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新乡贤”逐渐成为“三农问题”研究的重要议题，并连续多年写入到中央“一号文件”当中，而且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推进，“培育新乡贤、促进乡村治理”就显得更为紧迫和必要。本文结合我国新乡贤研究的现有成果，运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对新乡贤的定义、新乡贤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功能、新乡贤面临的主要困境和未来发展路径等内容加以梳理，并提出当前我国新乡贤研究存在“概念界定尚未统一”、“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有待扩展”、“缺少系统的理论提炼、总结和全局视角”、“新乡贤的培育机制、退出机制和评估机制的研究力度不够”等问题。最后，笔者提出需要进一步统一和完善“新乡贤”概念，扩展新乡贤研究的领域、内容和研究方法，注重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积极思考新乡贤的培育机制、评估机制和退出机制，积极思考新乡贤与村两委的互动、运作机制等内容。
关键词：新乡贤；乡村振兴；乡村治理；困境；发展路径
引言
“新乡贤”一词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它最初散见于各类新闻报道，而后被学术界所讨论，最终得到了官方承认并加以推广。根据查阅相关文献可知，“新乡贤”概念最早是在2008年提出，《绍兴晚报》以《新乡贤倾情弘扬乡贤文化，青少年“知、颂、学”乡贤精神》为题对上虞市乡贤研究会进行了专题报道，它是国内首次使用“新乡贤”概念的文章。2014年，《光明日报》陆续推出“新乡贤-新农村”的专题报道，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1]。此后，有关“新乡贤”议题的学术文章逐渐增多，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新乡贤的制度历史渊源、制度基础、面临的主要困境和未来发展路径等方面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和有关决策部门也逐渐开始重视这一议题。2014年9月，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被官方提出[2]。与此同时，中央“一号文件”连续4年对“新乡贤”提出有关要求，强调要“培育新乡贤文化”。《“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培育新乡贤文化”的要求。并且，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演进，“发挥乡贤文化，助推乡村振兴”势必会成为新时期乡村发展、农村脱贫的重要议题。
因此，本文结合我国新乡贤研究的现有成果，重点梳理新乡贤的定义、新乡贤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功能、新乡贤面临的主要困境和未来发展路径等内容，并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对当前我国新乡贤研究现状加以评述，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新乡贤的定义
“新乡贤”是相较于“乡贤”而存在的一个概念。大多数学者在论述“新乡贤”之时，首先会对“乡贤”概念加以描述和解释，比如，任九光（2016）结合对“乡”和“贤”两词具体涵义的理解，提出“乡贤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由于社会生产力有限等原因，促使乡贤群体曾长期承担相应的教化村民的责任”的观点[3]。王文锋（2016）提出，“乡贤是指在品德、才能和学识等方面被乡人所认可、尊崇的人”，对于乡贤的类型，他认为主要包括有作为的官员、贡献较大的社会贤达、服务乡人的士绅等群体[4]。李金哲（2017）认为，“乡”代表的是范围限定在乡村，“贤”代表的是威望和道德水平，因此，乡贤简而言之就是乡村的贤能之士。与此同时，他结合对“乡”和“贤”涵义的理解，提出“在城市生活的社会贤达、黑恶势力、村霸等不属于乡贤范畴”的观点[5]。张兆成（2016）认为，乡贤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学意义的名词，是指在特定地域内起着特定贡献、能力突出、德高望重的人。他进一步提出，“用乡贤概念来取代士绅、乡绅等概念有其特定的历史依据和现实价值。”[6]
结合对“乡贤”概念的理解和阐述，学者们也对“新乡贤”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解释。其中，郎友兴等人（2017）认为，新乡贤是农村精英的代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优势，并对农村发展做出一定贡献的人[7]。靳业葳（2017）认为，“新乡贤”概念的使用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性价值的。由于改革开放和新农村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乡贤的角色和功能发生了嬗变，因此，“新乡贤”作为一个新的概念而被提出是必要的。新乡贤主要是指在新农村发展和建设的进程当中拥有特定的角色和地位，并致力于该地区发展的能人志士[8]。胡鹏辉、高继波（2017）强调，目前学界对于“新乡贤”概念的界定有待完善，这一概念和传统“乡贤”概念存在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情况。他们认为，“新乡贤”与“乡贤”区别的关键在于“新”字，主要包括三方面内涵：第一是新的社会环境，新乡贤产生于高速发展和迅疾转型的现代社会，与以往乡贤产生的乡土社会背景有较大区别；第二是新的权威来源，新乡贤权威主要来自于道德水平、社会地位的结合，这和以往情况不同；第三是新的治理机制和空间，相较于传统乡贤，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中的机制和可发挥的空间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他们认为，新乡贤应当是指在新时期拥有道德、财富、知识和情怀，能够影响乡村发展并愿意为之努力的贤能之士。胡彭辉、高继波（2017）提出，目前学术界存在三种对新乡贤的界定，一种强调有才能并愿意为农村建设出力的，一种强调生于农村、在城市取得一定成就并愿意回馈家乡的人，还有一种强调在特定领域有所成绩并对农村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人[9]。萧子扬（2018）基于对社会知觉和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解，强调新乡贤是建立在主动的自我知觉的状态下，处在后乡土中国这一社会背景之中，一切愿意为乡村发展服务的人。他重点强调新乡贤是一个主动的个体（群体），包括出生于该村的人和外来的社会力量（比如大学生村官、乡村社会工作者等）。而且，他认为当前学术界不仅对于新乡贤的界定比较模糊，对于新乡贤的产生时间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因此，他结合对近代社会、现代社会的类型划分的理解，认为新乡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就是说新乡贤产生于19世纪20、30年代[10]。
二、新乡贤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功能
新乡贤产生的时代背景、该时期乡村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新乡贤在其中可以发挥的社会功能也是我国学者在开展新乡贤研究过程中重点关注的议题。
学术界在论述新乡贤所处的时代背景时重点讨论的就是当前乡村治理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其中，靳业葳（2017）认为新乡贤产生的背景主要有三点：第一，当前农村利益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利益主体逐渐多元化、主体间的差距逐渐扩大、矛盾加剧等。第二，当前农村的社会矛盾突出，比如土地问题、村民自治和行政权力的冲突问题等。第三，乡村基层治理能力不足，比如基层政府适应形势变化的能力不足、权威性不足、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等[11]。萧子扬（2017）认为当前农村主要面临三大挑战：第一，乡土社会发生嬗变，乡土性逐渐淡化，面临治理危机。第二，乡村发展的动力不足，缺少相应的乡村建设人才。第三，对于当前农村的认识不够全面、系统[12]。颜德如（2016）认为，当地农村治理面临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表象性问题，一类是根本性问题。前者主要包括乡村治理场域和空间的变化、村落的嬗变和解体、乡村的边缘化和空心化等问题，后者主要包括乡村精英的外流、乡村自治制度的失效、乡镇精神的断裂等方面[13]。吴奶金、刘飞翔（2018）等人认为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有三：其一是外来精英的进入，导致农村主体的外流；其二是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导致农村发展的力量缺乏；其三是乡土文化发生嬗变，乡土认同逐渐降低[14]。
也正是基于对当前乡村治理面问题的理解和论述，学术界认为新乡贤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可以在诸多方面改善乡村治理现状，缓解或解决当前乡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对于新乡贤的社会功能，胡鹏辉、高继波（2017）认为有三大作用：首先，新乡贤作为情系乡村发展的贤人、能人，他们在特定地域具有德高望重的地位，因此可以通过所拥有的权威来凝聚村民，并促使村民积极参与到乡村生活和公共建设当中；其次，新乡贤可以通过对道义、道德的诠释、讲解，制定出一套符合乡村发展的价值规范，这一价值规范有利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并为乡村建设提供必要的精神支柱；最后，可以通过建立相应的价值规范来为村民提供一套行动准则，进而促进乡村自治的发展[15]。杨琴、黄智光等人（2017）认为新乡贤文化对于小康社会等具有独特功能和作用，具体表现为三点：第一，由于新乡贤具有德高望重的社会地位，因此在乡村道德水平建设方面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第二，新乡贤作为创业、求学等领域的典型代表，可以为乡村经济建设提供智力、资金等方面的支持；第三，新乡贤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力量和主体可以推动农村基层自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完善农村自治制度。总之，他们认为新乡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16]。王文峰（2016）认为新乡贤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可以承担四种主要角色：一是中间人的角色，即政府和老百姓沟通的重要桥梁和联系纽带；二是监督者的角色，即对乡村发展、社会治理起着一定的监督作用；三是引领者的角色，即对乡村的道德教化发展起到示范和引导的作用；四是继承者的角色，即可以对中国乡土文化加以继承和发展[17]。张兆成（2016）认为，新乡贤事实上是对传统乡贤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新乡贤在承担传统乡贤的角色过程当中发挥着新的作用[18]。李金哲（2017）认为新乡贤文化是传统和现代的有机结合，因此，新乡贤文化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可以在重建乡土文化的基础上提升村民的认同感，二是新乡贤文化延续了熟人社会的部分传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拉近新乡贤与村民间的距离，从而降低乡村治理的成本[19]。
三、新乡贤面临的主要困境和未来发展路径
对于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不少学者进行过专题论述，其中，邝良锋、程同顺（2017）结合农业生产论的理论视角对新乡贤面临的冲击进行了梳理，他们认为，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乡村被赋予了粮食生产的角色定位，尽管农业税取消了，但是乡村的农业生产的定位和功能始终未变。更进一步说，这种功能定位虽然满足了我国粮食储备的稳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但是在经济、环境等诸多方面对乡村社会造成了冲击，这些冲击也促使新乡贤的产生和发展面临众多困境[20]。李思琪（2018）提出，当前新乡贤发展存在着诸多误区和障碍，其中，新乡贤与其他社会领域、社会主体的关系处理问题是较为严峻的。包括新乡贤如何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新乡贤如何处理好与政府权责之间的关系问题，新乡贤如何始终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同一道路，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当中如何坚持法律底线等问题[21]。王文峰（2017）认为制约新乡贤发挥治理作用的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乡村的“沦陷”和“空心化”困境导致传统熟人社会的逐渐瓦解，宗族意识逐渐淡化，不利于新乡贤开展系列的乡村治理工作；第二，返乡的新乡贤在基本生活方面存在一定的困境和挑战，一方面回乡、返乡的新乡贤可能对乡村生活存在不适应的情况，另一方面农村设施相对落后，部分乡贤没有居住场所，缺乏相应的生活保障，不利于开展相关扶贫和建设工作；第三，由于部分村民和村干部存在一些不当认识，对新乡贤返乡参与乡村治理产生了偏见和误解，甚至存在怀疑和排斥等情况。第四，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新乡贤的培育和规范机制缺失，导致相应的人才队伍建设存在一定的问题[22]。
结合上述新乡贤可能面临的困境，学者陆续提出了相应的发展路径。付翠莲（2016）认为，“新乡贤治理”是乡村治理方式创新的重要探索，应当及时思考如何将这一模式纳入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当中。针对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进程中可能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她认为重点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积极弘扬乡贤文化，通过乡贤、新乡贤等社会治理力量的加入来促使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进而推动农村的“社会共建力（力量）”的崛起[23]。胡鹏辉等人（2017）认为，“新乡贤治村”这一提法有不妥之处，容易让人们认为治理乡村的主体是新乡贤。事实上，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的根本之路在于推动乡村自治，而不能将乡村发展的希望仅仅寄托于新乡贤，毕竟它们不是唯一力量。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进程，应当打造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治理的体系，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规范和监督机制，需要积极组建同乡会、团拜会等各类组织，进而引导新乡贤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农业脱贫的道路上来[24]。王文峰（2016）认为有四点：第一，需要保留乡村风貌和田园乡愁；第二，增加社会大众对新乡贤的认可和接纳，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第三，完善激励机制，鼓励新乡贤为乡村治理贡献力量；第四，创新相关机制，为新乡贤回乡、返乡服务乡村发展提供相应的便利[25]。李思琪（2018）认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发现培养阶段，需要通过多种形式发现和培养乡贤带头人，并鼓励他们回到乡村参与社会治理，并提供相关的培训，以此来提高新乡贤的服务水平。二是实践活动环节，要对新乡贤群体加以引导，并建立相应的常态化工作机制。三是激励机制，一方面可以通过互联网对新乡贤的事迹加以宣传、报道，另一方面需要增加新乡贤群体的仪式感和认同感[26]。萧子扬（2018）认为，目前新乡贤在农村主要任务为提升农民的知觉能力，引导和推动农民参与农村治理，带领村民更为科学地治理乡村[27]。其中，农村社会工作者也是新乡贤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未来农村变革和知觉运动中起着一个倡导和引导的角色，是一种专业型和专家型参与和协助的角色[28]。
四、我国新乡贤研究的文献述评
在中国知网（CNKI）以篇名为“新乡贤”进行检索可知，新乡贤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文章数量也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截止2018年6月25日，共发表235篇文章，其中2011年1篇，2014年5篇，2015年21篇，2016年71篇，2017年79篇，2018年58篇。但是，通过对新乡贤的定义、新乡贤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功能、新乡贤面临的主要困境和未来发展路径等内容进行梳理，发现当前我国新乡贤研究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1.新乡贤的概念界定尚未统一
学术界在定义和描述“新乡贤”概念时，通常习惯于先论述“乡贤”概念，其初衷是为了更好的理解“新乡贤”的历史渊源，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新乡贤”和“乡贤”概念在界定方面含糊不清，略显暧昧。同时，学术界对于“新乡贤”的主体、类型和范围也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基于对“乡贤”词义的理解认为，乡贤和新乡贤的来源都是乡村，即必须是出生于该村并致力于该地区发展的人才能够有资格称为乡贤和新乡贤。也有学者认为外来的致力于特定乡村建设的人才也应当纳入到新乡贤的范畴，比如大学生村官、农村社会工作者等。另外，还有学者提出目前学术界对于新乡贤的产生时间也尚未做一个明确的规定。通过文献梳理可知，由于新乡贤概念界定尚存在一些分歧导致社会对该群体的认知也存在一些偏差，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更为规范和统一地对“新乡贤”概念加以界定。
2.新乡贤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扩展
从新乡贤的研究领域来看，当前学界研究的重点主要包括文化、制度设置、治理模式等，主要涉及的是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而从经济学、社会工作、新闻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展开的研究较少。换言之，当前我国新乡贤研究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都是有待进一步扩展的。比如，应当使用历史学的方法探讨新乡贤的发展历史、传统积淀，进而拓展新乡贤发展史这一研究领域；应当使用社会工作的理论和视角，积极探讨社会工作者作为新乡贤的一种类型和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有效推动农村脱贫和农业振兴；应当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新乡贤如何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并建构一种长效的经济机制；应当运用教育学相关理论和视角，探索乡土教育、新乡贤文化培育等方面的发展路径。与此同时，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我国新乡贤研究主要使用了定性研究的方法，其中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占了绝大多数，而从定量方法对新乡贤加以研究的文章目前为零。因此，不仅是我国新乡贤研究的领域、内容需要进一步扩展，还应在研究方法等方面及时加以创新和融合。
3.缺少系统的理论提炼、总结和全局视角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当前我国新乡贤研究主要从单一的理论视角或者没有基于相关理论视角对新乡贤的现状与问题展开了论述，缺乏一个整体和全面的视角，仅仅是对新乡贤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展开论述，比如仅仅站在自身学科背景对新乡贤的一个方面和领域展开研究，导致研究的视角和结论都不够全面和详细。而且，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学者仅仅是对新乡贤这一现象“就事论事”，没有对新乡贤有关内容加以系统化地总结，没有将最终的成果提炼成可以加以推广的理论和模式。因此，在未来的新乡贤研究过程当中，应当注重多学科、跨学科地开展研究，强化相应的理论视角，并从相关实践中总结和提炼理论。
4.对新乡贤的培育机制、退出机制和评估机制的研究力度不够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如何产生和培育新乡贤以及具体参与机制如何完善和强化，但是目前主流的研究对这一方面还停留于比较初步的阶段。而且，新乡贤作为乡村振兴、农村治理的一股重要力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促进乡村发展这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议题，换言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评估机制、评价体系有待建立和完善。而对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退出机制这一方面，笔者认为，新乡贤的角色定位更是一种引导者的角色，目的在于激发村民的自治能力，因此，当村民的社会自觉、社会自理能力提升到一定阶段后，应当及时思考新乡贤如何退出，否则可能会形成过度依赖。总之，结合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于新乡贤的培育机制、评估机制和退出机制方面的研究略显薄弱，仍需进一步思考和深化[29]。
5.对新乡贤存在过度解读，新乡贤与村两委的运作关系有待研究
对于新乡贤的社会功能、作用，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总体上一致表示新乡贤对于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很少有学者会反思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乡村振兴过程当中实际应该承担何种角色，以及可以在多大程度和多大空间上发挥作用。仅有个别学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表示不宜提“乡贤治村”等说法，容易将新乡贤可以发挥的作用扩大化，或者说存在一种过度解读。因此，应当审慎思考新乡贤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效用。同时，通过文献梳理可知，绝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新乡贤时，没有系统分析新乡贤所处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村两委与新乡贤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我们不应当将新乡贤与其所处的环境割裂开，应当系统、全面地分析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够更好地思考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结束语
正如叶敬忠（2018）所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布局是综合农业、农村、农民、农地和人员培养的系统工程，也是乡村振兴内源动力和外源动力的双重结合”[31]。笔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新乡贤研究就是旨在激活内源与外源动力，系统性地发展我国乡村社会。但是通过文献梳理可知，我国新乡贤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如“概念界定不统一”、“研究方法、内容和领域有待扩展”、“缺少系统的理论总结和全局视角”、“对新乡贤的培育、退出和评估机制的研究力度不够”等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不仅需要在上述方面加以改进，同时还须遵循一些必要准则，以便更好地从事新乡贤研究。比如，新乡贤研究应当遵循客观原则，即实事求是，不应当夸大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新乡贤研究应当遵循辩证原则，即应当辩证地看待新乡贤的影响，区分其积极和消极影响；新乡贤研究应当遵循全局原则，即多学科、多环境、多元角色互动等方式来促进新乡贤研究的发展。在本文的最后，笔者认为以“新乡贤”为代表的基层自治力量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探索，回顾新乡贤的相关研究，不难发现，现阶段仍然存在“反思过多，实践过少，口号过多，落地较少”等问题。实践出真知，学术界的种种讨论只有在乡村建设及乡村振兴的广泛实践土壤中才能得到验证。因此，本文通过文献综述的形成对当前我国的新乡贤研究加以梳理和反思，以期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问题予以回应。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萧子扬，男，畲族，江西兴国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发展研究）博士，研究方向：社会治理。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北大核心《世界农业》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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