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违规吃喝政策的出台，本是净化政治生态、防范权力寻租与利益输送的重要举措，目标在于厘清公权力边界、维护公共利益，具有鲜明的价值正当性。然而在县域基层治理场景中，政策执行却逐渐显现“一刀切”倾向。由于未能充分适配基层“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也未对“正常私人社交”与“违规利益交换”作出清晰界分，不少基层干部陷入“公权力执行者”与“私人关系主体”的角色冲突，被迫以“断亲”的方式规避风险，甚至影响到与基层群众的联结。
一、禁止违规吃喝的价值初衷与治理目标
禁止违规吃喝的政策设计，预期目标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首要任务是防范利益输送，杜绝以饭局为载体的隐性腐败，严格区分公务与私谊的界限。其次是推动干部作风转变，引导基层工作者将精力集中于公共服务，摆脱不必要的应酬负担。最后是巩固群众信任，通过规范干部行为消除“吃拿卡要”的群众疑虑，增强基层治理的公信力。
从县域治理的实际需求来看，这一政策的必要性尤为突出。基层干部直接面对群众，其行为作风与群众的获得感、信任感直接挂钩。以往个别干部借红白事、项目协调之机违规吃喝，不仅消耗行政资源，更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政策的初衷，正是要通过明确“红线”，让干部从“应酬压力”中解脱，回归公共服务的本质。但问题在于，基层治理并非“非黑即白”的线性逻辑，尤其是在熟人社会的场域中，基层干部的亲友圈、社交圈常与工作圈重叠，政策的刚性执行需要适配这种复杂的人际互动现实，而当前普遍存在的追责过泛、管理服务对象概念模糊等问题，更让政策落地面临额外挑战。
二、政策执行“一刀切”模糊公私边界
在政策落地过程中，“一刀切”的执行方式逐渐消解政策初衷，问题集中于边界模糊、弹性缺失与追责泛化。一方面，政策未细化“违规吃喝”的场景、主体与性质界定，比如私人出资宴请曾长期共事的老同事是否合规、参与村民红白事是否构成利益关联，均无明确标准。另一方面，基层缺乏政策解释与执行的弹性空间，干部既无报备渠道，也无判断依据，叠加动辄追责的压力，只能以切断所有可能引发争议的私人关系这种最保守的方式来规避风险。
基层调研案例生动呈现了这种困境。有干部为儿子结婚建房请教规划部门老同事后，反复纠结私人请吃饭是否合规；岳父去世后，身边长期有人情往来的体制内亲友因规定限制无法到场；老家传统节日亲友上门聚餐与探望的传统，也因亲友怕“牵连干部”改变，只要干部在家吃饭，亲友便主动回避，待其离开后才敢聚餐。这些正常私人社交被纳入潜在违规范畴，政策执行只关注“是否有吃喝行为”的表层特征，忽视“是否存在利益交换”的内在本质，最终造成“私人生活为公权力买单”的错位。
更值得关注的是，“一刀切”还引发多重连锁影响。一方面，弱化了基层干部与群众的工作联结。在农村熟人社会中，需要每一个干部、每一名党员通过自己的情感网络，团结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其中“吃饭”“串门”既是情感维系方式，也是政策落地、矛盾协调的接地气手段。村干部化解邻里纠纷时，在村民家吃顿便饭能拉近距离；工作队争取老党员支持时，在其家人红白事到场慰问能建立信任。但政策压力下，这些“接地气”的方式被禁止，干部晚上吃饭只能从外面打菜回家，不敢与人同席；村民办事见干部在场便搬凳子离开，不愿同坐一桌。正如基层干部所言，“在农村，吃顿饭联系感情与不吃顿饭，完全是两回事”，这种距离感最终削弱基层治理的人情温度与执行效能。
另一方面，还间接影响县域经济活力。有县领导吐槽，农业县工商业本就不发达，消费主力多为教育、医疗、党政机关等体制内人员；政策“一刀切”下，干部不敢参与私人聚餐，导致县城人气最旺的餐饮业基本陷入停滞，不少农民工失去就业机会，餐饮个体户血本无归，农产品也失去了最具活力的本地消费渠道，让本就薄弱的县域经济雪上加霜。
三、多重张力下的基层干部角色冲突
基层干部的“断亲”境遇，是三重治理张力交织的结果，背后折射出基层治理逻辑与现实场景的深层适配问题。
（一）公权力执行者与私人关系主体的身份焦虑
从角色冲突理论来看，基层干部同时承载“公权力执行者”与“熟人社会关系主体”双重身份，而“一刀切”政策未对两类身份的行为边界作出合理划分，叠加追责过泛的压力，直接催生“身份焦虑”。作为公权力执行者，干部需恪守“避嫌”原则，哪怕是私人出资请老同事吃饭，也担心“被举报”“日后被翻旧账”。作为私人关系主体，干部又需维系家庭、亲友的正常联结，参与亲朋好友葬礼、回应传统习俗等本是人之常情，且基层干部流动性不强，熟人与朋友多为体制内人员，这种联结更难轻易切割。
这种冲突的核心在于“角色模糊”。政策既未明确“私人宴请”与“违规吃喝”的区分标准，也未提供报备、解释的渠道，干部只能靠“主动收缩私人社交”以规避风险。调研中，基层干部“建房子请人帮忙要反复考虑合规性”“不敢与亲友同席吃饭”的纠结，正是“角色过载”的体现。政策压力将公权力责任无限延伸至私人生活，迫使干部以“断亲”缓解焦虑，而这种焦虑又进一步传导至县域消费领域，加剧经济活力不足的问题。
（二）熟人社会中公私领域的异化重构
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恰能解释基层治理的特殊场景。中国乡村社会以“关系”为纽带，基层干部的社交圈天然与工作圈、权力圈重叠。亲友可能是体制内同事，熟人可能是服务对象，这种“公私交织”并非必然指向“利益输送”，而是熟人社会的常态。但“一刀切”政策忽视这一逻辑，简单以“是否涉及吃喝”作为判断标准，导致公私领域被异化重构。
基层干部的困惑颇具代表性：“什么是朋友？一面之交算朋友，还是深交算朋友？”这种困惑的本质，是政策将“熟人关系”等同于“风险隐患”，未区分情感维系与利益交换的本质差异。干部请老同事吃饭，核心是“感情联系”而非“利益输送”。参与老党员葬礼，是“维系工作信任”而非“违规社交”。但在“一刀切”执行逻辑中，这些行为的“表层形式”被无限放大，“本质目的”被忽略，干部只能主动切断正常关系，担心“发生分歧时一张照片就把自己‘崩出去’”。这种重构的危害在于，打破了熟人社会的信任基础，让基层治理失去“人情纽带”的支撑，反而可能驱使利益交换转入更隐蔽的渠道。
（三）公共服务短板下的社交与工作互嵌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短板，进一步加剧了基层干部的困境。由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基层干部的工作往往需要依赖“非制度化”的社交手段。通过与村民吃饭、聊天了解诉求，通过参与红白事争取群众支持，这些行为并非“违规”，而是公共服务在地性的必然要求。
基层干部要推动农村“三大核心难题”工作，必须与村民建立深度信任。但“一刀切”政策忽视这种“互嵌性”，将“协调纠纷时喝一杯酒”“在村民家吃一顿便饭”简单归为“违规公款吃喝”，导致干部“不敢与群众近距离接触”。比如村干部为化解邻里宅基地纠纷，本可通过“一起吃顿饭”拉近距离、耐心调解，但政策压力下只能“走形式”地宣读规定，最终矛盾无法真正解决。这种“管表皮不管本质”的治理方式，不仅割裂干部与群众的联结，更让公共服务失去“落地的温度”。
四、以弹性治理实现政策刚性与乡土逻辑协同
解决基层干部被迫“断亲”困境，并非否定禁止违规吃喝政策的价值，而是要优化执行逻辑，在政策刚性与基层现实之间找到平衡，明确边界、赋予弹性、聚焦本质。
第一，细化政策边界，区分“违规吃喝”与“正常社交”。需清晰界定公款吃喝的定义、对象与场景，明确不纳入追责的具体范围。同时建立便捷的报备机制，比如干部可通过单位内部系统报备私人社交活动，避免因“自我猜测”过度约束私人生活。只有边界清晰、追责精准，干部才能在“合规”与“人情”之间找到平衡，既守住底线，又不背离“人之常情”。
第二，赋予基层弹性空间，信任基层党组织的判断能力。县域治理承上启下，基层党委最了解本地实际情况，对于“村里协调纠纷时喝一杯酒”“参与老党员葬礼”等场景，应允许基层党委结合实际判断是否合规，预留“弹性条款”避免“全国一刀切”。正如基层干部所言，弹性空间要留给基层党委，因为他们最清楚“哪些是人之常情，哪些是违规风险”，这种信任也能提升基层治理的主动性与灵活性。
第三，聚焦治理本质，从“管表皮”转向“管核心”。禁止违规吃喝的核心目标是防范利益输送，而非限制正常社交。政策应将重心放在“是否存在权力寻租”“是否涉及公款”等本质问题上，而非纠结于“是否吃饭”“是否到场”等表层现象。对于全面从严治党而言，应该还有比吃喝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针对“私人宴请”，只要不涉及利益交换就不应过度干预；对于“干部参与群众红白事”，只要不使用公款、不搞特殊化就应允许。唯有聚焦本质，才能避免“舍本逐末”，让政策真正回归“净化生态、服务群众”的初衷。
基层干部的被迫“断亲”境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理性与乡土逻辑磨合阵痛的缩影。既非政策初衷的必然结果，也非基层干部的“个人选择”，而是治理逻辑需要优化的信号。禁止违规吃喝政策的价值不容否定，但基层治理的复杂性要求必须兼顾“刚性”与“弹性”。在守住“公权力不可私用”底线的同时，必须尊重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为基层干部留出“人之常情”的空间。唯有如此，才能让基层治理既有“规矩”，又有“温度”。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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