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家—农民关系理论的混合研究
内容提要：新的历史时期，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重塑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将长期遮蔽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人心层面”得以展示出来，进而在现实与理论上产生更多的中国贡献。由于政治态度所具有的内隐的对政治系统的不同倾向性的立体评价体系的特质，天然成为“人心层面”体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连接点，因而需要从多向度考察农民的政治态度。通过量质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发现，我国农民政治态度呈现“点翼型”样态，即在“一点”上映射出政治态度层次结构上的赞同水平和积极的价值肯定，在“两翼”上体现出政治态度在内在结构的非均衡性和外部结构上的分化的一致性。农民这种“点翼型”的政治态度充分表明了国家与农民关系在“人心层面”不是消极的单向度关系，而是积极的双向的互嵌互构关系。
关键词：农民 政治态度 多向度 国家与农民关系 点翼型样态
进入21世纪，伴随着我国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下乡、行政下乡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将乡土中国融入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与此同时，农民在国家强有力的影响下，也从“旧农民”向“新农民”转变，开始了农民的“新生”。这种现实变化充分体现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转变上，促使学者重新审视已有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理论，研究发现：“在国家与关系的已有研究中存在普通农民的身影被“遮蔽”，对人心层面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忽略甚多的问题。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将被“遮蔽”的普通农民的身影展示出来并且从人心层面剖析国家与农民关系，不仅是对国家－农民关系理论的有力补充，也对相关公共决策有较大的引导价值。
政治态度作为政治心理学中的核心现象，是民众政治生活的“晴雨表”，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下“人心层面”的具体折射。长期以来，政治态度要么成为西方工具主义下政治选举的民意标签，要么淹没于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态度的“容器”之中，不仅丧失了这一概念的独特价值，而且也很难彰显中国场域下“与众不同”的政治态度。因此，透过对农民政治态度的多向度刻画，凸显出我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具体状态，进而探究国家与农民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国家－农民关系视域下的农民政治态度“再认识”
国家与农民关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其反映的是国家与社会阶层中的农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洞穿国家覆盖下的农民以及农民眼中的国家，展现两者相互作用的样态。政治态度是民众眼中的国家系统在心理层面的映射与反馈，构成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观念桥梁。
（一）国家与农民关系中“人心层面”的缺失与关切
国家－农民关系的已有研究主要呈现出两种研究取向的变化：一是从单一分析状态走向综合分析取向，单一分析主要是以裴宜理、斯科特为代表的学者，基于对中国华北地区以及东南亚农民的考察提出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支配－抗争”模式，这一模式是特定历史空间下的产物，难以描述随着时代发展产生的新型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因此，我国学者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国家与农民关系是复杂且多元的，提倡将更多维度和层次纳入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分析之中。如刘金海就尝试用有意识或无意识（主动与被动）、个体式与群体式的综合分析框架，发现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的“一体两面”的特点。二是研究取向是由单向度走向双向度，国家与农民关系理论在早期研究中更多地从“国家中心主义”抑或“农民中心主义”的二元割裂视角展开分析的，这两种相互割裂的视角无法诠释真实的国家与农民关系。所以，已有研究开始走向国家与农民互动视角下两者关系分析，如朱晓阳指出，农民与国家之间具有相互渗透性，并且在“伟大的现代主义”下存在“协力”与“契合”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农民对国家的想象是更为混融的和差序性的格局。无独有偶，郭于华和孙立平两位学者从农民视角，借助中国革命中的“诉苦”展示了农民国家观念的中介机制。
上述研究极大丰富了已有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同时也拓展了中国政治场域下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再认识。然而，正如已有研究所指出得那样，上述两种研究取向的分析都是站在“行为主义”的立场揭示国家与农民关系，相对缺失了农民“人心层面”剖析。实际上，在国家与农民的互动中，看似以行为为显性因子的抗争、合作以及顺从等等，都离不开农民内在心理世界的活动。本文认为，在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简单两元关系之中，蕴含有“国家—心理—行为—农民”这样的长链条，由于国家之下的心理活动多是关切政治的，要想揭示国家与农民关系中“人心层面”的事实就必须借助政治心理这一分析工具。从这一角度看，国家与农民关系“人心层面”的分析和政治心理研究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农民政治态度构成国家与农民关系混融的具体契合点。
（二）我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分散化描述与反思
传统中国以成熟的农耕文明著称于世。从统计数据看，中国常住农村地区的农民依然占据人口总数超过三分之一。关切中国农民不仅要看到其行为活动，更应透过行为观察其“所思所想”，这正是中国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使命。具体到对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认识，已有研究多是从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与政治认同的角度进行描述。如围绕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分析指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呈现出“内低外高”与“内高外低”兼容以及“近低远高”的逆向非一致的特点。也有研究发现，中国农民的政治信任是差序性政治信任。而且，中国农民对宏观政治体系具有较强的认同度。
上述研究是认识和了解中国农民的有力依据。但不难发现，中国农民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与政治认同仅反映了政治态度的某个维度，即政治效能感体现的是农民对政治系统的主观影响力和回应力，其着重于农民对于自身政治能力的考察，政治信任是基于社会资本基础上对政治组织、政府机构和军队等的信任，是农民对诸多政治机构形成的期待差异性体现，因而无法体现包含政治制度等软性实体的评价。政治认同则是一种高层阶的政治态度，更多指向农民对于政治客体产生的同一性投射与归属。由此可见，类型学视角下的农民政治态度描述缺乏全面性，难以对于农民常态下的政治态度有完整性刻画与了解。
（三）国家与农民关系下政治态度的体系化解释
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农民政治态度，需将政治态度放置于国家与农民关系下进行重新建构，也就是需要重新认识政治态度。从西方政治心理学发展来看，政治态度（political attitudes）从一开始就担当着政治选举的工具角色，是选举政治中的民意调查内容，对其测量的关注远远大于对其实质内涵的研究。这就导致西方政治态度的研究中，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概念漂移的虚质化倾向、概念悬浮中的去场域化倾向和概念拉伸中的对接困难。具体而言，概念漂移中的虚质化倾向主要是指将很多不属于政治态度的概念或者与政治态度相近的概念请进了政治态度之中，导致了政治态度的主体性地位丢失的危险，如政治态度的意识形态化、政治态度的社会态度化，这类研究混淆了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以及社会态度与政治态度的边界与本质，在某种程度上虚化了政治态度的本质属性，即内在的倾向性。概念悬浮中的去场域化则是将政治态度刻板于西方政治选举的政治心理现象，而无法将其转化为不同政治场域的不同表达，导致政治态度的中心地位丧失，代之而起的是政治态度的具化研究。第三种情形是概念拉伸中的对接困难，即在概念的操作化中，由于政治态度的边界虚置与悬浮带来了抽象概念与操作化概念之间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又强化了概念漂移与概念悬浮现象。
基于上述对政治态度的“本来面目”的偏离倾向，需要重新认识政治态度。在1935年，奥尔伯特指出，态度的包容性极大，是包容广泛对象的主观决定倾向，这些对象既可以是特殊的也可以是普遍的，既可以是公共的也可以是社会的。换言之，指向不同的客体就可以生成不同的态度。显而易见，政治态度的指向对象必然是政治系统，这虽然缩小了一般意义上态度对象的庞杂边界，但是由于政治系统本身的复杂性，使得政治态度在此范围内具有了相应的多元性和国家间的比较，就可以解决概念悬浮的问题。除此之外，政治态度依然要体现态度所特有的天然本质属性，否则就不成其为态度。所以，态度的倾向性也就是心理与行为的准备姿态必然包含于政治态度之中，其中心理上的准备姿态体现于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上，而行为的准备姿态则可以用政治行为倾向来体现，这就避免了概念漂移的问题。不仅如此，政治态度从生成之时起，就具有方向与强度上的差别，即政治态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政治态度是正向的抑或是负向的？因此在政治态度的表达中自然就带有了强度的成分。基于上述理由，本文认为，政治态度可以看作是一国民众对其政治系统所形成的具有不同倾向性的立体评价体系，其对政治行为具有独特的影响。这一立体评价体系主要体现在政治态度三维结构上，即内部结构、外部结构和层次结构，形成了一个体系化概念，减少了概念拉伸的可能。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政治态度的三维结构图
这一多维度结构的政治态度，可以从三个面向展示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心理层面，而不是一个单一维度。从内在结构方面体现的是在国家教化下的农民在政治知识和政治认知上的储备情况，在政治情感上的共鸣情形和政治行为倾向上的支持与配合意愿。从外部结构上，则更能体现农民对于不同政治客体的评价，如政党、政府、政策、制度和官员等，这些评价成为农民与国家“亲疏远近”的具体指向，也是引发农民行为的重要因素；从层次结构上，所展现出的总体政治态度强度，就可看出农民对国家教化的趋同性抑或是趋离性。
二、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一）混合研究设计
由于农民的政治态度是一个复杂的立体评价体系，对其结构性特征的探究既需要量化数据的归纳，还需要通过质性研究检视并进一步挖掘其背后的逻辑理路，这样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设计或许更为周全。混合研究方法涵盖了顺序与并行两种层级关系，及其解释与嵌入等多种内在逻辑。基于本文笔者在农民政治态度研究的前期基础，我们选择了顺序性解释方法开展研究，即先是依赖量化研究获得农民群体政治态度的内、外与层次结构的特征；后辅以质性研究的深访技术进行验证，更为重要的是借助深访进一步补充量化研究在设计上难以发现的农民政治态度的特征，并进行相应的解释。最后，通过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有机糅合，本文得出我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多向度与全方面图景。
（二）农民政治态度的调查问卷设计、抽样与信效度分析
依据本研究的主旨，农民的政治态度的结构由内在、外在和层次三个部分构成，亦即内部结构，可以通过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构成。其中政治认知主要考量的是农民对于相关政治知识的了解程度，一般而言，农民对于政治知识的了解越多，表明其对政治的关注程度越高，同时也说明，其理性化程度愈高，这是因为认知是信息接收与信息加工的过程，尽管其间会存在“认知捷径”等偏差。但总体而言，认知活动是人类理性活动的基础，秉持这样的原则，我们设计了一系列对于政治系统的基础性知识考察农民的政治认识。其次，政治情感表达的是农民对于政治系统的自豪、喜欢与亲近等程度，政治情感是构成政治态度的主要成分，也是产生价值判断的主要来源。政治行为倾向是意欲产生行为的准备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主体行为的动机和方向，在问卷中主要了解农民对于不同行政层级的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意愿。
在外在结构上，问卷中设计了以“政治制度（包含核心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诸多惠农政策、各级政府组织与政府官员”为我国政治系统主要代表的内容。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就体现在核心政治制度之中，即意识形态、权力配置制度以及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中，其次在政治制度的统摄下，针对社会群体供给不同的公共政策，对于农民群体而言，党的十八大前后都有一系列的惠农支农政策；支撑国家制度与政策运行的当然少不了各级政府与官员，单一制的行政建制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形成了五级行政体制和官员结构。层次结构主要体现于农民政治态度的总体强度上，通过统计数字可以反映出农民对于国家治理在态度上的趋同性还是趋离性，以及政治态度处于政治态度谱系的何种具体位置上。
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农民政治态度在三个结构维度上的特征，我们对问卷中的答案进行了等值性处理，即转化为同样的标尺对农民的内在结构和外在结构、层次结构进行计分，将其都转化为“非常同意（赋值4分）、比较同意（赋值3分）、比较不同意（赋值2分）和非常不同意（赋值1分）”及其类似的李克特量表进行数据统计，因此在数据的统计中可将其看作是连续数据进行分析。
中国农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在地域结构上基本上可以分为南北方农民群体，基于调查可行性的考量，我们在南北选择了两个省份，一个是广东省，另一个是山西省。广东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在南方身份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山西省作为内陆省份，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又是北方省份中颇有代表性。因此，通过分层抽样的方法，在山西省农村抽取了分布晋南、晋北和晋中等五个市区的农民1306名；在广东省运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472名农民，并进行结构式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000分，有效问卷1778份。收集数据均通过SPSS软件处理。
经计算，农民政治态度问卷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899，效度通过因子分析得出问卷的解释度为68.369%，KMO=0.852，Bartlett的球性检验呈现显著性特征（X=82109.745，df=1771，P=0.000）问卷中各题目的总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性。说明农民政治态度问卷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科学性。
（三）农民政治态度的访谈设计、样本与信效度检验
结合问卷设计，我们相应的对农民政治态度进行了一对一的访谈，访谈内容是根据问卷设计的内容进行拓展性提问，相对比较宽泛。主要涉及对党的感知评价、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感知评价、农业农村政策的历史变迁和感知评价以及政策执行的感知评价，这些内容为验证和补充量化研究的真实性以及扩展农民对于政治系统的整体感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除此之外，质性访谈的对象还有一些村庄中的村干部、村民小组长等关键人物，这些关键人物不仅填答了政治态度问卷，而且还提供了整个村庄农民的政治态度的总体印象。这些访谈资料共同收集在1778人的调研记录之中。
质性研究的信度检验旨在说明访谈结果的同质性与可复制性，即访谈样本的增加到一定程度后，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依据Lincoln和Guba提出的质性研究可信度的评价指标“可信性、可依靠性、可确认性和可转换性”，我们采取了不同地区农民叙述内容的相近性和样本达到一定饱和度后的重复性程度进行信度检验。由于样本的选择是在东部的广东和中西部的山西两个地区进行，经过比较，我们发现，广东和山西农民在上述问题上的看法比较接近。同时在山西的晋中、晋南、晋东南和吕梁地区的农民对于访谈问题的理解也基本相似，由此可以说明访谈问题的回应具有一定的信度。
质性研究的效度检验一般运用三角互证法进行，即指对同一问题，经过不同研究者、不同研究材料及其不同研究方法均能得出同一结论。从不同研究者角度看，对于相同的访谈问题通过不同访员的询问，在每次总结访谈发现时获得的结论的相似性较高；同时，大部分的内容也得到了村干部和关键人物的佐证，不一致的方面我们会去再次求证；在资料的分析上，通过对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几十篇调研报告的比对和编码考察，发现在核心观点上的相互印证。表明访谈内容的结论具有一定的效度要求。
（四）混合研究的信效度检验
依据混合研究方法的要求，对于量质结合的混合研究必须进行效度检验，这种有效性的检验可以通过转换效度和劣势最小化效度进行。从转换效度看，由于我们先进行量化研究确定农民政治态度在三维结构上的特征，随后立即对于同样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访谈，这就使得量质之间的缝隙最小化，转换上不存在时空距离。同时，由于量化研究的样本和质性研究的样本几乎都是同样的对象，在数据统计和访谈编码上基本形成了相互补充的优势，达到了劣势最小化的效度。
三、农民政治态度的内部结构特征：倾斜的“三脚架”
农民的政治态度的内部结构由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三成分构成。在政治态度的构成要素中的政治认知并不是结果意义上的与政治态度平行的政治心理学概念，而是构成政治态度基本要素的政治认知，其强调的是对一系列政治客体的感知与了解，在披裹着政治知识的外衣下，内涵着政治感知、政治记忆乃至政治思维等过程，其基本功用是对政治客体所积累的一系列印象和预备性的了解，这些感知与了解在不同的民族与群体那里是不同的。对于我国农民而言，政治认知具体考量其对于国家政治制度、具体农业农村政策，以及不同级别的政府机构与官员的感知与了解程度，应该说是具有鲜明的群体特点。政治情感则是对政治系统中诸多客体的喜爱、亲近与自豪程度，这是构成政治态度的核心元素，政治情感决定着整个政治态度的方向与强度，农民群体的独特性可能决定了其政治情感的力量与众不同。政治行为倾向是指民众意欲对政治客体产生行为的可能性，其体现的是行为层面的准备与积蓄，具有行为动机的可能性，它不能等同于政治行为，因为其还没有发生，主要反映的是个体行为上的准备状态。对于农民群体而言，更多体现在对于政治客体的反映意愿、支持意愿和配合意愿。为了更好地呈现农民政治态度内部结构中三个成分的比较状况，我们以箱形图进行描述。如图2。
由图2可见，农民的政治认知的中位数为2.38，其最小值为1.38，最大值3.46，四分位间距（IQR）为0.44；政治情感的中位数为3.53，其最小值是2，最大值为4，四分位间距为0.76；政治行为倾向的中位数为3.38，其最小值是1.96，最大值为4，四分位间距为0.71。这就表明农民政治态度的内部结构三成分之间呈现出低－高－高的形态分布。
图2 农民政治态度内部结构三成分箱形图
为了进一步考察政治态度内部结构三个成分之间的关系，我们进行了皮尔逊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之间都具有在0.01水平上的显著性相关；然而，中国农民的政治认知与政治情感的相关系数较低（r=0.19）；政治认知与政治行为倾向的相关系数也较低（r=0.246），这两对相关系数都未达到中等程度的相关，相对应地，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之间的相关达到中等以上程度的相关（r=0.503）。这种状况表明我国农民的政治态度内部结构呈现出非均衡性特点，也就是一种低－高－高的形态，而非高－高－高或者低－低－低的样态。那么，这种相关性是否真正存在？需要进行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运用相关系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公式，即（1）式得出t=2.186>t.05=1.96，表明上述相关系数的检验呈现显著性，进而证明了中国农民政治态度中的高情感的主导性特质，由情感带动了政治行为倾向。
结合访谈，可以判断的是农民实际的总体政治认知与所示分值相较更为低下，当研究者问到，您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基本政治知识时，农民大都的反映是不清楚或者选择去“碰运气”，相当的一部分农民说，这些我们都不懂（20190317xclxd04、20220704djpclmm02）。从现场调研的感知判断，某种程度上农民对于政治知识的了解与关注与其利益需求紧密相关，可以看出越贴近农民生活的政策农民对其了解程度在提高，而对于相对宏观的政治制度的了解相对不足，这一点得到了相关访谈资料的支撑，如问农民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了解，基本的比例分布是在1778个样本中，231（13%）的农民非常不了解，853（48%）了解一点，434（24.4%）了解较多，260（14.6%）非常了解；当问及扫黑除恶政策时，在1778的被试中，有29（1.63%）的农民非常不了解，357（20.1%）了解一点，855（48.1%）了解较多，537（30.2%）非常了解。与较低的政治认知相比，农民的政治情感呈现出较高状态。访谈过程中，也经常听到农民表示“都好，都喜欢；作为中国人肯定为党和祖国的发展自豪，政策都是好政策”（20220705dstcjxy01、20230512jcwq05）等类似的表述。不仅如此，在政治行为倾向上，农民的支持与配合意愿也总体趋向积极，有农民直接表示“中央的政策我都无条件的支持，尽最大的力量配合”（20210713wzcwq06)。农民的政治行为倾向为什么又低于政治情感，在于大部分农民尽管在政治情感上的赞同与自豪，但因为其对各项制度或政策知之甚少，且关涉到个人的利益得失等具体因素，使得农民的政治行为倾向附带了条件。除此之外，农民的趋善性的政治观就其在政治行为倾向上的支持或配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访谈中农民常说的“肯定得配合，尽量不给政府惹麻烦，能参加就积极参加”（20230514bwzcxxy01、20230513jcpw04）。那么，为什么农民对于相关政治知识不清楚，却依旧自豪与支持？农民的回应是：“怎么说不重要，怎么做才重要（20210715lxd）”，可见农民的务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于政治知识的了解，同时由于近几十年的惠农政策农民尝到了“甜头”，强化了他们的政治情感.
如果将农民政治态度如此特征比作是一个三角支架的话，可以形象的发现在这个三角架中，有一个支架是比较低的，另外两个支架则较高，呈现出一个倾斜的“三脚架”。而在这个倾斜的“三脚架”中政治情感最高，则说明农民的政治态度是以政治情感为主导的低认知的内部结构状态，是一种非均衡的政治态度。尽管依据质点三角形平衡原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的非均衡分布依然能使政治态度的内部结构保持相对稳定，但是倾斜于政治情感的三脚架却使得各维度间的配比不再协同，呈现出一种情感主导下的非均衡政治态度。
农民所表现出来在政治态度内部结构上倾斜的三脚架形态，一方面可以说明的是，身处远离国家政权体系的农民感知权力体系的偏好与其自身的群体特点有关，农民更多注重实际操作带来情感效应，相对忽略政治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国家影响农民的价值引导诸如“情为民所系”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农民政治态度的外部结构特征：分散化的一致性
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外部特征是指农民对于不同政治客体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基本判断，在本文中，政治态度客体主要有四个对象，一是不同行政层级的官员、二是不同行政层级的政府组织、三是政治制度（包括意识形态）、四是涉农公共政策（主要是这些年来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同样通过箱型图的描述可见中国农民对于这四个政治客体的态度。见图3。
由图3可见，在四个对象中，农民对于官员的评价中位数为2.64，最大值是3.64，最小值是1.18， 四分位间距（IQR）为0.73；对于政府组织的评价中位数为2.91，最大值是4，最小值是1.45，四分位间距为0.72；对于政治制度态度的中位数是3.22，最大值是4，最小值是1.89，四分位间距为0.67；对于政策的态度的中位数为3.57，最大值是4，最小值是2.52，四分位间距是0.52。由此可以推论出中国农民对于四种不同政治客体的态度呈现出总体趋高的特点，以及对官员态度低于对政府组织的态度，对政府组织的态度低于对政治制度的态度，政治制度的态度低于政策的态度的形态。
图3 农民对于不同政治客体态度的箱形图
将上述农民对于四个对象的态度评价具体拆解来看，见图4。在对各级官员的评价中，对于中央官员的评价，高于地方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评价又高于乡镇政府，呈现出逐渐递减的规律（中位数3.23>2.26>2.07）。从组织机构来看，也相应的呈现出差序特点，即对中央机关的评价优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优于乡镇政府（中位数3.05＞2.99＞2.79）；在制度政策层面，却呈现出政策评价优于制度评价的特点（中位数政策3.54＞制度3.16 ）。在政治态度的外部结构的趋向一致性前提下，依然可见，对于官员和不同层级的政府组织的态度评价呈现出“差序性”特点，而对于政治制度和政策呈现出“逆差序性”特点。这也说明，针对不同对象依然存在政治态度上的差别。那么，农民政治态度的外部结构缘何会出现差序和逆差序并存的情形。自上而下的差序性似乎并不难解，前已述及农民对政治整体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几乎都附着差序的底色，抑或是“天高皇帝远”的距离美感，又或是媒体宣传引致的正向赋能，差序已然是我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基础性要素。而农民对于制度政策的“逆差序性”尽管令人意外，却也有其合理之处，在访谈过程中就有不少农民表示：“老百姓肯定是更关心和自己相关的政策，国家的大政方针肯定也得支持，但不是老农民能关心的事情了”（20220708bfzclxd02、20230516szcyjy03）,这就说明农民对政策的关注与配合是其利益使然，而对宏观制度的政治态度相对较低，既是农民整体政治漠然的结果，也同样受限于农民自身的文化水平局限，难以企及对宏观制度的绝对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对理性的制度情感与行为倾向。
图4 农民对于不同层级官员、政府组织和政治制度与政策的态度箱形图
同理，为了进一步考察农民政治态度外部结构四要素之间的内部关系，我们进行了皮尔逊相关系数的分析，如表3所示，农民对于官员的态度、对于政府组织的态度、对于政治制度的态度和对于政策的态度都具有在0.01水平上的显著性相关，即农民对于官员的态度与对政府组织的呈现中等程度的相关（r=0.51）；对官员的态度与对政治制度的态度的呈现较弱相关（r=0.372），以及农民对官员的态度与对政策的态度呈现近似中等程度的相关（r=0.433）。而对政府组织的态度与对政治制度的态度之间也是趋近中等程度的相关（r=0.472），与对政策的相关是中等程度的相关（r=0.52）；中国农民对于政治制度的态度与对待政策的相关系数最高（r=0.551）。这种状况表明中国农民的政治态度外部结构呈现出相对一致性且分化的特点。那么，这种相关性是否真正存在？需要进行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运用相关系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公式依次得出：对政府官员、对政府组织和对政治制度的态度的相关性差异的显著性检验为t=6.68>t.05=1.96；对政府官员、政府组织和政策之间的相关性差异的显著性检验为t=3.954>t.05=1.96；对政府官员、政治制度和政策之间的相关性差异的显著性检验为t=3.057>t.05=1.96；对于政府组织、政治制度和政策之间的相关性差异的显著性检验为t=2.588>t.05=1.96。
表2 中国农民对于四类政治客体态度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由此，农民政治态度在外部结构上呈现出分散化的一致性特征，即在对官员、组织机构、制度、政策的政治态度基本一致的情形下，呈现出不同政治客体的分化趋势，这种分散化尤其体现在软硬之分和层级之分。农民对处于不同政治客体的政治态度总体一致且趋高，初步说明了农民对政治的整体承认与支持，但是，分散化的存在说明农民的政治态度依然存在不和谐因素。聚焦软硬维度，“软高硬低”的政治态度表明我国农民的政治态度是有其独特的制度逻辑，农民对制度、政策本身的认同形塑了农民政治态度稳固的积极本色，对制度、政策执行机构和人员的不信任则为其政治态度蒙上了犹疑与矛盾的色彩。差序与逆差序逻辑的分化同样是软硬之分带来的附产品，访谈过程中农民表现出的对于政治制度和政策极高的评价和认可，相应地对中央政府和官员的认可也相当高，但是提及乡镇政府和干部不仅不了解，甚至是不屑了解。在情感上也表现出否定的疏离、甚至是厌恶，明显表现出差序的状态。
在政治态度外部结构中，农民所表现出来的分散化的一致性，呈现出国家与农民关系在“人心层面”的另一面向，即农民对于政治系统相对一致的评价，说明国家具备较强的渗入能力；分化的高低不同的评价也表明了农民的在回应国家干预中表现出来的群体差异。
五、农民政治态度的层次结构：赞同层次上的趋同性
政治社会化理论认为，政治态度愈强，表明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化程度愈高，美国学者凯尔曼（1958）提出，按照政治社会化的发展逻辑，政治态度转变的路径是从顺从、认同到内化逐渐深入的过程，即顺从是个体在外在压力下产生的行为表现，并没有在认知与情感上发生变化；在认同阶段，个体已经可以对外在政治客体产生一体化认同；在内化阶段，个体对于外在政治客体基本达到政治信仰的程度了。凯尔曼的这一理论虽然廓清了政治态度转变的基本逻辑，但是，由于政治态度的转变并不可能是快速的、易得的，在认同与内化两个阶段的跨度较大，认同与内化的边界可能发生混淆。因此，国内有学者提出，政治认同的心理过程应该是从依从到认可再到信仰的过程。还有学者从国家治理的过程与目标视角将民众政治态度的转变从低到高地表达为顺从型政治态度、表浅型政治态度、赞同型政治态度和同一型政治态度。按照这一政治态度的转变过程，其实就是将将民众的政治态度放在与国家教化效度的考察之中，即与国家教化相远的趋离型和与国家教化相近的趋同性，形成了从趋离性状态到趋同性状态的谱系之中。
由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可知，我国农民的政治态度总体分数为3.052，离散程度也仅有0.356，这表明农民政治态度的水平已大于均数2.5，且相对集中。如果将分值4看作是一个政治态度的满分的话，那么，农民政治态度的层次结构应该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即赞同型政治态度的高度，见图5。这一层次的政治态度总体表现为以情感为主的政治态度，相对缺少认知基础，因此稳定性稍低。但是，由于政治情感是构成政治态度的核心要素，对于政治行为倾向的影响颇为显著，这就表明，农民政治态度中肯定性、积极性成为主要的评价基础。
图5 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层次结构图
结合访谈，我们发现，问及政治知识时，尤其是谈论到政治制度等话题时，很多农民常说：“应该是好的或应该是不错的”（20181123ljscjhz02、20230514jclxd01）等话语回应提出的问题，而并不太考虑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在政治情感上，农民普遍的自豪感和喜好感溢于言表，甚至无关任一政策，而是坚定的认为：“中央的政策绝对是好的”（20201123ttcmwj06），在政治行为倾向的表述时，虽然也对于一些问题会产生抱怨，但是，在选择时也多是趋向支持与配合；从对四种政治客体的评价中，也能发现，农民对于党和中央的评价持有高度的肯定和认同。如大部分农民表示，中国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党（20230514jclxd02、20230516lxd06）。由此可知，农民政治态度高居赞同型的水平，带有极强的对于党的价值肯定和坚定信赖，这也就成为其内在政治态度和外在政治态度的发散的基础和根本。农民所表现出来层次结构上的赞同型政治态度，从根本上确定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质。即对国家治理呈现出的高趋同性，以及国家对于农民型塑高绩效。
综上所述，我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多维度图景，表现在内部结构、外部结构和层次结构上，这三个结构向度反映了政治态度的立体评价体系。总的来看，农民政治态度呈现出“点翼型”样态，即赞同层次上的对于政治系统，尤其是对党在价值和情感上的高度认同，这是一个“点”，两翼分别是农民政治态度表现出来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即一翼是内部结构所表现出来的非均衡性，另一翼是外部结构表现出来的分化的一致性。这一状态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价值肯定的一面，又反映出农民政治态度的复杂性，即协调的一面和冲突的一面。协调的一面在于总体强度上对于国家意志的支持以及相关制度、政策的肯定及其同样对象的情感价值认定，但是紧张、冲突的一面则看出政治认知与政治情感、政治行为倾向之间的张力，从理论上讲，政治认知低下的政治态度是一种“弱理性化”的政治态度，其在政治情感主导下容易陷入盲目的认可之中；同时，对于政治态度和具体政策的高评价又与官员和行政体系的低评价产生张力，这些仍需在政治系统中得以平衡与协调。
结语：农民的“点翼型”政治态度和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构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发现，农民的政治态度呈现出内在结构的不均衡性、外在结构的分化的一致性，以及层次结构上的赞同层次上的趋同性，并且在层次上展现出强烈的一元价值导向，即“中国共产党都是为老百姓好”的笃定，这一价值导向是农民政治态度的核心点，由此衍生出两翼的政治态度，两翼的内涵不同于已有研究中所提出的简单差序，而是强调政治态度中演生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及其所形成的类似于羽毛的参差不齐，即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上在农民群体的不均衡、不一致的态度评价，不均衡、不一致的政治态度表明了农民政治态度之中的内在张力和紧张感，甚至是农民群体的特质：低认知与高情感、高行为倾向相伴；远高近低（近中央疏基层、近政策远制度）的新差序，具体见图6。农民政治态度的多向度呈现部分地证明了其政治态度在内涵上可能与西方所谓的政治态度有所不同，着重于对于政治客体所带有的应然价值上的倾向性和立体评价体系两个方面。
图6 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点翼型”样态
综合来看，从农民政治态度的“点翼型”样态可以发现国家与农民关系在“心的层面”的三个表现：第一，国家与农民关系是互嵌的，并不是分离或者是对抗的，也不存在斯科特笔下的弱者的武器一说，相互嵌入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一方面呈现出国家所建构的政治场域与型塑力量，另一方面体现了农民对这一场域和型塑力量的正向回应。第二，我们的研究发现，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已有研究中提及的混沌的差序格局，抑或是“一体两面”的样态，而是在赞同水平上的趋同性和价值认定下在内外结构上的非均衡与新差序，即“一点两翼”。进而可以表明，“坚持党的领导”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输入，有力贯穿了整个农村社会，构建了教育程度较低且离国家中心权力较远的农民的价值观念世界，成功传递了国家观念。而农民的“现实主义”逻辑与价值逻辑的紧张，使其将不满的评价主要压到基层政府层面，这或许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由此可见，国家与农民关系确实是混融的状态。如何在这样的相互型塑中，适当调适农民在政治态度内部结构上的非均衡状态和外部结构上的分化评价，则可能需要国家增强农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以及强化农民政治认知，同时需要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持续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扭转农民形成的差序态度。
作者李蓉蓉系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王琦系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来源:《乡村治理评论》202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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