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陕西省五县调查数据
内容提要:人才振兴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组成。理解人才返乡行为意愿的内在机理，既能有效引导人才回流、破解乡村人才瓶颈，更能夯实乡村全面振兴的人才根基。通过对陕西省5个国家重点帮扶县的调查结果，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构建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对人才返乡意愿影响效应的理论假设，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研究表明，行为态度对返乡意愿兼具直接与间接驱动效应，解释力最强；主观规范以直接效应为主，体现强关系的支持作用；感知行为控制虽直接效应较不显著，却通过动机产生间接影响，反映自我效能感的关键制约。为吸引各类人才返乡就业创业，据此提出应强化乡村振兴价值引领，构建正向激励机制，激发人才返乡行为意向；健全社会支持关系网络，优化政策引导体系，强化主观规范正向驱动；提升人才服务保障水平，搭建管理服务平台，增进返乡自我效能感。
关键词:人才振兴 返乡意愿 国家重点帮扶县 计划行为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十四五”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乡村振兴促进法》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旨在培养本土人才与引导人才下乡，积极推动各类专业人才服务乡村、振兴乡村，计划到2025年培育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1500万人，其中农村创业带头人100万人。此外，2025年《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强调要大力培养乡村人才，建立健全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吸引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同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要完善乡村人才培育和发展机制。在国家各项政策鼓励和支持之下，目前全国返乡创业人员超过1200万人，带动就业3400余万人。这无疑表明人才返乡参与乡村全面振兴正呈现蓬勃态势，日益壮大的人才群体通过技术赋能、产业创新和模式探索，成为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劲势能。
然而，重点帮扶县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攻坚区”，大多位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兼具政策敏感度高与人才流失严重的双重特征，这类地区普遍存在发展基础薄弱、资源匮乏等现实情况，使得人才“引不回、留不住、用不好”形势格外严峻。相较于东部发达地区，其人才返乡更面临着结构性失衡困境，一方面表现为返乡人才数量不足，即农业生产经营类、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类、乡村公共服务类、乡村治理类及农业农村科技类人才资源匮乏；另一方面则为返乡人才效能不佳，即人才空有技术却缺乏转化平台，以及政策激励与人才需求脱节等问题。聚焦此类区域开展研究，既能够精准识别基层政策执行的关键堵点与揭示人才返乡的真实阻力，也能为解决“重点帮扶地区如何破解人才瓶颈”这一共性难题提供精准靶向策略，直接助力人才振兴目标的实现。
目前学界在人才返乡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群体特征、影响作用、发展困境及路径探索四个维度。一是以人才返乡群体特征为研究，这些曾经离开乡村而又重新回到乡村的人才，主要包括大学生、军人、农民工和城归族等群体。如大学生群体是指大学毕业后在外工作后返回原籍(农村地区)寻找就业或创业，创立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事业。而城归族则是近年来我国精英人才的首次人才回流，在一定程度实现了人才的引回。此外，退休人才群体也不容忽视，他们与乡村社会天然联结、工作高度匹配、目标精准契合，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总结来说，积累资本和能力的劳动力选择返乡，将为促进县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机遇；也对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县域城镇化和城乡共同繁荣意义重大。二是以人才返乡影响作用为研究，具体有基于结构化理论，发现技术技能人才返乡就业意愿受到个体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家庭经济与文化禀赋、乡土情结、返乡就业政策及县域产业结构多元因素共同影响，其中县域产业结构影响最为关键。或是运用扎根理论分析，发现创业者禀赋、可预判的外部环境与不可预测的外部因素不仅单独对返乡农民工产生作用，也相互交织扩大对返乡农民工的冲击。在以上对人才返乡影响的深入剖析，必然涉及“为何要推动人才回归”这一核心命题，其原因就在于人才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要素，而吸引人才回流是人才振兴的关键环节，乡村人才回流必须与乡村产业形成良性互动和有机融合方能实现人才振兴目标。具言之，一方面新时期乡村发展需要高质量人才返乡，助力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另一方面，能有效缓解乡村“老龄化”等社会问题。
三是以人才返乡发展困境为研究，最初主要研究返乡带来的基层治理困境，大量农民返乡给输出省区带来巨大就业压力，随之而来的是灰恶化、群体性、游民化、土地流转纠纷等各类事件风险。后来随着学界关注重点聚焦乡村振兴，更加关注人才返乡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困境。立足于国家重点帮扶县，其在人才回引实践过程中存在结构失衡与匹配偏差、发展空间不足及认同感降低、参与动力和热情不高、难留得住及留得久等现实困境。具体来说，一方面青年返乡与乡村发展要素之间“脱嵌”，表现在机会层面上的选择与决策困境、主体层面上的规则与认同困境、产业环境层面上的基础设施与劳动力供给困境，以及政策层面上的生产要素、财政金融与社会保障困境。另一方面，家庭变革、关系半熟人化、中等生教育处境、同纬度意义拓展影响，致使返乡青年形成“脱栓”的社会化困境，呈现出自我中心、社交收缩、婚姻脆化等问题。四是以人才返乡路径探索为研究，首先为实现各类人才返乡下乡，要加快营造文化环境、服务环境和用人环境，完善乡村创业支持援助机制，畅通新乡贤返乡通道，加大政府资源支持，激发企业联农兴乡动能。其次，立足于数字经济时代，从自主创新引育数字人才、优化金融信贷资源配置、着力改善数字创业环境等方面优化，切实推动返乡青年创业加“数”前行，释放更多“数字红利”。最为重要的是，培育壮大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的政策支持，一是加大涉农要素供给支持，形成创新创业激励机制；二是提升创新创业双向认同，营造组织归属氛围；三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优化乡村创新创业环境；四是创新人才培训模式，满足乡村产业发展需求。
既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鉴和研究思路，通过系统性梳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其一，当前研究多聚焦于农民工、大学生等单一主体的返乡行为，对包含企业家、退役军人、技术技能人才等在内的复合型返乡人才群体缺乏全面研究；其二，现有成果在影响因素分析方面已较为成熟，但针对国家重点帮扶县这类欠发达区域的实证研究仍略显不足。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较少运用路径分析、结构方程等量化研究方法揭示计划行为理论与人才返乡意愿之间的作用过程，特别是在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如何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得出计划行为理论下人才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及效应，仍有待进一步探索。基于此，本文通过实地调研获取到陕西省5个国家重点帮扶县人才的样本数据，并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构建出人才返乡意愿影响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精准揭示了各因素对人才返乡意愿的作用效应，并据此针对性提出增强人才返乡意愿的政策建议，对于吸引各类人才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最初作为一种将信念与行为联系起来的心理学理论。1975年Fishbein和Ajzen受多属性态度理论启发二人共同提出理性行为理论，后又在此基础上增加感知行为控制，从而创立计划行为理论。该理论强调个体意愿是影响行为的关键因素，而意愿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3个变量的共同影响。计划行为理论在提出后的30多年时间里得到学界支持和论证，特别是在旅游行为、学习行为、创业行为、消费行为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目前在人才返乡相关领域，已有较多学者利用该理论研究不同人才群体返乡意愿影响因素及效应，结果证实这3种因素可对个体意愿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行为态度指个人对执行特定行为正向或负向程度的评估，其中行为信念强度和行为结果评估共同决定行为态度，而行为态度会对该行为意愿产生影响；个体对某种行为的态度，通过影响执行该行为的动机，进而共同作用于行为意愿。主观规范是指个人对于是否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有两层含义：一是个体受到周围重要的人对其进行某项行为的影响程度；二是个体对这些群体影响的遵从程度。感知行为控制是个人对其所从事行为进行控制的感知程度，包括控制信念和感知促进，控制信念是个体对其所具备的能力、资源和机会的感知，而感知促进是个体对这些资源重要性的估计。
（二）研究假设
1.行为态度与人才返乡意愿
行为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个体的行为意愿，是连接个体内在认知与外在行为表现的重要桥梁,诸多学者指出行为态度对个体的行为意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当个体对返乡发展持有积极态度时，他们倾向于认为返乡行为能够带来多重正向收益，如实现个人价值、获得情感归属感、提升社会认同度以及满足职业发展需求等。这些积极信念不仅增强了返乡行为的吸引力，还激发了其内在的行为动机，从而显著促进返乡意愿的形成。在人才返乡行为研究中，行为态度具体表现为人才对返乡发展机会、乡土情感联结、政策支持效能及生活品质改善等方面的综合评估。若人才对返乡持积极态度，认可返乡能够为其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更深厚的情感依托及更优惠的政策红利，则其返乡意愿会显著增强。相反，若人才对返乡持消极态度，如认为返乡可能导致职业发展受限、资源获取困难或社会网络断裂，则会大幅削弱返乡行为的吸引力，让人才对返乡产生“风险大于收益”的判断，进而消解执行该行为的内在动力，导致返乡意愿降低。故提出假设1和5：
H1：行为态度对人才返乡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返乡持有的态度越积极，人才参加返乡的行为意愿越高。
H5：在行为态度对人才参加返乡行为意愿的影响中，返乡动机起中介作用。
2.主观规范与人才返乡意愿
主观规范反映了外部社会因素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塑造作用，体现为强弱关系层面对个体行为的期望、评价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压力。当个体感知到家人、朋友、同事及社会舆论等关系网络对返乡行为持积极支持态度，且这种支持形成一种积极的规范性压力时，个体更易内化这种外部期望，从而强化参与该行为的意愿。相关研究表明，主观规范对个体行为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够有效提升其行为依从性和参与度。在人才返乡决策中，主观规范具体表现为人才对家庭成员、亲朋好友等强关系层的期望感知，以及其对政策导向、社会舆论和地域文化氛围弱关系层的解读。若人才感知到强关系支持压力、感受到社会赞赏性支持，或接受到政策性规范信号，则其返乡意愿会显著增强。相反，若人才感知到社会网络对返乡持消极评价，且存在负面舆论压力，则其返乡意愿可能受到明显抑制。故提出假设2和6：
H2：主观规范对人才返乡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感知到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压力越明显，人才参加返乡的行为意愿越高。
H6：在主观规范对人才参加返乡行为意愿的影响中，返乡动机起中介作用。
3.感知行为控制与人才返乡意愿
感知行为控制表征个体对自身执行特定行为所需资源、能力及机会的评估程度，既是个体对于实施某一行为所感受到难易程度的认知，更是预测行为意向的关键前因变量。当人才感知自身具备返乡就业创业所需的足够资本、技能、信息及政策支持时，其往往对实施返乡行为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进而表现出更强的返乡意愿；反之，若人才认为返乡将面临资源匮乏、能力不足、环境陌生或政策不确定性等障碍，则其返乡意愿会受到显著抑制。在人才返乡情境中，感知行为控制具体体现为人才对能否顺利实现返乡并达成预期目标的综合判断，包括对自身能力和资源、家乡产业基础和公共服务等内外部条件的控制信念。若人才认为返乡流程便捷、政策支持有力、自身能力与家乡需求匹配，且对返乡后的发展具有较强效能感，则其返乡意愿会明显提升。故提出假设3和7：
H3：感知行为控制对人才返乡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自我感知返乡行为的控制能力越强，人才参加返乡的行为意愿越高。
H7：在感知行为控制对人才参加返乡行为意愿的影响中，返乡动机起中介作用。
4.人才返乡动机及意愿
动机作为个体目标导向的心理状态，能够整合外部环境刺激与内部认知评估以形成行为驱动力，在复杂行为决策中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正如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动机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创业行为绩效一般，从“生机迁移”到“生活方式迁移”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对于青年人才返乡行为的影响相当重要。当前个体在面临资源约束或环境不确定性时，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可通过激发特定动机间接影响到最终行为意愿。在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人才返乡行为动机会在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返乡意愿之间产生中介作用，更为精准地揭示多维因素对人才返乡意愿的传导影响，符合复杂决策行为的动态性特征。综上分析，提出假设4：
H4：返乡动机对人才返乡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于返乡行为的动机越强烈且充分，人才参加返乡的行为意愿就越高。
基于此，本文结合TPB的3个维度(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构建起SEM理论模型，意在对人才返乡意愿所受的影响效应进行验证与解释(图1)；同时该理论模型包含5个潜变量，其中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型控制”为解释变量，返乡动机为中介变量，返乡意愿为被解释变量。
（三）变量选取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所构建的假设框架，并结合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人才返乡意愿的现实特征，本文通过参考国内外已有的、经过时间与实践检验的成熟量表，从五个维度设计变量指标，且所有题项均按照李克特5级量表量化赋值，共34个观测变量，旨在从多个维度全面深入的剖析影响人才返乡行为意愿因素。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人才返乡意愿属于内在心理倾向范畴，难以通过常规统计直接量化评估，否则将会在测量过程中存在客观误差。本文通过引入结构方程模型，能够有效识别并量化潜在变量的作用路径，同时将误差变量纳入至模型框架内进行分析，从而更为精准评估影响人才返乡意愿的关键因素及其效应强度，并呈现潜变量与观测变量间的动态关联路径。结构方程模型（SEM）包括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两部分，其方程可表示为：
式1-3中：x为外生潜变量的观测变量；y为内生潜变量的观测变量；ξ为外生潜变量；η为内生潜变量；Λx为外生潜变量与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矩阵；Λy为内生潜变量与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矩阵；δ、ε分别为x、y的随机误差项。式1-2为测量模型，通过Λxξ+δ与Λyη+ε的线性组合，表征潜变量与观测指标间的映射关系；式3为结构模型，揭示潜变量间的作用路径，B为内生潜变量间的关系，Γ为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ζ为结构方程的残差向量，反映方程中未能被解释的部分。
（二）数据抽样及来源
本文选取陕西省被列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的典型县域作为调查区域，重点探讨农村户籍居民回乡发展的行为意愿。需要注意的是，主要研究对象包含：在外创业的工商从业者、体制内公职人员、进城务工人员以及异地求学后并在城市就业的原籍青年等群体。首先确定样本规模，根据陕西省2022年度统计年鉴显示，陕西省重点帮扶县人口数共有3656722人，故令样本总量N=3656722。修正之前的样本量n0计算公式如下：
由此得到的样本量n0=385，为减少无效问卷对数据结果的影响，根据以往回答经验，预估回答率r=0.90,在此基础上调整得到样本量n1=n0/r=385/0.90≈427.78=428。此外由于本次调查采取多阶段抽样，根据以往资料取deff=2，得到最终调查需要的最终样本量为n2=n1×deff=428×2=856。
其次，进行第一阶段的PPS（容量比例概率抽样）抽样。陕西省国家重点帮扶县共有11个县区，因此初级抽样单元与抽样框为该11个县区，对其打乱顺序后进行编码，赋予每个县区与该县区内农村常住人口Ai相等的代码数,并将代码数累加得到陕西省国家重点帮扶县区农村常住人口总数A0。在每轮抽样操作中，系统将通过随机算法生成一个区间为[1,A]的随机数值（记为a），随后基于数值匹配原则，筛选出编码与a一致的抽样单元，即为有效样本。当多个随机数对应相同的地区时,重新生成随机数，使得随机数所属代码范围对应的地区入样,构成陕西省国家重点帮扶县区的初级抽样单元。根据上述操作方式，利用excel生成随机数，在[1,3656722]区间随机选取五个随机数为528459、1802381、2135573、2972477、3556442，其对应的重点帮扶区县为汉滨区、紫阳县、白河县、镇安县以及商南县。
再次，进行第二阶段的分层抽样。借助分层抽样的方式在一级抽样单元中被选中的地区里抽取部分来构成二级单元，其权数依据每个县区所包含的街道或乡镇数量予以确定。出于实施便捷性以及对调查成本方面的考量，本文确定抽取17个乡镇。具体操作过程为，先把每一地区的街道或乡镇信息录入到excel中并进行乱序处理，随后进行编码；并借助excel生成一个由对应地区街道数量的数字所组成的随机数表，以此来抽取每次所需的样本个数。最后，第三阶段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抽样方法。从入选的乡镇里选取被访者，依照前文所计算得出的样本量以及抽取的街道或乡镇数量来推断，平均每个镇需抽取50名农村居民以开展问卷调查工作。
因此，为确保研究样本的可靠性和代表性，结合调查区域的地缘特征和人口结构等现实情况，笔者团队于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期间，针对汉滨区、紫阳县、白河县、镇安县、商南县等5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工商业企业家、体制内公职人员、进城务工人员以及异地求学后并在城市就业的原籍青年群体进行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共计发放调查问卷970份，回收有效问卷896份，有效回收率92.37%。在进行问卷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团队也会根据情况对返乡人才进行深度访谈，方便获取影响行为意愿决策的质性证据，以三角验证保障研究结论的信效度和真实性。
（三）样本描述及检验
1.样本描述
从表4可知，样本中女性占比61%，性别分布相对均衡；年龄集中在20岁至50岁之间，以青壮年群体为主，占被受访者的73.6%；政治身份主要为共青团员，整体受教育程度呈纺锤形分布，其中中专或大专学历者占29.6%；人才月收入集中在4001元至6000元之间，且以工资薪酬为主要收入来源，这与国家重点帮扶县人才群体实际情况相符。可见，上述样本能够客观地反映调查区域的基本状况，从人口学层面确保研究对象与区域现实的适配。
基于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本文运用SPSS26.0测量量表变量的最小值、最大值、均值、方差、偏度及峰度等参数，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BA1至HI5所有变量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均为1和5，问卷回答具有显著区分差异；均值最大值为3.83，最小值为3.48；标准差最大值为1.304，最小值为1.112，均符合测量指标的理想标准；并且每个量表变量偏度和峰度的绝对值均未超过2，满足正态分布。其中，返乡意愿维度的总体均值为3.52，对于人才返乡行为影响相对较弱；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的总体均值分别为3.66、3.67、3.61，对人才返乡行为影响适中；返乡动机的总体均值为3.77，是影响人才返乡行为的最大因素。具体来说，HM5题项“为了建设农村”的总体均值3.83，HI“我自己经常会考虑是否返乡”的总体均值为3.48，这两题项分别是34个题项中均值最高和最低，能够直接说明人才返乡更多是基于乡土情怀的一种感性行为，而非从“经济人”视角出发做出的理性选择；间接体现了当前乡村发展环境和政策支持有待进一步完善优化，使得人才返乡既能收获情感回馈，也能得到经济报酬。
2.样本检验
信度指可靠性，即采用同样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测量时所得结果的一致性过程。若问卷量表的信度越大，则其测量的标准误越小。通过SPSS26.0软件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Cronbach's系数均高于0.8，表明该问卷信度较高，且内部一致性较好。
效度指有效性，即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准确测出所需研究事物的程度。KMO检验的核心在于评估变量间的偏相关性，其数值区间通常介于0至1之间。从统计学意义而言，KMO值越高，变量间的偏相关性越显著，表明数据越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SPSS26.0软件对问卷进行效度分析，分析结果由表6可知，各维度的KMO值均大于0.6，且Bartlett球形度检验Sig值为0.000，小于0.05，均符合1%的显著水平，表明该问卷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四、模型构建与假设检验
（一）模型拟合及修正
本文运用AMOS26.0软件对理论模型进行拟合分析，以考察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的合理性，整个过程分为2个步骤。第一步是参数显著性检验，由表7路径系数估计结果可知，各观测变量的C.R.值均大于临界比统计量1.96，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潜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测量模型的参数估计不仅满足统计显著性要求，同时具备充分的实证效度。潜变量方面除了感知行为控制对人才返乡意愿具有不显著正向的直接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返乡动机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返乡意愿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影响；且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通过返乡动机的中介变量作用，分别在1%、5%、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人才返乡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二步是拟合优度检验，以确定模型能否很好地拟合数据以及各参数的估计值是否有效合理，则需要对适配度指标进行比较。本文选用X²/df、CFI、RMSEA及AGFI等作为模型拟合度的评价指标，如表8所示，初始模型的拟合度检验结果未达理想水平。
实际上，模型修正仅仅指对原有理论模型局部性的修正和调整，并非对原有理论模型全面推倒另起炉灶，这种修正并不影响初始模型的整体布局构思。因此，基于修正指数 MI对初始模型进行参数调整后，重新运行程序测算拟合指数，说明修正模型的总体拟合情况较好，最终得到结构方程模型的参数估计（图2）。
（二）假设检验及结果分析
通过对初始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与修正，结果基本验证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假设。虽然模型拟合结果显示，H7不成立，即感知行为控制对返乡意愿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基于理论推敲角度，二者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另外，模型系统揭示了人才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及效应。从影响效应来看，因果效应包括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指由解释变量到被解释变量的直接影响，用解释变量到被解释变量的路径系数来衡量；间接效应指解释变量通过影响一个或者多个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间接影响，当存在单一中介变量时，其效应值为两个路径系数的乘积；总效应是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综合影响，由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共同构成。以本文为例，行为态度对返乡意愿的总效应等于行为态度对返乡意愿的直接效应0.23与行为态度通过返乡动机对返乡意愿产生的间接影响0.37与0.45的乘积之和，即0.23+0.37×0.45= 0.3965。依据效应值排序结果，对人才返乡参与意愿的影响效应做一步分析阐释（见表9）。
1.行为态度维度
行为态度不仅对返乡意愿起直接影响，还通过返乡动机中介作用对返乡意愿”起间接影响，总影响效应为0.3965。其中，直接效应为0.23；间接效应为0.1665。从影响程度来看，行为态度每提升1个单位，人才返乡动机程度会提高0.37个单位，其返乡意愿则增强0.3965个单位。而行为态度维度的8个观测变量来看，BA2、BA6和BA7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762、0.741和0.758，这说明人才返乡行为态度出发点是基于“乡土情结”，即实现田园身份认同、焕发乡村蓬勃活力和追求乡土变迁等多重情结，这与人才对家乡始终拥有真挚情感，时刻关注家乡建设发展的现实相符；BA1、BA3、BA5和BA8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736、0.723、0.724和0.736，则说明对人才返乡行为态度的影响不单单局限于精神满足，也考虑物质回报、个人成长等现实条件；BA4的路径系数为0.664，说明机会和资源对人才返乡行为态度具有驱动影响。
2.主观规范维度
主观规范不仅对返乡意愿起直接影响，还通过返乡动机的中介作用对返乡意愿起间接影响，总影响效应为0.264。其中，直接效应为0.21，间接效应为0.054。从影响程度来看，主观规范每提升1个单位，人才返乡动机程度会提升0.12个单位，其返乡意愿则增强0.264个单位。而主观规范维度的7个观测变量来看，SN1、SN2和SN4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731、0.743、0.682，说明了强关系网络通过社会比较过程形成规范性压力影响人才返乡意愿；SN5和SN7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694、0.707，则体现出高可见性的符号传播类似于弱关系，能显著起到信息传递等作用，增强人才返乡意愿；SN3、SN6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709、0.783，则展现出指令性和示范性规范产生“信号效应”促使人才自觉或不自觉进行返乡。
3.感知行为控制维度
感知行为控制不仅对返乡意愿起直接影响，还通过返乡动机的中介作用对返乡意愿起间接影响，总影响效应为0.074。其中，直接效应为0.02，这与模型参数估计中路径不显著的判定高度吻合；间接效应为0.054。从影响程度来看，感知行为控制每提升1个单位，人才返乡动机程度会提升0.12个单位，其返乡意愿则增强0.074个单位。这表明感知行为控制对人才返乡意愿的驱动效应式微，可能在于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存在资源禀赋结构性匮乏、回引政策执行偏差及乡村污名化认知惯习等情况，引致人才自我效能感锚定缺失，返乡行为可控性自我评估弱化。
五、结论与展望
人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素，吸引乡村人才回流与培育乡土人才是人才振兴的两条路径。然而，受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城镇化进程加快及教育现代化政策导向的综合作用，农村优质人才流失严重，空心化现象严峻，难以有效回引人才群体返乡发展。因此，为探究人才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及效应，本文基于陕西省5个国家重点帮扶县的896份人才调研数据，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构建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对人才返乡意愿影响的理论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予以检验。
研究表明：第一，人才的行为态度是影响其返乡意愿的核心，而乡土情结是作用于行为态度的主要变量。因而，政府在扶持、帮助乡村发展的基础上应强化乡村振兴价值引领，构建正向激励机制，激发人才群体的家乡情怀。一方面，要梳理并宣传地方特色文化、历史名人与乡村故事，通过纪录片、新媒体短视频等方式，塑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家乡新形象，提升人才对家乡的文化自豪感与情感归属。另一方面，可由地方政府或行业商会牵头，在家乡人才聚集的城市定期举办“故乡情·家乡行”等主题活动，邀请潜在返乡人才参观考察家乡的新变化、新产业，通过沉浸式体验重建其与故乡的情感纽带。
第二，人才的主观规范是影响其返乡意愿的关键，家人、朋友的社会压力以及政策环境的导向则共同构成了人才返乡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政府在扶持、帮助乡村发展的基础上尤需健全社会支持关系网络，优化政策引导体系，强化主观规范正向驱动。首先，地方政府要搭建返乡就创业服务中心，提供从项目评估、工商注册、法律咨询等全链条服务，明确并公开各项补贴、贷款政策的申请流程与标准，减少信息不对称和政策不确定性。其次，通过精心筛选并宣传一批成功返乡的“新农人”“乡创客”典型案例，用身边人、身边事证明返乡发展的可行性与前景，有效降低潜在返乡者的观望和疑虑。最后，对返乡人才的子女教育、配偶就业、父母医疗等方面提供“一对一”的精准服务与便利，并提供线上线下的返乡人才交流平台中介，促进彼此间的经验分享、资源对接与情感互助，形成“抱团发展”的共同体，增强其归属感和抗风险能力。
第三，尽管感知行为控制对返乡意愿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从既有研究来看感知行为控制仍是制约人才返乡意愿的重要因素。为此，政府应竭力提升人才群体的服务保障水平，搭建专门的管理服务平台，增进人才群体返乡的自我效能感。其一，整合人社、农业、金融等部门资源，为返乡人才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申报、融资对接等“一站式”办理服务，并在土地流转、场地租赁、初始资金等方面提供实质性支持。其二，开发集成家乡产业信息、政策解读、市场需求等APP/小程序，为人才提供实时、便捷的信息支持；同时联合高校、职业院校和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性的技能培训，并通过“导师制”为其匹配业内专家，进行长期跟踪指导，共同增强其对返乡后面临环境的“掌控感”。
在当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阶段，人才回引依然存在定位不准、应用不清、效果不佳等实践障碍，甚至还存在不少潜在挑战。故此，本文基于国家重点帮扶县的实证分析，揭示出人才更为依赖“乡土情感联结”“社会规范引导”的独特逻辑；而感知行为控制的弱化，本质上反映这类地区的资源约束。本文创新之处还体现为验证计划行为理论在欠发达地区的适用性，即表明在资源约束环境下，针对人才返乡地方政府需充分通过“情感赋能”与“政策赋能”双轮驱动，破解人才“想返乡但不敢返乡”的决策困境，进一步丰富了人才返乡领域研究，同时为欠发达地区“乡土情结激活+人力资本培育+政策保障托底”的组合策略施行提供理论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欠发达地区为实现人才返乡下乡，要在做好人才培育与激励的基础上，切实发挥非正式治理的重要补充作用，让人才“既算经济账，也算人生价值帐”。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来看，非正式治理通过乡土文化、社会规范、人际交往等柔性渠道，能够做到以情促引、以情感召，在欠发达地区回引人才的治理方面展现出独特的治理效能。实践中，基层政府和村“两委”通过情感嵌入，引导人才关注乡村建设发展，并提供展现能力和深化乡土情感的平台，能够有效实现人才入场。这种“非正式治理”与“正式治理”形成协同，使人才在决策时不仅考量经济收益，更注重乡土认同与人生价值的实现，最终实现“以情揽才、以制留才”的治理目标。未来可进一步探讨非正式治理与正式治理的耦合机制，同时深入关注数字时代下新型非正式规范对人才回引的影响，从而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保障。
作者简介：李博，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北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任雨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来源：《乡村治理评论》202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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