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仍然有不少社会“精英分子”认为，牧牛悠悠、炊烟袅袅、渔舟唱晚、天人合一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生活模式才是人类与自然最美好的存在形态和最和谐的治理状态。然而，这种充满了中国乡土社会狭隘价值观念的浓郁乡愁，并非为今天的改革开放突出重围所提出的新生思路，而是反映了部分人遇到问题便想回头的陈规陋习。实质上就是对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时代大潮所表达出来的一种情绪抵触，也是为正在走向衰亡的传统农业农村社会而谱写的一曲悲伤挽歌。
为此，作者撰写《莫让浮云遮望眼——乡愁思潮批判》系列文章，今日推出第三篇《乡愁是维护农业社会治理秩序的主流意识》。
从微观的经济基础和从宏观的文化维度去综合分析研究乡愁，恐怕不能把它仅仅理解成一种纯粹意义上的精神境界。我们认为，作为具有现实意义与放大效应的乡愁话题，之所以能够持续千年引发人们的共鸣而长久不衰，核心与关键还在于它确实与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中国农民的社会定位、中国农村的治理模式，进而到中国的国家制度体系建设等等，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血肉联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读，乡愁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与感情共鸣，它应该也必须符合统治阶级对维护国家治理秩序的根本诉求，政治上需要具备一种不可含糊的正确性和溢出功能。只有如此，乡愁的价值观与实践性才能具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才能得到王朝的肯定与支持。否则就必然会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决阻碍与无情遏制。
为什么商贸活动包括很多手工业经济在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基本上处于一种被打压排挤的状态，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与统治阶级的社会治理方针和路线相悖，不符合国家奉行“以农为本”与“重本轻末”的既定政策。
回顾历史，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无论是岁月静好的年代，还是地动山摇的时期，农业经济一直在国民经济大家庭中占据统治地位，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他经济领域也曾经先后“抛头露面”过，但最后没有任何产业可以与农业“PK”争锋，敢于承担起国计民生“中流砥柱”的重任。农业的“一枝独秀”或叫“一业独重”不仅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经济基础，也构筑起了国家的支柱产业，更给统治阶级提供了宝贵的财富源泉。
同时，在古代农业社会里，农业产能的大小与供给水平的高低，直接体现着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强弱，对政权的兴衰存亡亦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农业形势好，物产丰富、人丁兴旺，赋税和徭役便可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滔滔涌泉，国家便海晏河清；如果遭遇天灾人祸，农业凋敝，流民四散，朝廷便会随之陷入四面楚歌与风雨飘摇之中。这是2000多年来几乎无可置疑的铁律。
中国农业社会的进程也反复证明，在沧海桑田般的无穷变化中，农业兴则民族兴，农业强则国家强，农业稳则社会稳。无论遭遇怎么样的天灾人祸包括改朝换代的劫难，“伤病缠身”的农业总能够通过适当的政策调整与一定的休养生息而最终昂首冲出周期性陷阱，重现经济振兴。就像一个灯塔，最终帮助整个社会找到平安和谐的“回家”之路。
所以，历朝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始终支持乡愁思潮，这与高度重视与非常推崇农业经济的发展模式，竭力维护以封闭保守为典型特征的农村社会秩序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个更为核心与关键的缘由，就在于日臻成熟的小农经济模式对维护既定的社会统治秩序具有无与伦比的超强稳定性。人的关系越和谐，社会运行便越安定。
西汉初期重要的政治家晁错便在《论贵粟疏》中明确指出：“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因此，皇上要想国家得到长治久安，就必须高度重视和坚决维护农业的生产模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
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普遍以家庭为单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基本形态是男耕女织，主要目标是自给自足。人们在一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状态中生活，特别容易产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消极自由主义与极端散漫主义。所以，农民不大向往团结协作，不大愿意创新冒险，兴奋于自己做主和单挑私干，习惯于因循守旧和按“黄历”办事。
小农经济的制度安排，久而久之，很容易让广大农民沉湎于“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温柔之乡，不再去图谋非农领域的奋斗进取。《汉书•元帝纪》上载：“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还有所谓“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等等说法，便是这一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只要不出现重大的天灾人祸，能够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和再生活，农村社会内部就很难产生也很难聚集成一种异化于传统的叛逆力量。
晋、唐之后，由于宋代理学非常重视精致的先验论，让众多社会精英通过对农业经济特别是“天人合一”生存形态的刻意描绘，加上饱含主观主义社会治理模式的切入，认为这种安土重迁、自给自足、耕读传家、守望相助的农村社会形态就是为“社禝”长治久安所需要的国家方略与制度体系，因而主流舆论始终对此都加以持续地美化和神化。所以，乡愁一定程度上具有农业社会理论基石的作用，这也就是乡愁思潮得以传承2000多年而不衰不绝的原因。
由于农业对于促进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功能作用，自然会迫使历代历朝凡属头脑比较清醒的统治者一直坚持“重本轻末”的基本国策，无不对农业农村正常生产与生活秩序的维护保持高度警惕，均不敢有半点疏忽与马虎，大多是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积极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安辑流民、储粮备荒等兴农惠农之政，使农业经济始终处在极其受宠的战略中心，从而让农业生产活动在一定时期总是得以顺风顺水、平安前行。
曾有人断言：中国人之所以不像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那样钟情于城市，眷顾于商贸，流连于海洋。也不像英国殖民者那样依靠坚船利炮到处推销工业产品，而是将奋斗方向与追求目标的“智慧密码”刻写在“天人合一”为主基调的山乡田园之间，紧紧依托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这一平台来描绘和编织美丽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充分显现中国人才是全人类的先知先觉者与正确的引路人。
我最近读到一本由美国人富兰克林．H．金于100年之前写的著作——《四千年农夫》（东方出版社2016年10月版），书中附了一篇由中共浙江丽水市委常委、莲都区委书记葛学斌写的名为“践行文化自信、共享中国智慧”的后记。他认为：“在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我们的祖先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农为本、和为贵’的守则和天、地、人和谐等农耕哲学。这种农耕哲学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在世界上均独树一帜，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着世界文明的发展”。
他还着重强调说：“农耕文化代代薪火相传，以及在此基础上孕育的中国传统文化，活在中国人的习惯里，深植我们的血液源头，伴随着社会对现代生产方式的反思、对传统文化的呼唤、对乡情乡韵乡愁的渴望，中国农耕智慧越来越为各国所推崇、所期待，来自中国传统农耕智慧的力量，让大多所谓时尚的东西顿时显得无比渺小。我们理应向农耕文化致敬，向中国智慧致敬，向劳动人民致敬，我们有理由、有信心、也有必要激活潜藏在血液的文化基因。”
葛学斌书记这一整套论说的爱国情怀毋庸置疑，但显然没有正视中国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存在的诸多严重矛盾与负面效应。倘若中国的农耕文化果真如此先进与优越，中国早就该是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国度了，怎么会有2000年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的教训？又怎么会在近代历史上被东西方列强按在地上反复地残酷地摩擦呢？
按照葛学斌书记逻辑推演，是不是可以说：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奉行的“重农抑商”主义，始终代表着人类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今天人们普遍遭遇到的资源消耗、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贫富两极分化与地缘政治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即随着所谓“对现代生产方式的反思”，会更加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呼唤、对乡情乡韵乡愁的渴望”。因此，面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迷茫和彷徨，我们千万不要去搞什么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治理现代化的创新了，更不要去追随工业化城市化的时代大潮了，只要我们坚定地守护好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与传统的农村社会不动摇便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其实，至今仍然坚持此观点的国人不在少数，他们把古代中国的特色与经验转化成为自信的底气，深信不疑浓郁乡愁的伟大力量。认为只要保持了农业的兴旺，实现了农民的富裕，维护了农村的稳定，我们就会无比幸福地生活在“天堂”之中，即使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再大变化，中华民族也会世世代代地繁荣昌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清朝的乾隆皇帝当年就深信中国农业文明的先进性，不屑于西方工业文明的严峻挑战。1793年他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时，坚决反对其“对外开放口岸，直接通商贸易”的要求，底气十足地对马戛尔尼讲：“天朝地大物博、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按他说法，整个清朝的基本国策就是要“务本足国，首重农桑”。
盲目自信的结果便是后来大家都知道了的整个晚清社会“落后就必然挨打”的惨痛教训。所以，在不对外开放的封闭条件下，没有客观的比较，坐井观天，当然不可能有正确的判断，甚至难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对此，我们能够表示理解。一般来说，人们可以强调本国的某些特色与实践经验，但要有一个必须遵守的基本前提，这就是不能把自己的某些特色和实践经验“升华”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且以此为客观标准去衡量甚至否定别人的道路选择。
对于古代中国的统治阶级和精英分子来讲，以农耕文化为根基与源头的传统文化，包括浓郁乡愁在内的乡土文明缔造，对于人类社会前进道路的选择与发展目标的构建，即人们对于美好现实生活的热情向往，以及对理想与信念中社会存在形态的不懈追求，在一定时期与一定范围确实起到过不可小觑的探索作用。用今天的话语或词汇讲，就是为人类社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模式、中国道路。
但是，中国人创造出的乡愁理念能不能证明就是人类社会的先知先觉者与正确引路人，恐怕还须接受实践的历史裁判。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区位地理、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等客观条件坚持自己的生存之道和探索自己的发展路径。曾经辉煌过的中国只是地球家园里的一个“村落”，中国文明的内涵能不能诠释世界文明的真谛？是不是人类发展进程中永不熄灭的“灯塔”？这个问题恐怕得需要中外的专家学者们深入进行认真地研究才能解决。
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的是，随着“工业革命”的西风东渐，人类现在已经昂首跨入了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发展潮头的21世纪。当前所面临的紧迫课题和突出任务是：传统理念能不能引领我们突破当前的“三农”困境而寻找到真正幸福的“桃花源”？从而有力地推进中国农业、工业、商业与城市建设现代化的全面发展？这或许不是文人骚客们仅凭一曲曲动人心弦的乡愁便可以轻易解决的问题。
作者简介：宋亚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副书记、研究员，政协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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