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仍然有不少社会“精英分子”认为，牧牛悠悠、炊烟袅袅、渔舟唱晚、天人合一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生活模式才是人类与自然最美好的存在形态和最和谐的治理状态。然而，这种充满了中国乡土社会狭隘价值观念的浓郁乡愁，并非为今天的改革开放突出重围所提出的新生思路，而是反映了部分人遇到问题便想回头的陈规陋习。实质上就是对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时代大潮所表达出来的一种情绪抵触，也是为正在走向衰亡的传统农业农村社会而谱写的一曲悲伤挽歌。
为此，作者撰写《莫让浮云遮望眼——乡愁思潮批判》系列文章，今日推出第二篇《乡愁并非农村和谐与农民幸福的真实写照》。
晋代的陶渊明可谓是开启乡愁思潮的大师，把乡愁由个人情绪上升到了社会理想的层面。乡愁是什么？乡愁是一种主义。他在《桃花源》里的具体描绘是：满目桑树、竹林、浓荫、流水，一派“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景致。人们致力于农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天收取蚕丝，秋天收获五谷。儿童纵情地唱歌，老人欢快地游玩。这里没有苛捐杂税，没有战乱频仍，没有沽名钓誉，没有勾心斗角，男女老少，黄发垂髫，均在农业劳动与农村生活中“怡然自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平等、诚信、互助，同呼吸、共命运，一切都是那么单纯，那么美好。
屈指算来，东晋离现在已经1700年了，但这个“桃源世界”不知身在何方？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压根儿就没有成过气候，更没在哪个行政区划地依靠政府的支持做过任何有组织、有策略的模型试验，其完全属于一种典型的“乌托邦”的魔幻之想。然而，绝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至今仍然对这个“桃花源”百般思恋，无限神往。
不仅从美学的角度来审视古代中国人的山水田园生活模式，而且还刻意把乡愁思潮或乡愁理想神圣化、形象化的大师，还有元代画家黄公望。他于1347年至1350年创作的纸本水墨画——《富春山居图》，竟然被后人评为中国十大名画之第三。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对其表现的乡愁主义魂牵梦绕、心驰神往，坚持提出要把《富春山居图》中的场景与意境，作为当前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
但是，一定有人会问：乡愁思潮所蕴含的传统农业经济与传统农村社会，是不是真的像古代知识精英分子所描述那么美好？具体而言，农业是不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永久动力？要不要与时俱进地选择其他更加高效的产业领域？农村是不是人与自然最和谐的地理空间？要不要积极探索生产生活更加科学的现实场景？最为重要的是，农民是不是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中最实惠的群体？要不要把农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评判乡愁价值的主要标准？
如果不把这些问题特别是农民在传统乡愁意识中的角色与地位搞清楚，弄明白，我们对乡愁思潮的解析与评价就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否则，一些专家学者此前所认定乡愁的内涵与境界就是构建人类社会最理想最美好的存在形态之结论，肯定不能让人们信服。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真正把乡愁情绪拥入胸中并且有能力表达乡愁意念，最后也融汇于乡愁思潮的人们，基本上不是那些终生在广袤土地上跌打滚爬以养家糊口的农民大众，而是以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和朝廷官员为主体的社会精英阶层。一般来说，农民既少文化也无闲暇，更不屑于干这种酸巴拉叽的事情。尽管历朝历代统治阶级都推行“重农抑末”的政策，把农民地位提升到仅次于“士”的等级，但农民群众始终处在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的最底层。在他们的心目中，乡愁就是吃饱了撑出来的一个无聊的话题。
众所周知，能够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并产生农业收益，光有劳动投入不行，还得要拥有土地资源和能够支付其他经济成本。所以，在农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作为活劳动的农民固然很重要，但土地资源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没有土地耕种，没有种子、耕牛和其他劳动工具，就算你浑身是力气也什么都干不成。
在长达2000多年的农业社会里，土地一直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最现实的财富来源。实践告诉人们，谁能够拥有大量的土地资源，谁就是富豪或正在走向富豪的路上。
贪婪财富、实现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性。《汉书·食货志》上就已经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土地兼并现象。此后历朝历代的皇室贵族、官员、士绅对到农村通过买卖土地以生财聚财的“游戏”无不保持着特别爱好与强烈冲动。他们依靠政治权力和经济优势，采取各种办法去巧取豪夺自耕民手中的土地，甚至越府跨县霸占了大片土地，最终成为农村土地资源的主人。
古代中国的农民群众主要由自耕农、佃农两部分组成。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资源，虽然面积不大，但如果勤劳智慧再加上“老天爷”风调雨顺的照顾，一般可保一家人的温饱小平并略有剩余。但一旦遭遇天灾与人祸，往往只能变卖土地去应急。于是，自耕农数量会规律性地不断减少而沦为佃农队伍。佃农则没有或者很少有自己的土地，需要租种地主的土地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以养家糊口。
农村中大量占有土地资源的地主一般都是不种地的人，获取财富的方式是把土地分散出租给周边没有土地的农民耕种，到秋收季节按土地面积或货币金额，再按先前约定好了的一定比例收取粮食或租金。所以，从经济学角度讲，地主收取一定的地租是其投资回报的正当路径。
什么是“一定的地租”？应该是一定时期大家根据投入产出的价值率所约定俗成的比例。现实中肯定也有强行规定的豪强地主，但一般情况下应是由市场决定出来的比例数。
陈锋与张建民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从事明清财政史研究的教授。他们考察的结果是，在“老天爷”风调雨顺的年景下，明朝末年的江南地区一亩地的收成大概是三石粮食左右。佃户们不管在生产过程中投入了多少成本，每年仍必须向地主无偿缴纳地租，一般为33%～40%的比例，即每亩一石二三斗。可以看出，佃户实质上就是依靠出卖劳动给地主种田，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干一年，所剩所余无几，不仅难以维系来年的简单再生产，甚至难以维系温饱水平。此事在顾炎武的《日知录》中也有明确的记载：
“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
自耕农虽然不用缴纳地租，但必须向政府（即朝廷）缴纳皇粮国税。税率各朝代不同，大约为二十税一或十五税一。看起来田赋不重，但地方官府为搜刮民财而巧立名目课以各种苛捐杂税，负担往往是朝廷田赋的几倍。
此外，自耕农与佃农还要被强迫服兵役和徭役。对于农民来说，兵役和徭役是最沉重的负担和最不情愿的义务。诸如秦始皇动辄征调全国数十百万农民修长城、筑皇陵、建阿房宫等，让农民十室九空、家破人亡。其实，历朝历代都有大规模征调民工自带粮食和劳动工具从事国防、水利、交通、皇陵、宫殿建设的行为。
西汉文帝时的晁错曾经在《论贵粟疏》中讲：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
关于古代中国农民群众生产上的苦难和生活上的悲惨，历史上有很多写实性文学作品流传下来。最为著名且被现代中学语言课本收载的唐代白居易的《卖炭翁》和杜甫的《石壕吏》，便是通过生动细致的叙事和强烈的情感表达，深刻地描述了农村社会的黑暗与农民生活的悲惨。
公元805至815年，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刺史。他在贬所耳闻目睹了蒋氏三代人宁肯冒死捕蛇也不愿缴纳官府重赋的典型事件，愤然写下了《捕蛇者说》：“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既衷心表达了柳宗元对劳苦农民的满腔同情，也直接揭露出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丑恶罪行，至今让人觉得心惊肉跳。
曾经官至唐朝宰相的李绅，亳州谯县(今亳州)人，青年时代目睹农民终日劳作而不得温饱，以极其同情和愤慨的心情，写出了千古传诵的《悯农》诗两首。
悯农一：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
悯农二：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不能否认，繁荣的农业经济给中国历代王朝提供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转化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物质基础。但是，作为农业经济创造者的广大农民群众来说，却一直是在这样极其恶劣的生态环境下从事着生产活动。他们无奈地租种着地主占有的土地，默默地忍耐着高利贷的长期盘剥，承担着各种灾害的巨大风险，被迫顺从着官府几乎毫无节制的残酷奴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受尽了压迫与剥削，苟活在整个社会的最底层，犹如人间炼狱。
这里的农村，绝对不是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居图》那般岁月静好、人天神合、生机盎然的美丽景色，更没有陶渊明与贵族朋友饮酒作乐时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神仙感觉。所谓和谐稳定的社会形态与脉脉温情的人际关系早已破绽百出，幽恬闲适的田园风光中则到处充斥着不公平不正义的腥臭味。
一句话，乡愁那种诗情画意的美好境界及其“主义”化只是知识分子精英凭主观愿望塑造出来的幻觉与梦想，被“代表”的广大农民群众对此从来就不以为然而嗤之以鼻。
当文人骚客一边倒地陶醉于乡愁情绪和掀起乡愁思潮时，农村的各种矛盾则正在不断积累不断恶化中，特别是贫富两极分化带来的严重危害，使得以自给自足、守望相助为主要内涵的小家经济社会越来越难以维系正常的运转。一旦弱势农民所能够承受的压迫与剥削跨越了临界点，剧烈的社会动荡便会随时爆发，并演绎成改朝换代的历史大变迁。
对于古代中国的统治阶级来说，最为担忧、最为头痛也是最为害怕的事情，就是农耕地的兼并和自耕农的消亡。本来，以维系养家糊口、略有剩余为基本底线而拥有一定土地面积的自耕农在整个农村中占绝大多数是一种常态，这是农业社会得以稳定运行的基础。但由于土地权属私有化，人们一旦遭遇到意料之外的变故，就有可能身不由己地随时变卖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投资土地从事农业经营又是最为现实的财富增长路径。于是，为了追逐利益，农村土地兼并活动便成了有权有钱人争先恐后必须把握的商机。
起初，这些静悄悄地的交易或称之为巧取豪夺的行为犹如“风起青苹之末”的异数，不显山不露水，但通过岁积月累的演化，最终必然从量变到质变，再到水滴石穿，形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当大量的自耕农失去安身立命的土地，变为豪强地主的佃农长工或者成了浪迹江湖而四处漂泊的流民，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像一堆干柴，稍微碰到一点火种，就可能出现星火燎原之势，导致战争肆虐、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玉石俱焚，从而改朝换代，重新进入下一圈的历史轮回。
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副书记、研究员，政协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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