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农民工返乡回流是近些年重要的社会现象，对此，人们有不同的认知，但悲观情绪影响价值判断和研究走向。农民工返乡回流固然影响城镇经济，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也有一定的负作用；但站在中国式现代化角度看，这无疑是乡村治理的良机，也是中国城乡发展的螺旋上升。正确对待农民工返乡回流，一要强化政府的主导、引导、指导功能，二要以文化治理助推回乡农民工就业创业，三要强化农民工自主创业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四要通过“互联网+”提升回乡农民工的科学治理能力。当整个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经过乡村治理洗礼的返乡农民工就可重返城镇，发挥更大作用。因此，辩证、全面、整体、动态看待农民工返乡回流，才能真正理解乡村振兴、城乡统筹化发展的内涵意义，看到乡村治理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与基础工程作用。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回流；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农民工”是一个重要概念，它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重大转型直接相关，也是中国城镇化发展之路上的重要一环。有人称，农民工最早由社会学家张雨林提出的，他将农民工概括为：离开农村土地耕种，进入城市后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民。后来，又有人将农民工广义理解为：不仅指远离家乡、进城务工的农民，还包括在县城、乡镇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农民。可以说，农民工进城是基于中国由乡村向城镇转型，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大势所趋。不过，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些年，不少农民工开始返乡回流，形成与城镇化发展相逆的巨大变动。对此，学界多有探讨，但由于农民工返乡回流的复杂性，研究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出现混乱状况。本文拟基于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思考农民工返乡回流这一重要问题。
一、农民工返乡回流的现状及其原因
目前，中国的农民工返乡回流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从近期开始的，而是一个具有动态性、整体性、加速化的发展进程。据《“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估计，到2025年返乡入乡的创业人员将超过1500万。四川作为人口和劳务的输出大省，在外农民工常年保持在2600万左右，占全国总数的8.8%，到2022年底，全省返乡农民工已突破百万，到2024年8月，返乡创业人员已达到129万。由此可见，农民工返乡回流的数量之大、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远，而且其趋势会不断扩大和继续推进，这将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工大量进城形成鲜明对照，也成为一种巨大反差。何以会形成这样的状况呢？
一是国际背景的巨大影响直接形成农民工返乡回流潮。如果站在国际大背景上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只影响中国，它也是世界性的，是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和独善其身的。最突出的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国虽不像有的国家那样受到沉重的打击，但也深切感受到其巨大冲击力，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开始感到就业难、待遇低、压力大，于是开始返回家乡。三年疫情以及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的影响更大，它整体冲击着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许多企业造成了致命打击，于是企业的降薪、裁员、倒闭不断发生，这就造成了农民工不得不面对返乡回流的重大抉择问题。可以说，在世界经济社会获得巨大发展的有效期，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民工进城成为大势所趋；一旦世界发生动荡和经济形势变差，农民工没有那么多就业机会，其返乡回流也就不可避免。
二是中国低端产业的升级转型必然要求农民工有更高的能力水平。经过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发展，中国产业的低端化与附属性决定了无法在世界上获得主动权，必须进行升级换代，这也是不少低端企业与产业从中国搬到东南亚等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换言之，中国经济要由被动型转向主动型，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些高消耗、低产出、无竞争力的企业与产业将面临更大困境，而长期以来农民工多是在这样的企业工作，这一变革趋势必然对农民工形成新的挤压，也给他们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没有文化知识、缺乏现代管理能力，特别是不能适应高科技发展的农民工将面临被下岗的命运。这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升级再造的必然结果。
三是不少农民工年岁渐大和叶落归根观念也是返乡回流的重要原因。如果从第一代农民工开始，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20岁的小伙子也过60岁，不要说城里年轻人才能干的体力活，就是一般工作恐怕慢慢也难以应付。加之，人过60岁，上有老、下有少，以及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乡心切，决定了第一代农民工也该回到故土了。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在改革开放之初踏上从乡村到城镇的开拓之路，此时的他们又开始回归，回到生养自己的故土，这既是身体的、也是心灵的、还是精神的一条道路。林语堂曾表示：“我们回顾一生，觉得此生无论是成是败，我们都有权休息，悠哉悠哉过日子，享一享儿孙绕膝的快乐，在近亲环绕中享受人生最高福佑的。”虽然不少农民工即使老了也享受不了这待遇，在外拼搏大半生，也有回家干点轻快活，与家人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的想望的。
四是有成就或理想抱负的农民工开始将广大乡村视为创造的新天地。从农民工的分化来看，多元化是一个整体变化。整体而言，数十年的农民工成长不只是物质性的，更是精神性的，其中就包括物质财富积累、人生丰富阅历、工作能力提升、管理和创新性增强，这就决定了当城镇的环境不适合自身发展，广大乡村就有了更多发展机会，不少农民工开始思考如何将自己投身于家乡建设的洪流。加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振兴，以及农民工的回乡创业问题，于是在一拍即合状况下，农民工返乡回流就成为一种新潮流。如2021年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发出《关于推广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经验的通知》，2022年国家发改委、国家乡村振兴局提出《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这给返乡的农民工吃了定心丸。有人概括说，党和政府积极鼓励返乡“新农人”追求乡村“振兴梦”，并给予相应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让不少身在城镇的农民工回乡创业。只有当农民工解除了返乡回流的后顾之忧，才能安心放心回到家乡创业发展。
五是乡村社会主动邀请乡贤回乡开启农民工返乡回流的新机制。与以往城乡对农民工的虹吸效应比，现在乡村开启了大力引进农民工回乡的新模式。因为乡村社会在人才匮乏的大背景下，干部下乡毕竟是短期效应，也不一定接地气，还存在说不清、道不明的隔膜；然而，将本乡本土农民工作为乡贤引回来，让他们担任村干部、成为经济发展带头人、协调人际关系的文化人，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还有助于充分调动农民工服务家乡、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何乐而不为？有研究认为，回乡农民工有着“推”和“拉”的原因。“由于受到当地领导的青睐，返乡企业家争得了面子，即使是很小的老板——裁缝和木匠——也通过经济独立、非农职业和较高的收入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返乡是受到拉的因素的驱动，这些拉的因素使返乡者相信，在本乡土做一个老板比在城市要容易得多。拉的因素包括政府积极的招募和支持，易于得到家乡的社会和物质资源、守家创业、对家庭和故土的忠诚和热爱”。近些年，浙江等地主动将在外农民工作为乡贤引进，让他们成为经济带头人或担任村干部。如2020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不少地方公开向外招揽人才，在外打工者即在考虑的范围。
当然，还有人从户籍制度、城市管理清退等方面谈农民工返乡回流问题，以便从政策角度给予解释。应该说，农民工返乡回流不是一个简单问题，而是多种因素合力而成。其中既有消极原因，更有积极因素；既离不开国外形势的大背景，又与国内变化相关；既是一种社会作用的客观结果，又有不少人为的因素。这样理解就会避免一般化、简单化、情绪化地认知农民工返乡回流的问题，有助于站在一个更为宏观、内在、积极的视点进行分析与考量。
二、如何看待农民工返乡回流的现象
农民工返乡回流作为一种现象，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至于人们如何看待它，又因人而异，站在不同的角度、立场，以不同的观念理解，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首先，社会学视角下农民工返乡回流往往被视为中国城镇化过程的一次逆流甚至是倒退。应该说，社会学者往往重视进化论，容易以直线方式思考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的进城问题，于是城市的农民工增加意味着城镇化发展与现代化进展，反之，则处于停滞和甚至是倒退逆行。因此，社会学视野下的农民工返乡回流往往被看成问题多多，就如农民工进城所带来的担忧一样，这种问题意识更容易呈现质疑、反思、否定性倾向。如农民工进城，社会学研究一面将之视为社会重大转型的关键标志，另一面又思考其给城乡带来的社会问题。同理，农民工返乡回流更增大了城乡社会问题，特别是诸如就业、治安、家庭矛盾等隐忧。总之，社会学观照下的农民工返乡回流容易进入反思、检讨、批评、忧虑，也多了些情感的温度与理性的深度。
其次，经济学视角下的农民工返乡回流多显示经济消退与数字下滑。在经济学者看来，城镇化与农民工进城直接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然而，一旦农民工返乡回流就意味着城市经济难以为继，出现低迷、低谷、滑坡等情况。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学研究更多看到的是农民工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有人就有经济在，无人则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在城镇的农民工就会成为活的经济人力资源，农民工返乡就会大大降低生产力水平，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学者面对农民工返乡回流与社会学者一样也多是悲观论，从问题意识的角度看待这一现象。
再次，人口学视角下的农民工返乡回流往往具有中性的评价。在人口学者看来，不论是农民工进城还是返乡，都是一种流动，一种从某一地向另一地的移动，它代表的是数据差异、变动时间、流动方向，以及流动的起点与终点，较少赋予其社会学、经济学的意涵，也就不容易表现出更多的隐忧。当然，人口学研究对于农民工的进城与返乡也会因年龄段变化进行一定的思考，比如出生率的降低直接影响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但这主要是一般性、通性、大概率的观点。
还有，管理学视角下的农民工返乡回流主要是法规条文和组织控制意义的。在管理学者看来，农民工返乡回流作为一支人力大军，需要良好的管理、协调、组织、掌控，以达到有益、有效、高效的目的，特别是形成创造性的力量。城镇的农民工管理是如此，农民工的返乡回流也是如此，他们都要有序、有为、有用地获得功能的最大化。某种程度上说，在管理学者眼里，农民工返乡回流比在城镇显得更自然而然和易于管理，也更接近自为状态，因为他们本是来自乡村、又回到乡村，加之对家庭与熟人社会的天然依附，农民工返乡回流也就成为自然现象，无须置疑或大惊小怪。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将返乡回流的农民工安排好、管理好、治理好，更多发挥其聪明才智，这是最为重要的。
当然，还可以从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的角度对农民工返乡回流加以比较。一方面，从城市发展的角度说，有大量农民工涌入，必然带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促进城镇化与拉动GDP增长；另一方面，农民工也带来城市治理的难度，诸如社会治安、生态环境、人口拥挤、资源缺乏等。不过，整体而言，农民工的加入更有助于城市治理获得新的动能与发展机遇。就乡村治理而言，农民工的大量进城，直接摧毁乡村社会发展，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精神等都面临新的挑战，最危险的人才匮乏，这无疑是对乡村振兴的釜底抽薪。农民工返乡回流虽然会带来新的治理难度，但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乡村治理的资源，特别是人才匮乏问题，也必然带来乡村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及其欣欣向荣。
以往，我们强调的城镇化发展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好像只有让农民工到城镇打工，以乡村支援城镇才是现代化的标志。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向度，是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引领的一种发展思路，它与中国国情及其乡村实际是不相符的。一方面，农民工走向城镇既不能成为一种简单的线性发展逻辑，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面临着回旋、反复甚至逆行的冲击与修正。随着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进城的农民工不可能全留在城镇，势必有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因为不少农民工进城更多的是出于现实功利目的，更直言之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他们并不一定要选择城市居家养老。这是由叶落归根的中国传统文化决定的，不要说世代居住、一家老少都在农村的农民工，就是离开家乡在外工作多年的城市居民还有不少人想回乡养老。因此，农民工进城打工在热潮后必经一个低潮期，即出现返乡回流的情况。另一方面，一旦将来形势好转，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返乡回流的农民工也可能重入城镇，进行新的创业发展，形成一种螺旋式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这就会形成一种有辩证性、整体感、动态性的农民工城乡流动，也是中国式城乡治理现代化的互补互助发展理路。因此，面对当前农民工返乡回流现象应给予更开放、有效、合理化的解释，不能只站在外围，从客观上找原因，而是要切入事物机理，看到其内在性动因，特别是历史发展规律及其进程中的决定因素，这样就不至于被局部和某一具体问题所困扰与遮蔽。
基于此，我们既要从具体专业和研究领域分析研讨农民工的返乡回流现象，更要站在整体观、历史性、发展性、前瞻性上进行观照。这样就不会被表面现象迷惑，进入一种明晰、通透、辩证、正确的认知通道，改变长期以来对农民工返乡回流的悲观认识与错误理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强调乡村振兴，将之视为国家治理与现代化实现的基础、前提和压舱石，他说：“乡村处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末端，是我们党执政大厦的地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由此可见，基层特别是农村基层的基础性桥梁纽带地位和作用。也是在此意义上说，没有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农民工返乡回流不只是消极的，也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
三、农民工返乡回流面临的诸多问题
农民工返乡回流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各级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于是，不少方面都得到妥善处理和有效防护，也取得了显著成绩，这在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上显得尤其突出。不过，由于各种原因，目前的农民工返乡回流还有不少难解的困局，需要认真对待和多加注意。
第一，农民工返乡回流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共通性、共在性、兼容性的信息交流平台。当前，也有一些有关农民工返乡回流的信息，不少地方也有一定的交流平台，但从全国范围看，并没有建立相互沟通、互通有无、透明实用的信息网络交互平台，这就限制了农民工返乡回流的一体化、交互性、成长性。这一状况必然导致农民工返乡回流的各自为政，处于碎片化、相互隔膜、相对封闭的状态，不利于农民工的整体优势发挥和凝心聚力的形成。如果在传统的模式下，农民工返乡回流的分散状况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互联网特别是数字化、数智化、区块链的情势下，没有高度信息化的科学治理平台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更不要说现代化的顺利实现了。以农民工的网络销售为例，由于不少人在外打工有一定的人脉和经商经验，也掌握了互联网的营销渠道、策略和方法；但从全国范围的农民工看，这样的销售平台毕竟有限，也没有得到更加科学有效的整合，不利于在销售信息一体化的情况下获得高效和最大优化，以避免虚假信息、无效信息、空白信息的干扰。农民工的网络营销是如此，在文化、思想、道德、精神等方面的信息平台建设就显得更为匮乏。如云南陆良县调研发现，有35.7%的返乡农民工表示采取打热线、发信件等参与方式收效不大，他们在网络平台上的留言得不到有效回复。这说明即使有的地方有信息平台，也缺乏有效维护和人文情怀。因此，当前农民工返乡回流的信息平台建设势在必行，除了经济发展，文化平台建设更为迫切和必要。
第二，农民工返乡回流在乡村治理中并没有得到高度重视和智能开发。全国范围看，浙江、四川、山东等不少地方比较重视农民工返乡回流，并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吸引人才和发挥作用；但这样的举措毕竟有限，并没有在全国形成巨大声势，也没有真正建立相关政策为农民工解忧纾难，这就导致大量资源闲置浪费，反过来给乡村治理造成巨大的负担压力，本应为主动却变成了一种被动行为。其实，农民工经过多年的城镇打拼已远非原来的农民工，不少人已成为了成功人士，也有人有了更广的人脉、成熟的经营之道，还有人已改变原来的乡村生活方式，有了新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特别是有了自主性、主体性、自信心和奋斗精神，这些都是无形的宝贵经验和巨大财富。因此，如何改变当前乡村治理中对于农民工返乡回流的忽略，将之作为乡村人才振兴与治理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加以珍视，就变得十分重要和必要了。
第三，返乡回流的农民工仍缺乏凝聚力。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确实获得不断成长，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也要看到他们还有短板，如公共事务参与意识、集体合作精神仍显薄弱等。以云南陆良县调研为例，部分返乡农民工表示：“长期在城市生活形成了非常陌生的人际关系，自己回乡后与村民之间的沟通很少。”返乡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的仅占返乡农民工的22.5%。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使他们很难融入村中事务，也影响了乡村共同体构建。上坝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占农民工总数的30%以上，长期外出导致村民彼此陌生，村民关系是典型的“半熟人”。另外，66%的返乡农民工表示不愿过问和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当被问及回乡后参与过哪些公共事务，近一半人沉默，他们普遍认为乡村治理是村干部的事，与己无关；当被问及是否考虑到村委会工作，主动承担做好社会服务、乡村建设、政策宣讲、文化传承等公共事务，80%的人表示“没作过思考”。很显然，不少农民工并未形成真正的公共参与和权利意识，也缺乏乡村现代化建设的自觉性与主动性。
第四，回乡农民工还存在缺乏知识、管理能力特别是现代化水平的短板。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必须有掌握现代知识、科技、能力的现代人，否则一切都无济于事。进城农民工在现代知识、科学水平、管理能力方面虽然都有显著进步，但作为一个群体的返乡农民工还远不能适应现代科学发展与管理创新，特别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高标准和严要求。以科技生态农业为例，回乡农民工还达不到紧接农村地气，以现代技术和科学管理方式进行农村社会创新性发展。如对广西农民工返乡回流创业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八成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规模较小，初始投资额低于10万元，创业形式以个体经营为主。例如，在项目初始投资规模上，2万元以下占比为30.41%，2～5万元之间占比为25.75%，5～10万元之间占比为25.75%，10～20万元之间占比为11.51%，仅有6.58%的创业者初始投资规模在20万元以上。据了解，接近七成项目的员工规模较小，在10人以内，仅有约8%项目的员工数量大于50人。这与现代化企业管理规模方式相去甚远。另外，回乡农民工在种植、养殖业的占比最高，为41.37%，民宿、餐饮占比6.3%，乡村旅游业占比5.21%，批发、零售业占比4.66%，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3.01%，金融、教育培训占比2.74%，电商直销占比2.47%，交通运输、快递服务占比2.19%，其他行业占比29.59%。这也表明其经营的现代科技信息含量是不足的。就返乡创业者的文化程度而言，仍处于较低水平，难以达到现代化要求。如新疆阿拉尔市的返乡农民工以高中或中专为主，人数为83人，占41.3%，小学程度的有27人，占13.4%；初中的有26人，占12.9%；大专的有48人，占23.9%；本科的有7人，占3.5%；研究生及以上的只有10人，占5%。可见，回乡农民工较一般农民是大大进步了，但离现代化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知识结构和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
当然，返乡农民工所面临的困局远非这些，他们还存在心理问题，也有地理隔阂与人生归属感的困惑，更有人生价值实现的期望与现实落差的矛盾张力，所有这些都成为其更深层的焦虑与困境。以城乡落差为例，在进城的农民工享受到了挣脱千百年土地束缚的自由与欢乐，也有对于家乡故土的天然留恋；然而，农民工一旦从城市返回乡土，在享受实实在在的家庭温暖与大地安宁的同时，一种现实困境与失望情绪又会油然而生。这就是深蕴于广大农民工特别是返乡回流农民工身心的复杂性及其悖论，也是造成其不安、矛盾、焦虑甚至彷徨的主要原因。不要以为进城农民工与返乡农民工都是单纯的，他们有着更为丰富复杂甚至是难以言说的心理学、文化学内容，这是需要研究者高度重视和深入探讨的。
四、以农民工返乡回流促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按西方现代化的理论及其逻辑，农民工由农村到城市，经过不断洗礼和改造逐渐变成市民，中国的现代化就可以完成了。不少中国学者也持有此看法，于是城镇化被理解成为一种简单的线性发展轨迹。似乎在此之前，中国的现代化早已被西方设定好了，我们按图索骥甚至全力遵从即可。然而，事实上远非如此，随着中国的现代化推进，特别是各种不确定因素出现，进城的农民工开始大量返乡，从而造成城市用人难、乡村农民剩余的窘态。站在一般意义上说，这无疑是个巨大难题与困境；但站在中国式治理的角度观之，这不得不说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是乡村振兴和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良机，需要统筹设计和整体安排，并予以相应的制度机制与细化治理。费孝通曾说：“繁荣农村，解决占人口80%的农民的生活问题为目标的经济建设方针。以这个方针为指导所推进的现代化也必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而是一种具有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独特形式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为此，可从以下方面对待农民工的返乡回流。
其一，政府应在农民工返乡回流中发挥主导、引导、指导作用，以起到农民工就业创业的柱石作用。目前，党和国家对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高度重视，各级政府制定和创新了不少制度，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河南时指出，组织引导和帮助扶持一些有实力、有能力、有抱负的返乡农民工运用自己掌握的资金、技术、人脉，来兴办实业、发展产业、带动就业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应当积极探索和实践。四川成立返乡入乡创业专业委员会，为全省农民工提供交流合作平台。四川省还印发《“雁归天府·创赢未来”农民工返乡创业服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反映了制度创新的自觉意识。还有人提出，整合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放宽各类园区准入条件，让农民工同等享受招商引资等优惠条件。税收优惠、小微企业“3个15万”政策、创业担保贷款等向农民工返乡创业倾斜。降低门槛全面扶持。鼓励利用荒地、废地、闲置地创业，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民工创办企业的金融支持，全面放宽担保条件，扩大抵（质）押品范围；建立信用乡村、信用园区推荐免担保机制或降低反担保条件。还有，在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方面，江西抚州临川作为劳务输出大区，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乡村振兴局和财政局积极搭建平台，制定18条财政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措施，加快“临川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基金”运作，优化服务方式，简化审批流程，通过“免证办”“巡回法庭”等贴心服务，吸引众多企业和人才前来创业就业。不过，在全国范围内还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细致化、创新性的制度规定，各具地方特色的制度规定更显得不足。今后，应在符合国家战略发展和统一规定的前提下，根据各地实际创造性探索创新有助于农民工返乡回流的制度机制，以便打造留得住、用得起、推得动、叫得响的农民工创新人才队伍。在此，服务型政府在搭桥铺路的情况下，更要注意引导、带动、促进、提升功能，充分发挥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巨大引擎作用。
其二，以文化治理助推农民工返乡回流的平安落地、强化内功，让中国式乡村治理插上巨大翅膀。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源于文化，没有文化作为驱动力，只靠经济、金钱是无法真正使乡村社会获得快速有效发展的。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当前，不少地方的农民工将城市文化带到乡村，改变了乡村文化的整体格局，有研究者指出这一点，认为“返乡农民工把城市文化、产业技术、知识等带回农村，打破了传统农村文化的封闭性，传统的小农思想不再是农村文化的主流，农民有更多竞争意识和技术利用意识；并且他们所带回的城市文化，对当地农民的生育观、婚姻观、教育观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农民不再局限于乡土文化中，返乡者促进了城乡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改掉陋习，融入更适应时代需求的新观念，这些都让当地的文化环境更包容开放，更有利于制度的推行，更有利于实现乡风文明。”不过，全国意义的农民工返乡回流的“文化”促进力显然是不够的，也缺乏多层次的文化深度建设，从而带来乡村治理的外在化与表层化追求。事实上，除了让返乡农民工对乡村社会起到移风易俗的功能外，还要强化文化产业、文化创业、文化底蕴、文化创意等方面，如公共文化、文化自信、文化精神等都应成为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词和内在库存。
其三，强化农民工自主创业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为新型农民的乡村振兴提供根本有力支撑。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村民，是新型农民，而这种“新”来自哪里，在外打工多年的返乡农民工即是其代表。因此，如何从强化返乡农民工的领头羊作用，赋予其主体性、自觉性、自信心、创造性，就显得至为重要。从目前情况看，返乡农民工相对处于孤立状态，它既难以一下子融入乡村社会，又不被各级政府所重视，还有自身的游移不定与矛盾心态，导致其很难在乡村社会充分发挥新型农民作用。这就需要自上而下为返乡农民工确位，赋予其物质、精神的主体性，发挥其自身能力水平，激发其报效家乡自豪感和开拓进取的创新性，当然也要给予其较好的物质报偿与较高的荣誉。如打造特色劳务品牌，是为农民工就业擦亮“金字招牌”。成都各区（市）县立足本地优势和产业特色，通过“产业+行业+协会+部门”模式凝聚集群力量，分类型发掘、分领域培育劳务品牌，已选树培育各层级特色劳务品牌44个，涵盖现代农业、服务业、制造业、乡村旅游业、非遗传承手工艺等多个行业，累计带动就业95.24万人。总之，要将返乡农民工由外在的“他者”，变成“我们”中的一员，并且让他们成为“我们”中的引领者和创新者。只有这样，返乡农民工才会真正以全新的新型农民引领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的领跑者。
其四，通过“互联网+”提升回乡农民工的科学治理能力水平，为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换挡提速。如果说当前广大乡村治理存在的最大短板是什么，最可能以最快速度实现弯道超车的途径何在，那就是新科技、互联网、数字化、智能化。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乡村社会的封闭性、文化缺乏、知识简单、现代化程度不高、物质基础薄弱，无法在科技信息上与城市治理相提并论。然而，一旦农民工返乡回流，情况就大不相同，它像一个支点一下子可撬动固化板块，使乡村社会产生根本变化。如云南陆良县2020年在村内不动产权登记工作中，因缺乏懂电脑、会统计人员，于是邀请10多名返乡人员志愿参加，结果高质量完成任务。这充分说明新科技确是“第一生产力”。在农民工返乡回流中，懂电脑、通互联网、精于数字化、擅长智能化的大有人在，可充分发掘这方面的人才优势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尽力。
农民工返乡回流对城镇化可能暂时是个缺憾，但对于乡村振兴无疑是一次天赐良机，也是城市反哺乡村的真正革命行动。我们应紧紧抓住这次城乡人才新变动，补上城镇化过程中留下的空白和短板，快速、加速、高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当新的形势出现，城镇快速发展时机到来，在经受了乡村治理的农民工可能会重返城镇，发挥其了解乡情、民情、人情的优势，在一个新的高度投身于城镇化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民工进城，到近些年的农民工返乡回流，再到将来的重新进城，这是一个巨大的螺旋式上升与历练过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曲折发展的必经之路。只有这样，中国城乡统筹发展才能行稳致远，中国式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
赵秀玲，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来源：《乡村治理评论》202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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