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指向是一个多维度、全方位的发展过程，涉及技术升级、组织方式变革、市场扩展以及城乡互动等多个维度。从全局来说，农民形态、产业形态和城乡形态的演化预示了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走向。在现代化与市场化背景下，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农民生产行为和组织形态变迁，共同推动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前沿变革。
一、科技前沿深刻变革：信息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新趋势
农业现代化本质上是农业技术发展的一种前沿变化，科技创新始终是农业现代化的前奏和先导。正如科技创新引发的每一次种子革命，都促进农业发生质的飞跃，对农业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这是根据农业现代化的前沿变化和趋势作出的战略判断，充分肯定了科技创新是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的核心要素和主要力量，明确了以科技进步为引擎推动农业生产力变革和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世界农业发展史也充分证明了科技是农业发展的原动力和驱动力，农业强国必然是农业科技强国。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和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以及智能制造技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新常态，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农业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刻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优化了种植结构，有效缓解了农村劳动力供需矛盾，提升了农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促进了农业高质高效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从全球视野来看，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尽管耕地面积仅增加30%，但世界粮食作物产量在技术革新的推动下实现了倍增，使这一时期成为全球粮食生产力增长的非凡时期，这也从一个侧面充分体现了科技进步对提高耕作效率和土地利用率的巨大贡献。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农业生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种植和养殖方式，而是越来越多地依赖前沿科技的创新应用。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精准农业与农业互联网三大关键技术，助力实现了农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的实时监测，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抗病虫害能力，有效控制了化肥和农药的过量使用，使农业生产管理变得更加智能化和自动化，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和现代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之间的信息传递、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可追溯性更加迅速和精准，成为推动我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力量，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农业新质生产力不仅体现在农业生产方式与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上，更表现为农业生产结构、理念及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它涵盖了生物技术创新、土地精细化管理、农业产品添加值增长等方面，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紧密结合，提高小农户的科技应用能力和农业生产的整体水平，从而显著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与产出效率，实现了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提升。而这必然要求农业生产者具备更高的科技应用能力和管理水平，以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推动我国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农业强国转变。
二、食物结构深刻变迁：农产品消费需求多元化新趋势
作为大国小农，准确把握农产品的市场消费需求趋势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食物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这是根据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作出的战略判断，深刻反映了对食物生产、流通和消费全链条的重视，以及在各个环节中都寻求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平衡，准确把握食物消费的文化属性和社会价值，为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
在我国的传统饮食结构中，以稻米、小麦等五谷杂粮为主食的饮食习惯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而畜禽肉类及水产品的消费相对较少，蔬菜、水果摄入量仅占总量的一小部分。这种饮食结构的特点在于粮食主食化、肉类副食化、地域差异化和季节轮换化。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食物消费结构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呈现出从以单一的谷物为主，逐步转变为由粮、肉、蛋、乳、果蔬等组成的富含高蛋白、高营养价值的食物组合，加工食品占比不断提高的结构多元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趋势。根据有关数据，我国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量占比逐年上升，肉类消费量从1978年的每人每年9公斤，上升到2022年的每人每年70公斤，同期奶制品消费量增幅更是达10倍之多，与此同时，水果和蔬菜的消费需求也表现强劲。
在食物结构性变迁背景下，伴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与社会阶层多元分化，农产品消费发生了高中低端分化的多元品质需求结构变迁，日益呈现多样化、个性化、特色化变化趋势，食物消费不但追求营养和健康，而且更讲究口味。此外，不同的地域饮食文化对食物消费结构的形成与演变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如南方的稻作文化、北方的面食文化等，都极大影响了区域内食物的生产与消费模式。这些变化既体现了城乡居民营养健康观念的更新，反映了饮食文化差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也说明大食物观的核心在于强调食物不只是饮食消费的对象，更是生态文明与健康生活的重要基石。
三、城乡结构深刻变动：人口比例与空间格局融合新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这是根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实际和未来趋势作出的战略判断，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与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事实，但乡村不会消亡，城乡长期共生才是城乡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特大型小农国家，能否处理好城乡关系，关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就是要求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把握和处理工农城乡关系。
在深入推进的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人口城乡流动不断趋于自由化，城乡人口分布日趋均衡。根据有关数据，我国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2亿人增长到2022年的9.21亿人，这一增量甚至超过了欧洲各国人口的总和；与此同时，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也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22年的65.2%。这是我国城乡结构深刻变动的最直观表现，这一变动重塑了城乡关系，标志着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达到了新水平。
城乡结构变动不仅涉及城乡人口比例与空间格局的改变，更涉及经济结构、产业布局、社会治理等多方面的深层次变迁，成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信息化大背景下，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新动能不断从城市向乡村传导，城市与乡村的发展机会和生活条件的差异正在缩小，农村正从传统的以农业为主逐渐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支撑的多元化产业结构转型，城乡发展的轨迹呈现出明显的分化与融合双重特征，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日益趋同，如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影响了城市社会的结构和文化，而城市居民对乡村生活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向往，这种城乡互动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生活内容，也促进了城乡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四、乡村治理结构深刻变化：党统一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共治新趋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更为丰富的科学内涵和更加生动的实践图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并取得明显成效，我国乡村社会结构日益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和诉求多元化的变化趋势。党中央提出要完善多元共治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是根据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作出的战略决策，必将推动着我国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的逐步实现。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国家以一种全新的治理方式进入乡村社会，乡村资源不再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工具，而乡村的繁荣是现代化目标的战略重点。乡村治理依托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力保障，通过诸领域的相互作用和动态调整，从根本上撬动了乡村社会生产关系，乡村治理的参与主体和管理模式实现了历史性变化，我国乡村社会结构与治理方式正在经历历史性变迁。在现代化大潮中，治理主体呈现出从单一的党委领导模式向党委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共治转变，动员了基层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村民、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主体资源，形成了政治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格局。这一新的治理模式不仅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与结构升级，而且极大地完善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乡村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了乡村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为推动社会整体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乡村治理实践模式方面，无论是湖北省秭归县的“幸福村落”，还是浙江的“枫桥经验”，都是建立以党支部为核心、村委会与村民代表大会相结合的组织架构，注重发挥村民自治制度的作用，形成了“党建引领、村民参与、法规支持、科技促进”四位一体的现代乡村治理新模式。村党支部通过定期召开村民大会，公开乡村治理方案和财务情况，从而保障决策的民主性，有效提升村民的满意度。在社会文化建设方面，既尊重乡村原有文化的内在价值与外在特征，又引入现代文化元素以充实乡村文化的内涵，通过推进乡贤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增添乡村文化建设的鲜活元素，增强乡村治理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同时，很多地方依托现代化信息技术构建乡村治理的大数据平台，吸引多元主体参与协商议政，有效增强了乡村治理的透明度与参与度，实现了治理效率和治理能力双提升，加速了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转型。
在乡村治理模式变迁中，乡村社会组织占有重要地位，在助力乡村治理结构转型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乡村社会组织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组织和文化组织等多元主体共治已经成为社会参与自治机制构建的新趋势，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范例，这在我国城乡关系变化、社会治理重心下沉、社会治理能力提高等多个方面都有鲜明的体现。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摘自作者《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沿趋势与路径选择》[J].山东社会科学,20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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