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生康日记》简介
周生康是浙江省海宁县盐官镇下属的联民村的一位农民。新中国成立前他在上海学徒,1949年家乡解放后,他回乡参加土地改革,当上了村干部。在农业合作化之后和人民公社时期,他一直是联民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和副大队长。他有一个好习惯———写日记。他留下了联民大队1954年至1982年间的一份珍贵记录。在高度整合和政治运动不断的时代里,这份记录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村庄变化的轨迹,而且通过它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社会发展的面貌。
一
严格地讲,《周生康日记》是周生康的工作笔记。在高度的计划经济和全民动员的人民公社时代,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是各级农村干部生活和工作的常态,也是那时最主要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农村工作的各种计划和指标最后都要通过农村干部布置和完成。繁杂、琐碎的工作都要通过各级、各类会议进行布置和落实,所以,农村基层干部参加的会议之多可想而知。在大大小小、层级众多的会议上,周生康都要留下详细的记录。这些记录包括了农村生产、分配、信贷、水电管理、阶级斗争、整党建党、扫盲、移风易俗、治安工作、征兵、民兵工作、妇女工作、血防卫生、“四属一户”的照顾、下乡人员的安置等等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农村社会史。
海宁县的盐官地区属于半经济作物区,主要农作物是蚕桑和水稻,辅之以大小麦、蚕豆、油菜、黄豆和番薯等,络麻也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大麦、小麦、蚕豆和油菜是春天开花、夏天收割的作物,在当地被称为“春花”。蚕分为春蚕、夏蚕和秋蚕,水稻有单、双两季。
由于“民以食为天”,以及农时不能耽误,村庄里的政治总是要让位于经济的。《周生康日记》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春天里,要加强“春花”培养、早稻和番薯的育秧准备、春蚕饲养、棉麻布种、继续积肥等等。春节一过,繁忙的春季开始了,农民们忙碌起来。到了夏天,主要是双抢———抢收、抢种。在双抢前必须做好几项工作:选好种,确定种子田,培育络麻蚕桑,除尽田里的草,施足肥料,除掉害虫,双晚秧田除虫、合理施肥,做好小杂粮培育。为了使辛勤浇灌的成熟粮食颗粒归仓,同时做到适时播种,双抢的日子里人们像打仗一样:孩子、老人要找专人照顾,办起临时托儿所;饭要由专人做好送到田间。因此,在这个季节里,分工的专业化程度较高,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到了秋天,水稻的管理和收割是一项主要工作,络麻、蚕桑要收获了,春花也要备耕和播种。到了冬天,除了管理春花外,整修田地、加固海塘、征兵、思想教育等工作,都要在这个季节完成。当然,所有这些工作都是要经过层层会议布置和安排的。
岁月轮回,周而复始,忙碌的村民们似乎永远停不下匆匆的脚步。偶尔也有抱怨的声音,但干部们会时刻关注着种种“活思想”,要不断地鼓舞人们:我们的粮食要超纲要,甚至超双纲,我们的络麻是战略物资,我们的工作是为毛主席、党中央分忧,为世界作贡献。我们要身居钱塘江畔,心忧全世界!
二
《周生康日记》里记录下来的村庄政治生活,是当代中国政治的缩影。村庄展开的带着泥土味的政治,使得大场面上的政治变得更加具体、直观、生动,也更加耐人寻味。在高度政治化和广播事业发达的背景下,政治中心北京发生的各种事件和来自党中央的声音总能迅速传遍千家万户,甚至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的变化,村干部都会迅速传达给村民们,如中苏关系、中印战争、田中访华、中美建交等等,都是村级会议传达的重要内容,并由日记记载下来。
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阶级斗争被重新提上日程,村庄政治也被阶级斗争的话语笼罩着。通览日记,六七十年代村干部和村民们嘴里的阶级斗争内容和资本主义倾向不外乎以下八个方面:(1)自留地变为自由地,发家致富;(2)多种方式来侵占集体土地,种树;(3)复活四旧,买卖婚姻,丧事念佛,算命;(4)社会风气不正;(5)劳力外流,搞个人经营,不参加集体生产;(6)个别出现投机倒把,贪污盗窃;(7)社办企业路线不正,工资制对缩小差别不利;(8)完不成计划生产、种植。
在“四清”运动中,斗争气氛异常激烈,村民揭发村干部的方式分为两类:面对面和背对背两种。在今天看到这些大量的材料,仍然使我们感觉到当时村庄的紧张政治气氛,不仅村民们充满了怨气,而且儿子对老子也毫不留情。在当面的质疑和批判中,干部们不断地检讨,使其威风扫地。
在“文化大革命”中,村庄里也出现了造反派,大队的权力机构被重组了,变得更加“革命化”。非常有意思的是,从《周生康日记》记录的批判地方干部言论的内容中,让我们看到了大动乱中一些有识之士的思考。如1969年1月8日,海宁县召开大会,批判一位干部矛头直指中央的言论,这些言论共13条:(1)为什么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中央到地方这么多干部犯方向路线错误呢?(2)保皇、保守、右派有什么区别?(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被选拔为革命接班人、三结合对象,这样不放心,难道原来的干部就不行了?原来是学生,现在一下子就是干部了,例如北京蒯大富,浙江张永生。(4)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干部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不管什么当权派都游街戴高帽子。毛主席早就反对这样做,为啥不在以前早一些提出来?(5)保守组织认识了错误是否可以联合?(6)军队犯错误,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的辩证问题?(7)怎样理解路线问题?(8)1967年第3期(《红旗》杂志)社论①的发表是不是问题?对我们犯错误影响很大。(9)毛主席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保守派提出:我们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要联合。我们怎样理解得通?(10)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怎样来搞?(11)林副主席在“八九”讲话中指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这句话怎样理解?(12)过去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刘少奇的问题,为什么不早采取措施把刘拉下马,而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动群众来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因而对我们来说,这是犯大错误的原因。(13)黑《修养》(指刘少奇《论共产党修养》一书)早就被发现是个大毒草,为什么不早把黑《修养》搞掉?而大量出版,使我们中了很多毒而犯错误。这些问题确实是发人深省,一个村干部能完整地记录下这些言论,对我们今天反思“文化大革命”,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土地改革对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和基层政权的重建,使农村各阶级阶层具有不同的命运。随着“左”的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重新组织和清理阶级队伍,农村敌我界限的分野日益僵化,人民内部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随着政治气氛的变化而显得扑朔迷离。《周生康日记》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个时代农村各阶级、阶层的生活和生存状态。
人民公社时代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类人是新政权下农村里的敌人,是被专制的对象。不仅他们要受到专政,而且他们的子女在升学、参军、招工等方面也被剥夺了权利。他们平时被监管劳动,不能乱说乱动。在形势紧张,如大饥荒、国际关系紧张、台海局势危机的时候,他们就会被集中起来学习、批斗、关押。甚至在地震、水灾、台风等自然灾害发生时,因大家忙于救灾,害怕他们趁机破坏,也要加紧对他们的监视和管制。
公社时代的村庄干部是不拿国家工资的最基层领导者。那个时代的农村各种组织很健全,大小队干部加起来数目不少。他们是村庄的当家人,掌握着村里人的命运。靠手中的权力,他们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多吃多占,还可以为自己的亲戚、朋友及亲信谋得一定的利益。但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村民们都瞪大了眼睛盯着,干部们能占的便宜是很有限的。如前面所说,农村干部们很辛苦,他们要自带被褥等生活用品,甚至自带干粮去参加名目繁多的会议。在政治决定一切的年代里,干部的身影无处不在,就是村民们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邻里纠纷、夫妻打架、婆媳矛盾等等,他们都要到场处理。这也是在“四清”运动中村干部受到打击后许多人不想再担任领导职务的原因。他们认为干部开会多、受气多、花钱多,夹在村民和上级之间,两面不落好。日记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这样的素材:干部们总是找各种借口辞去领导职务,如年龄大了、文化水平低、能力有限、当干部的时间太长了等等,实际上他们是嫌当干部吃亏。
贫农、下中农是党在农村的基本依靠力量,是新政权的可靠基础,也是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得以推行和落实的基本力量。60年代以后,由于党对农村形势作出了过于严峻的判断,一部分基层干部一度失去了党的信任,贫农、下中农的政治地位日益上升。在对农村干部的控诉中,农村政权的监督性组织———贫下中农协会产生了。这个组织曾活跃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它不仅在农村的各种组织和部门中掌握着话语权和一定的操控权,而且成为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还负责教育下乡的城市干部和知识青年,昔日的贫困是他们在各种场合炫耀的资本。
在每年或者是季节性的劳动产品分配中,除了大公社时期的混乱外,政策反复强调的是“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三结合”,要求按基本口粮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这期间,日记总会提到一个词,叫“四属一户”。这可以算做农村里的一个阶层,虽然这个阶层人数不多,但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四属”是指革命军人、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革命教师这四种职业人员的家属;“一户”是指五保户。按政策规定,他们都是要得到相应照顾的群体。特别是对军烈属户,每到年关,日记里都会出现村干部集体带着礼物上门慰问的记载。
总之,农村除了“四类分子”之外,对于其他属于人民的各个阶层,党和政府一般都会努力使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
近200万字的日记,内容包罗万象,无法一一陈述。我初次看到这部日记时,对张乐天老师说:“这是一堆宝贝。”张老师说:“很可能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在阅读、整理和注释的过程中,我无数次地发出感叹:“一个农村干部,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写日记,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堪称奇迹!”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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