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第11期的《求是》撰文《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强调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两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指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在于文化，在新时代的社会转型关键期，如何道之以德、戒之以法、齐之以礼，用乡村文化凝聚乡愁，重拾人们心中那一片净土，发掘新乡贤文化不亚于一次破题。
这不仅包括物理空间，而且囊括文化空间重构。它意味着，我们要尽可能将乡村的中坚力量识别出来，鼓励真正的“新乡贤”回馈农村、反哺乡村。亟待重构新乡贤文化，让乡土“风筝不断线”，建构“有灵魂”的乡村，为乡村社会筑起坚强的精神堡垒，以破解乡土社会多重困境。
当前乡村的利益结构日益复杂，原有治理体系表现乏力，由此，新乡贤文化成为了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结构中的一个新变量。新乡贤文化已被认定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内驱动力和人才支撑，给人描绘了一幅美丽乡村画卷，目前学界虽对其界定尚不清晰，但可以肯定的是，新乡贤蕴含着新时代乡村的内生力量和优秀文化，是我国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表征之一。因为新乡贤文化通过对传统与现代的对接与缝合，摈弃了传统乡贤文化的等级、尊卑等糟粕因子，具有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乡村基层协同治理等良性功能。
从文化学的视角分析，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精神坐标，是浸染乡土、温暖乡情、维系乡缘的纽带，是濡养乡土文化的延绵血脉，是激活、凝聚、再造乡土基因的胚胎。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乡土、乡情、乡音、乡愁虽已赋予了新的意蕴，但新乡贤文化同样是由乡土、乡情、乡音、乡愁这“四位一体”共同作用、同共相融，历练铸造形成的。“新乡贤文化”之所以“新”，不仅在于新乡贤所处的时代以及所具有的时代品格，更在于其来源和出身已呈多元化。
乡土是新乡贤文化生生不息的浓郁血脉。一乡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士，一方人士孕育一方文化。不要让故乡成为仅供遥望和回忆的、模式化的符号。我们需要发现被遮蔽的乡土，返回乡土与发现故乡，改变被城市化、工业化，被所谓发展主义现代化所导向歧途的困境。返乡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问题，同时也是文化和观念问题，不仅仅是一种实践，同时也是重要的理论命题。
乡情是新乡贤文化无法割舍的永恒主题。故乡之美既包括景、物，又包括情，包括我们的记忆，包括在那片土地上坚守的人们，还有跟现代化城市生活所不同的、乡土的、传统的、更讲究人情味与传承的生活方式。故乡情怀永难割舍，这就需要乡贤文化借助多维律动的乡情，来丰富和完善，来历练和固守。让乡情成为乡贤文化的不竭动力，让乡贤始终围绕乡情来挖掘素材、孵化创新、提升品味，演奏好乡情与乡贤同频共振的最美合声。
乡音是新乡贤文化共存共享的传承载体。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享用者，而文字和乡音是传承文化的基本载体。乡音载体最具本土意蕴，这就需要在具传承乡贤文化时，充分借助具有浓郁本土特质的乡音介质。不应让其成为固步自封于深巷的小家碧玉，而是必须广泛传承，及时、精准将优秀的乡贤文化传递，让人类共享。
乡愁是新乡贤文化历久弥新的精神梁柱。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人类灿烂的文化历史千和和魅人的文明史诗中，无数从乡村走出的精英志仕，无不被难以割舍的乡愁情丝所牵引，又无不由于受执拗不改的乡愁驱使，或衣锦还乡或叶落归根拥抱故土家园。从过去边缘化的布尔乔亚式的“一缕乡愁”，日益演化成一种主导社会变迁的“逆城市化”群体行动，新乡贤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浓浓乡愁，为乡贤文化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情感源脉，也为族人树立起一座座向上的丰碑，为乡贤为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教化元素和平衡人伦的精神阀门。
二
当农村精英大量涌向城市，农业内卷化、农村空心化、农民原子化问题日益严重，我们尤其需要向内审视。十九大以来，随着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新乡贤的涌现成为必然。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而这必须有文化的积淀，新乡贤文化作为一种柔性的治理手段，不仅起到“孕育者”角色，还能发挥“守
护者”作用，是乡村振兴的力量“凝聚枢”和发展“风向标”，更是永不过时的文化资本。
新时代乡村只有通过文化振兴，向法治有序、德治有效、自治方向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有序的乡村治理，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就需要保护与传承乡贤文化资源，多策并举培育新乡贤，以文化人，通过培育乡贤文化，凝聚村民力量，联结乡村情怀，为乡村文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以乡贤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乡贤参与乡村发展建设的作用，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对接与缝合。
透过新乡贤文化，我们才能从乡村、从历史去发掘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的道德、伦理之源泉，使我们有信心从基层和历史的根底上，系统地去激活乡土社会支撑体系的积极因子。新乡贤文化通过新乡贤自身行为引领乡村社会规范，将乡规民约与慈孝文化等传统文化的价值充分发挥。在未来的乡村治理进程中，自治事项会逐步减少，适用法治的东西会逐步增多，会更加重视德治，以降低自治和法治成本，降低农村社会运行成本。
面对传统时，只有对其进行深入的根源性探索，传统才能在当下及至未来有继续生根与繁茂的可能性。新乡贤以各种“内嵌”或“回嵌”资本方式，行“道”依“德”“化”下去，走出一条永续发展之路，不仅缓解工业化背景下的“三农”问题，更是以中国道路的文化自信，承担起关乎中华文明和平崛起的时代新使命。
作为一种弘文励教、建构和谐的教化策略，新乡贤文化是最富人文张力、最聚乡亲乡情的文明衣钵、文化符号。它让人走得再远也不至于“失魂落魄”，作为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它不只是探寻文化血脉、张扬文化传统的精神原动力，更是构建乡愁文化重要组成与重要载体，最终形成资源共享、伦理共建、乡村共治的新乡土中国。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代南岭走廊新乡贤文化构建及应用研究”（19YJA710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曾鹰，湘南学院教授，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湘南学院基地副秘书长，从事乡村文化、乡村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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