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以前，我曾经与孙兆霞等一起在贵州组织过几次“反贫困论坛”，并到贵州的镇远县等地考察扶贫情况。后来，我忙于复旦大学当代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的工作，没有时间去贵州；再后来，疫情了，想去也动不了。作为一个心心念念关心着中国农村发展的学者，我一直牵挂着中西部，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情况。张健等人的著作是“中国百村调查丛书”的一种，讲述了一个处于连片贫困地区“边缘中的边缘”村落的脱贫故事。有趣的是，该书描写的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县的联增村，村名竟然与我的研究点联民村相类似，更引起了我的兴趣。
一、家户现代化
脱贫故事总带着苦涩、揪着人心。读着，我读到了书中那张“2020年联增村劳动力结构图”，注意到联增村省内、外打工的人数占了全村18-59岁劳动力人口的一大半，全村纯打工户加上打工兼业户占全村总户数的74.6%；一句话，联增村的大部分劳动力都在远方打工谋生。读着，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城市工地上那一张张黝黑而疲惫的打工人的脸，浮现出城市街道上那些冒着寒风、酷暑穿梭在大街小巷中的快递小哥的身影。数亿打工人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贡献，那么，打工人群体本身呢？他们仅仅是奉献者吗？他们仅仅像现代化的“垫脚石”，牺牲自己以实现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实现城市及精英群体的现代化？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畸形的现代化！张健等的《城乡互动与农村家户现代化》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认为贫困村落里的农民大众可能并一定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书中写道：“农户不仅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同时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力量。”
改革开入以来，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与城乡互动中，大量农村地区的农民进城“打工”，张健等认为，“打工”的农民“并非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而是利用自身的资源积极应对，以合理的家庭策略，发挥家庭本身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其应对复杂多元社会中挑战的智慧，”实现“向上流动”。他们通过家庭成员的个体现代化达成家户现代化，而家户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呈现。张健等作者从贵州兴仁县联增村众多“打工人”那里看到了“打工”过程中个体身上所发生的微妙变化；变化有着不同样式，指向却只有一个目标——现代化！
何以可能？
我们从张健等的著作中注意到，尽管联增村的农民们一贫如洗，生存艰辛，他们仍然有着强大、持久的生存与发展的“内生动力”。张健等创造性地提出“家户主义”概念：“当代中国农民的行动单位是家户，农民的行为逻辑是家户主义。”张健等认为，农民的理性不是个人理性，不是集体理性，而是家户理性；农民伦理不是个体伦理，而是家户伦理。中国农民的本质价值追求是家户的繁衍、繁荣与荣耀，个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家户的生存与延续，村落中存在着以“家户”为导向的价值观、公平观甚至政治观。
“家户主义”视野下的家户伦理打开了观察中国数亿打工者群体的新窗口，从这个新的窗口中，我们惊奇地看到了打工者群体的“另一番风景”。仔细端详，我们注意到打工者群体中源自于村落却又超越村落的“内生动力”与精神气质。
于是，我们走进联增村，以求更准确理解来自那个村落里的打工人。
二、联增村的共同体伦理
联增村位于黔西南九盘山麓，北盘江南。“九盘”因山高而得名，诗云“九曲盘空天地头，鸟飞不过人何游。”北盘江水源充沛，但岸陡坡峭，水位相差100-500米，难以利用灌溉农田。大山深处的联增村民们依靠耕耘山脚下的田坝为生，土层薄，肥力差，更是有雨水汪汪，无雨土朝天，旱与涝年年纠缠着联增村人，一位村民说：“联增田坝每年都会被淹，不同年份被淹的时长不一。”另一位说：“我们坝子（联增田坝）最严重的就是干旱。”联增村仅有水田1130亩，旱地1670亩，人均水田0.46亩、旱地0.68亩，土地的产出常难以满足最基本的吃饭需求！
联增村，像许多自然条件严酷的西部地区的村落一样，是人类顽强生命力量的表征！九盘山地区很早就有先人刀耕火种，“耕山到处皆凭火，出户无人不佩刀”。从明朝以来，江西、云南等的人们因种种原因迁居此地，开荒耕地谋生。
生存难，难不倒联增人，反而激发出强大的内生动力。经过一代代的顽强努力，不少家族“兴旺起来”。此间，有人从外面迁入，与村里人家结成准亲属关系。于是，一个个自然村在大山深谷间出现了。到2021年，这一带有莲花等7个自然村，组合而成联增行政村。联增村共有582户，2455人；其中62%的联增村民是布依族。
长期以来，联增村，这个血缘地缘合一的村落在应对严峻的生存挑战中孕育出特征鲜明的共同体伦理。这种伦理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并在实践中锤炼出勤劳节俭、勇敢顽强、机智善变等精神气质。这种伦理驱使村落里人与人之间互助合作，有效扼制各种可能导致分裂的观念与行为，使宗族的血脉能在严峻的生存挑战中世代绵延，在历史风云变幻中长期生存。中国著名乡村建设先驱梁漱溟先生早年对村落共同体伦理有许多精辟论述。他认为，在村落共同体中，“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有其情……一切相关之人，随其亲疏、厚薄，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也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人类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在欲望中以自己为主），故伦理关系彼此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为他人而存在。”梁漱溟还进一步强调这种“以人情赋予生命意义”的村落共同体伦理就是中国人的“理性”，“人情即是理性”，“所谓理性，是指吾人所有平静通达的心理。”
联增村人尤其注重家庭的是纵向关系。“纵向关系”让光宗耀祖、传种接代的责任转化成每一个村民，尤其是男性村民的巨大“内生动力”，“香火绵延”演绎出许多联增村的故事。与其他自然村落相比，联增村家户的“纵向”特征十分明显。一方面，在联增村，“青年人结婚新建家户，不仅能从父母处分得相应财产，而且可将‘父母’随之继承过来。”所以，联增村较少一代或者二代人的核心家庭，更多是具有纵向特征的三代同居家庭。另一方面，传种接代的强烈愿望驱动着村民们更多生育，2021年，联增村每户平均4.21人，而浙江省农村户均人口仅3人左右！张健在书中列举了LCH家庭的打工情况，这个家族的人口结构令人吃惊。该家族有八兄弟。大哥有二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姐有四个小孩；二哥有五个小孩，前三个女儿，后二个儿子；三哥有四个小孩；二姐有三个小孩；叙述者自己二个小孩；大弟弟第一胎是三胞胎，后来又生了第二胎、第三胎；最后，最小的弟弟结婚以后也生了三个小孩，头胎是男孩，后来又生了二个女孩。
曾经，“纵向关系”驱动着联增村民多多生育，那么，在大量村民外出打工以后，源于“纵向关系”的内生动力发生重要的变化。张健写道：“这些外出打工的人，……因自身没有像样的学历而感到苦恼，对过去没有好的条件接受教育而感到遗憾……，对教育有了全新的理解。”他们渴望着让子女弥补自己人生的遗憾，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成为他们打工的强大动力。在联增村，村民们已经高度认同“不读完初中，在外不好打工”这句话，村民们把孩子的培养当成整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来对待。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或许正是有着由乡入城并深受冲击的经历和感受，这些打工群体在对待子女上学，尤其是女孩上学问题时，在观念和行动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们认为，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需要上学学习一些基本的知识与技能，以后外出打工和在家发展才有基础，才不会吃亏。”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到了21世纪初，“联增村人在送孩子上学时，已经不再考虑性别差异，他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男娃娃女娃娃都是一样的，都一样供读书。”
“供读书”成了联增村民外出打工赚钱的重要内生动力！
三、“积极的打工人”
如最初的吃螃蟹者尝到了鲜味，螃蟹成了梦里的追求；封闭村落里最早的打工者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外出打工成了联增村民追求的梦想。
于是，无数贫困的村落里涌出了千千万万积极的打工者，联增人的故事让我们有幸看到了打工者积极的那一面。
坚忍不拔，不畏风险。
与群山环抱的村落相比，外部世界有诱惑，也有风险。1990年代初，联增村最早的一批年轻人离开村落，到附近一个广东人承包的建筑工地打工。期间，一位女青年与来自湛江的小伙子恋爱、结婚。工程结束后，村里十几个年轻人随着这个女青年一起到广东打工。年轻人在广东收入不错，每个月有几百元工资收入。但湛江小伙子人品坏，喜欢赌博，总想方设法拉着联增村的年轻人一起开赌，边赌，边“出老千”。结果，联增村十多位年轻人赚的钱几乎都被他骗走了。一年多的辛勤劳动白白付之东流，联增的年轻人“最终认清了他的真面貌，纷纷离开了他”。一心想着赚钱的年轻人被劈头浇了一盆冷水，有的甚至连回家的钱还得凑。怎么办？他们没有一个“打道回府”，每天吃着咸菜白饭，仍“踏破铁鞋找机会”。于是，正如书中所写：他们“视野被打开了，他们成了最早的一批‘种子’，逐渐在沿海地区生根发芽。靠着血缘和地缘的纽带，一批又一批亲戚朋友被连续带了出去，联增村打工的队伍也不断扩大。”
排除万难，能出尽出。
联增村被封闭在大山深处，几乎所有的变化都比外部世界“慢半拍”；打工的信息直到进入21世纪以后，才引起村民广泛关注。2007年以后，联增村出现了外出打工的高潮，当年就有112人离开村落，2008年更有152人外出。2015年，政府开始实行精准扶贫政策，除了实施多个种植、养殖项目外，扶贫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帮助村民外出打工。在联增村，年轻人成年后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一段时间，然后结婚、生育，妻子在家抚育小孩，丈夫则继续在外打工以维持家庭开支。等到小孩一岁以后，妻子把小孩“丢”给公婆抚育，自己再与丈夫一起在外打工。张健等在联增村调查时一户人家，“家中已有一个孩子在家由老人照顾，妻子在二孩出生几个月时，就坚持要和丈夫一起外出，并且将两个孩子一起带出。这样，一个人的收入要供在外的一家四口生活，入不敷出，不得已，在家的老人只能把通过养牛养猪所挣的钱，按时寄给在城市打工的儿子。”老人在家极其有限的收入，竟然得提供给儿子，以支持打工！
上下求索，积极进取。
观察中外打工人，发现有两种不同的情况。有些打工人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生存状态。无论打什么工，他们都顺从老板的指示，做好手头的工作，“一是一，二是二”，从来不会动其他脑筋。有些打工人“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想着田里的”，他们勤劳努力，却总是寻找着新的机会与可能。他们“不安心”，想着“出人头地”，一有机会，他们就可能“跳槽”。我们称前者是“消极的打工人”，后者是“积极的打工人”。
联增村农民是“积极的打工人”，张健等在书里提供了“一个在联增村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这个人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在附近做零工，期间，曾到河北做过几个月非常艰辛的水泥搬运工。搬运工累，赚钱并不多，他怎么算着都划不来，就离开赴浙江打工，两次前往，两次离开，先后做过六份工作。有趣的是，他每次换工，工资都有所提高，他说：“2004年我当组长的时候，工资是960元一个月，后来到1200元，2008年的时候就有2000元，2009年又加了300元，2010年2500元，2011年2800元，2012年3500元。但是这个时候我女儿要出嫁，儿子也在城里读书，要高考，关键的时候你不可能不回来，于是就在城里租了套房子，守着儿子读完高中，2013年就回来了。为了挣钱，还开了两年的服装店。
联增村农民的“积极打工”具有积极意义，“打工”的生命实践已经并将继续开通富有魅力的中国航线，依稀可见前方的标牌写着“农村家户现代化”与“地方发展”。
四、“家户现代化”的畸形与扭曲
张健等著作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农村家户现代化”，我们不去辨析概念，仍感叹于“打工”对于家户的强烈冲击，感叹于在短短十几年中发生在闭塞山村里的“革命性变革”。
“长幼有序”一直是联增村人遵循的行为准则，其最令人唏嘘的是父母对于子女婚姻的支配。由于地理区隔，联增村的婚姻常常局限于该村所辖的“盆地”内，村里甚至因此创造了一个词“盆地婚姻”。在“盆地婚姻”中，“背带亲”占比极高。“男女双方尚在背带上时，父母就已为他们定下了娃娃亲。”张健他们在联增村听到了许多“背带亲”的故事，讲述者的平静、安详让倾听者吃惊。这里引用二则：
我的“背带亲”是乜篾一组的，姓王，小名叫小转。她妈妈和我妈妈是亲姐妹，也就是说，她是我表妹，我们是姨表关系。10岁时，我们就盘酒结婚了。
我10岁时就结婚了，她比我大5岁，姓王，是乜篾三组的。我们是“背带亲”。她是我姨妈家的女儿，也就是说，岳母和我妈妈是亲姐妹。结婚时已经办酒了。结婚后，我们没有住在一起，等了13年以后，她28岁，我23岁，我们都成年了，才住在一起。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大山，沐浴了九盘山脉，尤其是1990年以后，人性在春风中苏醒，“背带亲”陋习很快被抛弃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最初冲破“背带亲”的是一个外出打工的年轻女孩。1990年代初，那个早已“定亲”的女孩走出乜篾村寨，到百德镇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帮助做饭。每天，她与工地上来自各地的打工人吃住在一起，嬉笑打闹，感受着自由。慢慢地，她与一位广东湛江小伙子相恋了。消息很快传到乜篾村里，父母强烈反对，“背带亲”亲家也想办法阻止。但她不顾一切，在百德工地结束后，就只身跟着小伙子去了湛江。
这位女青年的故事具有多重意义，它宣示了“背带亲”的终结，更进而标志着“长幼”权力的“下移”；它宣示了女性与男性一样，地位平等、机会共享；它宣示了人生选择，尤其是婚姻的自由。正如张健等的书中所说：“随着大量人口外出打工，……自由恋爱取代了‘背带亲’，如今40岁以下的已经没有人以这种方式缔结婚姻，即使其中有部分人在小时候有‘背带亲’的对象，在他们外出之后，也主动取消了这种婚姻关系。”
摆脱“背带亲”，打工中的自由恋爱成了联增村的“时尚”，书中没有统计数字，引用的案例让人感受着联增年轻人恋爱中的自由之风：
大哥家有五个小孩，老大是女儿，老公是兴仁县城边上，是大嫂的妹妹在打工中认识后介绍的。老二是儿子，现在在贵阳打工，老婆是开阳的，两个人是打工时认识的。老三以前在广东打工，结婚后回到我们村来搞养殖。老四是嫁到瓮安，在浙江打工认识的。老五也是女儿，嫁到湖南，也是在浙江打工认识的。
二哥家有五个小孩，老大是女儿，嫁到百德镇，他们俩个是在浙江打工时认识，现在还在浙江打工，有两个小孩。老二是女儿，嫁到瓮安那边，也是打工认识的，现在还在打工，有两个小孩。老三是女儿，嫁到马场，她是幼师，读了中专，考到邮电局上班，她老公在教书，有一个女儿。老四是儿子，老婆是安徽的，两个人打工认识的……。老五是儿子，老婆是浙江的，也是打工的时候认识的……。
短短二十多年，联增村农民家户内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颠覆性变化，究其原因，观念的渗透性影响是重要的，但关键却在于“积极打工”本身。家户内部关系的改变与个人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即“积极打工”。当联增村农民怀着强烈的“求变”意愿外出打工，他们的生存状态就可能发生总体性变化；而驱动一切变化的轴心是钱。
钱给了年轻人权力，还有自由。从前，年轻人身无分文，他们只得顺从父母的支配。打工以后，他们赚的钱远远超过父母。在很多时候，他们说话比父母响，脾气比父母大，可以自由选择“对象”，自由寻找落户的地方。
钱驱动着年轻人争创家户的荣耀。像其他自然村落里的情况一样，联增村村民们都暗暗地较劲，挣面子，比赛谁家的房子修得更好，更气派。正如一位村民所说，打工的目的一是修房子，一是送孩子读书。联增村“不少人家以前就修了一百多个平方米的平房，外出打工赚钱之后，又在边上修了几间，或者加层，面积差不多三百多平方米，有的还装修得很好，但是一年四季都很少有人在里面住。很多村民都把房子修好了就出去打工了，在他们看来，能修大房子就是有钱，就是有本事。”如今，走进联增村，一幢幢洋气的别墅耀眼，与“贫困村”之名形成极大反差
钱、洋楼就等于现代化？
读着书中关于留守儿童令人伤感的故事，我心中涌动着伤感与无奈之情。我一方面感慨于联增村的打工者们已经并将继续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做出了巨大牺牲；另一方面，我从“家户现代化”中发现了畸形与扭曲；在这里，金钱吞食了人的情感，发展侵蚀了正常的生活！
五、以人为中心的地方发展
家户现代化是地方发展的题中之义，家户现代化的扭曲让我们看到了中西部，尤其是少数民族区域地方发展的痛点，逼迫我们反思地方发展的聚焦点。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惦记着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尤其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脱贫攻坚战”打响，贵州省政府更以“洪荒之力”推动地方发展，使联增村这样“深山老林里的村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健等在书中写道：“在联增村，从2003年起，……基础设施建设就是重点，道路从通村路到通组路和串户路，全部是硬化的水泥路；饮水的便捷性和安全性都有了高度保障，通信和网络都能高速入户。”由政府直接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地方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外，联增村的教育发展令人惊讶。改革开放以前，女孩都难以上学读书的深山村落，由于政府的持续投入与推动，截止2021年，联增村竟然有91人接受过大专以上的高等教育，其中有8人跨进了全国重要985、211院校！
联增村地区地方发展就勿容置疑，但在地方发展中，政府项目落地与打工者返乡创业之间“两张皮”现象却教人深思。
从2010年以后，在“项目扶贫”思想的指导下，地方政府经过反复论证确定了联增村的扶贫方案。最初实行的是“依托农户型项目”，其中包括核桃基地、五星枇杷种植与黄牛黑山羊饲养等三大项目，项目设计尽可能“尽善尽美”，执行过程也反复推敲。但出乎预料的是，所有项目都不了了之，还造成资源的浪费。政府接受了第一轮失败的教训，经过专家认证，决定采取“龙头企业+农户”模式帮助联增村发展。经过招商，一个广西金矿老板前来联增投资，种植400亩生姜。另一个老板则承包了联增小学后面的1000多亩荒地种植构树。两个以后，两个老板早已不见身影，只留下一片抛荒的土地！
正当地方政府紧锣密鼓搞“项目抶贫”时，联增村有25户50多人回到贵州兴仁县创业，其中回到联增村的有8户。创业的门类多种多样，在兴仁县域内，有人做铝合金加工、室内装修、百货店、饭店、顺丰快递、水果家具销售、驾驶员、微商以及办课外培训机构；在百德镇，有人搞石材加工、铝合金加工、家具加工以及百货批发；在联增村，除了销售、屠宰以外，最著名的是几个牲畜养殖大户。张健等在书中介绍了一位联增村的“养猪大户”，他1982年出生，毕业于贵阳畜牧学校，最初到县畜牧局工作，2006年外出打工搞运输。2016年，“人太累了，想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也想做点新鲜的，尝试不一样的工作。”如此想着，2017年10月，他回到联增村筹建了养殖场。他说：“养殖场大概2000多个平方吧，投了45万，一次性贷了10来万。我有个老朋友是我们县农林局的，给他们打个电话，办了相关的手续，走了一些程序，然后就开始建了。……如果有熟人介绍或者指导，按照规定的程序方法直接办起来就要快点，可以节省时间……，”他的养殖场办得有声有色，2021年，他准备新建500多平方米猪舍，在原来养殖200多头的基础上，再增加150多头。他认为，“目前看来，我们这里发展养殖业是比较有可能的，最安全的就是养羊、养牛。”
在联增村，一方面，政府的项目难以真正落地，另一方面，外出的打工者回乡艰难创业，少数取得了成功。二者都关联着地方发展，为何不能形成合力？
情况错综复杂，解释林林总总，归根到底一句话，人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可宝贵的。地方发展必须依靠人，为了人，“以人为中心”！以此观之，联增村“积极的打工者”自然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地方发展的“中心”，他们的生存状态自然而且应该成为地方发展的起点。
我们先看看“积极的打工者”的生存状态。
首先是回乡的意愿与实践。
与江浙沿海地区的农民相比，联增村与广大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相似，他们与村落以及地方保持着更加紧密的联系。张健等在书中专辟章节书写“乡村的拉力”，其中包括城乡的比较效应、农民身份所蕴含的权利、家庭情感的纽带以及村庄的文化纽带。书中写道：“联增村打工的农民，不管在外面打工多少年的人，过年都一定会回来。”联增村的打工者与家乡地方“藕断丝连”，“丝”是文化的力量，拉着不少打工者自愿回乡创业。在这里，回乡创业中的“返乡不返村”现象值得关注，在25户回乡创业的人中，17户没有回村，而分别到百德镇以及兴仁市县城、农村开启他们人生的新征程。
其次，“安家落户”是“积极的打工者”们最强烈期望。
“2021年春季学期，联增村共有571名学前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其中……近500人中会有相当大一部属于留守儿童。”这是联增村的打工者，像全国数亿打工者一样，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的悲壮却无奈的牺牲！牺牲无可奈何，“打工者”却顽强地以自已的努力创造新的生活。他们以家庭代际支持为基础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接力式进城”运动，一代紧接着一代，每一代都呕心沥血地超越“打工-结婚生子-打工-返乡”这样的家庭生命周期。张健等在书中写道：“‘新家庭生命周期’模式，特别是农户一代接一代努力打破打工的代际遗传循环，为理解当前社会大流动、城乡二元、家庭‘分离’背景下农村稳定性与农村现代化的未来可能，为理解流动时代农户家庭的行动逻辑极具启发性。”
联增村以及该村打工者的情况为我们思考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发展提供了启迪。
地方发展的聚焦点既不在“乡”，更不能在“村”，而应该以县域为中心；地方发展不是“乡”，更不是“村”的发展，而应该是城乡融合的一体化发展。地方发展规划应该“以人为中心”，尤其关注“积极的打工者”，尊重现实情况与风俗习惯，保持一份谦虚，留有充分弹性。
地方政府要体察“积极的打工者”回乡就业、创业需求，激活地方资源，搭建交流与创新平台，提供温馨怡人的服务活水，让地方成为地方人才回流、外来人才落户的制度沃土。更重要的是，数亿人夫妻分居、子女留守的悲壮故事应该收尾了，各地方政府，尤其中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有机会做出新的贡献，让“打工者”们都有一个夫妻团聚、老幼同堂的家。
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愿景，也应该是张健等书名中所说的“家户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作者系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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