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返乡，父亲忽然提起家中正在修族谱，“专门请了书法好、有知识的大学生撰写族谱，还建了家族群。”自我幼时起，从未听过修族谱这一事情，因此父亲的话语让我感到新鲜而好奇。南方地区的族谱观念虽比北方地区更根深蒂固，但我所在的小镇，常以村划分民众，未有宗族，也从未看见家族祠堂。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改变？传统的族谱不仅限于纸质文本，更摇身一变成为了家族微信群、电子谱书。这一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现象，成为我返乡观察的兴趣所在。
一、族谱编修的实践
修族谱并非一件小工程，而是建立在差序格局之上，由家族中的权威年长者牵头，以血缘为纽带，以原子化的小家庭为核心向外扩散。既向外整合家族中所有的亲属后辈，又向上追根溯源祖宗身份；并非单纯的文字记载，而是一项涵盖筹款、收集资料、重大决策、家族会议等多环节的集体行动。宗族大部分成员往往居住在同一村庄内，且乡村事务主导者与宗族成员身份常有重合，如我所在的K村，村长是我的表爷爷，村书记是我的叔叔，其他村干部大多都“沾亲带故”。而宗族事务的处理也往往与村庄治理与资源分配相连接。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进入乡村，传统纸质族谱向电子版族谱、家族微信群等形式转变。以家族微信群为例，作为族谱的数字化延伸，微信群不仅是家族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族内成员互动、决策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场域。家族微信群将分散于五湖四海的亲属聚集于同一空间，尽管在此之前他们联系并不紧密，甚至互不相识。“幺女你看群里，这个人名字跟你一样，之前都不知道有这号人。”父亲如是说。通过看似“无意义”的日常聊天行为，如辈分标记的自我介绍、日常寒暄、互相问候、转发小视频等，摒弃陌生感，将族内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将“他者”变成“我们”，从而形成家族认同。对于远离故乡、身处外地的成员来说，家族群里的问候也带来了“游子思乡”的故土之情。这种结合传统与现代的方式，使得族谱不再是静态的文本，而是一种家族秩序的重构与社会关系的强化和再生产，以此展现出生动的社会实践图景。
二、族谱的“入谱规则”：血缘逻辑与女性缺席
家族(或宗族)是以血缘为主要基础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关系，贯穿了整个中国文明史。在修谱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嫁入家族中的女性配偶（如儿媳），通常不会被写进族谱中。血缘女性（如姑姑和女儿）则因生于本宗族而被简要记载。但在某些地区，血缘女性同样也不会被写入。这种将家族成员划分为“可写入”与“不可写入”的差异化处理，表面上是基于血缘传承的族谱逻辑，实则体现为某种传统文化惯习，其背后隐藏的是对女性“从属地位”的制度性承认与自然化处理。
族谱的编写，作为父权制家族结构的形式化延续，映射了对家族成员地位、身份及其功能的文化排序。通过以父权为中心来构建话语秩序，强化“男传女不传”“外来不记”的宗法伦理，将女性存在系统性地边缘化。配偶女性通常被视为“外来成员”，即“他者”，主要功能聚焦于家庭支持与养育子女，而非“传承”，因而被排斥在族谱之外。某些地区，出嫁的女儿虽是血缘至亲，但是秉持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身份不再归属于本族，由“我们”变成了“他者”，由此也难以进入族谱书写范围。某种程度上，这种记录方式并非完全忽视女性的实际贡献，而是在传统礼制与家族观念的影响下，对其谱内身份进行了有限呈现乃至制度性淡化，是一种社会认知结构的延伸。布迪厄提出的“象征资本”概念，并进一步转化为“象征权力”，主要是通过文化、语言等象征性手段来巩固强化社会结构中的支配关系。它凝聚着社会的不平等关系，而且它还具有使这种不平等关系合法化的“隐蔽与秘密”功能。在修族谱这一实践中，通过“谁能被记载”“家族正统成员”“祖宗之法”等形式来划分权力，同化被支配者，强化现有秩序的正当性。但事实上，族谱的“缺席”并不意味着女性在家族事务中毫无作用，恰恰相反，许多女性在维系家庭、教养子女乃至宗族维护与延续中承担了重要角色。随着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传统族谱在新时代下形成新样态，进一步重塑了家族成员的互动与身份界定，无形中助力维系和再生产既有的家族权力结构，特别是在排斥女性配偶等族谱边缘人的身份认同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代际差异：年轻一代的疏离
父亲问我和姐姐要不要加入族谱里面，姐姐直言：“这有什么好进的？”面对修族谱的传统仪式，姐姐表现出明显的疏离，甚至反感。我向姐姐询问缘由，姐姐说：“族谱又不是白进的，需要一定地位才能说上话。跟里面的亲戚又没来往，有事可能还得去帮忙，本来自己上班已经很累了。”这种反应并非是对传统本身的全盘否决，而是体现了年轻一代对族谱背后权力结构和话语权的质疑。“族谱不是白进的”，看似简单的话语，背后也意味着某些隐形义务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尤其是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年轻一代面临极大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对于可能带来额外负担的传统义务表现出本能的回避。
传统社会的人际网络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熟人社会”，族谱是其维系的重要工具。作为一种宗族文化符号，它记录家族历史文化、规范伦理秩序、维护家族利益，承载着家族延续的愿景。族谱中的个人都在宗族组织的庇护之下。进入现代社会，随着城市化和流动性的加剧，这种以熟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转型，逐步向“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的转向。一方面，年轻一代日益脱离传统的亲属网络，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进行自主选择的社会网络，与人交往更多建立在以职业、兴趣等为纽带的“弱关系”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趋向功能化、契约化，如“远亲不如近邻”；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的身份认同不再依附于家族之上，而更强调个人选择、个人努力与自我实现。个体的原子化倾向使得年轻人对家的观念集中于“小家”，即父母、兄弟姐妹组成的亲密生活共同体。而在传统社会，家是广义的家族共同体，是“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便是写照。“小家”相对于“大家”的情感基础更强，但其延伸性与扩展性明显减弱。因此，当父亲提出加族谱时，姐姐回应“跟里面的亲戚又没来往”。这时的亲戚对于姐姐来说只是有着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即“他者”。这种代际差异也体现在家族微信群中。家族微信群的亲代（中间一代）是微信群内外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主导者，家族群的子代们是信息传播过程的观察者或者游离者。其中，地位高者往往得到更多的回应，他们往往成为群话题的主要发起者。而对于青年一代来说，家族群里的成员虽然都有着血缘关系，但除了春节期间的偶尔交往，线下见面的机会极少，甚至个人微信都未添加。子代们往往秉持着“父母的亲戚并不是我的亲戚”思想。
四、修族谱的历史与现实成因
修族谱这件事具有区域差异性。相比北方，虽然南方普遍被认为族谱观念更强，但这种观念并非所有南方地区都普遍存在。我的家乡位于渝东北三峡库区与秦巴山脉交汇地带，地理位置上属西南，却并未有浓厚的修族谱意识。家里突然编修族谱这件事，令我试图去探究背后的成因。
鲜于修谱的成因。一是宗族发展的历史基础较弱。族谱是宗族认同的载体，宗族借助族谱实现内聚和延续。相较于福建、广东等强宗地区，家乡所在区县在历史上宗族的形成程度相对较低，且多经历移民融合、宗族血缘关系较为松散，宗族意识较弱。先经历了“湖广填四川”的历史发展，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形成多元杂居的格局，族群混合稀释了同宗的认同感，削弱了族谱的延续需求。后又作为三峡移民的重点区县之一，搬迁安置大量移民。我所在的小镇作为三峡库区四期移民重点“一城五镇”之一，是移民大镇。城市化、城镇化下，城乡二元结构又促使乡村人口向外地流动。在人口的流动中，宗族的土地与祠堂等物质基础薄弱，族谱文化受阻，其功能不突出，缺乏凝聚力与延续性。二是地形与村庄分布。宗族的形成往往聚族而居，家乡大多由山岭构成，四面环山，村落呈分散状态，缺乏成员聚居与日常互动的条件，难以形成强烈的宗族凝聚力、成员宗族意识淡化。以我家为例，除少数几户亲戚住在同一村落，其余多分布于不同的山头，每当过年走亲戚都要翻山越岭，极不方便且耗时间。三是国家权力向乡村的渗透。50年代开始的土改运动，消蚀了宗族生存的根基。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乡村完全在国家权力的控制之下，宗族被视为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历史垃圾，族谱更是封建遗物。许多家庭族谱断代失传，民众对其认知和认同程度进一步削弱。自80年代中期乡村改革以来，村民自治发展，治理更多依靠国家行政系统与村委会等组织。四是现代观念的渗透与个体意识上升。受教育程度日益提高、信息开放程度高，更注重个体发展及核心家庭，尤其年轻人对传统宗族观念不感兴趣。五是经济情况的限制。成员更集中于生存，修谱是一项耗资耗时的行为，修谱的成本过高，家族成员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财力去编修族谱。
为什么现在又开始修谱了？移民影响、地形限制等无法改变，因此家里修族谱这件事，成因应更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经济情况的好转。几十年的奋斗，大多数人经济情况都得到好转。其中，部分成员财富的快速增长与地位提升，往往使其成为修谱的倡导者与组织者，以期提升自身在家族中的象征地位和荣誉。同时，财富的提升也使家庭有了更多可支配收入，有能力承担修谱所需的成本。二是中老年群体的情感回归和代际传承诉求的增强。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人们更倾向于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修族谱成为一种重建情感连接、凝聚家族认同、延续家族传承的仪式性实践。特别是在不断变动的现代社会，族谱的编修为在外的亲人提供了共同的归属感，“落叶归根”。因此，修谱往往并非传统惯习的延续，而是对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回应。三是国家层面对传统文化的倡导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为族谱编修提供了正当性与政策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族谱文化不再被认作为封建遗物，而是一种文化资源。政府在征集相关地方文献时，族谱也被算在其中，作为反映地方文化、风土民情民俗的一部分。
五、传承与提升：传统文化的扬弃
传统宗族文化在中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自西周宗法制开始，到宋朝的宗族组织化，宗族成为传统乡土社会最重要的社会组织，既可以促进村庄内部资源的协同利用，增强集体福祉和共同体意识，也能够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克服集体行动困境，提高宗族社会凝聚力。族谱作为宗族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记录着家族历史，也承载着尊祖敬宗、敦亲睦邻的价值意涵。在社会发展历程中，发挥着维系认同、强化道德规范、稳定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但族谱发展也含有与现代观念不相契合的因素。例如，传统族谱蕴含的父权体制下女性地位的不平等，折射出传统社会中宗法观念与等级秩序的局限性，与现代社会倡导的男女平等、公民平权的价值取向产生冲突。
“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各地各部门把深入推进移风易俗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但并非所有乡村文化都需移风易俗，乡村文化建设不能“一刀切”，而是需处理好传承与提升的关系。族谱文化作为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需要通过“扬弃”的方式加以处理：一方面，应当传承其维系家族认同、凝聚人心、延续记忆的文化价值，发挥其在塑造乡村共同体和强化乡村文化自信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对其中带有封建色彩或与现代价值观冲突的部分进行剔除与改造，如突破性别限制，扩大族谱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推动其在形式与内容上的更新。
总之，族谱作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产物，既要传承其作为传统文化符号的核心价值，也要与现代理念与技术结合，与当前乡村发展与价值体系相适应，从而实现其在新时代下文化的“再生产”，焕发新的生命力。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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