就回来了，我相信在村里也会有很好的发展，也希望我能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给村里”（访谈编码：D-XYW）。这标志着向家村的内生发展能力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土地与劳动力，而是进阶为包含创新、学习与适应的高阶能力。村庄的社会资本也完成了从“内聚性”到“桥梁性”的飞跃，能够主动链接并整合外部更广阔的网络与资源。
地方行动者、国家力量和社会中间力量是实现新内生发展的主体。在升华阶段，政府、企业和农民三大主体构成了一个稳固的、功能互补的“黄金三角”，又与村集体、社会组织等形成“网状结构”。政府主要提供规则、秩序和合法性等制度资本，企业主要提供商业模式、经营管理和再投资能力等市场与金融资本，农民则提供在地知识、社区网络和主体活力等社会与文化资本。三者通过深度、制度化的协同，共同生产出村庄发展所需的综合性资本。这个网络具备了高度的韧性、学习能力和适应性，其发展动力是内生的、可持续的。向家村的成功故事，由此超越了简单的“能人带动”或“企业帮扶”叙事，生动地诠释了新内生发展理论的精髓，即发展可以由外部因素战略性催化，但其可持续性的根本，在于内部主体能力、制度结构和社会资本的深刻转型与共同演进，最终形成一个休戚与共的“价值共同体”。
五、社会资本驱动乡村内生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本文以湖南省隆回县向家村为例，从破局、塑形、升华三个阶段，阐释社会资本作为乡村内生发展“初始催化剂”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政府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企业通过非经济理性投入打破发展僵局，政府通过制度赋能构建协同平台，农民通过参与实践实现主体性觉醒，三者形成“企业驱动、政府赋能、农民主体”的协同路径。这一过程推动乡村由外部输血向内生造血转型，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共同体，从基本经验与治理启示两方面，揭示了社会资本驱动乡村发展的关键路径与制度逻辑。
（一）社会资本驱动下向家村实践的基本经验
向家村的实践之所以能实现乡村内生发展的突破，在于社会资本、政府与农民三大核心主体在功能演进中形成了高效互动，其基本经验可从三类主体的角色定位与行动逻辑展开分析。
第一，社会资本的角色超越资本逻辑而实现价值共创。社会资本作为乡村发展的“初始驱动力”，其作用不仅体现在资本投入规模上，更在于突破了传统“资本下乡”的单一经济理性。向家村案例中华兴公司累计投入超2.6亿元，更创造了“投资不占股、帮扶不求回报”的独特范式，这种投入融合了寻求项目长期可持续性的经济理性、承担责任与造福乡梓的社会理性以及乡土情怀的情感理性。通过优先投资修路、通水等无法立即产生经济回报的公共品领域，社会资本向村民传递“可信承诺”，从外部投资者转变为内部制度共创者，实现了从“资本下乡”到“价值共创”的质变。2016-2024年间，向家村获得包括“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在内的4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充分证明这一模式的社会认可度，也印证了社会资本通过非经济理性的“沉没成本投入”建立信任、激活乡村发展进程的有效性。
第二，政府通过制度赋能实现引领而不主导的治理智慧。在乡村内生发展进程中，政府并未陷入“管理者”的传统角色，而是以“赋能型治理”实现角色转型，成为“平台搭建者”与“制度供给者”。基层党组织作为领导核心与统筹枢纽，引导并强化政府的赋能行为，在党组织的规划与推动下，政府通过创设“村公司模式”实现产权与治理机制的创新，通过精准的政策适配确保上级资源与本地需求的高效对接，还通过授予“脱贫攻坚示范村”“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等政治符号资源为村庄发展背书赋能。尤其在文旅融合领域，党组织直接协调引入“侨心杯”全国少年足球邀请赛等高端赛事，既体现行政能力，更彰显政党统合社会资源的能力，这种“引领而不主导”的赋能策略，保障了多元主体协同的合法性与效率，也避免了政府越位或缺位导致的治理失灵。
第三，农民主体性的激活是内生发展的根本保障。农民从“旁观者”转变为“主人翁”的过程，是乡村内生动力形成的核心，这一转变通过能力赋能、参与赋能与受益赋能的三维路径实现。在能力赋能层面，向家村培育160余名种养专业户和35个旅游服务专业户，提升农民参与产业发展的能力；在参与赋能层面，通过“四议两公开”“屋场会”等机制实现决策参与常态化，让农民切实参与乡村治理；在受益赋能层面，建立股权、劳务、产销的复合型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从成效来看，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14年不足2000元跃升至2024年的2.8万元，充分说明这一激活路径的有效性，也体现了农民通过效能感知、利益联结、制度参与三重机制激活内生动力，实现从“被动受益”到“主动创生”的转变。
（二）社会资本驱动下向家村实践的主要启示
向家村的实践虽具有自身特色，但其中蕴含的“多元协同、内生驱动”治理智慧，为破解资本下乡的治理困境与薄弱村庄的内生动力来源两大难题提供了思路，对探索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具有普适性启示，这些启示可从政府、社会资本、农民三个核心层面进一步延伸。
第一，政府层面需以党建为统领定位“引领性赋能”角色，聚焦制度环境营造而非资源包办。基层政府的核心作用并非直接投入大量资源，而是通过制度供给为多元主体协同创造条件，这一角色转变既符合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也回应了财政薄弱地区的发展需求。隆回县政府的实践表明，在党组织的统筹下，通过搭建政策通道、授予政治符号资源、提供协调平台，能够以有限行政资源撬动巨大的社会与市场资源。地方政府将工作重心从项目审批转向制度创新，从事前管控转向事后监管，进一步为多元主体协同营造宽松制度环境，这一做法突破了“强国家-弱社会”的传统二元对立，为“国家-市场-社会”三元协同的新型治理结构提供了基层实践样本。
第二，社会资本层面需超越资本逻辑动员资源，以情感与利益双纽带构建长期合作机制。社会资本作为乡村发展的“初始催化剂”，其有效嵌入不能仅依赖经济利益驱动，还需注重价值认同与情感联结。华兴公司的成功嵌入表明，具有乡土情怀与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是激活乡村的重要力量，社会资本的动员应融合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与情感理性，通过情感纽带增强与乡村的黏性，通过利益纽带保障合作的可持续性。通过制度设计规范企业行为，确保与村集体、农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期合作机制，能够避免“资本下乡”中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让社会资本真正成为乡村内生发展的助力而非阻力。
第三，农民主体层面需以能力培育、制度参与、利益共享三管齐下，筑牢内生发展根基。农民的主体性是乡村内生发展的根本，只有让农民从发展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再到“创造者”，乡村发展才能具备可持续动力。向家村的经验显示，分层培训与创业扶持的能力建设体系，能提升农民参与发展的能力；屋场会与议事会的决策参与制度，能增强农民的归属感与责任感；保底收益与按股分红的利益分配模式，能让农民切实获得获得感。这三方面举措相互配合，既解决农民“想参与却无能力”的问题，也解决“有参与却无保障”的问题，最终让农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为乡村内生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来源：《乡村治理评论》202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