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返乡的过程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一个现象，即使许多农民已经在县城甚至城市购置了住房，他们仍然倾向于在农村新建一栋房屋。这些新房在外观和体量上往往颇为气派，甚至超过了城市商品房的标准，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常年处于空置状态。对外出务工群体而言，新房并非单纯的居住空间，而是多重意义的综合体。它既承载了宗族关系和文化延续，也成为社会身份的可见化符号，同时还承担着父母与自身养老的现实功能。
一、农民返乡建新房的现象
通过观察发现，返乡建房的主体主要是外出务工的中青年群体。他们多为40至55岁的农民工，经过多年在沿海省份或邻近地区从事建筑、装修、制造等行业，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选择回乡建房。一栋三层小楼的建造成本通常在50万元左右，具体取决于建筑规模、装修档次和材料选择。许多建房者采用“分期建设”的模式，先完成主体结构，待资金充裕后再进行内部装修。这种灵活的投入方式，使得更多中等收入家庭能够逐步实现建房的愿望。
尽管建房投入巨大，但新建农房普遍存在利用率不高的问题，表现为季节性使用特征明显。多数房屋仅在春节、清明等重要节日才会有人居住，平时基本处于空置状态。村庄的常住人口普遍老龄化，长期居住者多为老人，年轻人仅在节假日短暂停留，许多精心设计的房间常年无人使用。很多建房者即使已经在城市有房产，仍坚持在老家建房，形成“城有住房、乡有新房”的“双栖”模式。这种看似矛盾的选择，恰恰反映了农民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们渴望城市带来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彻底割断与乡土社会的联系。
二、农民工为何返乡建房？
农民返乡建房现象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逻辑与经济理性考量。从表面上看，这种投入巨大却利用率不高的建房行为似乎不符合经济理性，但若将其置于现实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便发现其有内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一）宗族观念的延续
宗族观念在当代乡村社会依旧具有深远影响。返乡建房首先是对宗族关系的一种回应。房屋作为家庭在村庄中的固定位置，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居住点，更是宗族谱系中的标记。老家有房意味着在宗族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若无房屋，个体和家庭便容易被视作“脱根”。因此，即便在城市长期生活，农民也倾向于通过在老家新建住房来维系与宗族的联系。房屋在这一意义上成为宗族秩序得以维持的重要支点，保证了外出人口在“家族共同体”中仍然具备象征性的存在。比如，今年过年的时候家里的人就在商讨修建新祠堂的事情，家里的老一辈对于这件事情是全力支持的，认为祠堂是家族凝聚力的象征。
另一方面，返乡建房也承载了“落叶归根”的心理期待。在外出务工已成为常态的背景下，城市生活虽提供了经济机会，却常常缺乏情感归属与未来保障。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困境中，农民并未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返乡建房成为他们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同时村庄空间则恰好提供了这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新建住房不仅为个体保留了回归的物质条件，也象征着与祖先传统、宗族血脉的持续连接。春节或重大节日期间，空置的房屋重新热闹起来，家族成员聚集其中，这种周期性的使用强化了房屋与宗族的精神纽带。由此可见，建房不仅是现实需求的满足，更是一种文化逻辑的再生产，也是对未来的规划。
（二）社会身份的象征
同时房屋在乡村社会中也是身份与地位的外化形式。在熟人社会的结构里，社会评价往往通过“可见的资本”来完成，新房的体量、层数、装修风格和装饰细节，不仅体现了家庭的经济实力，也成为家庭在村庄内部声望的象征。许多返乡者表示，即便父母对居住条件并无过高要求，但新房的建设依然是一件“必须完成的事”，因为这关系到家庭在宗族与邻里的面子。“面子”不是自己给自己的，而是个体要求别人对自己的尊重与顺从而得来。如果没有新房，便可能被视为混得不好，而一栋气派的新房则足以成为外出成功的象征，是向乡亲们证明自己混得好的证据，也是获得“面子”的一个行为模式。事实上，这类建房行为已超越了居住本身的需求，而是把在城市积累的经济资本和社会经验转化为乡村社会资本的过程，既满足了家庭的荣誉感，也在村落共同体中巩固了其社会位置。
（三）养老需求的回应
在返乡建房的动机中，养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受传统乡村伦理的深刻影响，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供养上，还往往通过改善居住条件来体现。新建住房因此被视作子女尽孝的具体实践，是让父母住得体面和舒适的方式之一。对许多老人来说，新房既意味着舒适的生活空间，也象征着子女的成就与关怀，同时回应了村庄社会对孝道的普遍期待。此外也是为了自己以后返乡养老做准备，也在子女步入婚姻、可能产生代际分居或冲突的情况下，保留了一个稳定的家庭空间。尤其是在土地确权政策推行后，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获得了法律上的确认，建房就不仅是一种现实选择，更是一项稳固的家庭资产配置，因为农民基本上没有投资能力，建房不仅风险小，还能在通货膨胀背景下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三、农民工返乡建房的影响
返乡建房的持续兴起，已经在多个层面深刻影响了乡村社会结构与城乡关系。首先，在物质层面，它显著改善了农村住房条件。过去常见的砖瓦平房逐渐被多层小楼取代，村庄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外出务工经济回流的直观体现。其次，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看，返乡建房并不与城镇化相矛盾。相反，它折射出农民工群体在城乡间的“双栖”生存策略。一方面，他们在城市购置住房，以满足工作和教育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农村修建新房，为养老和身份认同预留空间。农民工并非完全脱离乡村，而是通过建房等方式维系与乡土的持续联系。某种意义上，返乡建房为城市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维度，它倒逼政策层面重新审视城乡发展模式，推动城镇化由单纯的人口集中向更加注重城乡协调、双向流动的阶段转型。最后，在治理层面，返乡建房不仅带来人口回流，也为农民工未来参与乡村治理奠定了基础。许多返乡者兼具城乡双重经验，他们既理解村庄内部的人情秩序，又熟悉城市中的制度规则与公共事务逻辑，这使他们能够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村级事务更契合现代治理需求，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与资源。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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