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第二个结合”视阈下提出对乡村振兴的几点思考，“第二个结合”和“三农”问题，都是马理学科所要关注的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借此契机，笔者对“第二个结合”和乡村振兴的关联性研究做一些开放性的思考。
一、问题的源流
习近平总书记将“一个结合”丰富为“两个结合”，提出“第二个结合”理论，即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第二个结合”可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启迪，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结合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第二个结合”毫无疑问是党的创新理论，它也是我们要关注的学术研究热点，乡村振兴战略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场景，所以这二者进行结合性的研究，我觉得有必要性，而且我个人认为“第二个结合”可以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提供一些重要的启迪，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结合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可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制度。
二、关系之辩
为什么能结合？笔者觉得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与“第二个结合”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追求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战略也是通过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的目标方针，通过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的途径，实现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仁者爱人”“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以及“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文化底蕴。这种文化的延续性和内生性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帮助乡村保持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
在乡村振兴实践方面，“第二个结合”的优势尤为突出。一方面，通过吸收中华传统农耕文明的一些经验，如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当然是批判性的借鉴，可以有效地应对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工业化倾向带来的生态破坏与社会风化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包括它的系统观、发展观、辩证观等，也可以为乡村治理具体实践中实施一些战略措施等提供理论支撑。二者结合，有助于构建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共生共融的乡村发展新格局。
三、路径的思考
“第二个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将科学的现代治理理念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自治智慧、伦理规范和社会秩序相融合，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的效能，推动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合理有效的路径能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笔者提出以下几个视角，供大家批判：
一是强化自治基础，融合传统乡贤文化。乡村治理强调的是基层自治能力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乡村治理以村民为主体，推动民主参与的制度化，同时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乡贤文化，挖掘德高望重的乡村长者和优秀人才，通过他们的威望和道德引导，构建村民自治+乡贤引领的这种双重治理模式，增强村庄的自治能力与内部的凝聚力。
二是推进德治建设，弘扬传统文明道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家国同构等伦理思想，与现代社会倡导的公共道德建设具有高度契合性，乡村治理需要通过弘扬孝道文化、邻里和睦、敬老爱幼等传统美德，重塑乡村社会的伦理秩序，也可以通过村规民约、村史馆的建设以及文化活动，将传统道德内化为村民的行为准则，形成乡村社会良性发展的道德基础。
三是提升法治水平，完善基层法治体系。乡村治理必须以法治为保障。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传统文化中也蕴含奉法守礼这种法治理念，在乡村治理中，可结合现代法律体系与传统调节机制构建法治+乡村德治的双轨体系。当然只是我个人看法，实践中到底可不可以操作，我估计要在实践中摸索探索。例如，通过普法宣传和法律援助，增强村民的法律意识，同时发挥传统乡村调解制度的作用，引导村民通过协商解决矛盾，促进乡村和谐社会的形成。
四是推动科技赋能，融合智慧乡村的理念。马克思主义倡导通过科学技术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在乡村治理中，可以结合传统农业智慧与现代科技手段，推动智慧乡村建设。通过建设数字化的乡村治理平台，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实现乡村事务的信息化、透明化和高效化。比如通过智慧监控系统，保障乡村治安，通过线上公共服务平台，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便捷性和积极性。
五是从生态文化可以践行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为乡村治理的生态保护提供重要的启示。在实践中可以结合现代生态的治理技术，推动乡村生态治理的体系化。比如在实施垃圾分类和农村环境整治的同时，引导村民尊重自然规律，保护传统生态环境，推动乡村绿水青山的有序发展。
六是践行乡风文明，创新文化治理形式。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强调，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引领作用，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丰富乡土文化资源正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软实力。在乡村治理中，可以通过乡村戏台、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乡村艺术节等形式，活化传统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文化治理的载体和动力，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改善乡村的精神面貌。
作者系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来源：《乡村治理评论》202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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