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审视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要指向。新质生产力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也是新时期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新质生产力能够为共同富裕提供丰富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共同富裕人民性、系统性、科学性的内涵客观要求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旨归。新质生产力有助于重塑就业结构与收入分配机制，提升社会总体效能，缩小城乡区域差距，为实现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力。因此，要通过系统性改革与结构性调整，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一体化改革，打造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新格局，统筹推进城乡融合与区域协同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共同富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长期追求的美好梦想，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体现为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高度统一。马克思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概念，之后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发展路径等内容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战略部署。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也是新时期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的行动指南。鉴于此，立足于时代背景，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视域下，系统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探索新质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中国出场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时代大势，把握中国经济肌体脉络，创新性地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命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21世纪中国的最新发展成果，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指南。
（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历史生成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也是把握唯物史观的“总钥匙”。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指出物质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之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异化”现象的批判，初步揭示了生产力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明确了生产力不仅是人与自然的交往关系，而且也是人们在共同活动中结成的分工、生产、交往等社会关系。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一步系统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其矛盾运动规律，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会促使生产关系发生改变，而新的生产关系又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在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巨大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同时他也论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走向灭亡的结局。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生产力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特征，从原始公社生产力的简单自然性一直到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等内容的深入分析，从生产条件、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果三个方面进一步系统化、精准化地论述了生产力的内涵范畴，明确了生产力的基本形态是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要素所构成。
（二）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到新质生产力的时代革新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具体形态各异，但其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始终不变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使得数字技术已深度嵌入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各领域，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这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式迈进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新时代中国面临着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紧迫任务。不同于传统农业生产力与近代工业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起主导作用，能够突破传统生产力的局限，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数字经济下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也是与时代发展主题相契合、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质。
第一，新质生产力依赖于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和多重技术的深度融合。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传统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发生深刻变革，催生出全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从而加速社会整体财富的积累和创造。具体而言，与传统劳动者主要从事机械重复的劳动内容相比，新质生产力呼唤可以熟练掌握先进生产技术和理论知识的新型劳动者，更注重激活劳动者自身的创造潜力；劳动资料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客观尺度，如同马克思所言，“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数字技术与劳动资料的深度结合，既能够产生电子信息设备、网络通信设施等新型劳动工具，突破生产力的时空限制，也能最大限度地提升传统劳动资料的功效。此外，在科技的赋能和催化下，人类不仅能更为便捷、高效地开发利用自然界中的生产原料，也能使劳动对象的范围和领域从原材料、零部件等物质形态扩展至数据、知识、信息、服务等非物质形态，突破了传统劳动对象的单一性对生产力发展空间的限制。
第二，新质生产力是顺应绿色经济发展规律，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的生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任何时候自然条件都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生产力迅猛发展的背后隐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深刻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新质生产力坚持劳动生产要遵循自然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基本原理，倡导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推动粗放式、消耗式、破坏式的生产方式转向集约型、低碳化、绿色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新质生产力强调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要协同共进，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持续推进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通过培育绿色环保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逐步退耕还林、还草、还湖、还海，以维护生态物种多样性等方式积累绿色财富。
第三，新质生产力是以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力是通过无偿占有由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以实现资产阶级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本质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单纯量的扩张转向质与量的双向提升，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应然之举。
二、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
新质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二者具有内在耦合性，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丰富的物质文化产品与精神文化产品。共同富裕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凝聚价值共识，提供方向指引。
（一）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坚实基础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回顾人类历史，任何社会形态本质上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力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绝对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邓小平强调：“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化对共同富裕的认识，指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
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整体规模大、增长快，但仍存在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发展失衡的突出矛盾以及国际产业链地位较低、劳动力素质参差不齐、高精尖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发展短板。新质生产力作为新发展格局下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关键抓手，赋予劳动资料创新、劳动对象拓展、劳动力发展以新动能，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整个社会生产模式朝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方向迈进，实现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共同富裕既是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更是精神世界的丰盈富有。新质生产力能为共同富裕奠定物质根基，通过文化和科技的深入融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产出大批内容优、形式新、立意深的高质量文化产品，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共同富裕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价值旨归
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复合概念，蕴含着人民性、系统性与实践性的深刻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新质生产力发展必然要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旨归。
第一，共同富裕的人民性要求新质生产力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共同富裕既要做大做好经济“蛋糕”，更要注重分好“蛋糕”。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全体人民的勤劳智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这要求新质生产力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因此，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坚持分配正义原则，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红利。通过优化财富分配格局，弥合东西部区域、城乡与职业之间分配差距，助推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转化。
第二，共同富裕的系统性要求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坚持系统思维。作为一项长期、艰巨的复杂工程，共同富裕并非一蹴而就，更不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这要求新质生产力发展需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的同时，巩固好传统产业的基本盘，推动农业、能源、医疗、材料等国民支柱产业的转型发展，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和工艺，打造传统产业强基固本、战略性新兴产业扩量提质、未来产业布局落子的发展格局。此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单靠经济增长显然无法成功，还需要政治制度、文化教育、法律体系等上层建筑的逐步完善才能真正实现。对于新质生产力发展而言，除了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还要加快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使发展成果能够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第三，共同富裕的科学性要求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遵循客观规律。马克思在描绘未来社会时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这表明共同富裕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共同富裕的科学性还体现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到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再到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刻彰显了共同富裕的实践伟力。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根据地方发展水平和发展特色，科学谋划、把握时机，分层次有序布局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三）新质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
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建设都要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发展主题。“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动力之源。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两者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互为支撑，交织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为打破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激发生产力，激活社会活力，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全面转向经济建设上，允许并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勤奋工作和智慧创新先富起来，制定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战略，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成就。但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化，区域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不平衡等深层次矛盾开始凸显，造成部分群众对共同富裕产生误解，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新质生产力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其根本作用就是要解决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积累的一些长期矛盾问题。一方面，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和就业机会，为共同富裕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发展驱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统筹效率与公平，实现社会经济长期均衡发展。这不仅符合共同富裕公平正义的原则，也是纾解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部分群众生活水平较低等问题的根本途径。
三、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运行机理
随着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在改变就业结构与重塑收入分配格局、提升社会总体效能以及缩小区域、城乡差距方面展现出独特而强大的运行机理，为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力。
（一）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劳动者收入
新发展阶段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是民生领域的首要议题，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自觉地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新质生产力以技术迭代与要素重构，推动传统产业突破“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的困境，实现价值链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跃迁。这一过程中，传统产业通过重塑生产模式，既保留了原有的行业经验优势，还融入了强大的数字技能，由此形成技术革新与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又会创造出大量优质就业岗位，有助于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内核，依托颠覆性技术，催生出众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新产业、新业态。特别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脑科学研究、空天科技等未来产业，能够创造出算法工程师、基因编辑研究员、量子通信技术员、数字孪生工程师和绿色低碳咨询师等一大批新型职业。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中的数据、知识等新型生产要素，可以大幅提高单位劳动生产效率和企业产值总量，使得扣除再生产所用成本后的可分配利润显著增加，实现企业员工收入增长，进一步激发劳动者的创新潜力。
（二）强化劳动者技能水平，提升社会生产效能
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新质生产力能够强化劳动者技能水平，推动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队伍增量扩容，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人才支撑。未来社会，传统的重复性劳动工作将逐渐被现代化机械所替代，“人机共生”模式要求劳动者具备工业机器人运维、数字孪生系统操作等新兴技能。这种技术维度与生产理念的变革，打破了传统职业的固有边界，促使劳动者不断学习新技能、新知识以提升个人生产力水平，增强职业竞争力。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更是加剧了这一态势，其中包含的数字技术应用也就越广泛、越复杂，不断涌现的数字化新工艺、新设备，要求各行各业从业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在智能制造领域，劳动者需要掌握数字编程和智能操作技术，才能有效匹配自动化生产线、工业机器人、智能仓储系统等设备的应用与管理。智慧农业的发展使得职业农民除了具备最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还要掌握“物联网监测”“无人机植保”“电商运营”等综合性生产技能。医疗健康领域中，医生借助影像识别算法等ＡＩ辅助诊断工具，能进一步提高临床诊断准确率。同时，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已经证明，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教师的日常教学不仅可以提升整个师资队伍质量，还可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总体来讲，新质生产力要求劳动者掌握更高水平专业技能的同时，也间接促成劳动力的高质量输出，进而提升社会总体生产效能，创造出更多推动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
（三）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总体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要实现生产力的平衡布局，这是社会主义作为高级社会形态的重要表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形成以技术创新为纽带的跨区域合作模式，通过对诸多生产要素的跨区域布局、配置，实现创新资源与产业资源的高效整合，带动区域生产力协调发展。此外，我国大力推行的区域发展战略，可依托新质生产力畅通创新要素、数据要素、绿色要素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将资源禀赋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地方特色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内蒙古立足自身实际培育新质生产力，凭借煤炭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精心布局新能源和新材料领域，打造出多个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集群，２０２４年工业增加值成功跨越万亿元大关，实现历史性突破。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针。然而，现阶段“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构建新型城乡经济循环体系，牵引城乡融合发展，使城乡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同时，新质生产力中的技术要素下沉至乡村领域，能激活农村现有资源潜力，使得原有的土地、人才、资本等要素能够根据发展需求自由流动，实现乡村多元产业协同发展，带动农民收入增长。
四、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
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共同富裕需通过系统性改革与结构性调整，从智力支持、产业协同、城乡融合、制度保障四重路径切入，破解“技术—产业—区域—制度”四大维度的协同难题。以新质生产力重构生产关系、优化资源配置、释放创新潜能，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与民生福祉的良性互动。
（一）智力支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一体化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时强调，“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教育、科技、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要科学把握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形成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倍增效应。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夯实创新人才根基。教育是人才培养的源头活水，需通过学科布局优化、产教深度融合、师资队伍建设，构建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与产业变革趋势，充分发挥高校作为科研创新主力军的作用。可设立“特区式”学科建设试点，赋予高校学科专业设置更大的自主权，打破传统学科的制度藩篱，推动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技术的交叉融合。此外，高校要主动对接国内高精尖科技企业，联合制定“招生—培养—就业”一体化方案，组建由企业技术人员、科研机构专家与高校专业教师构成的导师队伍，实现教育改革和科技发展的双向反哺。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需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速成果转化、优化资源配置”为核心，健全科技创新体系。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加大科研人员经费支配自主权，完善“揭榜挂帅”“赛马制”“首席科学家负责制”等项目组织模式，破除论资排辈与平衡照顾的隐性壁垒。同时，加快建立市场化的科技成果转化、流通机制，推广“先赋权后转化”“先使用后付费”“技术入股”的创新模式，从而增强我国企业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深化人才工作机制改革，释放人才创新活力。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须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通过“分类评价、精准激励、开放引才”构建良好的“引用育留”全链条人才生态。针对基础研究人才，要突出原创性贡献与科学价值，延长绩效考核周期，引导科研学者摒弃急功近利的科研“陋习”，专心科研、严谨治学。要强化应用研究人才的技术转化能力，将专利许可、技术交易额、产业贡献纳入评价指标。此外，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完善青年人才职称评审“绿色通道”的实施细则，放宽学历和户籍等限制，形成各类人才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的生动局面。
（二）关键举措：打造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新格局
传统产业领域需实现技术升级与市场重构“双轮驱动”。一是加强研发投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升级。政府要鼓励和引导传统产业企业引入先进生产设备与技术，加强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发应用，完成降本增效，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整合政府、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优质资源，深化政产学研合作机制，根据政策与市场需求，加快技术装备创新迭代，重塑传统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二是稳固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传统产业企业要在深化国内市场建设的基础上积极开拓南美、非洲等新兴海外市场，化解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同时，利用国际展会、高层对话等渠道平台，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建立境外产业园区，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国际市场的多元化布局。三是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应加大对传统产业企业的扶持力度，持续完善技术研发、检测认证、融资贷款、物流配送等方面的政务服务，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
新兴产业领域要注重区域协同创新，打造应用示范场景。一是加大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可聚焦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在全国建立一批创新孵化基地、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工程，推进高水平交叉研究领域建设，扭转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局，为产业升级提供源头动力。二是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畅通企业资金链。各地政府要发挥好投资基金的撬动作用，吸引社会长期资本参与科创投资，重点支持独角兽企业和瞪羚企业发展。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优化资本要素配置，加强对资本市场监管力度，及时发现和解决资本错配问题。三是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强化人才链支撑。要实施更加开放、优惠的人才政策，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对在科技创新中取得突出成绩的人才给予荣誉表彰和实质性奖励，不断提高科技人才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待遇。
（三）策略布局：统筹推进城乡融合与区域协同发展
协调发展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底层逻辑，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因此，首先要依托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生产要素有序转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城乡协调发展新机制，优化乡村生产力空间布局，培育新质产业集群，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地方特色农业品牌。其次，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利用数字带来的技术福利和经济效益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提升乡镇企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拓展农民增收空间，做大农村经济“蛋糕”。再者，要加快城乡交通路网、新型水利电力、数字网络等基础设施协同建设，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乡村产业开发，推动城市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向农村流动，提升乡村地区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养老等公共服务质量，逐步形成“城市科技赋能乡村、乡村需求反哺城市”的良性循环，带动城乡居民共同增收致富。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发展基础差异较大，与东部沿海省份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等经济圈相比，中西部地区与东北老工业基地在人才引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成为制约区域间协同发展的梗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扬长补短，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因此，各地区要牢牢把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核心原则，探寻地区发展规律。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讲，须立足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通过搭建数智化平台加强与发达地区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引入新技术、新模式壮大本地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强化内生“造血”功能。
（四）制度保障：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优化财富分配与资源配置，释放新质生产力活力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好政府调节作用。
一方面，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新质生产力是依托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生产力，新质要素只有在市场作用的发酵下才能不断升级改造，其中劳动者为保持就业竞争力要不断提升劳动能力，劳动资料升级需要的新技术在市场机制中产生、优化和配置，劳动对象的内容和范围在市场利润机制的牵引下得以拓展。因此，首先要善用政策工具，完善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简化产业行政审批程序，严格执行“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破除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留足空间。其次，要完善新型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是推动对数字产权、数据产权的前瞻性探索和立法保护，稳定创新创业者预期，保障各类所有制企业、大中小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然而，众所周知，市场具有盲目性、自发性与滞后性的固有弊端，如果任凭各生产要素在市场自由发展，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行业垄断、恶性竞争等问题。因此还应当建立严格标准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制，对新质生产力催生出的各类新业态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和引导，避免采取“一刀切”或放任不管的工作手段，真正发挥好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协同作用。
另一方面，要以制度创新衔接生产力发展与收入分配公平正义。收入分配制度决定着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效能否惠及人民，影响着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在劳动收入初次分配中，除了要坚持效率与公平原则，还要嵌入“共享”逻辑，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机制，加快出台关于高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激励的政策文件，让新质劳动者享受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增值收益。同时，要利用数字技术优势盘活零工经济，引领灵活就业平台规范发展，保障新就业群体的工资待遇和社会福利，拓宽低收入群体增收渠道。再分配中，要强化政府调节作用，通过财政手段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加征税费，对高新技术企业实施税收减免，合理增加技术劳动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推动更多公共资源向低收入人群和偏远地区倾斜。在第三次分配阶段，要引导民营企业借助新质生产力要素资源，开拓公益服务创新路径，鼓励高收益新兴企业将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使全体劳动者共享科技发展红利。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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