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3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即《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这是十八大以来第十三个聚焦“三农”的一号文件，也是自2004年以来，连续二十二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2025年一号文件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一是篇幅更加精干，从以往的11000多字精简到7000多字。二是更加聚焦重点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占了1/3的篇幅。三是坚定“两个确保”，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四是首提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出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实现农民增收。
回顾二十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可以发现，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若干政策意见》，强调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的核心任务。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突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我们初步可以梳理出中国“三农”的演化路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在这个演化过程中，农民、农业和农村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一、农民：从传统小农到高素质职业农民的代际转换
2024年，长沙县开慧村发布自己村歌——《村民最听党的话》。据这首歌的词作者开慧村第一书记朱有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介绍，村里人不愿意管自己叫农民。这恰恰表明如今“村民”只是一个区域居民身份，不再是一个职业身份。改革开放前，村民基本上就是农民，集体化时代所有村民在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统一组织下从事农业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改革开放经历40多年，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村人口，尽管尽管是户籍上的农民，但是大多数已经不会种田，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这一代成年之后就以“农民工”的身份成为“外出务工人员”。“农民工”是一个尴尬的身份，他们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突出贡献者，但是他们大多数没有城市市民的待遇。值得庆幸的是，今年的一号文件，提出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劳动力基于要素报酬差异持续输出，2024年总数达到2.9亿的“农民工”成为实际上的产业工人或服务业从业人员，导致农村的人力资源和农民专业化素质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农业人力资本和职业农民数量不足以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未来谁来种地？谁来养活中国？如何培养、造就一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力军，实现农业劳动力的新老更替？是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最紧迫的问题。如果传统农业没有在特定阶段实现现代化改造，中国一些区域可能长期陷入“低水平均衡”或“中等收入陷阱”。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保障，早在2004年7月，教育部启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2012“中央一号文件”把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纳入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系统工程，2020年提出加快构建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立足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湖南、浙江、四川等省份启动“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根据湖南农业农村发展具体实践，2014年和2022年，湖南省委组织部联合相关部门分别下发《关于实施“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的通知》《关于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持续实施“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的通知》，致力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和新型农村实用人才。从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的现实需要，国家政策导向就是要加快传统小农向新型职业农民或高素质农民的代际转换。通过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全面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对农业的现代化改造。
二、农业：从“第一产业”到“1×2×3”六次产业转型
“六次产业”的概念在1996年由日本农业专家今村奈良臣提出。其基本涵义是：农业生产向二、三产业延伸，通过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形成集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将一、二、三产业相加（1+2+3）或相乘（1×2×3）成为“六次产业”。日本最早实施“1×2×3”六次产业的目的，是为了在工业化背景下能够把更多的增值收益留在农业领域。“六次产业”也就是我们今天国内通常所讲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从“第一次产业”到“六次产业”，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能够在市场机制下有效实现农业多功能价值，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今年的“一号文件”提出，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深入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六次产业不是传统工业化时代的产物，而是新技术革命时代用融合发展模式是对传统工业化农业的再改造。这种改造不仅强调农业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融合，并且要充分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新技术、新要素改进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多功能价值。也就意味着将人工智能、“互联网+”、文创产业、共享产业等为特征的第四、第五产业、第六产业也纳入新农业全产业链，共同构成完整的六次产业体系。六次产业体系中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各种新业态不断涌现，推动农业向绿色农业、智慧农业、数字农业转型，从而实现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和价值链的升级。
我们对农民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调研发现，农业向六次产业转型的趋势更加显现。农民大学生或高素质农民创业一般优先选择发展特色精品农业，主要模式包括：1.创新发展当地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特色产业。应用种植养殖和加工的核心技术，以“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等方式组织生产经营，进行标准化种植养殖、规模化生产加工，注重品牌营销策略，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区域性龙头企业与小农户、村集体和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组成产业利益联盟，形成“兴一个产业，活一地经济，富一方百姓”的共同富裕发展格局。2.推动农旅融合发展。立足城市近郊区位优势，促进农旅融合，打造乡村生态旅游休闲地；或借助市县全域旅游、农旅融合发展，打造田园综合体，启动生态农业休闲项目。3.基于互联网电商平台创新创业。脱贫攻坚期间，湖南共有79个县获得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政策支持，鼓励了一大批“新农人”进行农村电商微商的创新创业，不断增强基于线上线下市场需求的农产品生产能力、品牌意识、互联网思维，逐步形成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优良生态，推动传统农业的信息化改造，为减少贫困、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城乡居民生活品质和促进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农村：从农民生产生活空间向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转变
最近，长沙市很多地方的“共享农庄”“都市农夫”成为新的网红打卡点和网红名片。2023年长沙市委组织部牵头发布了《关于开展“城乡对接-村社互进”行动助力乡村振兴的通知》，明确2023年至2024年分两批推选100个“六好”特色村和100个城市社区结对共建，着力构建村社互联互通、互促互进、互帮互助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城乡对接-村社互进”行动下，城市居民能够更好的共享农家菜园、农家餐桌、乡村节会，开展村游计划、研学活动等。
放眼全国，近些年我们看到：在浙江安吉余村，竹林掩映的民宿里坐着来自上海的创业团队；在陕西袁家村，关中风情街巷中穿梭着操各地口音的游客；在云南哈尼梯田，都市摄影师与当地农户共同守护着千年农耕文明。这些场景生动诠释着当代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从传统的农民专属空间，演变为承载城乡多元价值的新型复合空间。这种空间功能的重构，既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产物，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创新实践。
农村正在经历生产空间的范式革命。正如前面所讲的农业在从第一产业向六次产业转型，那么农村不仅仅是第一产业的生产空间，而是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这种新生产范式打破了“农村-农业-农民”的固化链接，催生出“田园综合体+”“互联网+农业”等各种新业态新模式，印证着生产要素的跨界流动正在重构农村生产力布局，使农村成为城乡要素优化配置的价值高地。
农村正在进行生活空间的场景重构。长沙市推动的“城乡对接-村社互进”行动，促进“土特产进城，城里人进村”，让更多的城里人实现了“我在村里有丘田”“我在乡里有栋房”的念想，体验了“村晚村歌村BA”美丽乡村图景。这种双向流动构建出新型生活共同体：城市居民在乡村获得诗意栖居，农民通过提供多元服务实现增收。教育部数据显示，全国中小学年均组织1.2亿人次开展农耕研学，城市家庭在参与农事体验中重构代际认知。这种空间共享不是简单的物理位移，而是文化互鉴、价值共创的社会过程。
农村正在实现生态空间的价值转化。前面提到的长沙市、浙江吉安、陕西袁家村都是城市周边城乡融合发展模式。那么对于承载大多数农村人口的山区、丘陵、平原地区城乡融合路在何方？2024年，国家发改委确定了首批国家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十个城市，包括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等典型山区地级市。这意味着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体系将清新空气、优质水源和森林碳汇转化为可交易的生态产品。森林碳汇交易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将开辟山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今年“一号文件”提出，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发展森林食品，丰富“森林粮库”。这是给森林绿色农产品赋予生态价值。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使“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同样，戈壁、沙漠、高原等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差的地区，乡村全面振兴如何实现？当前，央企和省市属国有企业正在大规模承建风电、光伏、储能等新能源开发项目。这些项目建设占用当地自然资源，应该考虑与当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形成促进地方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良性机制，让项目建成后的受益更多惠及当地村民。
这种转化包含着深刻的发展哲学：当都市人群愿意为每立方米负氧离子付费，为古树名木养护认购，为绿色生态和新能源的消费支付，这实质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认知跃迁。农村生态空间因而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承载着人类永续发展的希望。
作者系怀化开放大学校长、研究员；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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