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义乌小商品经济发展为例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后，在义乌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无数来自义乌及周边地区的农民们创造了小商品经济发展的奇迹。本文以义乌小商品经济发展为研究个案，基于基层治理实践的深度考察，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治理变革的“倒逼”逻辑及其动态演进机制。研究发现，底层经济社会力量的持续博弈构成地方治理创新的核心驱动力，推动治理模式从早期的“无为而治”逐步转向多元主体协同的“参与式治理” 与适应性更强的“拓展式善治”。“倒逼”机制本质上是底层实践理性与政府适应性改革的互动过程，体现了中国特色治理体系中“压力传导—政策创新—制度吸纳”的动态平衡逻辑。义乌经验为理解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视角，即治理变革不仅源于顶层设计，更依赖于底层实践对制度约束的持续突破及治理主体的协同创新。
关键词：地方治理；小商品经济；义乌
地方治理指地方政府开展决策、管理、协调、服务等等实践活动，以有效管理地方资源，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地方治理是实现高效、透明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与创造美好生活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以后，在义乌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无数来自义乌及周边地区的农民们创造了小商品经济发展的奇迹，他们从路边摊、小商品、低档货起步，经过短短几十年的风云搏击，硬是让义乌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小商品之都！
在义乌小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治理是隐隐含于其中的有效助推力量。何以可能？是知识分子为地方治理提供了决策建议？知识分子的建议带着美妙的话语，却常常脱离实际。是地方政府执行了上面的指示？是，也不是，因为上面很难准确了解地方的酸甜苦辣。义乌小商品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来自底层的“倒逼”是地方治理强有力的动因，部分干部“顺底层经济社会发展之势”而为之，变革着地方治理的方式，由此而促成了义乌史无前例的县域经济繁荣。
一、被逼而“无为”
1980年前后，中国迎来关键的转折关头。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规范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从此以后，经济发展成了党中央工作的“重中之重”。
“春江水暖鸭先知”。1978年12月，严金昌等18位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普通农民秘密商议分田单干，率先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此时，义乌更有许多无名的勇敢者走南闯北“鸡毛换糖”，爬上南下的火车贩货，到廿三里集贸市场摆摊。党中央经济改革的闸门松动了，最先感知“春天的温暖”的农民们离开村落，流动起来，并在流动中寻找着“发财致富”的门道。
但地方治理体制却继续滑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难以改弦易辙，农民的经济行为与旧治理体制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当时地方政府中还有“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俗称“打办”；令人感叹的是，“打办”的干部越积极，越“有为”，对经商农民的冲击越大。
权力结构及其运行具有稳定性，需要一种力量逼迫“打办”收手！1980年前后，义乌存在着这种力量。冯爱倩故事在义乌的广泛流传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标志，既意味着义乌人民普遍拥护这种新生的力量，更意味着来自民间的“倒逼”如何“撬动”了地方权力，推动了地方治理的变革，实践了著名的“无为而治”。
冯爱倩是义乌最早从事小商品买卖的人之一，1980年12月1日，她从义乌稠城镇工商所领取了“义乌001”营业许可证。但她的小商品交易仍不时被“打办”所骚扰。
冯爱倩也时时关注着形势。1982年，她听说县里来了一位新书记，思想很开放，突发奇想：找书记。尽管“当时没有电视，书记、县长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简直就是见皇上一样难”，她还是想试一试。
该年5月下旬的一天，她去县委隔壁的药店给妈妈买感冒药，看见谢高华书记到药店旁边的那家小理发店理发，她想“机会来了”，等着书记出来去“截住”。店员说：“爱倩，你要找死?”爱倩回答说：“死就死，怕什么。”
冯爱倩看见谢书记理好发从店里走出来，便壮着胆子迎上去问道：“你就是谢书记吗?”
“是，找我有事吗?”谢书记对于一个陌生的妇女突然拦住去路，有些疑惑。
“我是经商的，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可政府的人为啥赶着我们天天无处落脚，或是拿高得吓人的收费来逼我们干不下去呢?”
“在街上摆摊，政策不允许！”谢书记说。
冯爱倩急了：“我没工作，没田种，不摆摊吃什么！冯爱倩说完这几句话，谢书记用不寻常的眼光打量了她一番，又见她身后站了一大群围观者，便把头一甩，说：“你到我办公室去谈。”
一听县委书记这句话，冯爱倩身后的那些围观者吓坏了，心思你这下完啦，不是被抓起来，也要狠狠地被批一通。那时“文革”结束没几年，大家受阶级斗争的影响太深了。
冯爱倩当时心里确实紧张，人家是一县之长官，我小小老百姓一个，他一句话说不定够自己坐不完的牢呢！可又一想，事已到此，即便是坐牢入狱，也要从共产党的书记嘴里弄个明白：“到底做买卖错在哪里。”
冯爱倩跟着谢高华进了县委书记办公室。此后有了义乌历史上戏剧性的一场对话，没有录音，整个情节是清晰的。对话从开始的紧张转而缓和，最后两人都一起抽着香烟，几乎有点儿像朋友。冯爱倩坚持要摆摊，并讲了狠话，如果不同意，书记到哪里吃饭，她带着小孩都跟着。书记“菩萨心肠”，最后同意“你暂时去摆好了”。
谢高华书记被冯爱倩“逼”得没有办法，只得说“你暂时去摆好了”！
在阶级斗争气氛仍然笼罩的时候，“暂时”说透露着政治智慧。“去摆好了”，一个县委书记的“无为而治”策略却如同打开了义乌小商品经营的闸门。很快，义乌湖清门道路两侧比肩接踵，成为义乌的一道风景线。1982年9月5日，在湖清门道路两侧搭起的上可遮雨、下可摆摊的市场，人称“草帽市场”，有固定摊位100多户，流动摊位600多户。这个市场正式名字是稠城小商品市场，俗称湖清门市场，是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1984年12月6日，义乌正式以“义乌小商品市场”命名的新马路市开业，市场占地1.35万平方米，摊位1849个。市场中心建成四层服务大楼，有工商所、税收稽征组、银行分理处、个体劳协、寄存和饮食服务、招待所、问讯广播室、民警值勤室、治安委员会等服务设施和机构，实现了由“马路市场”向“以场为市”的转变。一年多以后，《人民日报》在头版报导了义乌政府放手发展民间市场的经验，并以“大兴民间商业”为题发表评论，其中写道：“义乌经验证明：大兴民间商业有利于培植市场机制，这是农村第二步改革要做的一篇大文章。”
20世纪80年代初，义乌地方政府被民众“倒逼”，放弃对于小商品经营的管制，采取“无为而治”的治理策略，成就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最初发展。
“摆摊”的自由触发了义乌民众更强烈的工商业经营热情，在民众的推动下，1982年11月26日，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全县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四个允许”，“一是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将承包的口粮田、责任田自愿转包给劳力强的户；二是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在生产需要的时候经过批准雇用三至五个学徒或帮手；三是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将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向市场出售；四是允许专业户、重点户……把自己的产品长途运销。”不久，县委又明确了“四个允许”的内容：“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四个允许”是“无为而治”的全面表述。
“无为而治”并不是不作为，而要有更大胆的作为。“无为而治”要给大众“松绑”，放弃长期以来对于大众的种种束缚，更要给大众以开展各种经济活动的自由。唯有以更大的担当与气魄，“无为”才可能达成“而治”。当年的义乌稠城区委书记何京月至今仍念念不忘谢高华如何以瘦小的身躯扛起了“无为”之门，成就义乌工商业的发展。何京月向我们讲了下面的几个事件。
事件之一：城阳区下有个叫赵张叔的办起啤酒厂，有人揭发告到上面，揭发材料转到了谢高华那里，材料中有一句话，说“啤酒厂之所以办得起来，是买通了三级书记，大队书记、公社书记还有区委书记”。谢高华看了这份材料说，“他不只是买通了三级书记，他买通了四级书记，连我也被买通了。”他明确支持办啤酒厂。
事件之二：1983年，佛堂镇几个农民办了义乌第一家乡镇火腿厂，“田心火腿厂”。消息传出，省、地、县食品公司议论纷纷，找到县里要求关闭农民办的火腿厂。谢高华很生气，“农民创造了火腿，怎么没有加工火腿的权利?”食品厂的人威胁说，如果不关停农民的火腿厂，他们将“到省里、中央去告！”谢高华不妥协，回答说：“就是撤职我也不会去关！”当年，田心火腿厂腌制火腿4613只，成为率先可以用“金华火腿”注册商标的浙江省第一家“社办企业”。
事件之三：当时有的农民私自在家里杀了猪到市场上去卖肉，食品公司的人急了，跑到谢高华那里，要求县委出面阻止。食品公司的人说：“猪肉从来都是国家统一分配，如果农民私自宰杀，食品公司就收不到生猪，干部们今后吃肉也难了。”谢反驳说，猪是农民们养的，他们为什么不能自己杀?为什么不能在市场上卖肉?两把刀总比一把刀强。这就是两把刀的故事。
事件之四：朱明忠是永康农民，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办起了切刀厂，有些干部批评他办厂是犯了“路线错误”，谢高华偏偏支持朱明忠，他去朱明忠的厂里调研，倾听朱办厂的故事。有一次，朱明忠请谢高华给题个词，谢题了三个大字：忠义堂。朱明忠说，谢的忠义堂的意思是对共产党尽忠尽义。忠义堂的题词一直挂到2016年。
20世纪80年代初，义乌地方治理从“有为”转变为“无为”。此时“无为”胜“有为”，“无为”为义乌的工商业实践清除了障碍，解除了农民身上的束缚，给从事工商业实践的人们以自由，成就了义乌小商品市场最初的大发展。
二、被迫而“作为”
20世纪80年代初期，底层民众的“倒逼”迫使地方政府收手，原先忙碌的“打办”变得门庭冷落，“打办”的干部变得无所事事。市场经济的闸门打开了，农民大众怀着朦胧的梦想、盲目的激情义无反顾地离开土地，投身到小商品经营的洪流中。
“无为而治”“莫名其妙”地促成了义乌小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波滚滚大潮。
义乌是个小地方，“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当义乌及周边地区的农民蜂拥而至，背着麻袋，扛着纸板箱，挑着货郎担，挤满了“城里”那唯一的大道，产生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闯”义乌的农民们都想赚钱，能吗？“闯”义乌的农民们用各种手段赚钱，行吗？
农民们到义乌做小商品买卖，生意小、生活苦、利润薄，但原先的税收制度却可能导致农民们“竹篮打水一场空”。小商品经营者们自然不甘心。他们千方百计“逃税”，一时间，征税与逃税之间的斗争已织成一片片乌云，笼罩在义乌小商品市场上空，给地方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
斗争呈现着胶着状态。小商品经营者的行为给地方治理的压力难以想象，但税收是国家财政，似乎谁也不敢轻易松动。20世纪80年代末，终于，地方政府中有人勇敢地站到了小商品经营者们一边，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逼迫地方政府在税收治理方面有所作为。
那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某一天，义乌市稠城镇镇长何京月正生病在家。一位朋友找上门来，劈头就骂了一通：“你很会为老百姓讲话，但是你现在躺在床上，我们解放村都遭殃了，你还在那睡觉?!”怎么回事?原来义乌公检法联合起来，到解放村一些商人家里查税，还抄家，要抓人！何京月急急起床，披起一件衣服就跑到镇里，他“咬牙切龄敲着桌子”对镇党委书记说：“彻底完蛋了，书记。镇上彻底完蛋了。下面搞得一塌糊涂，要查税。”镇党委书记建议马上开办公会，何京月更策划在会上先发制人，他知道，如果有反对派的声音占主导，这件事汇报上去也麻烦。
会议开始，何京月第一个发言，坚决反对这样查税抓人。第二个发言的是镇工商所的周史伏，“非常支持”何京月的意见。接着，稠城小商品市场工商所长也“完全支持”进一步“开放个体经营，开放市场”，给小商人以税收优惠。三个人发言以后，会议气氛形成，“后面其他人没有一个反应”。
会后，何京月就去找检察长丁张永，叫他“马上停止”。丁说他“没有办法，上面有文件必须要做。”何说：“如果你明天不停，我就带出稠城镇的干部跟你们打架，我只能跟你们打，是不是?”最后，检察院终于收手了。
2020年1月11日，我们在义乌商城宾馆听何京月讲曾经的稠城，他感叹地说：“如果那次不刹车的话，市场‘马上就要跑’。”
此事被“捅”到了市委市政府。经过反复较量，终于，本着“发展生产，培植税源，造福于民”的指导思想，义乌市委市政府下决心采用“二税并一税，定额包干计税”办法，并于1990年5月颁布实施了《义乌市定期定额税收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但不久，义乌又遇到新的麻烦。有位新华社记者到义乌调查了税收情况，详细了解义乌的做法后，在《内参》上刊登了相关报道。国家财政部看到这篇文章后，就把这份材料及批文到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处，表示义乌的定额包干计税违反了税法。为此，省委派了省财政厅进行调查。省财政厅的调查人员来到义乌，听取义乌县委县政府和市场经营户的想法和意见后，对新税收办法其结论是：义乌推出的税收办法是可行的，但是还欠妥，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最终，在省委的间接支持下，义乌坚持实施了定额包干计税的办法。事实证明，它符合市场发展壮大的需要，为广大经营户所拥护，极大激发了市场内的经营热情，达到了“放水养鱼”的目的。市场的加速度发展得以延续。
义乌小商品市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1992年3月21日，国家工商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公布全国十大市场名单，义乌小商品市场位居1991年全国十大市场榜首。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义乌小商品市场从诞生那天起就被打上了农民的印记。小商品经营者不顾他人（陌生人）利益的“自私”行为产生出种种经营中的弊端，这些“农民的弊端”一旦与商业社会的劣质要素结合，就如徐勇教授所说，一定会产生“叠加劣势”——假冒伪劣充斥市场，并最终把市场“拖垮”。
这是无数农民出身的小商品经营者们对于地方治理的“倒逼”，这是义乌市委市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在经历了最初的快速市场扩容以后，市委市政府迅速腾出手来，打击假冒伪劣，净化市场，大力倡导诚信精神。这是地方治理的“有为”之举，一旦出手，力度不断加大。
以前假冒伪劣产品确实比较多的，……在人们印象当中，这个义乌这个市场就相当于是一个什么呢？用一个词，就是假货比较多的市场。……真正开始改善，重视起这个问题是应该是92年吧，当时举办了一个我们现在小商品博览会的前身，叫名特优产品展览会。从那时候开始，因为那时候好像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打击假冒伪劣的力度也比较大了，开始对这个品牌保护加强了。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义乌原先那种粗放呢，简单的仿造，开始慢慢转型，（大家）有这个意识了，就是意识到一个要保护名牌，一个是自己开始创自己的品牌。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应该说是经过很长时间，我们现在已经不会有这种印象了，说义乌小产品市场假冒，这种印象已经没有了。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斗。
1992年，国务院、浙江省人民政府先后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售假冒伪劣商品活动的通知，义乌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专项斗争。6月25日，市政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打假专项公开处理大会，共公开处理14起大案，公安局当场受审3人，公开销毁了价值80余万元的假货。下面是义乌工商局1992年案件查处记录，数量之大，品种之多，触目惊心。
1992年共查处各类违法违章案件627件，结案626件，罚没164.02万元，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加56.2%，……其中查处重大案件28件，罚没款为69.74万元。为企业个体户追回货款90多万元，捣毁制假窝点94个，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11件15人；受理外县市来队查案人员86批次、195人。受理各种举报137件（次）。出动检查人员2572次；检查厂、店、摊18594个。吊销营业执照3家，收回摊位使用权9户，查获各种假冒伪劣商品价值八百多万元。主要假冒伪劣商品有：酒26.15吨、化妆品860箱、商标标识4.5吨、手表7380只、卷烟51577条、化肥53.75吨、生铁17.39吨、食盐120吨、饮料17748瓶、味精4665千克、电扇5036台、罐头15360瓶、糖果1717千克等。
查阅1992年到2002年十年打击假冒伪劣记录，我们注意到当年形势严峻，政府面临着巨大压力。政府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但查处的案件仍呈上升趋势！1993年共查处种类违法违章案件422件；1994年478件；1995年864件；1996年1098件；1997年604件；1998年1126件；1999年1630件；2000年5530件；2001年7240件；2002年4827件。
1992年以后，义乌市委市政府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就一个县级市政府而言，看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数据吧，可以说地方治理已经用了“洪荒之力”！
然而，小商品市场之乱继续“倒逼”着义乌市委市政府，地方政府直接的“有为”之举似乎步履维艰。我们看看1994年义乌小商品城的情况吧。1994年10月17日，劳动报记者王海与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消费报》记者以及上海杨浦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上海各大化妆品企业代表赴浙江义乌“采访”，第二天，“采访团”来到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他们吃惊地看到：
一瓶力士洗发液竟只售3元人民币，还有无数的可蒙系列、牡丹系列……随行的化妆品企业代表随手拧开瓶盖。“全是假的！”上海利华有限公司的曹海平先生指着“力士”洗发液说：“你看，这里的标明的产地是广东雅柔集团，利华在中国唯一的授权厂家就是上海利华，决无他号！”整个小商品城，凡是卖化妆品的摊位，几乎无处不假。……在小商品城内的横幅上大字赫然在目：“打假治劣，决不手软！”
三、秩序压力下的“参与式治理”
打假之难，可见一斑。单靠国家的“有为”举步维艰，单靠国家直接出手治理难以扼止假冒伪劣，难以树立诚信文化，建立良好市场秩序。
无序的市场必败，如何建立市场秩序？
其实，这个难题从义乌小商品市场建立不久就出现了，此后，一直像一座大山，压在义乌市委市政府头上，“倒逼”着他们变革地方治理的方式。
怎么做？义乌市委懂得“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巧妙运用“有为”与“无为”的辩证法以达成国家与社会的“有机融合”“合作共治”，创造出义乌地方的“参与式治理”模式。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无为”是为老百姓“松绑”，不直接对老百姓“为”，却无意中促成了老百姓的“大有所为”，真可谓“无中生有”；那么在建立小商品市场秩序过程中，所谓“无为”指国家尽可能留出空间、创造机会，让各种不同的民间力量可以有所作为。此时的“无为”是“引而不发”，不直接对老百姓“发”，却无意中促成了老百姓“群情激发”投入到建立市场秩序的过程中，真可谓“莫名其妙”！
这就是义乌。
义乌的地方治理以党组织引领、群众组织参与的方式成功取得了建立了良好的市场秩序，实现了“打假治劣”的胜利，逐步建立起义乌小商品市场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声誉。
共产党组织建设。
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最初没有党的组织，一些农村的党员甚至党支部的干部设摊经商，不亮出自己的身份。“整体来说这个市场是上不了台面的，人家不会来宣传你。国税部分说是偷税漏税，不来支持的。工商部门，很多说我们是搞废品市场，也不来支持。党员进入市场后，不敢把自己的身份亮出来。怕去了，就说是搞资本主义经营了。”在市委组织部的领导下，义乌小商品城于1985年在个体劳动者协会的框架下成立了第一个党的支部。1988年，时任组织部副部长楼林禄直接到义乌小商品城去建设党的组织。他“把分散在各个角落的党员排摸出来”，建了几个支部，同时建了党的总支，“这个总支就是归机关组织管”。
在小商品交易市场里建设党的组织，这在全国是首创的。党组织要求党员“挂牌经营”，“党员受到监督，……挂牌以后，他要带领周边的经营户，招商纳税等等都要带头。这样搞，市场风气就好起来了。”假冒伪劣得到抵制，诚信得到发扬。另一方面，挂牌经营“对党员自己也有好处，买东西就到党员这里来买，买东西放心。党员的生意也好起来了。这样，党员都想挂牌子了。这个是首创。现在还有一个博物馆，当时的牌子上就有党员的牌子作为展品。”1988年，楼林禄就根据义乌的做法写了一篇市场党建的文章，发表在中央组织部在上海办的一张报纸上。这是全国首篇相关文章。
市场党建开始以后，有些工商业经营者积极“向组织靠拢”，要求入党。党组织严格把关，“表现好的企业家有机会入党，走在前列的，……没有不好表现的，受灾了赞助的，哪里有困难都带头的，就入党。”但有人提出来，工商业经营者，特别是雇佣8个人以上的，就是剥削了。市场里不能有剥削，不能一个人发大财。那些钱的来路说不清楚的人不能入党。有人搬出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争论激烈。义乌组织部拿出一些实例来说话。
何海美、王长明他们在市场里都是骨干成员，没有偷税漏税，市场管理都是他们在做。他们没有剥削，在流通领域辛苦干活劳动所得。他们做生意，有些人也不是都在赚钱的。没有赚的就不能算是剥削。你是赚的，他是赔钱的。不能说经营就是剥削。经营他也是在劳动的。不能叫剥削。后来中组部觉得也有道理。
1995年，义乌成立中国小商品城党委，在党委的领导下，5年内在工商业经营者中发展了党员40名。我们在访谈中问及市场党建对于诚信文化的发扬与市场秩序的建立的作用，时任义乌市组织部副部长的楼林禄说：“那是绝对好的。”义乌把“市场党建”工作做得十分扎实，他们的工作得到了中组部的支持。他们去北京搞了一个市场党建研究会，全国很多乡村的组织部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干部等很多人出席了他们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市场党建全国性研讨会。
工会功能的拓展：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中心。
义乌原先只是一个农业县，后来也只是一个县级市。义乌的发展，其真正秘诀在于，义乌的地方治理把义乌打造成一个富有活力、聚焦于小商品的社会文化空间，无论谁来到这里，都会被“激活”，充分发挥出内在潜能；无论谁愿留在这里，都被尊称为“新义乌人”。义乌成为一片诱人的文化沃土，吸引着许多外来人口。截至2005年12月20日，义乌市共登记外来暂住人口达828328人，大大超过了义乌当地居民。在外来人口中，18岁以上的劳动人口占比90%以上，外来人口大部份来自江西、安徽与河南。
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给义乌工商业经营带来了生机，但如何处理好与外来人口的关系也成为义乌地方治理面临的挑战。这里的核心概念是平等，这里遇到的影响最大的问题是“讨薪”，如果连“讨薪”这样似乎简单的难题都解决不了，谈何诚信建设？
2000年10月，经义乌市民政局批准，建立了由义乌市总工会领导的非营利专门机构“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协会”，后改称“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中心”。根据章程，各基层工会为其团体会员，职工为自然会员，中心工作人员向社会公开招聘。在中心成立以后，经过试点，先后建立起三大运作机制。其一，与义乌市法律援助中心“对接”。义乌市总工会、市司法局联合成立了义乌市法律援助中心职工工作部，解决了工会法律工作人员代表职工参加劳动争议仲裁、诉讼的阻力，又疏通了工会维权的渠道。其二，与律师事务所“挂钩”。市总工会与义乌市天地法律服务所、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紧密合作，复杂、疑难案件由法律服务所人员与中心工作人员共同办理。市总工会提供案源，在营业收入中按比例提成，作为维权中心的经费。其三，建立工会跨地区联合维权工作站。在义乌的开化籍职工已超过2万人。义乌市总工会与开化县总工会为此联合成立了两地工会联合维权工作站。仅这个工作站，就为职工追回工资等105.72万元。
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中心成立以后，为外来经商务工人员提供了大量服务，有力维护了义乌的正面形象。“见微知著”。我们从下面一件小事中可体会维权中心的真情与诚意。
2005年8月11日，义乌总总工会一楼的维权中心来了4名成都籍的外来务工者，他们是来投诉工资遭拖欠的。案子很“小”，涉案金额只有300多元。接待他们的是维权中心的调解员王冶清。在记者面前的王冶清有些黑瘦，语速很快，他并没有因为案子涉及金额少而有丝毫的怠慢。王冶清先是问清了具体情况，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叫来了当事的老板。在和老板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里，王冶清从劳动法讲到打造“平安义乌”，又从“关爱民工”讲到了打工者的难处和无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整个办案的过程中，王冶清没有皱一下眉头。他……，一边忙不及地接着不断响起的电话，一边往返于各个办公室帮成都籍民工联系各种事情，几乎都是一路小跑、疾走……。终于，4位外来工在老板口里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他们紧紧地握着王冶清的手：“本来我们想赚点路费就回老家了，义乌有这样的好工会，有你这样的自家人，我们下次一定还来。”王冶清这时才顾得上喝一口水，擦一把汗，他告诉记者，这才是他最享受的时候，不是因为民工的谢意，而是因为又有外来工把义乌、把工会当成了自己家。
义乌个体劳动者协会。
据义乌县志介绍，义乌最早于1982年建立稠城镇个体劳工商者联合会。1983年全县各区、镇和县小商品市场先后成立个体劳动者协会。1985年1月22日成立县个体劳动者协会。县小商品市场和佛堂镇两个协会分别成立治安保卫委员会，协助公安部门维持市场秩序。1991年底，义乌召开个体劳动者协会代表大会并修改章程，在工商管理部门的指导下，个体劳协逐步在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工作职责和会风会貌等方面实现了规范化。到1995年，小商品城个协会员47200余名。义乌个体劳协的组织是一个“宝塔型”的层级组织。小商品城个协1名会长，副会长9名，理事51名。47200名会员分成16个行业大组，410个小组。
义乌个体劳动者协会实现着“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功能。个体劳动者协会组织开展“户户讲道德，店店无假货”活动，进行“职业道德规范”教育，荣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颁发的“个体劳动者职业道德教育先进单位”称号。组织评选“五好经营户”和“优秀私营企业”，5300余个摊（店）挂上文明摊（店）牌子，全市场1000余名党员在摊上亮出共产党身份，接受监督。个体劳动者协会还开展法制教育，1995-1996年学习、培训《劳动法》《商标法》税法》，在诚信义乌建设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义乌个体劳动者协会初期，就有一批工商业经营者积极参与，在小商品市场中，100余名成员成为个协理事、大组长等骨干。每天都有6-8名同志轮流值班，协助市场管理部门维护市场经营秩序，调解与处理各种纠纷。小商品城在市场内设17个大组，410个小组，分别从不同层面主动协助、积极配合工商、税务、公安部门，打击偷逃税、抢劫、盗窃、赌博等，稳定市场。
个体劳动者协会的运行创造了一种需求、一种态势，把一个敢于“拦截县委书记”的矮小、泼辣的女人推上了义乌的舞台，她就是冯爱倩。
冯爱倩的故事展现了义乌地方“参与式治理”的文化底蕴与治理绩效。
冯爱倩是义乌最早的个体劳动者协会的主任，义乌小商品市场治保主任。在湖清门市场，入口第一间就是她的办公室，用她的话来说，“我们经营的人都是农民出身，素质两样……，打架很多。”当时，市场内会发生不讲诚信的事情。有些经营把别人的货拿去，甚至把别人装好车的货趁着混乱运到自己那里去；有些讲好买两件货，偷偷拿了三件货；有些质量不好，几次三番都不肯退货；等等。纠纷一旦发生，就拔拳头打架。冯爱倩十分硬气：“你要打架就不要做，所以我摊位收回去。你不要赚钱，你打架，生意也不要做。……你打架就打到外面去，我，这里面不是打架的，叫你来赚钱的。”凡是打架的，赌博的，欺骗的，她不由分说，就叫人把摊位抬到治安办公室，直到当事人做了检查，保证不再重犯，她才肯让当事人开张。她强调市场里要有好风气，严禁赌博。有一次，几个经营者用装满衬衫的麻袋作掩护，躲在麻袋后面赌博。她人矮小，看不见赌博的人，就爬到隔壁的椅子上，踮起脚“观察”，证据确实，再去“当场抓获”。她也会遇到蛮不讲理的人，下面的故事使我们有机会想象小商品市场当年的情景，体会义乌诚信文化建设的艰难。
有一次，篁园市场有一个经营者赌博，还跟别人打架。冯爱倩知道后，叫三个人去，要拆他的门板，抬到治安办公室去。不料那个经营者一脸凶气，一副打架的气势，把冯爱倩派去的人赶走了。冯不服气，一定要管到底，一定要叫他深刻检查。更何况冯知道这个人是租的摊位，不是正式的法人。冯对被赶回来的人说，三个人不行，我叫八个人去，一定制服他。冯马上电话呼叫市场里的治安员，亲自带了八个人去拆他的门板。他说：“你为什么要抬我的摊位?”冯说；“你执照里持证者是谁?”他说不清楚，冯说：“这个摊位不是你的，法人没你的名字，……我拍一下，你滚出去。你写好检查，叫营业执照里的法人一起来，我再看你态度处理。”
第二天，经营者写来了检讨书，纸上只有鸡蛋大几个字。什么检讨，冯气得当场撕了，叫他重写，过一天再送来。经营者气头上来，说要杀人！冯爱倩回忆当时依然透露出一副“死也不怕”的气势：
……他要来杀我。我说我住在新马路82号，然后上面写的冯爱倩，你来杀，我爱人走了，菜我来烧给你吃，吃了，你再把我来杀掉，好不好？你没有力气，吃饱了再杀我，到我家里来吃，我说我烧菜很本事的，吃了，吃饱再杀我。不吃饱，没力气杀我。
经营者后来找了很多关系，一直找到区委书记，结果区委书记对他说：“跟谢书记吵架的人，我怕的。”最后，经营者只得服软，做了深刻检查，才重开店面。
冯爱倩当年是义乌的名人。她作为个体劳动者协会主任，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于1986年3月3日赴北京参加会议，见了总书记，还受到胡耀邦接见。1995年，朱镕基到义乌考察，冯爱倩介绍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她说：“朱镕基在那里，省委书记、义乌书记，……他们都站在那里，我老太婆坐在那里讲……笑死了。”
或许，冯爱倩是义乌历史中必定会涌现出来的一个代表人物，她是曾经义乌苦难人民的象征，更是义乌这片土地上浩然之正气的精灵。她自己说：“我一周岁就没有爸爸，是很苦出来的小孩子。母子俩孤独。如果我做人不好，我对不起我爸爸。我妈给人家洗衣服，给我念书，……所以我做人要对得起自己。那么多眼睛，他们都看着我当主任。我和一个演员一样，台上做戏……。”“我这个担子一定要挑，不挑也要挑，为了市场，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义乌的问题。你说对不对?！”
义乌市保护名牌产品联合会。
集贸市场的商品常常伴随着坏名声：假冒、伪劣。义乌市工商管理部门大胆进行管理创新，采取了顾客监督、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等等办法，借助挂牌管理，使经销假冒伪劣商品、败坏市场的人名誉扫地，抬不起头来，取得了效果的显著。但是，伴随着名牌大企业、著名品牌以不同方式进入义乌，上述管理方式显现出局限性：有场内无场外、有事后无事前、有销售无生产、有个别无组织。
1995年，义乌市成立保护名牌产品联合会，其宗旨是：联络企业、沟通信息、联手打假、共同扶优护牌，促进市场繁荣和竞争有序。联合会会员有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到2001年，企业团体会员已经达146家，全国20余个省市许多名牌企业都是会员。联合会成立以后，积极参与“打假治劣”，成绩显著。在1999年5月到2000年4月的一年中，省市级各种媒体上刊登了大量打假案例和宣传联合会形象的报道。义乌小商品市场内设立了广告牌，通过全方位、立体式宣传，较好引导消费者和经营者，逐渐形成了“市场需名牌、名牌向市场、消费者认牌购物”的良性循环机制。
联合会建构了立体的打假协作网络，横向联合公安、技术监督、卫生防疫、商品检验等有关执法部门保持联动；纵向与会员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和信息沟通。联合会还联合个体劳动者协会，从联合会企业、消费者信得过企业摊店和市场名牌经销商中推选人员组成“百名保护名牌产品义乌协查员”队伍。这支队伍的成员打假热情高、熟悉厂家商品、善于辨别真伪，为工商执法提供了更多更准的案源信息。联合会以极大热情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保护名牌工作，仅1999年5月到2000年4月底的一年中，共计查处联合会企业的假冒案件386起，罚款194.9万元，案值1242.6万元。查扣实物15768件（箱），假冒商标标识21万张，内外包装箱（盒）39.3348万台（套），为净化义乌营商环境，创导诚信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发展压力下的“拓展式善治”
秩序，秩序！能否建立秩序直接影响到小商品经营者的生存，“生存意识”激发了各方参与地方治理的积极性。但是，农民勇敢投身到工商业经济的大潮中，决然不满足于生存，他们有着强烈的发财致富欲望。这是一种来自底层的发展压力。这种底层“倒逼”与来自上层的发展要求相互结合，使发展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件大事。
发展的压力直接影响着地方治理方式。义乌创造出“拓展式善治”，治理为小商品经济“搭台”，成为小商品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
工商联动。
1981年，国家开始执行第六个五年计划，改革开放浪潮初起，义乌农村趁势而行，乡村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82年，风向突转，在“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中，乡村工业发展受阻。此时，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却顶着潮流支持乡村工业，使义乌的乡村工业没有受挫。截至1985年，义乌有联办企业1279家，人员17240人，年产值5717万元。个体企业多达20114家，从业人员35595人，总产值7069万元。其中家庭工业11038户，从业人员23492人。
但义乌工业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小商品交流，据有关统计，1992年，义乌小商品城交易总额达到20.54亿元。义乌的大量小商品来自外地，主要是广东、福建等地。为了降低成本，增加收益，义乌决定大力发展小商品生产，创造出“前店后厂”的义乌小商品生产经营模式。
1993年，义乌市依托市场发展业已形成的人才、资金、信息、机制等先发优势，转化商业资本发展工业生产，以商促工、引商转工、工商联动，形成了市场与工业两者双向互动、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局面；全市小商品加工业蓬蓬勃勃发展。该年，全市已有各类工业企业1.6万家，发展了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行业，形成了“小商品，大产业；小企业，大集群”的制造业发展格局，培育了“中国袜业名城”“中国无缝针织服饰名城”中国工艺品工贸基地”等10个国家级产业基地。义乌在小商品制造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坚持推动“小商品义乌造”向“小商品义乌创”转变的小商品制造自主创新能力。
划行归市。
归行归市，最初只是义乌工商管理部门规范化小商品管理的尝试，不经意间却成为文化生态场域中最具活力的促成创新精神生长的影响因子，真如民间流传的诗句：无意栽柳柳成行！西方学术界从这种社会现象中概括出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非预期后果；这个概念至今仍是中国学者用以解读中国的理论工具。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义乌划行归市的社会治理变革实践给我们更多反思空间与理论启迪。
1982年，义乌市场刚刚开放，经营者办证有先后，各类商品放置混杂，工商部门按照经营商品的范围编了30个管理小组，其中小百货21个、针织7个、其他2个。此后，市场发展迅速，商品品种增加“如火山爆发”，商品分类莫衷一是，摊位杂乱无章。小商品市场“漫天要价、价格欺诈”等问题频发，商业文化被“同行是冤家”“公开竞争是傻瓜”等流行说法扭曲，有些“来头大”的摊主只打小算盘，阻碍改革。
1991年年初，时任市场工商管理处处长的转业军人何樟兴以军人特有的作风开始新的管理尝试。他们借鉴当时商业部门商品分类办法，对市场几千种商品进行分类，基本划为文体、五金、电子、箱包、雨具、纽扣、化妆品等8个行业，7100个摊位就按8个大类商品归口到8个经营区域。纲举目张，“划行归市”设想浮出水面。该年下半年，工商管理处要求每个经营户按经营行业种类申报登记，通知发出，最初3天竟然无人申报，可见抵触情绪之大，可见改革之难！
工商管理处认准“划行归市”的价值，就全力推行。1992年1月26日到28日，新建篁园琪城中路市场13910个摊位按行业抽签，经公证处公证，使小商品市场摊位按“划行归市”原则顺利落实到经营户。1992年2月13日，篁园一期市场试开业，1.39万名经营户按抽签定位进场交易。短期内，市场摊位很快爆满，交易兴旺。此后，中国小商品城在市场搬迁、扩建、安排商位时，坚持按“划行归市、分类经营”的原则，对市场统一布局，有效提高了市场商品的集聚效应，疏通了人流、物流、信息流，整合了市场资源，为创新精神的生长提供了较好的文化生态环境。
眼看着“划行归市”取得了成功，时任小商品市场工商管理处处长的何樟兴曾经感慨说：
我根据以前对划行归市的思考，总结了划行归市的好处，撰写文章，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肯定这是一件“好得很”的事情：一是有利于顾客货比三家，不吃亏，使外地客商进入我们这个大市场能较快地找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二是有利于促进经营者改善服务态度，钻研经营规律，提高商品的档次和质量；三是有利于小商品生产者及时了解市场行情，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促进商品质量、品种、价格、科技含量等方面的新变革，形成产品的多样化、同一产品的系列化和生产的科学化。
会展经济。
1992年8月，国家工商局正式把义乌小商品市场命名为“中国小商品城”；同年12月17日，中国小商中城股份有限公司（商城集团）宣布成立。义乌小商品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需要有新思路，新举措。怎么办？
义乌市政府意识到，对于义乌这样的县级城市，举办商品博览会是打开眼界、推动创新发展的最好方法。经过精心筹备，1995年5月18日到5月22日，“中国小商品城名优新博览会”（第一届“义博会”）隆重举办。博览会由义乌市政府、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主办，中国小商品城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工商管理局承办，展区面积近5000平方米，展位384个，境外参展企业16家，广东、上海、福建三省参展企业123家，义乌知名企业40家。展区日均客流量高达20万人次，实际成交额达1.01亿元。这次博览会开启了义乌会展经济的先河，标志着义乌小商品市场不再只追求数量上的无限扩大，而更关注提高商品质量与市场品位。义乌决心以创新精神向“名优新”迈进！
此后，“义博会”年年举办，越办越兴旺。2002年以后，展会升格为“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由国家对外贸易部、经济合作部、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五个部门联合举办。2004年，义乌被评为年度最佳会展城市，“义博会”被评为会展业最佳展览会。“义博会”一年比一年好，2007年，展会面积扩大至10万平方米，共有展位6万个，其中主展馆设国际标准展位4500个，有2565家中外企业参展，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156名客商参会，其中外商17011人。展会成交额首次突破百亿大关，高达108.9亿人民。在线点击率高达436924人次。
为了使会展经济常规化，1997年，义乌成立义乌商城展览公司，不久，一些国内外专业展览公司相继涌入，年举办种类专业会议展览达80个。经过十年努力，商城展览公司从最初的5位员工增加到150位员工，从“义博会”一个项目增加到“义博会”“文博会”“五金会”等8个自办项目，从每年一个展览项目400余个展位发展到10个项目10000个展位。义乌商城展览公司成为了国际UFI会员、中国展览馆协会理事单位、浙江省展业协会副会长单位等。
到2008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旧貎换新颜”。曾经，义乌人背着资料乘火车去全国各地去参展推介商品，现在，“义博会”展位供不应求；曾经，义乌每年只接待几千个客商，现在，超过10万客商云集义乌，义乌宾馆“人满为患”。会展经济成为义乌小商品的一张新名片，已经并将不断谱写义乌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五、义乌地方治理的启示
义乌的发展是神奇的。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用“无中生有，莫名其妙”八个大字说义乌，甚至在义乌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当年稠城镇党委书记何京月先生在讲起那一段故事的时候，字里行间也充满着神秘感。他赞赏浙江省委组织部的“伟大”，“无意识的配备了三代领导，三个各具特色的市委书记”，第一代市委书记谢高华“创业”，后两代书记则能“守业”“建业”，从而实现了一生二、二生三，“事不过三，三生万物”，成就了义乌的繁荣。何说：“我把它称为鬼运，很多地方是这一代领导做对了，下代就完蛋。”
义乌的出现真的只是偶然的吗?回答是肯定的，谢高华，一个瘦小个子的农民儿子，1982年4月27日被正式任命为乌县委书记，这里充满着偶然性；但回答又是否定的。当年的改革开放宏观环境“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像谢高华这样“不忘初心”、脾气耿直的干部能走上重要的基层领导岗位，“有可能扮演英雄的角色”。
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偶然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相互依存，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具体化，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假如我们把谢高华们放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国家与社会总体中，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势与场景中，放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与文明的传统中，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新传统中，我们看到了谢高华们出现的必然性，看到了义乌地方治理的实践逻辑所具有的历史价值。
在义乌，小商品经济发展与地方治理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关系。小商品经济发展的先导性必然会带来许多“出乎预料”的新问题、“难以想象”的新需求与“无法解释”的新情况，从而“倒逼”地方治理做出应对、采取措施、创新方式。义乌市委市政府的积极应对是党的“实事求是”优秀传统在改革开放时代的践行，又体现了党的“人民至上”宗旨的“落地”过程。具体而言，义乌地方治理在以下四个方面富有启迪。
其一，领导担纲，敢为善为。
20世纪80年代代初，“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仍然弥漫在中国大地，报纸上、会议中仍然充斥着阶级、阶级斗争的话语。在义乌，农民的工商业活动仍然被有意无意地挂着资本主义道路的标签。那些党员工商业经营者“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我们有个省长到这里来，他市场都是不进去的。他跑到门口转了转，就走了。是怕进去以后出事情。……人家说义乌市场是垃圾市场、废品市场，藏污纳垢的地方，投机倒把，偷税漏税。”在那样的情况下，给农民们经营的自由，需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而领导担纲，敢作敢为，义乌才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义乌小商品市场能迅速发展，得益于义乌地方治理中的许多创新，让治理成为小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
其二，多方参与，齐心协力。
我们已经在“参与式治理”中讨论了民间力量参与地方治理的义乌实践，此外，义乌实践还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党政各个部门的齐心协力。地方经济运行情况复杂，有时，人们为了一个项目，不得不到工商、公安、质监、防疫等不同的部门“跑关系”，但义乌不需要，义乌“全听市政府的”，高度统一。二是“吸纳式集聚”效应，可纳全球商业资源参与义乌的小商品发展。何京月在访谈中谈到，“义乌小商品市场压根就没有义乌”。义乌就是做了一个奥运会场馆，全世界的运动员都到这里来了。义乌提供了一个平台，“小商品”是这个平台最具有吸引力的品牌；这个“小商品”品牌吸引着全球无数商人纷纷来到义乌“淘金挖矿”。由此，“鸡毛飞上了天”，义乌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
其三，正向推动，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生活实践每天创造着新东西，地方治理往往滞后，“倒逼”成为常态。“倒逼”的态势错综复杂，如何应对，才能开启地方治理的新局面？义乌的实践启示我们，唯有“正向推动”，才能促成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所谓“正向推动”，意味着新的地方治理举措必须有利于建构良好的经济社会秩序，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为全体人民大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由此，既要敏锐地捕捉、发现、弘扬好的东西，又要果断地抑制有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弊端。可以说，在地方治理中，“正向推动”的应对同时也是“塑造新人”、创造新生活的过程。
其四，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倒逼”日日新，地方治理也应该日日新。义乌地方治理变革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日日新！义乌从最初的草棚市场开始，经历了划行归市、前店后厂、“大众创业”、新义欧以及直播电商等等不同的阶段，在每一个阶段，由于都伴随着地方治理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成就了“买全球、卖全球”的辉煌！
曾经的辉煌已成为历史，新的“倒逼”又出现了。义乌人将勇立潮头，书写令人玩味的地方治理新篇章。
作者系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来源：《乡村治理评论》202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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