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乡贤文化是城乡融合背景下对乡贤文化的现代化解读，是一种乡村治理和乡风文明建设的新型实践文本。从乡绅、乡贤到新乡贤的转变象征着农村赋权模式的变化与扩增。
新乡贤文化根植于乡土，蕴含着崇德向善的传统文化因素和中华几千年的人文智慧，在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吸收创新精神和时代因子，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乡村社会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认识到新乡贤文化的重要性，研究如何传承和创新新乡贤文化是当下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问题。
1、从乡绅、乡贤到新乡贤：乡村赋权的变化与扩增
乡贤文化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历史悠久，自清末以来走向式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文化建设必不可少。新乡贤文化脱胎于传统乡贤文化，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传统乡贤的内涵及衰落
“乡”字从甲骨文到小篆的形态变化并不多，从象形层面看，是两个人面对面围绕着一个容器吃东西。因而“乡”字以二人同时象征着关系密切、相互依存的社会交往关系。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聚居规模逐渐扩大，日常生活范围也不断延伸。至《论语》中提及：“乡愿者，德之贼也”、“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善者恶之。’”“乡”就具备了空间涵义。
及至汉朝之前，“乡”已经引申出行政区域划分的涵义，在《说文解字》中“乡”是“国离邑，民所封”，是建立在“封”基础之上的具有聚居中心意义的区域划分。
在文本记载中，乡村中的民者，大多是形象憨厚、受封建压迫的农夫，也有关于民者愚钝，“鄙俗之意”的解读。但对于其中贤者形象的描写与刻画并不多见，即便有，也只将乡村作为背景解读，一句带过而已。
乡村整体生产力水平不足，国民教育资源匮乏，导致大部分乡民缺乏文化教育的基础。没有文化的乡民自然容易被看做是愚昧的，而作为民间干部储备军的“乡贤”群体，可以经过各种举荐、科举的形式向上层社会和阶层流动与转化。
无论在人生价值追求还是个人知识水平方面，这部分有上升意向的“乡贤”群体理所当然要肩负起乡村治理、教化民众等重要角色。
所谓“乡贤”就是“乡村”中的“贤能之人”。指乡村中知书达理、德高望重、为人正直、处事公道、有威信的贤德之人。
“贤”的引入显示了乡村对于儒家文化的注重和培养，孔子在《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仪》中将人格划分为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五种类型。
其中贤人是介于“圣人”和“君子”之间的一种理想人格，“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他们在乡村自治过程中拥有极大的发言权，小到每个人的婚丧嫁娶，大到家族间以及乡村间的利益冲突，他们想法决定最终的结果。
同时，作为政府和平民之间的纽带，他们的一言一行最容易引起乡民的认同感，因而承担着向庶民宣传政府政策、代表庶民利益的责任。
与乡贤相比，乡绅群体也是属于肩负乡村治理问题的主要力量。
与努力向上层社会流动、不断增加自我知识储备的乡贤不同，乡绅的权利赋予模式主要依赖于财富和世家。
“乡绅”一词更偏向于形容一个具有责任和担当的世家大族，他需要具有权力，也一定是解决了温饱问题。
从乡绅到乡贤的变化，体现了农村制度变迁和形态变迁过程中的赋权方式变化，从财富赋权、世家赋权到知识赋权、能力赋权，这既说明乡村社会逐渐摆脱中心向封建管制的趋势，也说明了农民层面对知识才能的认同与尊重。
在这个长期教化、服务民众的过程中，乡贤群体以独特的村民自治方式参与到了基层管理之中，并且以自身之力尝试并且已经对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此形成了整体上得到民众积极认可的群体，形成了“乡贤文化”。
不过，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农业集体化消解了乡村原有的治理格局。
乡村普遍建立起基层党政组织，乡村地区的基层自治臻于完善，传统乡贤、乡绅群体的协助治理的社会功能也渐渐消失，乡贤文化的的延续受到极大的限制。
同时，改革开放后，城镇化的发展使得乡村中的精英大批向城市流动，人才的缺乏造成了乡贤文化的衰败和式微。
新乡贤的出现与解读
新乡贤群体，更多产生于现代化解释的背景之下，是一种对传统乡村乡贤群体的现代化解读与扩增。
新乡贤群体产生于城镇化建设和去城市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知识阶层和才能之士从乡村走出去又回归到乡村之中，用自己的经验、学识和才干参与乡村发展和基层治理，如乡村干部、教师、医生、商界领袖以及各界精英人物等。
由此促发了乡贤文化的变型与扩增，衍生而出了新乡贤文化。
现代意义上的乡贤，在很多层面上已经不同于传统乡贤。
首先，新乡贤已经不再是乡村组织的领袖人物，他们在乡村自治中作为群众和政府的纽带，为乡村建设建言献策，起到协商沟通的作用；
其次，新乡贤也不再仅仅是乡中贤德之人，他们是在商业、政治、文化、教育领域中出类拔萃并且有广泛影响之人；
而且，新乡贤也不再是安身立命于本乡之中，他们在城市化浪潮中取得了一番成就，故土情结让他们回到故乡。
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了“新乡贤文化”，要求：“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
在之后的政策引导中也不断凸显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和传承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建设新乡贤文化，培育和扶持乡村文化骨干，提升乡土文化内涵，形成良性乡村文化生态，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
由此可见，新乡贤文化无论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还是在乡村记忆传承、乡愁铭刻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新背景下，新乡贤文化的价值不容小觑。不过，农耕文明的传统伦理纲常无法完全适用于时代环境，乡贤文化必须从特殊国情出发，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完善和发挥新乡贤文化的乡村建设重要作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新乡贤群体也应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
2、从单域贡献到城乡联动：新乡贤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与传统乡贤、乡绅的作用模式不同，新乡贤文化产生于村民城市化正反向流动之中，因此具备了深刻的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蕴意。
“乡贤文化是民族和时代的精神符码，承载着情感认同、价值引领、化民成俗的责任。”
乡贤和乡绅是在乡村层面脱颖而出、承担乡村文化、政治、经济等某个方面特定责任的群体，他们将自身才干或权威付诸于乡村治理和建设之中，但本质上仍然难以摆脱自身的乡村局限性和视野水平。
新乡贤群体则是由城镇回归到乡村，其思想水平和视野广度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在城镇中习得的先进技术反哺故乡，实则加速了乡村的城镇化进程，带动了城乡联动的协同发展。
这种从单域贡献到城乡联动、往复反哺的变化，正体现了新乡贤与众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新乡贤文化深刻的影响着乡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传承和发展新乡贤文化，在乡村社会治理、乡村文化软实力、乡村文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促进乡村管理方式的转型
传承和发展新乡贤文化，有利于建立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模式，促进乡村管理方式的转型。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社会以德治和自治为主，法治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尤其在以乡绅为权威主体的农村中，这一包含封建和儒家双重文化象征的特殊阶层（包括宗族长辈、赋闲官吏等），往往利用自己的社会身份和人脉资源，在乡村社会建立并维持着一个基本的乡村基层治理结构。
在这个结构中，乡贤听从于乡绅的安排，起到关键的智囊作用。
伴随着农村空心化、青壮年逃离乡村的现状，乡村出现了管理主体弱化以及政府业务能力降低的状况，制约了乡村经济状况的改变。
新乡贤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包含着德治的理念，是维护乡村社会安定的重要支撑。
农村制度变化带来了赋权方式的变化，乡绅和乡贤的赋权与权力作用从完全的话语权掌控，变成了以村委会等基层行政与党政组织为首的，配合导入道德规范和村民自治的规范权力。
发挥新乡贤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会进一步实现乡村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的发展规律与治理目标，以更贴近农民实际要求、更符合农村发展现状的治理模式以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组织振兴，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引导乡民树立起法治意识，同时弘扬优秀的传统道德观，形成规范有序的乡村运行方式。
提升乡村社会的文化软实力
传承和发展新乡贤文化，有利于提高乡民的文化素质，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升乡村社会的文化软实力。
虽然我国一直对乡村的文化教育非常关注，但是乡村教师队伍总体素质低、乡民文化意识低的现象仍然在农村广泛存在。
新乡贤文化继承了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人文精神财富，凝聚了乡贤丰富的人文道德和智慧，同时深受现代文化的影响，蕴含着创新的先进因子。
在传承和发展新乡贤文化过程中，乡民会感知和体会到传统文化中的内在力量，借此来教化乡民，提升他们的文化意识。同时，传承和发展新乡贤文化，还有利于发挥新乡贤的模范带头作用，形成良好的乡村文明风尚。
新乡贤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受城市文化影响的杰出人物，与家乡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感。在乡风文明的建设和营造中，新乡贤是最好的老师和模范。
传承和发展新乡贤文化可以使新乡贤成为基层人民信赖和学习的先进模范，借用他们对乡村建设的深刻认识来引导乡民见贤思齐、崇德向善，在基层形成良好的文明风尚。
最后，传承和发展新乡贤文化，有利于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新乡贤文化与乡贤文化一样，不仅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保护者和弘扬者。乡贤文化中蕴含的“仁”、“义”、“礼”、“智”、“孝”等观念，在非常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
传承和发展新乡贤文化，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
辅助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传承和发展新乡贤文化，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态势和乡村振兴背景下，辅助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更好地实现精准扶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乡贤文化是乡贤道德修养、人格信仰和知识水平在长期积淀和实践后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化表达，主要围绕着精神文化价值而建立起来，而新乡贤文化则挣脱了单方向的局限性，从文化内核出发，逐渐延伸到乡村的政治治理、社会风气、经济结构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种全方位、全领域的新型文化氛围。
摒弃了传统乡村文明中的等级、尊卑观念，新乡贤文化根植乡土文化却又超过了农耕文明的限制，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新乡贤给乡村注入了更多新鲜的力量和创新的想法，适应于国家创新创业的大力呼吁与扶持，新乡贤在乡村创业创新发展中发挥着主力作用。
同时，新乡贤文化加速了农村的新旧动能转换，在融入产业发展新鲜活力的同时，尤其解决了贫困地区的人才储备问题，对于“解决贫困区内源性发展能力的缺失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新乡贤文化的发展，可以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带回乡村，新乡贤能够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帮助农民了解国家的最新乡村政策，传授最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巧，帮助农民接受新思想、新技术，带领乡村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3、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新乡贤的开发利用旨归
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在文化社会学领域，资本具有三种形式：具体形态，即以精神和身体本身所表现出的形式；客观形态，以文化商品形态展现；体制形态，以某种授予资格体现出来的文化等级制度。
这就将文化赋予了资本的含义，承认了文化不仅是一种资源，更是一种可以进行转化和流通的资本。事实上，随着生活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文化资本在不同语境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和作用。
人类群体的才能与知识也是文化资本的一种，只是需要放置于某种特定环境之中。
乡贤文化和新乡贤文化都是一种放置于乡村文化领域之中的文化资源。在乡村振兴视阈下，新乡贤文化需要与更多样的语境相结合，并作用于文化外延的多个层面。
因此，它就实现了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的转变。这种转变的过程产生于我们如何传承、发展、开发利用这种文化资源。
保护和挖掘新乡贤文化资源
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充分认识到乡贤文化在提升乡村文化软实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受到城镇化的冲击，乡村出现空心化、产业落后、民风庸俗等诸多问题，乡村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现代农业发展缓慢，代表着乡贤文化的乡村文化遗产也遭到了破坏甚至濒临消失。
乡贤文化是凝聚乡村人心的灵魂，因此必须保护和发掘传统的乡贤文化资源。
首先要发现、抢救和保护好当地有关乡贤的文物，包含文献资料、宗庙、碑文、故居等；
其次，为了保护好乡贤文化的物质载体，应该开设乡贤堂、乡贤纪念馆、乡贤广场等，重建乡贤故居，同时编写乡贤教材，加大对乡贤文化的研究；
最后，通过物质载体的挖掘和保护，定期开展以乡贤文化为主题的活动和讲座，大力宣传乡贤文化，形成尊崇乡贤的良好氛围，让乡贤文明蔚然成风。
扩充和利用新乡贤人才队伍
传承和发展新乡贤文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新乡贤的挖掘和培育，因此，传承和发展新乡贤文化，不仅要颂传“古贤”，还要培育更多成长在乡村、造福于乡村的新乡贤，不断丰富乡村乡贤文化资源。
传承乡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一批具有地方乡村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他们是从农村走出的精英，包括政府官员、回乡的企业家、文人学者以及下乡的青年才俊。
他们大多曾经离土离乡，融入了城市生活，对传统的乡贤文化有着清晰的认识，又深受现代文明的影响，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思维。
寻找、挖掘、汇聚这些新乡贤和社会精英，注意发挥好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用他们的言行举止来感染、带动出新乡贤，孕育出良好的乡风乡俗。
在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解决农民话语权问题一直是重中之重。农民话语权首先体现在组织方面，即乡村治理过程中如何体现农民地位、反映农民舆情。
乡村是中国人情社会最为显著的区域，新乡贤和乡贤之间的联动，能够充分搭建农村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乡贤理事会等机构的设立也以实践证明了这种乡贤人才队伍利用模式的可行性。
把长期退休后定居农村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纳入现代新乡贤的范畴，以参与农村公共服务、开展互帮互助服务为目的，将公益性、服务性和互助性的乡村治理新模式用以弥补基层政府和农村自治的农民主体缺失与知识才能不足问题。
引导和搭建新乡贤服务平台
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积极引导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特别是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培育新乡贤文化最终反哺乡村建设的各个方面。
想要实现乡贤文化反哺乡村，政府首先要出台发展新乡贤文化的相关政策法规，团结和引导更多心系故土的有志之士投身乡村建设，做好对接工作，通过鼓励和表彰新乡贤的方式，吸引各领域的成功人士扎根乡村，反哺乡村；
应该积极创新乡贤回归平台和文化传播平台，推进乡贤文化服务平台的建设，保证资金流动、企业投资、人才变动途径的畅通；
积极营造良好的乡贤文化氛围，通过乡贤座谈会等方式实现新老乡贤、乡贤与乡民、乡贤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互动，拓宽乡贤参政议政的渠道，让乡贤为乡村振兴出谋划策。
同时，新乡贤由城返乡，要想吸引这批人才流动归来，实现他们的价值，就必然要解决这种逆流迁居的各种配套问题。
一方面，政府需要出文完善新乡贤引流机制的配套福利保障机制，解决这批新乡贤的配偶、养老、住房等多种基础问题，让他们能够顺利返乡，没有后顾之忧；
另一方面，可以对将离退休干部实行可选乡村干部留职，以优厚的养老保险待遇和各种激励措施，鼓励他们自主选择返乡贡献。
最后，新乡贤产生于城乡联动之间，他们与乡贤作用的区别也更多地表现于对城镇之间的互动联结。
因此应该搭建更完善的城乡联动平台，以实现资源共享、资金互动、资本创建。提倡以新乡贤为主导的资源共享活动，引资入乡、引物出乡，做好乡村层面的“走出去，引进来”，发挥新乡贤多年城市生活所积攒下的人脉资源和才能资本，以保证这种新型人才资源向资本的转化。
乡村振兴，不仅要振兴产业、振兴生态、振兴社会，更要振兴文化、激活精神。
新乡贤文化集中体现了乡村社会的传统人文精神和历史文化底蕴，并且蕴含时代发展的力量。只有培育新乡贤文化，重视乡村文化，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不绝的精神动力。
新乡贤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产物，但是脱胎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乡贤文化，想要传承和发展新乡贤文化，首先需要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对传统乡贤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古为今用；
其次，吸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精神，做到推陈出新；最后，必须搭建新乡贤回到乡村、服务乡村的路径和平台，实现人才、资金、知识的自由流动。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广振智库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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