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新乡贤文化的建设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是乡村文化建设中固本培元的根本之路, 体现了国家意志和社会共识。目前虽然在理论建构和实践行动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囿于传统认识等方面的原因, 其发展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和问题:“模范式”乡贤多, “参与式”乡贤少;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效果不佳;激励机制缺失。面对这种困境, 需要通过转变观念、打破传统乡贤界定方法、拓宽新的服务渠道、革新激励机制等方式充分发挥新乡贤群体的作用, 进一步增强新乡贤文化建设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1], 要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乡村振兴给予了更加具体的指导[2]。乡村振兴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全方位振兴, 既需要大量的政策和物质资源的支持, 同样需要大量具备各方面知识和能力的人才。然而, 长期以来, 城市由于能够提供更为优越的发展条件和生活条件, 吸引了各行各业绝大多数的优秀人才, 导致农村建设缺乏人才, 成为阻碍乡村振兴的瓶颈。由此, 乡贤的力量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呼唤乡贤文化回归也成为重振乡村建设的发展思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新乡贤作为一支重要力量, 扮演着“桥梁”“智库”“楷模”等角色, 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视角对新乡贤文化进行了研究。一方面, 部分学者对新乡贤的定义、内涵进行探讨, 以期能尽量集聚力量和利用乡贤资源。学者胡鹏辉等指出:“新乡贤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有资材、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 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3]另一方面, 一些学者则致力于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途径和功用进行探索, 以提高乡村振兴的效率和效果。学者黄海指出:“新乡贤文化作为一种‘软约束’‘软治理’, 应该有利于健全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 营造新乡贤参与家乡建设的氛围, 激发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 建设乡村共同体, 并提高其凝聚力和自治能力。”[4]学者杨军指出:“新乡贤参与乡村协同治理时能发挥其突破体制约束、完善资源及配置机制、弥补乡村治理人才短缺等方面优势。”[5]此外, 也有一些学者对已经进行的新乡贤实践活动进行了经验总结。综上, 虽然学者们对新乡贤文化在多个层面作了一些探索, 然而, 新乡贤作为当前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群体, 其文化力量的构成、对传统乡贤文化的传承以及自我演变和发展等新乡贤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会不断面临一些困境和新问题, 学界对此方面的探讨犹显不足。为进一步探讨新乡贤文化建设与当前乡村振兴与乡村建设有效结合的可行路径, 本文针对新乡贤文化的时代背景和意义、发展现状和特征以及新乡贤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与问题, 提出新乡贤文化建设的策略和措施。
一、新乡贤文化建设的时代背景和意义
在农耕社会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许多治理国家的贤臣智士都来自于乡村, 他们告老还乡之后, 凭借德高望重、富有才学、人脉资源丰广等优势, 承担起基层的管理职能, 时称为“乡绅”, 也就是所谓的“乡贤”[6]。在封建社会, 乡贤作为一个特别的群体在引领社会发展、治理封建农村方面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 乡贤的内涵发生变化, 主要是指那些生于农村, 成功于都市, 品德、才学、成就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7]。他们曾在各行各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拥有资源、资金、信息、才智等方面优势, 又极具乡土情怀, 退休后回归故里。现阶段, 所谓“乡贤”, 主要指现当代社会中的贤达人士, 包括那些有文化、有才识、有贤德、在乡村公共事务中有所担当的人。所谓“乡贤文化”, 既包括古代乡贤留下的文物、文献等物质文化, 更指的是热爱乡土、心系乡村发展、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塑造乡村文化的优良传统和精神文化。在2016年全国两会讨论《“十三五”规划纲要 (草案) 》时, 人大代表钱念孙提出:“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 让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 对农村发展有积极意义。”[8]这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人才和资源集聚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由于时代、环境、任务的变化, 不能照搬传统的乡贤文化, 因而一种有别于传统乡贤文化的新乡贤文化的建设成为了紧迫的任务。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大力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 积极引导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 特别是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9], 这为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明确的定位。与传统意义上仅仅利用告老还乡的乡贤自发进行乡村管理的旧乡贤文化不同, 乡村振兴需要的是一种积极进取、具有强烈参与意识和能发挥引领作用的新乡贤文化。新乡贤文化建设既是国家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 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迫切期盼和强烈要求, 体现了社会的共识。因而, 在新形势下探索新乡贤文化, 目的在于针对新乡贤在引进和使用上的困境, 解决农村经济建设的资源和人才问题, 助力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实施, 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和国家复兴的伟大目标。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 (草案) 》解释, 新乡贤文化的核心是文明进步, 是一种凝聚力, 而这不是靠几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成功人士就能促成的。“培育新乡贤文化, 最关键还在人。”[10]长期在都市生活工作, 许多少小离家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早已融入都市, 如何让他们自愿回到乡村参与建设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怎么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考取大学之后, 能够愿意回到乡村发展也是个问题。
二、新乡贤文化发展的现状和特征
《“十三五”规划纲要 (草案) 》“解释材料”指出, 新乡贤文化就是要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 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那么什么是新乡贤文化的时代内涵呢?学者胡鹏辉等指出, 新乡贤之所以“新”, 是因为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产生的环境新, 产生于快速流动的市场经济环境之中;二是权威来源新, 主要依靠其道德水平与政治、经济地位的结合而获得权威;三是治理空间与机制新, 新乡贤治理的背景是目前乡村治理的困境。与传统乡贤文化相比, 新乡贤文化的制度背景、结构组成、价值观、思维方式、社会功能不同[11]。与传统乡贤文化相比, 新乡贤文化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 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 也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2]新乡贤文化在发展状况和本质属性上呈现出如下几方面特征。
第一, 作为一种应新环境、新需求而生的新事物, 新乡贤文化发展呈现良好的势头。作为国家顶层设计, 新乡贤文化一经提出, 就受到了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视,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都在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有些地方政府已快速出台了相关文件, 对新乡贤文化的建设进行具体的导引和规范, 以促进其快速发展。随之, 在学界, 大量的新乡贤文化研究论著不断涌现。部分学者致力于探讨新乡贤文化的渊源、内涵、范围、发展及其与传统乡贤文化的区别;部分学者则致力于探讨新乡贤文化服务于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途径、新乡贤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和机遇等;部分学者则试图总结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得失与成败之处。
第二, 新乡贤文化建设在实践上初见成效。新乡贤文化的实践最初属于乡村民间力量的自发行为, 后面逐步成为了一项有组织、有目标的行动, 经历了从自发到有意识发展的过程。最初, 乡贤的主要成分是由于各种原因回归乡村的城市退休干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这些乡贤或因相对成功的人生经历, 或因某方面的专业特长, 时常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在乡村政务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往往成为当地人敬仰和咨询的对象。随着发展环境的不断改善, 农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回归, 毕业后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近年来, 由于新乡贤在乡村建设中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和取得的业绩, 其作用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 新乡贤文化的建设也由自发走向了自觉。以大学生村官为例, 其发展就经历了由自发到有意识有计划实施的过程。2008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 (试行) 》这一重大战略决策, 主要目的是培养一大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骨干人才、党政干部队伍后备人才、各行各业优秀人才。据统计, 2017年全国共有21个省区市新选聘1.4万名大学生村官。截至2017年底, 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共6.6万人。全国共有3943名大学生村官创业, 其中, 独立创业的1316人, 合作创业的2627人, 共创办创业项目3071个, 领办或合办专业合作社777个, 为农民群众提供就业岗位49211个[13]。随着大学生村官队伍的不断扩大, 人员素质的不断提升, 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三, 新乡贤文化是传统乡贤文化的传承、延续和深化。乡贤文化是根植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 是以乡村为空间, 以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村民安居乐业为目的的一种文化形态。乡贤文化既具有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特征, 又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性、人文性、亲善性, 被视为教化乡里、涵育乡风文明、参与乡村治理和建设的重要力量[14]。现阶段, 随着我国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新乡贤文化表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从身份属性看, 新乡贤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建设层面的具体实践者, 更是体现个人层面价值观与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相连接的纽带;从行为属性看, 新乡贤长期关心家乡发展, 主要以投资创办实业或是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等方式回报家乡, 同时能够自觉担负起传统村落文化建设的责任;从价值属性看, 新乡贤能充分调动一定层面的社会资源, 促进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同时还能协助乡村走出社会精英流失、精神信仰缺失等困境。由此, 与传统乡贤文化相比, 新乡贤文化更能满足当前乡村振兴发展的需要, 也更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要求。
三、新乡贤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推动新乡贤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推动新乡贤文化建设发展的目的正是在于在社会中形成一种对新乡贤的积极的、正面的、统一的认识, 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但文化建设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新乡贤文化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从转变社会观念、政府行为、个体行动等多方面入手, 解决新乡贤服务于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第一, 传统乡贤认识观念与新乡贤文化建设需求之间存在矛盾。中国的乡贤文化已经存在了数千年, 其传统认识观念对人们的思维影响根深蒂固。一方面, 乡贤是从乡村走出的成功人士, 其学识水平、道德水准和成就令乡人敬仰, 但由于他们长期远离故土, 与故土的很多关系例如土地关系、户籍关系早已断裂, 他们回归乡村, 如无特别情况, 对于乡村中的事务多抱以“旁观”态度, 其参与是缺位的。而从村民视角看, 也多视回村乡贤为“客体”, 虽有敬仰之心, 却并无心理相通之感。村民与乡贤之间疏离的关系若不能及时得到改善, 将会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如期完成。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是:“到2020年, 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 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 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 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15]这些目标实现难度大, 不仅仅是资源问题, 也是人才的问题, 需要新乡贤发挥模范引领作用, 更多地为乡村事务建言献策, 甚至包括乡贤回乡自主创业, 在发展乡村经济中起到带头作用, 等等。可见, 传统的乡贤观念认识囿于自发性, 已不能很好地服务于新型乡贤文化建设的需求。
第二, 传统乡贤服务方式与新乡贤文化服务要求之间存在矛盾。长期以来, 传统乡贤在服务于乡村的形式上虽然不断变化, 但归结起来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通过自身的道德情操和成就为村民树立精神典范, 影响村民的道德水准, 激励村民努力上进, 从精神引领上为乡村服务;二是通过提建议、做参谋的方式为乡村建设服务。这两种方式虽然曾对乡村发展产生过一定的作用, 但并没有充分发挥乡贤的主观能动性, 更没有尽其才、展其能。乡贤的传统服务渠道单一, 很多时候服务渠道并不畅通。服务平台缺乏、服务方式僵化单一的状况, 禁锢了乡贤们充分发挥自身信息、资源、技能方面优势的积极性, 无法达到乡村振兴战略中充分调动利用一切力量的要求。
第三, 传统乡贤激励机制与新乡贤文化发展需求之间存在矛盾。传统乡贤回归故里多是告老还乡, 都有退隐的心理, 加上又有稳定的收入, 因而更希望自由自在, 并不愿意过多地承担乡村具体事务。即便是他们愿意对乡村建设作出贡献, 也仅仅是出于乡情。由于乡贤激励机制的缺失, 导致传统乡贤主动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不足。而根据人本主义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人们都有获得他人尊重和社会认可的心理需要, 他人的尊重和认可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激励机制。可见, 传统的乡贤激励机制的缺失不利于吸引更多的乡贤参与乡村建设, 不能有效地激励乡贤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潜能。这与让新乡贤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带动农村精神文明和经济建设、引领乡村建设等目标相距甚远, 不符合现代乡贤文化发展的要求。
四、新乡贤文化建设的途径选择
乡村是我国最广大的区域, 农民是我国的主要人口, 乡村问题事关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建设和发展乡村, 对于提升国家经济、建设美丽和谐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 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 目的在于“不断提高村民在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和受益面, 彻底解决农村产业和农民就业问题, 确保当地群众长期稳定增收、安居乐业”[16]。面对乡村发展的迫切需求, 新乡贤文化培育已被确定为“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的重要途径, 新乡贤文化的建设可谓刻不容缓。
第一, 转变观念, 培育新乡贤文化发展的土壤。乡贤作为流动的人力资源, 出生于农村, 成功于都市, 要想吸引他们回归故土, 首先要转变消极等待的观念, 变被动为主动。一方面需要丰富工作形式, 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他们的思想, 触动他们的乡情, 激发乡贤的乡村认同感, 让他们产生回乡服务的意愿;另一方面要着力营建能吸引乡贤的软硬环境, 让乡贤愿意服务于乡村建设、安心服务于乡村建设。其次, 要扭转乡贤的“客体”观念, 充分发挥其对乡村建设的主体意识, 形成乡贤与乡民的共生融合。此外, 在社会中进一步形成尊重乡贤、重视乡贤、爱护乡贤、信任乡贤的文化氛围, 培育乡贤文化发展的土壤, 以利于乡贤的回归, 以及乡贤安心地、积极地投身于乡村振兴建设。
第二, 打破传统的乡贤界定范围, 广开渠道接纳四方乡贤回归。“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乡村振兴是一项涉及面广、要求高、时间紧、任务重的战略行动, 需要社会群策群力。因而, 要打破传统的乡贤界定范围, 扩大对乡贤资源的认知, 只要是对乡村振兴有利的人才, 都应当将其纳入新乡贤的认定范围。具体措施如下:一方面, 要成立专门的乡贤引进机构, 收集乡贤的信息, 建立沟通渠道, 形成长效机制, 为乡贤回归多搭桥铺路;另一方面, 要制定各种优惠政策, 为乡贤提供必要的生活、工作环境, 以留住乡贤。要更多地给予乡贤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 让他们自愿地投身于乡村振兴工作之中。
第三, 探索新乡贤服务乡村新方式, 革新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内容。长期以来, 乡贤作为回归乡村的特别群体, 通常以客居的身份参与乡村事务, 更多的是以自身过去成就和道德风貌起精神引导的作用。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适当的服务方式。因而, 要探索乡贤服务乡村的新方式, 搭建乡贤服务的新平台。一方面, 可以在原有的乡村治理机构的基础上, 附设专门的乡贤组织机构, 直接吸纳乡贤进入该机构参与决策, 以自身的专业特长指导农村建设。当然, 也可以为乡贤搭建创业的平台, 充分利用乡村的生态资源、独特的文化资源和闲置的劳动力资源, 带动群众致富, 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 可以探索“不在场”的乡贤服务方式。对于许多仍然在城市各行各业工作的乡贤, 可通过各种渠道让他们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信息、物质、资金、宣传等方面的支持。乡贤们通常对出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 只要沟通渠道畅通, 这些人即使没有回到农村、没有退休, 也能为故乡提供各种帮助。
第四, 完善激励机制, 鼓励更多的乡贤参与乡村建设, 丰富新乡贤文化的内涵。由于传统乡贤服务激励机制缺失, 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 完善激励机制理应成为重要内容, 以助力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无论是马斯洛的“尊重的需要”还是“自我实现的需要”的实现, 都与社会的认可密切相关。乡贤在过去作为一种几近闲置的资源,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让其自愿参与乡村建设工作, 完善激励机制尤为重要。对于贡献巨大的乡贤宜予以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奖励, 树立乡贤服务的典范, 这对于吸引更多乡贤回归家乡, 更好地服务于乡村建设都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五, 创新乡贤精神文化宣传载体,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来弘扬新乡贤时代精神。一方面, 要充分利用电视、电脑、手机等各种高效迅捷的宣传载体大力宣传新乡贤精神文化。通过大力宣传身边的新乡贤典型事迹, 用新乡贤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 涵育文明乡风。另一方面, 要用群众喜欢的语言形式, 针对特定的人群使用特定的传播方式和形式, 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群众的信息接收, 使传播的效果最大化。例如在传播的形式上可以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既使用现代传媒也使用张贴标语等传统方式;而在内容的编辑上, 则使用群众语言, 图文并茂, 以生动的形式打动人, 使新乡贤文化的宣传深入人心。
当前, 我国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其目的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为乡村发展提供智力、信息、物质、精神等方面的支持, 新乡贤文化的培育和建设对于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传统的乡贤文化在观念认识、服务方式、激励机制和宣传机制等方面都尚欠缺, 表现在身份界定不明、服务方式单一、服务渠道不畅、激励机制缺失等方面, 阻碍了乡贤的回归和服务, 不利于充分发挥乡贤的乡村建设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因而,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要转变观念, 打破传统乡贤的界定范围, 广开渠道, 通过沟通、引导, 鼓励、接纳四方乡贤回归。在此基础上, 要改革传统的乡贤服务方式, 探索乡贤服务社会新方式, 完善激励机制, 满足乡贤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鼓励更多的乡贤参与乡村建设。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学术论坛 2018年03期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