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仍然有不少社会“精英分子”认为，牧牛悠悠、炊烟袅袅、渔舟唱晚、天人合一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生活模式才是人类与自然最美好的存在形态和最和谐的治理状态。然而，这种充满了中国乡土社会狭隘价值观念的浓郁乡愁，并非为今天的改革开放突出重围所提出的新生思路，而是反映了部分人遇到问题便想回头的陈规陋习。实质上就是对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时代大潮所表达出来的一种情绪抵触，也是为正在走向衰亡的传统农业农村社会而谱写的一曲悲伤挽歌。
为此，作者撰写《莫让浮云遮望眼——乡愁思潮批判》系列文章，今日推出最后一篇《传统“三农”走向没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根据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我们断言这个世界上包括“乡愁”在内的任何意念、思想与思潮都只是某个历史时期现实需要的客观反映，也属于一种带有时代印记的特殊产物，都有花开花谢、潮起潮落的时候，总会经历发生、发展、衰败与没落的自然过程。人世间从来没有永恒不变的审美观与价值观，也就不可能存在永恒不变的“桃花源”。
虽然农业社会的整体稳定性很强，但农业文明的核心“病灶”却是一盘散沙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千百年来的实践证明，它始终难以聚集成蓬勃拓展的内生动力；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总是难以破茧化蝶，冲破“靠天吃饭”的依赖；政治模式又陷入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泥潭而久久难以改革创新，无法遏制统治阶级你方唱罢我登台，各领风骚数百年，让朝代不断更迭却又换汤不换药的周期性特征，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处于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
当人类社会迈入工业时代之后，随着生产力与经济基础日新月异的发展，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开始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巨大动荡，不仅使得平稳运行了2000多年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面临着土崩瓦解的节点，而且亦让作为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农耕文化再也无法维持往日“岁月静好”的格局。曾经融化在中国人血脉与骨髓里的主流价值观——“耕读传家”的精神信仰终于无可奈何地走到了时光的尽头。
这就叫“千古未有之变局”！主要表现以下三点：
第一，农业已不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社会里，农业领域借助历代王朝产业政策的扶持，一直呈现出“舍我其谁”的豪气，承担起支撑国计民生稳健运行的重任。2000多年来，农业不仅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国家的支柱产业，更是统治阶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源泉。因此，它长期独占着极其受宠的战略地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撼动。
工业革命的蓬勃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要素组合关系。以社会化的大生产方式与市场化的全方位竞争为主要内涵的各种新型经济业态、市场体系、企业组织、经营理念等很快风起云涌、披靡全球。这种体制机制上的革命性变化，给人类社会注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活力，催生出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高度肯定：由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使得工业社会的主导者和统治者——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且，它还创立了巨大的城市社会，让城市人口在农村人口不断地转化中迅速增长。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相比之下，传统农业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属于“生命工程”，劳动对象主要是动植物，具有区域性、季节性、周期性、分散性等明显特征和内在规律，且极易受到地形、地貌、环境、气候、旱涝等严重制约，一般只能在自然界即“老天爷”给定的环境里进行各种作业。也就是说，农业受自然界因素的特殊限制，生产过程很难获取机械化、化学化、电子化、标准化所要求的客观条件。这不仅阻碍了规模化生产经营的步伐，而且也降低了社会化分工协作的可操作性。因此，生产资料细碎化、资本与科技含量低、投入大、收益小，抵御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能力弱等与生俱来的许多缺陷性，严重地制约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所以，面对先进的工业，传统的农业在效益竞争上就像当年手执弓箭长矛的印第安人与拥有洋枪洋炮的欧洲殖民者战斗一样，只能屡战屡败、落荒而逃。由于农业与工业双方在生产力水平上的巨大悬殊无法消除，最终必然导致“此消彼长、你死我活”的悲惨格局，迫使传统的农业不得不把国民经济核心基础的尊贵地位拱手让出来。
工业革命“横空出世”之后，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毫不犹豫地把实现工业化当成富民强国的主要路径。实践证明，像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无一不是通过工业化的奋斗进程实现的现代化。虽然这些国家仍然保留了一定规模的农民和农业，但这已不是传统的农民与农业。而且，如果没有政府优惠政策的大力扶助，这些农民与农业仍然还是很难生存和发展。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往日的各种战略优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即使心里有一万个不情愿，也照样得要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主席就曾明确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们一直在强调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农民是国家的政治基础，农村是国家的社会基础，但是，举全国之力，坚定不移地走工业化道路，始终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
因此，随着工业化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1952年，我国农业经济占GDP的比重高达51%，1978年减至28%，2015年又进一步下降为9.57%，2018年为7.2%。进入新世纪以来，农业经济的增速一直呈快速回落趋势。1980—1985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平均为8.1%，2004—2008年为5.1%，2009—2012年为4.3%，2016年为3.3%，2020年下滑到2.2%，达到历史新低。
2019年，我国GDP总值约为100万亿人民币，我国农业农村贡献的仅为全国总额的7%，折合人民币为66066.45亿元。据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统计，同年，各级政府与社会力量无偿支持农业农村工作的各种投入总额约为7万亿元。算大账，农业经济的地位已经到了微不足道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了。
第二，农民已不再是社会政治的主体
古代中国社会里，农民群体在总人口中一直占据绝大多数，对王朝政治生活具有理所当然的重大影响，很多方针、路线与政策都会明显地朝着有利于农民群众的方向倾斜。如禁止商人乘马坐轿和穿绸缎衣裳，不得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农民名义上的阶级地位很高，仅次于官员与知识分子，谓之“士农工商”。从理论上讲，底层农民群众的孩子只要努力奋斗，就可以遵循体制内的上升渠道改变人生命运，“范进中举”现象虽然不多，但却是一个典型范例。
工业社会里，政治斗争风起云涌，阶级力量推陈出新，站在风口上并对社会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已不再是农村农民而是包括工人与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城市居民。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福利养老等很多方面，国家政策对城市居民的倾斜远大于农村农民。中国曾经长期实行过城乡二元社会治理模式，把居民和农民划分为高低贵贱和三六九等，实际上就是这种政策差别的明显反映。
从人类居处的意义上讲，虽然城市与农村同样是—种空间地理聚落，但由于城市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社会职能、内部结构与乡村聚落不同，具有交通发达，信息汇聚、通信快捷、市场便利等诸多客观条件，很容易与现代工商经济业珠联璧合、融为一体，使其不断地神奇般崛起，成为一个个让生产要素有效配置的富集地、制高点和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农村与城市现实作用、社会地位的斗转星移，充分诠释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诡秘。
城市越完善，虹吸的能量就越大，经济也越兴旺，便越能显现其“马太效应”。这里的基础设施全、公共服务好、信息传递快、就业机会多、劳动报酬高、生活质量优，而且潜伏着许多足以改变贫穷命运且能跻身于上层社会的际遇。于是，农民纷纷“洗脚上岸”，扶老携幼，义无反顾地脱离农业、冲出农村、走向城市，从而导致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的分崩离析，开启了人类历史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时代转型。
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放眼当前的全世界，人口和财富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向城市集中。城市数量呈几何倍数急剧增加的同时，超级城市、特大城市、城市圈、城市群等很多新的城市空间组织也如雨后春笋。一个国家能否跃身于先进发达的行列，城市化率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检测指标。
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 DESA）公布的《2018年世界城市化趋势》报告：2018年，全球城市化程度为：北美洲82％，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81％，欧洲74％和大洋洲68％，亚洲50％，非洲43％。这份报告预计到2050年，全球城市化率有望达68%。可以断言，城市化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为17.92%，1995年为29%，2011年为51.27%，2019年则飙升至60.6%。与此同时，农村人口从1995年的最高峰8.6亿，迅速下降到2018年的5.6亿。2022年再降到4.9亿，整整减少了3.7亿人。估计到2055年，中国的农村人口数将会降至更低。
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这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迁移，从本质上讲是广大农民群众打破“安土重迁”与“耕读传家”的陈旧观念，摆脱贫困落后的农村羁绊，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大突围，亦是顺应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要求的大进军。因为农村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或从农业领域转移到非农产业领域，本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也是一场乡土中国梦想的大溃败和农村生产要素的大逃亡。农业副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现象越来越普遍，绝大部分农村中农业正在衰败，村社债台高筑，集体经济缺失，基层组织涣散；多数农民精神萎靡、思想麻木，国家意识淡薄，社会主义信仰退化，凡事都得“等、靠、要”政府支持的惰性成风，绝对自由散漫主义和极端自私自利行为任性泛滥等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但这不是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无情“祸水”，更不是要回到传统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的强硬理由。
第三，农村已不再是先进文明的舞台
农业社会里，农耕文化就是先进文明的突出代表，属于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农民生活需要的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礼俗风尚等社会结构性的文化体系。以此为“根基”构筑而成的上层建筑与国家形态，在古代中国2000多年间一直处于强势的主流地位。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不得不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三重逻辑的和谐关系。所以，农耕文明的本质是听天由命；它的基本舞台在广阔的山乡农村，依赖的资源是土地与环境；显著特征是安土重迁，辛勤劳作，自给自足，守望相助，主要内涵是崇尚无为而治，与大自然友好相处，维系天人合一的格局。几千年来，农耕文化生生不息，沉淀到人们的心田，逐渐煅铸成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至今仍以无形的力量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
但是，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从一开始就并非完美无瑕，而是裹挟着许多历史糟粕与主观主义，因而在社会向前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显现出诸多负面效应。
一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小农经济”亦称自然经济和个体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资料则以个体所有制为基础，完全或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满足自身消费为主的小规模农业经济。主要特点是土地细碎，分散经营；表现形态为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显著风险则是抗灾能力弱；生产效益差。由于长期处在一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隔绝状态，特别容易产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极端散漫主义。
二是封闭保守的生活习性。传统农业排斥社会分工，农民不向往团结协作，不愿意创新冒险，兴奋于单挑私干，习惯于因循守旧和按“黄历”办事，对新生事物嗤之以鼻，沉湎于“几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温柔之乡，崇尚小富即安与安土重迁的陈腐观念，除非战争、饥荒等不可抗拒的原因，人们一般不愿背井离乡去闯荡。即便在外地工作与生活得再好，也总是思念故乡的亲人，唠叨家园的秀美，倾诉离别的眷恋，老想着“落叶归根”。
三是专制统一的政治体系。中国的农民在生产方式中处于高度分散与严重封闭的状态，学术语言称之为“原子化”。这既是历史性生存景观或文明形态，也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过程中的原始反射，亦属渐进地逐渐积累而成的文化基因。为了维护小农经济的社会秩序，使之长治久安，就必须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依靠强大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来保障这一盘散沙式农业社会的正常运转。所以，古代很少有人对“大一统”和集权专制制度产生疑惑。
我们承认，建立在传统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基础上的文明构件与价值体系，确实曾经给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包括法律等各个领域带来过积极的影响，塑造了相当完整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性，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维护国家秩序的稳定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乡愁思潮反映了时代的脉搏，呼应了社会的诉求，也把自己融入了历史文化的晶核之中。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突飞猛进的发展，传统农业的凋敝与传统农村的衰败已是不可避免和无法阻挡的必然趋势。维系了2000多年的乡土社会正陷入风雨飘摇、分崩离析之中，也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非常自然的逻辑演绎。
因此，当近代工业革命的号角吹响之后，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农业农村便开始风光不再，趋势一路下行。现在，传统的农业农村更像一个躺在ICU里病入膏肓的危重患者，浑身插满了输血、输氧、导食、导尿和监测仪器的各种管子，每天消耗着大量的富贵资源，明知其必死无疑，人们却仍然在全力以赴地进行着抢救。20世纪20—30年代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恐怕是被一种精神层面上的传统“乡愁”蒙蔽了眼睛，干扰了方寸。
孙中山先生曾经强调过：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面对农业农村工作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任务，我们必须认清当前工业化、城市化这个历史大趋势、时代大方向、社会大格局，正确分析、具体解剖、科学判断我国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状况、本质属性、主要特征及其何去何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换观念，审时度势、因地制宜，按照现代化的新理念、新路径来探索、谋划、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融合发展、和谐发展的新框架和新格局，切实推进人类社会存在形态从低级向高级、从传统向现代化的全面转型和全面创新。
作者简介：宋亚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副书记、研究员，政协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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