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关于东势水果经济的个案研究
摘要：水果经济的高速扩张，是台湾农村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显著特征，然而在以稻农为叙事中心的主流农村史中，果农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 。由于预设传统的小农经济难以适应资本主义变迁，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依赖理论，都无法妥善解释为何台湾的小农经济能够催生出活泼的多样性水果经济。本文希望结合历史社会学视野和田野民族志研究，聚焦台湾知名水果产区东势的历史经验，探究文化情感和社区等因素如何左右了农民“转作”的经济选择。东势的经验显示，农民放弃稻米而转作市场价格更高的水果，不一定是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也可能是在农村贫穷化的长期趋势下，被迫以商品化的手段提高家庭收入，笔者称这个过程为“谋生型商品化”。就这个层次而言，农村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反而避免了农村的无产化。本文希望指出，东势水果经济的崛起不是某种农村企业化的转化，而是小农经济在家庭责任、草根人情网络等农村固有的社会文化条件交互作用的产物。
关键词：小农经济 转作 家庭责任 水果经济 草根人情网络
一、前言
在既有的台湾战后农业史叙事中，“小农经济”(peasant economy) 本身很少被问题化。这并不是说，台湾学者不关心农村。 问题在于，台湾学术界过去的争论，大多集中于界定“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尤其是在工业化的问题上， 更集中于相关农业政策是否直接导致了农村凋敝。在台湾内部，相关的讨论大致可以粗分为两大阵营: 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 的观点相信，在台湾现代化的过程中，小农经济逐渐为大工业生产取代，不但符合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也符合城乡关系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 ; 抱持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 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台湾的工业化发展事实上以牺牲农村福祉为前提，高度倾斜的农政体制导致农村落入低度发展 的陷阱(详见下文) 。围绕“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 、“以农养工” 以及具体农业政策等问题，双方提出了激烈的正反意见 : 右派主张应该任由小农经济为市场淘汰，左派则要求当局提出积极的农村保护政策。
虽然在许多方面,现代化理论和依赖理论彼此针锋相对，但他们一致认为:传统的小农经济很难生存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这场争论中,“小农经济”本身被忽视了,被简化为一种简单、抽象的生产方式,即某种相对于美国式大规模机械化企业经营现代农业的落伍小规模家庭农业,其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内涵,都被当作次要的、补充的因素。小农经济内在的差异,以及历史变迁,往往也不被考虑。自197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即不断警告农村即将破产,然而右派与左派的分野,不过在于争论当局应该扮演的角色:究竟应该放任传统小农自然淘汰，让农业朝企业化的方向迈进,还是站在同情的立场,集中力量扶持小农?
本文无意重拾这项争论,而是希望指出一个基本事实:和过去的预期不同,台湾工业化近半个世纪以来,虽然旧有的“米糖经济体制”已然解体(详见下文),然而小农经济非但没有随之消灭,还出现很多新的变化。的确,单单观察台湾稻米的产量、产值和种植面积的变化,很可能会得出农村衰微的印象,但若将其他作物纳入考虑,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风景。以水果种植业来说，1960年时全台水果产量只有392,807 吨，2010年时已经增长到2,690,364 吨。同样的期间,水果产值更增长了101.56 倍。或许更关键的是,1960年代台湾真正具有规模的商品化水果作物主要只有香蕉、菠萝和柑橘等数种,而今全台稳定生产的主要水果品项已经超过50种,次要的品种更是难计其数。“水果王国”的封号,可谓名副其实。而且台湾水果产量、产值以及水果种类的大幅增长基本建立在既有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企业经营的大规模水果农场极为罕见。
表 1 台湾糙米、果品产量比较(1953—2014)
台湾的水果经济体现了小农经济的另类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水果产业的崛起,是晚近的现象。从统计数据上,我们可以看见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农村的作物生产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变化。1960年时台湾稻米、蔬菜和水果的产量比分别为61%、26%和 13%,产值比则为85%、9%和 6%;而到了 2010 年,稻米、蔬菜和水果的产量比已经变成18%、41%和 41%,产值比则为 20%、33%和 47%。
表 2 台湾稻米、蔬菜和果品产量变迁图(1953—2014)
然而,即便水果的产量与产值早已于 1980年代中期双双超越稻米,成为台湾最主要的作物,但在以稻农为叙事中心的主流台湾农业史中水果经济的重要性却被严重低估了。论者几乎还是以稻米为标的,强调台湾农村已经走向衰微,应和“弱势农民”的主流印象。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台湾水果经济的高增长,是某种农村企业化的表现(详见下文)，借此强化传统小农经济式微的论点。
表 3 台湾稻米、蔬菜和果品产值变迁图(1953-2013)
事实上,由于 1960至1990年代台湾农村危机的冲击过于强烈,再加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典范的遮蔽,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把小农经济视为传统、被动与弱势的象征,将注意力集中在农政体制的层次上:强调农地保护政策阻碍了农村的城市化发展,或者控诉小农沦为工业化发展的弃子。
在台湾的主流认识中,由于小农经济被理解为前现代的残余，而众所期盼的美国式的“现代农业”又被证明无法实现,于是农村仿佛始终处于某种“尚未崩溃”的延迟状况中,好似另一种“历史终结”……由于受限于既有的认识框架,因此诸如“台湾农村是怎么样的农村?具有何种历史性格?台湾小农经济的特质是什么?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什么?和中国大陆农村有哪些异同?我们可以展望怎样'另类(altermative)发展的可能”等问题意识,是无法被提出来的。
当然,农村实际的情况远非如此。农民虽然仍是台湾社会平均收入最低的群体之一,但这并不意味农村是“停滞不变”的。就实践和历史变迁的向度(或者就马克思所谓“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角度),台湾工业化半个世纪以来,面对时代的变局,为了解决生活的难题,农民不曾停止尝试寻找出路——许多实践失败了,但也有不少案例成功改变了现状,甚至出现一些令人惊喜的突破。确实,1970年代米糖经济瓦解以后农政机关的控制力松脱,各地农村出现了多样、分歧的发展,令人目不暇接:一些农村找到了新的立足点,一些农村就此萧条了。然而受制于既有的历史叙事和理论典范,台湾农民的努力被遮蔽了,他们遭遇的真正困难也被误解。
本文认为,“水果经济”是很好的切入点,协助我们了解台湾小农经济的现代变迁。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台湾果农是诸多品诡的结合:在维持小规模家庭耕作的前提下实现了全面商品化,极具生产力与创新能力但始终没有摆脱家计农业。本文希望了解为何是农村的贫穷化而非企业化,催生出高产而多样的台湾水果经济?东势的小农经济如何可能克服众多困难,实现稻米向水果的“转作”?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台湾的小农经济何以存续至今。
二、农村贫穷化的长期趋势
2014年至2015年期间,我在台中县东势区进行田野调查,发现当地农民于1960年代晚期放弃种植稻米,纷纷转作果树,结果形成相当活泼的水果经济,如今这里不但成为台湾最重要的高经济作物产区之一还获得“水果之乡”的美誉。有趣的是,东势果农凭借精湛的水果栽培技术,能够不断根据市场行情的起落“转作”价格更高的作物,甚至自行开发台湾前所未见的高价新型作物,打破了我们过去对小农经济的想象。表面看来,全面转作经济作物、水果栽培技术水平极高、对于价格起落极为敏感等特征,似乎显示东势农业已经“企业化”了。但深入探访以后，发现当地仍普遍为“古老”的小规模家庭农业:农场面积狭小,仰赖家庭劳力,以满足家庭需求为首要目标。根据当地农民的说法,东势几乎不存在企业经营的雇佣农场,既有的家庭农场仅在农忙季节雇佣临时工人。
毫无疑问,东势的水果经济建立在既有的小农经济基础上。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世代种稻的东势小农为何以及如何可能实现“转作”推动水果经济高速增长,甚至开发出多项新型“明星作物”?既有的历史叙事和理论典范都难以回答这些问题。
(一)既有观点的局限
面对台湾农村问题,长期以来两种诠释策略蔚为主流,分别是“现代化理论”和“依赖理论”:围绕着“以农养工”这个基本事实,两种理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农村发展史观(historical perspective)。有趣的是,两种史观实际上共享一个认识:传统的小农经济很难生存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现代化理论”认为根据比较利益原则,劳动生产率低落的小农经济于工业化发展之后相对没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953 年农政技术官员制订了“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发展方针,致力于提高土地生产力,积极调动农业剩余挹注工业发展,以便启动工业化进程,并且相信工业发展的成果可以通过“涓滴效应”(tickle-down efect)回馈农业部门。(沈宗瀚,1976;黄俊杰,1984;李国鼎等,1987;廖正宏等,1993)在这样的观点中,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可以相互提携,一同发展。他们多将注意力集中于推动农业现代化,与技术官僚密切合作,通过农业经济学方法探讨台湾农村的人口、劳动力、土地、生产率、收益比与产销关系等课题,希望推动台湾农业现代化。(张汉裕,1974;于宗先,1975;马若孟，1979;毛育刚,1994)
然而台湾农村非但没有成功“现代化”,还陷入了贫穷化危机“涓滴效应”似乎没有发挥作用。在早期著作中,农业现代化被设想为农药、化肥和机械等现代要素之投入,即广义的绿色革命,可是随着台湾顺利工业化,土地生产率极高的小农却始终停留在赤贫阶段,他们转而主张农业企业化才是唯一出路。(王作荣,1990;张研田,1980)土地与劳动力是另一个核心议题,最初他们认为确立现代私有产权的土地改革有利于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后来却发现土地分割过小阻碍了资本大农场的形成。(王作荣,1970;陈武雄,2004)此外,和美国大规模机械化企业经营雇佣农场相比,由于台湾工业化发展带动平均工资提升,始终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的台湾农业无法压低劳力成本，不仅国际竞争力丧失殆尽连获取基本利润都很困难(黄树仁,2002;陈宇翔,2005;陈希煌,2014)。随着非农就业机会日益增加,青壮年劳动人口纷纷移往城市，无法摆脱小农经济的台湾农业,逐渐沦为夕阳产业。
“依赖理论”则指出台湾农村之衰败,实际上是资本与国家机器联手剥削农村的结果。早在日本殖民时期，上层便通过各种强制手段掠夺农村剩余,迫使台湾农村朝资本主义转化。(涂照彦,1999;矢内原忠雄,2002;柯志明,2006)国民党不但继承了这套体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刘进庆,1992;刘志伟等,2002)继承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观点的学者他们主张农村凋敝不是工业化的结果,而是工业化的前提:在英国,圈地运动将一般农民从土地上排挤出去,造成广大农民无产化,创造了第一批产业后备军;在台湾,善于剥夺农业剩余的强势农政体制很快建立起来,在达成原始积累的同时造成农村贫穷化，从而将廉价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挤向工业部门。(柯志明,1988;陈玉玺,1995;隅谷三喜男,1995)他们强调农业剩余的大肆掠取导致农村落入“低度发展”陷阱,小农经济恐怕于台湾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走向无产化。
虽然小农经济始终没有真正瓦解,但是农民仍在商品经济的侵袭下苟延残喘。1974年当局转而实施“稻米保价收购”的保护性政策后,榨取性政策基本解除了，小农却又陷入市场产销结构的剥削。(罗桂美，2008)1984 年台湾签订“《中美食米协议》”、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台湾农村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开放农产品进口、限制岛内农业生产补助、规范岛内农业生产份额等政策,再一次严重打击了摇摇欲坠的台湾农村，(吴音宁,2007;蔡培慧,2009)剧烈的市场竞争导致农村内部产生分化。(柯志明、翁仕杰,1993)由于农政当局基本已经放弃发展农业,重工轻农的政策导致农村饱受污染、缺水、抢地之苦。(张素玢,2014)在政权与资本的压迫下,小农经济濒于瓦解边缘。
今天台湾学术界理解农村问题的方式,基本承袭上述两种针锋相对的史观。有趣的是,两种史观却在一点上达成一致:传统的小农经济很难生存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他们都过于快速地认定小农经济无法抵御资本主义的打击,忽视危机后农村小农经济仍旧存续的基本事实,难以解释台湾水果经济崛起的历史意义。他们很少正面讨论水果、蔬菜和花卉等经济作物的崛起,往往将其当作次要的、伴生的现象,甚至视为农业企业化的展现。
许多研究都注意到统计数据中水果显著增长的现象,但都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吴田泉(1993:379-380)发现 1954年到1967年之间“果实生产之年平均成长率高达 14.5%,为各项农产品中增产率最快速者”此后不再关心这个问题,强调台湾农业已然进入“衰退时期”。廖正宏(1993:26-27)也发现“农业生产趋向多样化”，但只表示由于人民生活水平及岛内外需求的提高,所以“水果及畜产等愈趋重要”。蔡培慧(2009:212-213)感觉到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释果树农家的增幅呢?若是理解台湾的作物分类中,槟榔归为果树类,或许就不令人意外了。她论定:“就结果而言,这是一个转作失败的例子。”
面对水果经济高耸的成长曲线,研究者只能在很短的篇幅里,凭借过去的理论训练提出猜测。许多声音断定这是农业生产企业化的表现。隅谷三喜男(1995:58)认为:“传统的米糖生产后退,并转向种植园艺作物(蔬菜、水果等),……其大部分是采取企业家的经营形态。”黄树仁(2002:278-279)指出:“养殖业与高经济作物栽培，使业者能在有限的土地里从事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而高利润的经营，“他们已摆脱了传统小农生计农业的意识,全然利润导向”。一些学者认为,转作果树很难解决农民贫穷问题。萧国和(1987:47)指出:“园艺业及养殖业者目前正狂饮转作的苦果,非但无利可图,且血本无归。”陈玉玺(1995:124)持相同看法:“种经济作物,需要资本投资和特别技术,而且受当局配额限制,并特别易受生产过剩和农村社区之外势力操纵市场所伤害。”
现代化理论和依赖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农村危机(详见下文),但面对农村危机之后的复杂发展,未免有些后继无力。碍于视角上的限制--无意识地预设小农经济不容于资本主义“全面商品化的小规模家庭农业”似乎成了一个悖论,与既有的农村发展史观产生矛盾。
此外,三个基本倾向贯穿了多数农村研究:第一,无法跳脱“传统一现代’“自然经济-市场经济”或“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历史演进图式的预设,而将小农经济理解为前现代/前市场经济/前资本主义的残余范畴,否定小农经济在现代社会持续存在的可能性;第二,片面根据政策的更迭与统计数据的指标来划分台湾农业史分期,将农村发展简化为政策调动农民的过程,一方面高估了政策实践能力,另一方面掩盖了农村内在演变的复杂性;第三,下意识地将小农理解为孤立的理性经济人或被压迫者,根据几个理论模型推估农村发展前景,忽略了具有丰富历史、文化与空间意涵的家庭、社群或社区对农村发展的影响。
有形或无形的理论预设强势介入的结果，是遮蔽了许多复杂、迂回和幽微的社会情节。在小农经济终将衰亡的声浪中,水果经济的重要性被结构性地忽略了。诚如黄宗智(1990)所示，应该以“实体主义”(substantivism)的视角,取代“形式经济学”(formal economic)的分析,即必须将农民的经济活动置放于复杂的历史、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脉络中理解,结合切实的田野调查和历史分析，才能揭开农民集体转作背后的迷雾。
(二)农村危机与米糖经济的解体
为了了解东势水果经济崛起背后的动力，我在东势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进行了大量农民口述史访谈,并且特别注意调查“地方产业史”和“农民生命传记”,进而发现1960年代末期东势农民之所以普遍转作果树,主要不是基于某种“无止尽地牟取更高利益”的资本主义精神,而是在沉重的贫穷压力下，为求家庭的延续而找到的替代出路。我称此为“贫穷驱动”(poverty-driven)的转作。诚如费孝通(1994:254)所言:“他们千方百计去开辟种种生财之道,农民常称它为“找活路’。”这让我意识到,如果不能把握农村贫穷的长期原因,就无法理解水果经济的兴起:不只要注意宏观农政体制与政策的变化,也要把握农村内部变迁的趋势。
自清代开发以来,稻米和甘蔗一直是台湾农村的主要作物。(吴田泉,1993)当时汉族移民为了躲避原乡的人口与贫穷压力，不得不来到台湾开垦。(马若孟,1979;陈绍馨,1979;吴田泉,1993)台湾原本地广人稀,谋生容易,然而随此人口压力也日益增高,最迟到 18 世纪中叶,台湾的小农经济已经建立起来。(陈其南,1989)台湾农村基本继承了华南农村的典型特征:在人多地少的基本条件下,以家庭劳力为基础,从事高度集约的精耕细作,副业发达(养畜为主),租佃比例很高。(吴田泉,1993;刘进庆,1992)但台湾的小农经济也有许多特殊的地方,例如由于缺乏制作基本手工艺品的能力(如织布),必须频繁与中国大陆贸易,才能获得这些日常生活物资。(陈孔立,1996)也因为如此,台湾农村一开始就高度镶嵌于海外长途贸易之中。(林玉茹,2004;黄富三,2009)19 世纪中期开港通商以后,台湾更是与世界贸易体系紧密地联结起来，跃升为世界级的茶、糖和樟脑生产重镇,每人平均对外贸易份额高于大陆。(林满红,1978:2、2011)在日益升高的人口压力下,农民很早就被迫学会盘算:到底是种植稻米还是甘蔗比较有利于家族生存?稻米是不可或缺的粮食作物,必要时也可以换钱;甘蔗售价可能较高,但市价并不稳定。
日本的殖民,并没有改变台湾小农经济的基本形态,而是建立了掠取经济剩余的经济体制,形成独特的“米糖经济”。米糖经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广大的小农生产者之上,还矗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透过特许的大型垄断商社将大量农产品运销海外。(矢内原忠雄,2002;涂照彦,1999;柯志明,2006)清朝统治时期的台湾农村,虽然也向海外贩卖大量的稻米和甘蔗,但并没有严酷的国家机器介入这个过程。相对地，日本总督府逐步建立了一套能够有效掠夺台湾农业剩余的体制,并且逐渐垄断米、糖外销的管道。值得注意的是,殖民政府并未改变台湾农村的小农生产模式。(柯志明,2006)另一方面,在殖民当局力量的高强度介入下,台湾农村的水利设施日益完善,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新型的作物品种也获得推广,农民的技术水平不但提高了许多,还变得比较能够吸收新知、接受新品种。(马若孟,1979)而且随着农会组织逐步建立,小农和殖民当局之间出现了有效的中介组织。在这段时期,台湾农业的生产力提升了许多。即便如此，台湾农民仍不好过,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贫农往往必须出售大部分稻米(多数远销日本),而以番薯糊口。(张汉裕，1974;周宪文,1980;柯志明,2006“粜精籴粗”四个字,颇能表现台湾农民的生存处境。(蔡宏进,2013)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代日本人在一些地区推动了香蕉、菠萝和柑橘等外销导向经济作物的种植，(吴泉田,1993;赖建图,2001;王振勋，2012;曾立维,2013)虽然规模有限,却是台湾商品化水果种植的先声。
二次大战之后,国民党当局不仅完整接收了这套体制，还推动了全面的土地改革。然而,广大的佃农虽然跃升为自耕农,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压力却有增无减:当时的政策目标在于积极调动农业剩余,加速台湾的工业化进程,即所谓的“以农养工”。(柯志明,1988;刘进庆,1992)与此同时,在战后婴儿潮之下,台湾农村面临极大的人口压力,落入了黄宗智(1994)所谓“过密化”的困境:劳动边际效应递减和慢性失业等问题，导致贫穷像癌症一样蔓延。台湾农村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承受很大的压力,好像一只沸腾的焖蒸锅。
某程度来说,国民党的策略奏效了,善于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在农复会的协助下发挥了强大的生产力。当时农政当局喊出“立体经营”的口号,力求提高小农经济的集约程度和土地生产力。“在田地上先放水插秧,等到秧苗长到一定程度,把水放掉,在中间种作甘薯,等到水稻结穗,甘薯快成熟时,在田里插竹竿,种丝瓜。”(陈希煌,2014:XI)在整个1950 年代,台湾农业生产的指标不断翻新,农产品外销的数字也十分亮眼,为工业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沈宗瀚,1976;黄俊杰,1984:廖正宏等,1993)然而到了 1960年代,农村贫穷化的趋势却超乎政府预期,一发不可收拾。
终于在 1960 年代中期,剧烈的“农村危机”爆发了:农村的快速贫穷化导致劳动力大量外流,连带瓦解了“米糖经济体制”的社会基础。有学者指出,随着城市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业与非农收入差距急速扩大，光在 1959年到1668年之间平均农户所得占非农户所得比例就从98%减少到 71%,而农户剩余占农户所得比例更从 1961 年的 21.47%减少到 1969 年的 11.50%。他提出警告:“台湾农家的所得与剩余确实发生了相对与绝对的减低倾向。”(1980:251)
与此同时，工业化的成功,带动了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大量农村子弟终于不堪贫穷压力,奔向城市寻找非农就业机会,构成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岛内人口移动。光是1966年到1976年之间,农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就从 45.01%下降到 26.71%。从事农业越来越不足以糊口,专业农户占总农户比例在 1960 年还有 49.3%,1980年只剩下 9%。(高育仁等,1996:31)惯于集约耕作的小农经济,短时间内流失了大量人口，米糖经济体制原先稳固的基础也逐渐瓦解。这个过程很类似黄宗智(1994)所谓的“去过密化(de-involution)’”。然而,即便台湾农村卸下了沉重人口压力，长期以来的贫困问题并未就此迎刃而解。
表 4 农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结构比
“农村危机”是台湾社会史的重要事件,也是农村命运的历史分水岭。台湾农业史专家吴田泉(1993:383)认为作物复种指数开始下滑的1968 年,标志着台湾农业进入了“衰退时期”。当时许多社会评论都显示出情势的危急:“平均一家六口农户,耕作一甲,每人每月的所得还不及新台币七十元,六口农民种植稻米一月所得几乎不及劳工一人一周所得,是庞大的农村劳力涌向都市的主因。”“因为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农村的确是衰蔽了，并且因而引起了一连串的社会问题。……所以目前的急务是如何拯救农村。”(1995(1970]:26、147)
面对剧烈的农村危机,农政当局亦感到事态严重,遂于1974年取消了“强制收购’“肥料换谷”等掠夺性政策,转而实施“稻米保价收购”等支持性政策,这标志着“以农养工体制”的终结。(蔡培慧,2009)一些学者和官员提出“第二次土地改革”的主张,认为台湾农村的出路在于扩大平均耕地面积、推动机械化耕作和发展农企业，以利农业现代化，王作荣等,1970)并于1982年立法付诸执行。然而,历史的发展表明这些尝试完全失败。此后“农政部门”不再提出积极的农业产业政策,角色趋于消极。
大规模离农、贫穷化与兼业化等趋势,贯穿了1960年代以来的台湾农村。到了2010年,农业就业人口只剩总人口的 5.24%,农户平均收入只有全台平均收入的78%,其中平均农业净收入只占农户总所得的21%,因此 76%的农户必须兼业。正是在这样恶劣的宏观背景下,东势农民走向了转作水果的道路。
三、东势水果经济之兴起
1960年代末期,东势河阶平原突然掀起了转作水果的风潮。在沉重的贫穷压力下,东势农民大胆舍弃了世代种植的稻米,纷纷在田里种下行列整齐的果树苗,迎向充满不确定的未来,农村景观也随之不变。“转作”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课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小农经济的现代变迁,具体认识台湾小农的生存处境。本文主张,不能将“转作”简化为某种理性的投资:只有在具体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脉络下,同时纳入道德情感、社区(community)和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的视野,才能获得比较恰当的理解。
(一)东势农民的集体转作
东势位于台中盆地东侧,包括两个地理区块:大甲溪河阶平原以及山地丘陵。作为近山的据点,每一个政权都在这里设立伐木基地,樟脑业也很发达,灌溉便利的河阶平原则是水稻的天下。这一带纬度适中，气候宜人,土壤肥沃,每至夜里风从大雪山吹拂下来,加上河川切割地势形成日夜温差,相当适宜果树生长,但在 1960年代以前,几乎没人意识到这点。“种水果,能卖给谁吃?”农民回忆。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种植果树不是一个合理的选项。
香蕉是东势最早较具规模种植的水果。1950年代晚期,在带有半官方色彩的“青果合作社”鼓励下,香蕉种植的范围逐渐从雾峰扩张到东势一带的山面。当时是台湾香蕉外销日本的黄金时期,青果合作社不但提供香蕉种苗,还在当地设立集货场保证收购(但未保证价格),农民只要专心栽培就好,这大幅降低了农民投入种植香蕉的负担。由于平地生活愈来愈困难,许多青壮农民纷纷转向山坡地开辟香蕉园。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60年代中期以前,即便种植香蕉的收益远胜于水稻,平地的稻农也无意转作果树。香蕉种植在山坡上,彼此之间不相排挤。由于一年的生计几乎全靠几次收成,全面放弃家族固有的粮食作物而转作水果,对重视风险管理的一般小农而言,是太过冒险的举动。此时东势的香蕉产业,仍是典型的由农政体制主导的大规模外销导向单一作物,这有别于后来的“多样性内需水果经济”。
谁也不能预料,促使东势农民集体转作水果的历史契机，竟是一场盛大的宗教盛典:1966年的“建醮法会”意外促进了东势水果的发展加速平地稻田转作果树。由于连年天灾,为祈求风调雨顺,整个东势地区都动员起来,许多农民将稻田贡献出来搭设醮坛。该年醮典极为盛大,可说空前绝后、热闹非凡,人们无不放下手边的工作,沉浸在盛大节庆的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之中,农民至今仍津津乐道。
建醮法会究竟在哪方面改变了农民的思维与心态?如今已不得而知。关键是“作醮期间人们的交流,是前所未有的广泛”。(刘龙麟等2010:9)更重要的是,建醮法会促进了讯息的流通,频繁的街谈巷议有助于凝聚热烈的集体心态。当时各地只有少数大胆农民尝试种植的商品化水果,包括梨山的温带梨、新社的葡萄、卓兰的枇杷等,突然为人所知，其价格、栽种方式、利弊等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农民开始打量彼此的田地,思考不一样的可能性。在农村贫穷化的沉重压力下,东势农民决心寻找新的出路。农民回忆“转作”的风潮席卷东势,此后不到十年之间,平地的稻田几乎全都转作果树了。原来绵延百年的水田景观,从此一去不返。
“转作”绝对不是容易的事。农民必须重新适应不同的作物特性与栽培模式,熟悉不同的产销管道与市场生态。更何况,刚栽下果树苗的前3至5年,农民将不会得到任何土地收入。对小农来说“转作”意味着迎向全新的未来,农民甚至不确定自家土地栽种特定水果的效果如何,可说是压上全家生计的赌注,伴随着各式各样的已知与未知的风险。尽管如此,由于种植水果的收益明显高于水稻,乡下消息传得飞快:价格、转作、技术成为热门话题,农人互相揶揄、怂恿。七嘴八舌的“草根人情网络”起了增温的效果,他们不只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信心,也获得许多必要的信息。“转作”不单单是农民个人的经济行为,草根人情网络扮演了重要角色,其背后的集体心态亦不容忽视。(不乏狂热与盲目的成分)“经济”从来就不只是经济的,更是社会与文化的,许多力量同时发挥了作用。
1970年代,东势的多样性水果经济崛起了,农民展现出极强的适应力与生产力。横山梨、涩柿、柑橘、葡萄、梅子、桃子、李子、柠檬、枇杷等果品纷纷流行起来。农民以家户为单位,根据土地状况、亲友邻居的经验、农药行的推荐、自家劳动力情况和自己的兴趣选种水果,呈现分歧和多元的风貌。
“频繁转作”成为东势农业的特色。东势农民通常能够自行克服水果栽培技术的难题,他们经常和亲朋好友一同讨论如何解决各种疑难杂症:经常被忽略的是,自日据时期以来,台湾农民已在农会的督导下养成很强的农业技术学习能力。一座果园通常同时种植两到三种水果,分散农忙期间的劳动力以及价格崩跌的风险。如果一种水果行情持续走跌，农民可能花费数年时间逐步汰换成另外一种水果,因此在他们的农业生涯中,往往种植过非常多种类的水果。此时绝佳的地理气候条件发挥了作用,很少地区能像东势同时拥有如此多样的水果。“什么都种得出来啦。”东势果农自负地说。
追根究底,农民的核心烦恼,还是如何维持家计。东势农民众口一声,他们之所以集体转作果树,主要还是因为种稻收益太低,不可能养家糊口。农民回忆:“我很缺钱,我要很认真找钱,在土里找钱。”另外一位农民直言:“否则夫妻如何生活?”相较于种植水稻,若是成功转作水果家庭收入必将大大改善。此外,合理分配家庭劳动力也是重要考虑。种植水果需要投入的劳动力较为琐碎而分散,因此男主人可以从事其他兼职工作,果园交由女人与老人打理即可,农忙季节才投入劳动。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东势,1960年代末期大规模水果转作很大程度上是由兼业农户带动的。
表5 台湾每人每年粮食供给量: 白米与果品比较( 1953—2014)
关键是,随着台湾顺利工业化,城市消费需求的快速扩张为东势水果经济的崛起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台湾平均每人每年消费果品的重量,从1960年的22.07公斤,爬升到1970年的45.83公斤,一路上升到 1997年的150.06 公斤高峰后,似乎因为台湾经济发展迟缓而趋于稳定。2000年至2010年平均每位台湾人一年消费132.62公斤的水果。
1970 年代初期,由于岛内工资不断提高以及一些政治原因,曾经感极一时的香蕉、菠萝和柑橘等大规模单一外销作物逐渐失去了海外市场。另一方面,内需水果市场的快速扩张,却提供给农民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多样性水果经济崛起了。一些原本不符合大量外销要求的水果,如今获得了内销的机会:和外销市场相比,内需市场相对免除了长途运输、长期储存、统一化规格和集中化通路的要求,反而欢迎多样化的品种与口味,力求新鲜,不同等级的果品更可以针对不同的阶层销售。这个过程相当符合黄宗智(2010)所谓的“隐性农业革命”:农村人口压力的纾解、城镇消费需求的转型与扩张,以及农民纷纷转作更高价值经济作物,推动了农业人均产值的大幅提升。
到了1980年代,东势农民更展现出惊人的水果栽培技术创新能力，陆续开发出寄接梨、甜柿和茂谷柑等高单价的“明星作物”,竟使东势跃而成台湾最重要的高经济作物产区之一,大幅提高了农民的家庭收入。当地人相当自豪,他们认为正是由于诸项明星作物的成功,高额的农民存款才使得东势农会一度成为台湾最富有的农会。
但我们不应过度吹捧东势的水果经济:生产过剩和价格崩盘等问题,导致果农的收入周期性地锐减。由于岛内市场的消费需求相对有限,加之缺乏妥善的宏观规划,果农一股劲生产,很容易造成生产过剩的问题,导致特定果品价格崩盘。敏感且易波动的市场状况，又迫使农民不断“转作”,寻找价格更高的新型果品,以“多样化”来抵抗特定果品生产过剩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说,台湾的多样性水果经济其实同时显露了小农经济的强韧与脆弱。此外,中间商长期垄断了城乡产销管道,也成为台湾水果经济的痼疾。东势果农是极优秀的生产者,瞬息万变的商品市场却非他们所能掌控。小农与市场的关系，也许未来再专文论述。
(二)家庭责任与谋生型商品化
一些学者直接将这些种植“高经济作物”的果农,描写为纯然利润导向的“企业家”。(隅谷三喜男,1995;黄树仁,2002)然而,本文希望指出，直接将农户视为某种微型“企业组织”容易造成理解的偏误,而且无助于解释东势水果经济的兴起。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家庭制度都是小农经济的核心。不过，小农也不拒斥营利行为,家计逻辑(household logic)与营利逻辑(profit logic)不相冲突,农民并不真正排斥其中一方。精确地说,小农经济中的营利行为也从属于家庭固有的经济职能,关键是家庭同时还兼具众多社会的、文化的使命(calling)。因此和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农家不可能是一个纯为营利的经济组织，家庭还包括太多复杂的情感和要求,这些因素深刻影响了农家的选择。我无意提出另外一套决定论,而是希望指出:就韦伯所谓的“生活导引”(life conduct)意义而言,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无疑发挥了作用。为此,我希望建构“家庭责任”(familial responsibilities)的理念型,澄清还有哪些关键因素左右着农民的行动,同时构成小农经济的条件与限制,意外推动多样性水果经济蓬勃发展。
首先“继承家业”的责任让农民不敢轻易抛弃土地。在农村的观念中,土地不是简单的“生产工具”,而是“祖产”,非不得已不能变卖,否则将被斥为不孝。和中国大陆不同,台湾未曾经历剧烈的土地革命,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农民与土地的亲密关系绵延至今。费孝通(2014:163)的分析在台湾农村依然贴切:“土地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对人们有特殊的价值,并且在一家所继承的财产中有其特殊价值。……把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土地卖掉,就要触犯道德观念。这些规则当然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道德压力。变卖家产是件大事,家族内部往往因此心生嫌隙，通常要有更具正当性的理由才能这么做。在农村社会保持相对完整的地区,这类道德压力更严重。
回溯四位农民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何谓“继承家业”的家庭责任。刘大哥是家中的末子,出生时父亲已经六十岁了。由于较他年长许多的兄弟姊妹都已离乡,刘大哥从小就必须帮忙干农活,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升学,不到十六岁就成为专职农民,放弃了到大城市找工作的机会,就这样一辈子待在东势。许伯伯情况不同,毕业后到台北中小企银上班,待遇还算不错。不料1979年父亲生了重病,众兄弟商议的结果,是让身为长子的他回乡照料父亲与田地。那时他已经将近四十岁了，回东势意味着一切都得重新开始。掐指一算,父亲既有的经营方式根本不可能维持一家小康生活,左思右想,非得另寻出路不可:最后他竟成为全台湾第一个成功试种茂谷柑的农民。张大哥工专毕业后，也是先到外地工作,还曾到深圳担任台干。1990年代初父亲的果园经营不善,不断负债,再加上姐姐生病长期住院,一家的经济都被拖垮。这样的情况若是持续下去,恐怕就要走向卖地的结局,张大哥于是毅然回到东势接手这座充满童年回忆的果园。由于缺乏经验，一开始也经过很困难的时期，连孩子的健保费都交不出来。为了节省工钱,甚至用嘴巴含着人参熬夜采收梨子。叶大哥读高中的时候父亲忽然过世,意外继承了土地,但当时根本不可能经营,于是交由长工管理。大学物理系毕业之后他也没有回到东势,而是在外地闯荡。虽然叶大哥人在外地,但心中一直惦记着果园,明白自己总有一天要回来接手。直到三十七岁时,叶大哥才回到东势,投入正值青春期的寄接梨经济。我举这些例子只是想表明，人与土地之间的羁绊(bonds)是真实(real)的: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人们仿佛可以随时抛弃土地追求更高的利润,但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如此,中间包含了太多挣扎与顾虑。忽略这些非经济因素,就不可能理解小农经济为何能够延续至今。
因此无论农业收入多么微薄,农家通常仍会留下必要的人手看顾土地。要是长辈出现变故,可能会召唤长期在外工作的儿子返乡。农民表示，以每户平均耕地面积1至3公顷左右而言,基本上一对夫妻的规模就足够应付,甚至不一定需要专职务农。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半个世纪以来农户数量能够基本保持稳定:虽然农业危机导致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但是持有农地的家庭数量没有大量减少。单就“农业人口数”的剧烈衰退,论定台湾农村已走向凋敝,恐怕太过武断。
表 6 台湾农户数量( 1952—2014)
其次是“经营土地”的舆论压力要求农民不能轻易荒废土地。在当时农村的价值观中,既然继承了一块田,那么如何使这块田产出丰盛的农作,就考验着一家之主的见识、能力与品行。“尽管土地的生产率只能部分地受人控制,但是这部分控制作用提供了衡量人们手艺高低的实际标准。名誉、抱负、热忱、社会上的赞扬,就这样全部和土地联系了起来。……村民根据个人是否在土地上辛勤劳动来判断他的好坏。……这种激励劳动的因素比害怕挨饿还要深。”(费孝通 2012:162)如果土地能够提供足够的收入甚至致富,那么他们不但不必兼业,还能赢得亲戚邻里的尊敬,反之可能饱受闲言闲语。“土地收入”成了最简洁有力的判准,乡民据此评断谁最有本事,而谁最懒惰。道德世界就这样和商品经济联结起来。
妥善经营土地不只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荣誉。因此,在农村危机的恶劣情势下,东势农民仍然认为经营土地是有意义的。在农村的日常生活中,东势农民经常交流水果栽培的问题,还会比较彼此的技术,农艺精湛的农民可以获得众人的尊敬。直到实际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才真正体会到农村社群之间的褒贬评价,如何对一位农民产生深刻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东势农民兼业的比例很高,他们也很少完全放弃“农民”的身份,和专业农同样辛勤耕耘。过去一般将农民的兼业化视为农村萧条的象征,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下述事实:广大兼业农并非毫无生产力与创造力,他们和专业农联手缔造了1960年代以来高速增长的东势水果经济。
最后是“养家糊口”的义务,要求农民充分利用小块土地来提高家庭收入。在小农经济当中,若是全年总收入不能满足最低家庭消费需求，就很难维持家庭的存续,不仅年轻子弟将被迫外出打工,还可能落入欠债、卖地的下场。虽然随着非农就业机会不断增加,农家的收入来源变得多元,然而在穷困的农村地区,即使兼业也未必能够满足家庭基本需求。在农村贫穷化的长期趋势下,无论兼业与否，东势农民无不想尽办法提高来自土地的农业收益。只有在这个脉络下，我们才能理解1960年代末期东势农民的集体转作:假如不愿离开土地,紧迫的生计压力将逼使农民千方百计寻找增加收入的可能手段。除了提高兼业程度,转作水果是另一条可能的道路。
和“资本主义农业”互相比较,可以让我们更了解“家庭责任”对小农经济的影响:小农持有的土地是给定的,而且不得抛弃;即便收入微薄,仍然愿意基于文化情感继续耕作;不必支付家庭成员工资,但也不能解雇他们;就算亏损也不能宣布破产,因为破产即意味着家庭的毁灭相反地,资本的逻辑是谋取最大利润,土地只是生产工具,随时可以离开特定土地追求更合理的利润,甚至放弃农业生产本身另谋他图。而对东势的农民来说,祖传的土地可谓家族荣辱的象征,必须竭尽所能保有它。也就是说,就在农村危机爆发的同时,东势小农却被继承家业、经营土地和养家糊口等“家庭责任”束缚于土地,被迫与农村贫穷化的长期趋势搏斗。
必须知道,世代种稻的东势农民,最初并不清楚转作水果的潜力,他们只是希望提高家庭总收入而已。政府官员最初对此也持保守态度,他们理想中的种植形态,仍然是由农政体制密切辅导的大规模单一外销作物(例如由青果合作社主持的香蕉)。就这个层次而言,1960年末期以来东势多样性水果经济的蓬勃发展,并非缜密计划的产物,而是非预期的结果(unexpected consequences)。转作市场价格较高的水果,本来只是农民渴望提高收入的方式之一,却意外开拓出一条新道路。谁又能预料在城乡收入失衡、大规模离农、高比例兼业的恶劣条件下,东势竟能在短短的十数年内,摇身一变为台湾著名的高经济作物产区。真正推动东势水果经济兴起的,不是“农政当局”或大型企业,而是众多平凡的小农。小农经济展现了惊人的弹性与韧力。
我把这个过程称之为“谋生型商品化”(make a living bycommercialization):在农村贫化的长期趋势中,家庭责任要求农民在不离开土地的前提下,通过商品化的手段增加收入。这是贫穷驱动(poverty-driven)的转作,而非某种企业化的转型,家计逻辑仍然位于东势水果经济的核心。即便彻底镶嵌进商品经济当中,小农经济的“谋生性质却没有根本的改变:农户的优先考量始终是避免家庭的毁灭，实际上对农民而言,商品化就是“想尽办法讨生活”,或者如费孝通所谓的“找活路”。和“维生”(subsistence) 不同 “谋生”(make a living回避了社会科学所谓“自给自足”(self-suffciency)的理论想象,但能表达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生存心态。由于转作水果成功提高了东势农民的家庭总收入,从而避免了农村的无产化,成功度过了农村危机。就这个意义而言,更高程度的商品化维系了小农经济的存在,但既未真正转化它,也没有消灭它。这是一种“没有资本化的商品化”。
比较恰亚诺夫(1996)的和舒尔茨(2006)的理论，可以让我们更了解台湾小农的特性。恰亚诺夫指出农户同时是生产与消费的单位,因此必须提高总收入以满足家庭总体最低消费需求,这就意味着生产者可能需要不断增加“自我剥削”的程度,直到濒临最大痛苦忍受极限为止。舒尔茨则将农民视为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只要能够便利地取得廉价的现代生产要素,他们自然会在市场的刺激下改造传统农业,创造合理的利润。
两种理论都不能完整解释台湾的小农经济。东势果农高度嵌入商品经济,能够灵敏地提升栽培技术水平,甚至不惜频繁转作,不符合恰亚诺夫的“维生小农”的形象。然而,舒尔茨所谓的“理性小农”,不考虑小农经济内部特殊的文化情感以及家计经济的特殊逻辑,同样难以完整解释东势水果经济的兴起。“谋生型商品化”这个概念,相对可以兼顾台湾小农的两幅面孔:以更多商品化的手段满足家庭消费需求。也就是说除了提高劳力密集和自我剥削的程度以外,农户也可能透过转作、技术创新等手段,提高来自市场的收入。当然,我们不排除一些小农在最低家庭消费需求获得满足之后,仍然持续追求更高收入。关键在于,只有将农民诸多经济考虑放在复杂的农村道德世界脉络中(例如家庭责任的压力),我们才能获得较恰当的理解。
四、水果栽培技术的创新
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刻板印象中,小农被想象为无助、被动.技术落后的群体。然而实际走访东势,必然发现台湾果农不只拥有优异的栽培技术,而且具有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在紧迫的生存压力下,农民每天在果园里劳动,所思所想都是如何调整栽培方式,以便提高水果的质量和收购价格。水果栽培技术,不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户收入的高低,同时也是小农的骄傲与荣誉所在。任何一位平凡的东势小农，只要谈到水果栽培问题就会变得滔滔不绝。
水果栽培技术的传播与创新,是东势水果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与过去的印象不同,我们发现在东势的案例中,反应迟缓的农政相关单位只扮演次要的角色，水果栽培技术的传播与创新主要依靠农村既有的“草根人情网络”。
(一)三种明星作物
普遍转作果树之后,东势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逐渐显露出来，多样性水果经济蓬勃发展。东势可以种植的水果种类很多,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水果的市场价格能够高于其他地区。在狭小的台湾内需市场,假若各地不约而同增加产量,生产过剩很容易导致价格崩跌。容易种植的作物往往廉价，显然光是转作还不足以真正摆脱贫穷。
需注意,水果之间也有层级(hierarchies)之分。“明星作物”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单位价格远高于其他果品,其秘诀在于稀少与独特。如果风味广受市场青睐,甚至能够产生品牌效应,协助农民翻身致富。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东势果农凭借精湛的水果栽培技术和创新能力陆续开发出多项台湾前所未有的水果品种,成功协助许多农民脱贫。考察东势著名的明星作物,包括寄接梨、甜柿和茂谷柑诞生的历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台湾小农经济较容易被忽略的一面。
1.寄接梨:退休老师张榕生的研究班
寄接梨(annual grafting pear)是东势农民独立研发的产物。“寄接”(grafting)这项技术由来已久,把不同品种的作物结合起来,有时可以产生奇迹般的意外效果,但要到达符合商业量产需求的阶段,还有无数难关要克服。寄接梨的诞生要归功于少数农民长期不懈的努力,其中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是退休小学老师张榕生。
张榕生是一位小学教师,在当时也算是一位颇具声望的乡村知识分子。1960年代许多东势农民转作亚热带横山梨,相对于贱价的水稻，收入可谓优渥许多。为了就近照顾生病的父亲,张榕生干脆辞去小学教职返乡经营梨园。好景不长，1970年代左右高海拔地区的梨山试种日本温带梨成功,清脆细甜,横山梨在市场上被重新定义为次级水果,加上本身生产过剩的问题,价格更显弱势。农民表示,当时横山梨一台斤顶多才10 元新台币左右(以下均为新台币),温带梨收购价格竟能超过 100 元。居住在低海拔地区的横山梨农,种不出尊贵的高冷温带梨,只能望天兴叹。
异想天开的张榕生，认为只要在亚热带梨树枝上嫁接温带梨的花苞,就能克服地理条件的限制,产生“借腹生子”的效果,在亚热带地区生产温带梨。于是他找来十余名朋友定期开会,有计划地研究嫁接、催花授粉、疏果、套袋、施肥以及打药等问题,并且详细记录果树生长的情况,甚至远赴日本购买不同品种的花苞逐一试验,期盼逆转横山梨农穷困的命运。然而他们的尝试却不受当时制度环境鼓励,政府农业专家也否定了嫁接温带梨的商业价值。加之试验初期产量与质量都不稳定,势必赔本经营,可谓困难重重。更何况,要把一群农民、肥料商、学者、老师、工匠等五花八门的人组织起来,长期无偿地进行一项根本不知道前景在哪里的农业试验，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即便如此,张榕生一行人仍然克服万难,于 1970 年代中期突破了“寄接梨”的栽培技术门槛,并无私地向其他农民推广嫁接温带梨的技术。由于市场价格优渥,寄接梨的种植范围扩张飞快，让许多农民成功翻身致富。1985年以后,东势地区既有的横山梨农基本都转种寄接梨了,横山梨逐渐为农民所淘汰,原本种植其他作物的果农也纷纷抢进。从此寄接梨几乎成为东势的代名词,成了全台知名的“明星作物”。
表 7 全台梨产量( 1955—2014)
由于每年都必须重新嫁接,寄接梨的特色是工序繁复,必须投入相较于种植其他水果数倍以上的劳动时间。但是对农民而言,可能让总收入提升3至5倍的寄接梨,依旧充满魅力。只要高昂的收购价格能够让全年收入维持在较高水平,即便扣除自己的工资以后实质利润大幅下滑(甚至可能亏损),背负养家糊口的家庭责任的小农仍然甘之如饴。在小农经济当中,所谓的“利润”不必扣除自己的工资,“无偿劳动”的经济逻辑是另外一项迥异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特质。
1990年代是东势寄接梨的黄金时期,梦幻般的收购价格驱使广大小农疯狂转作。“古厝开始翻修,成为一栋栋洋房，…果农开着进口轿车,1978 到 1996 年间,栽种寄接梨的果农绝对是高收入户。”(谢东华等:2000:69)张榕生于1992年去世,生前他与一班志同道合的伙伴组成紧密的团队,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研发寄接梨的栽培技术,胼手胝足创造了一个新的产业,成功改善广大小农的经济收入,被当地誉为传奇人物。只是 2000 年以后生产过剩日益严重,收购价格逐年下滑,生产成本却不断攀升,寄接梨终于褪去了明星作物的光环。许多农民又开始思索转作的问题。
2.甜柿:老农黄清海的试验与推广
甜柿最早由农会从日本引进台湾,但真正适宜台湾风土的田间管理方式,却是由黄清海等农民花费数年时间逐步试验出来的。甜刚进入市场的时候,由于台湾人不熟悉这项品种,售价竟与过去常见的涩柿相差无几。经过多年的推广,甜柿摇身一变成为尊贵的高经济作物,在中高海拔地区甚至有取代寄接梨的趋势。
柿子可分涩柿和甜柿两种。台湾原来只有涩柿,1974年和平乡农会从日本引进甜柿,可是试种效果不彰,不具商业价值。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台湾与日本的风土条件不同,找不到适当的栽培方式。一些农业学者找来日本文献照本宣科,往往铩羽而归,甚至无法确定合适的采收时间。黄清海是一名普通的老农,本来也种植亚热带梨,眼见 1970 年代后亚热带梨失去前景,不免寻思其他出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获得了几株甜柿穗,于是独自在自家果园的角落尝试驯服这株来自日本的品种,几年后竟发现可以通过“环状剥皮”强迫果树结果,而且只要勤奋疏花就可以增大果实,大喜过望下,遂逐渐扩大甜柿的规模。此后他不断摸索田间管理的方式,改善了甜柿落果严重的毛病,并且发现在果实八分熟时采收最为妥当,就这样一步步掌握了适宜东势气候的甜柿栽培方法。十年光景匆匆过去,随着甜柿树日益茁壮,黄清海的名声也传播开来,每当有看好甜柿前景的农民前来观摩,他无不大方地传授栽培技术于是1980年代中期左右,甜柿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张开来。
表 8 全台柿产量(1955—2014)
1987 年黄清海成立了全台湾第一个“甜柿产销班”,标志着甜柿的栽培技术即将跨过商业量产需求的门槛。这时黄清海等甜柿农仍旧面临着两大挑战,首先是栽培技术尚未成熟,其次是甜柿市场知名度不高为了克服众多琐细的技术难题,产销班积极与农业学者联系，不断更新种植技术和管理方法,还屡次邀请日本甜柿专家来台示范栽培技术,吸引四方农民蜂拥观摩,一时间蔚为风潮。(黄清海,2004)他们还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数度前往台北推广甜柿,打开了市场知名度。在农民的努力下,甜柿一跃成为收购价一斤可能高达 200 元的高级果品,种植面积飞速扩张,甚至在一些地区排挤了寄接梨。
甜柿从原本水土不服的舶来品,一步一步成为东势最重要的高经济作物之一,中间花费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只有类似黄清海这样不愿或无法抛弃土地的平凡小农,才有可能愿意投注数十年光阴,凭借其对于土地的熟悉以及改善家计的热望,锲而不舍地找出适宜台湾风土的甜柿田间管理方式。无论专家学者还是营利企业都难以做到这点。
2000年以后,随着种植面积不断扩张,甜柿也面临生产过剩的问题。过去不曾遇过的病害、虫害开始流行。农民除了不断引进新品种的甜柿，不断改良栽培方式,似乎也别无他法。
3.茂谷柑:返乡农民许博邦的“豪赌”
茂谷柑是美国学者自创的杂交品种，台湾学者引进后试种效果不佳,因此没有着力推广。不料多年之后,返乡农民许博邦竟自告奋勇取来植株,大量种植,结果相当顺利,茂谷柑大受市场欢迎,掀起新一波转作风潮。于是茂谷柑从原本不见经传的实验品种，一跃而成东势的“明星作物”。
许博邦高中毕业后，如同当时大多数农村青年一样,离乡到台北寻找工作,最后落脚于一间中小企业。1979年,父亲突然生病,五兄弟商议的结果,是让年近四十的许博邦回乡照料父亲与果园。许博邦回到东势之后,仔细核算目前的经济状况,发现若要维持理想中的小康生活,每年农业净收益必须达到新台币 60 万元(不计算自己工资),因此扣除 40 万元左右农事成本,该年利润至少要达到 100万元。以父亲果园的现行经营方式而言,这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接着他又评估了市场前景发现台湾内需市场狭小,主流水果无不面临生产过剩的窘境,除非开发新的品种,否则很难杀出重围。其中柑橘便于管理,又深获台湾消费者喜爱,应当是可以发展的方向,于是他四处寻访,先后尝试了 10 余种新型柑橘,但都不能完全符合商品化种植的需求。
偶然地,许博邦通过农产运销公司的朋友,辗转得知台大园艺系林朴教授手上有一款来自美国的稀奇品种,名为Murcott,是宽皮橙和甜杂交选育出来的品种,1970年代即引入台湾,但在亚洲地区还没有成功大规模栽培的例子。(台南农业改良场,2009)Murcott 相对畏寒,结果期又需要日夜温差,许博邦认为东势的环境非常符合其生长条件,希望引进试种。林朴教授虽然没有这么乐观,却也被许博邦的热情打动,遂协助他展开试验。
1983年,许博邦全力投入他那著名的“豪赌:“一口气就买下二百棵茂谷柑苗,将五分地全种满。”并且不断摸索、试验,希望找出最适宜的田间管理方式。就这样,果树一天一天茁壮,试种情况非常良好,从此台湾又多了一种柑橘。台大园艺系林朴教授根据英文谐音取名为“茂谷柑”,期许这项新品种未来能够“满谷繁茂
新品种究竟能否为市场接受。这才是最大考验。1985年初，许博邦带了6箱茂谷柑前往果菜市场,当时柑一斤不到10元,他却直接开价60 元一斤。面对前所未见的新品种柑橘,大部分行口都持观望态度,只有一家台北行口抱持尝鲜的心态,愿以每斤 45 元成交。第二天,许博邦就接到电话,台北行口表示市场反应良好,希望派员亲至东势买下所有茂谷柑,收购价一斤 50 元。茂谷柑一夕成名,此后收购价格持续蹿高许博邦的名声瞬间响亮起来。“第二年卖到 60 几块,第三年卖到 90 块，第四年卖到120块,村子都轰动起来!”许博邦至今非常得意。茂谷柑在喜怒无常的台北水果拍卖市场,成交价数度突破每公斤200元的关卡简直已成传奇故事。
表9 全台茂谷柑产量(1955—2014)
在高昂收购价格的诱惑下,茂谷柑的版图遂以东势为中心，扩散到邻近卓兰、后里、石冈、丰原一带。云林古坑的茂谷柑也崛起了,到了2000 年左右,种植面积已与台中不相上下。深谙台湾市场行情的许博邦,非常担忧茂谷柑生产过剩的问题。“明星作物的平均寿命只有8年。”许博邦说。为了分散风险,他将茂谷的种植面积减少到一公顷，剩下两公顷土地种植三月桃、温州蜜柑和椪柑,并着手寻找新的品种。2000 年以后,茂谷柑收购价格拦腰砍半,较晚跟进转作的农民不免大感焦虑。
到了 2000 年中期,茂谷柑逐渐失去“新品种”的光环,价钱总算荡入低谷,一些农民又把果树砍掉了。2010年左右,开始有中国大陆的贸易商前来收购茂谷柑,大笔外销订单让市场价格又好转起来。看来茂谷的好前景还能延续一阵子。
(二)草根人情网络
不能孤立地看待农业技术的创新与传播: 1980年代前后东势一系列明星作物的技术突破，与小农经济固有的社会条件息息相关。
东势全面转作果树以后,农会等农政单位再也无法负荷农民复杂且庞大的技术指导需求,功能趋向消极。所幸对经验丰富的农民来说，转作虽然困难,倒也不是无法克服。他们非常熟悉农业栽培的原理，只要抓到窍门,就能慢慢掌握新作物生长的习性,甚至自创独门栽培办法。
一位农民告诉我,果园就像一所学校:尽管亦有贤愚勤懒之别,但农民作为学习者,经年累月在此摸索、思考与实践,通常能自行解决问题,并将土地生产力推到极致——迫于养家糊口的家庭责任,他们必须如此。关键是,当他们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时,是否能有人指点迷津?事实上在台湾农村中,农民虽坚持以家户为生产单位,他们却非孤立的生产者,而是生活在一个历史悠久的、错综的“草根人情网络”当中,即由宗族、邻里和朋友构成的复杂人际网络,大部分农业生产所需的实作知识都能透过这个网络习得。在东势,农民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克服生产技术的难题,往往正是通过这般口耳相传的方法,新的农业技术得以迅速传播。
我并非说东势是一个紧密互助的共同体,情况远非如此:草根人情网络是讲究亲疏远近的私人关系，比较接近费孝通(2012)所谓的“熟人社会”与“差序格局”。人情网络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因此人际关系较为边缘的小农很难获得足够的协助,对于新技术、新品种的反应也比较迟钝。或许可以称此为“技术分享的差序格局”人们更倾向将农业栽培秘诀分享给至亲好友。(杨弘任,2014:145)就此而言,草根人情网络并不如斯科特(2001)所谓的“道义经济”那样紧密与团结,但东势农民也非波普金(1979)所强调的那样全然理性自利。无论如何,草根人情网络促进了农业技术的创新与传播,这是东势水果经济之所以可能频繁转作的重要社会基础。
基本上,东势果农仰赖三种管道解决生产技术的难题。第一,向亲朋好友、街坊邻居请教。这是最主要、也是最自然的管道。农民之间经常私下交流心得,甚至彼此吹嘘、较劲,许多农业技术都是借由泡茶、吃饭等非正式场合四处传播。虽亦不乏道听途说的成分，但更多不符实际的农业技术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淘汰,或被修正。真正倾囊相授的行为并不多见,但农民一般很难直接拒绝熟人的请托。不只是碍于情面,更因为农业技术精湛与否,涉及社群对一位农民的评价,适度地分享秘诀是必要的。
第二,请教农业资材行(苗木行、肥料行、农药行等小店铺),这也是十分重要的管道。农民在购买农业资材的时候,势必询问使用办法，而资材行老板为了招揽顾客,也要使出浑身解数分析气候、土壤、植株等自然条件,满足每位农民的特殊需求。农民会视实际种作的情形,再决定来年是否继续光顾该资材行。如果情况顺利,他们通常会和资材行老板建立私人情谊,大小问题都来讨教。小小的东势镇约有50间农业资材行,可谓相当密集。这些小店铺代表着一层又一层绵密的商业与人情网络。
第三,向农政单位求助(农会、农改场、农试所、大学农学院等)。事实上农民很少这样做,只有少数农民会积极参与相关课程、座谈会、说明会等活动。除了不愿付出额外金钱与时间成本,长久以来农民对这些活动感到陌生与不信任,他们宁可依赖熟悉的人情网络。此外,学术语言并不符合农民的需求,学院的知识习癖更与实际田间管理需求格格不入。何况农政单位的人力不足，以台中农改场为例,专事果树研究的研究员不到5位,不可能应付中部地区复杂多样的需求。诚然,各大农业研究、试验单位等公家机关在农业技术的引介和创新方面,的确扮演了无可取代的角色。不过,这些学院研究成果很难直接落实在乡间,新农业技术必须通过人情网络层层筛选、调整和转译,才能产生实质影响。(杨弘任，2014)
本文无意争辩何者才是“真正”的知识,应该将学院的学院知识和农民的实作知识,理解为不同“形式”的知识。农民的实作知识比较接近格尔茨(2002)所谓的“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其感觉结构、思维模式和言谈语境,虽与深受严格研究方法控制的学术语言存在难以忽视的鸿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知识是无效的。相反地,看似观念陈旧的小农经济,事实上生产效率极高,农民往往比任何专家、学者还要熟悉作物栽培的原理,可以将有限的资源发挥得淋漓尽致。
此外,学院知识和地方知识之间也不是截然对立的，只要通过妥善地转译,双方可以相互回馈,为彼此开拓新的格局与视界。其中,少数杰出农民和资材行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在学院知识与地方知识之间搭起桥梁,使其互相激荡。一些草根农业领袖居功甚伟,他们能与学院精英沟通,同时理解田间管理实况,又身处地方人情网络的核心位置,往往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每一个台湾农业技术突破的故事,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总而言之,即便缺乏政策积极引导以及官方中间组织传播农业技术,技艺精湛的东势果农仍然凭借生机蓬勃的人情网络,展现出极高的生产力与创新能力。
若无草根人情网络的支持,东势的水果经济将缺乏弹性，无法满足广大小农五花八门的技术需求,也就失去了频繁转作以及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和过去的印象不同,东势果农普遍认为农会等农政单位在技术指导方面,少有实质帮助。事实上,台湾农民本身即具有创新能力,他们或多或少都正在自己果园里尝试某些独家做法。正如杨弘任(2014:118)所言:“很多技术都是农民瞎打误撞先做出来的。”对农民来说,来自人情网络的协助更为快速、可靠与有效,既有的农政机构不但行政效率迟缓,而且不理解农民的真实需求。
家庭责任和人情网络是东势水果经济得以兴起的两大支柱:前者迫使农民想尽办法提高土地收入,后者则为农业技术的创新与传播提供了条件。一些农民投入了新品种的开发工作,忍受资本主义企业不可能接受的巨大风险与亏损,只为摆脱贫困的纠缠。就这个层次而言，通过农民的集体努力,草根人情网络大幅降低了水果技术创新与传播的成本催生了多样化的水果经济。而水果经济的成功，又反过来保护了农村多样的文化情感和社群网络。只有同时将家庭和社区的向度纳入考虑,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台湾工业化半个世纪以来，不仅水果的产量和产值高速增长,水果的种类与品种也能够不断增加。台湾的水果产业,不是由大型贸易公司主导的大规模单一外销作物,而是根植于小农经济的多样性水果经济。
历经农村危机的严峻打击,东势小农经济没有就此萧条，反而被逼出了极为惊人的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开发出多项明星作物,将东势打造为全台闻名的水果之乡。东势的多样性水果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下的自然演化,而是在农村危机蔓延、米糖经济解体的宏观背景下,凭借自身固有的社会、文化优势所开创的小农经济出路。我无意夸大东势的经验,无论如何,也许活泼的农村社区、草根社群或合作化组织,都有利于小农经济维持一定的活力与弹性,从而面对商品经济剧烈的挑战。
五、结论
将小农经济简化为某种小规模生产方式,是过于片面的理解。小农经济不是“纯经济”的。也许我们的问题是:怎样的小农经济?其历史与社会内涵为何?尤其在当代,农村的面貌是极为复杂的。拉开历史的纵深,同时考虑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因素的交互作用,有助于我们更进步贴近农民的真实生存处境。
受到特定地理与历史条件的影响,台湾小农经济的面貌当然是极为特殊的:与中国大陆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就社会史的眼光而言,由于没有经历过剧烈的土地革命和集体化农业时期，台湾农村未曾遭遇断裂性的变革。即便历经几个政权的统治与城市工业化的冲击,成形于清代的台湾小农经济仍然绵延至今。我并非说台湾农村毫无变化,相反地,它始终变迁着(缓慢或剧烈)。无论如何,一些关键的特征仍旧顽强地延续下来(或好或坏),诸如浓厚的家庭观念、人对土地的情感、家户生产模式和高度商品化的耕作形态等,不但提供了反思明清社会史争论的绝佳素材,与当代中国大陆农村问题之间更具有丰富的比较意义,协助我们重新理解与想象小农经济与现代经济的关系。
事实上,无论是1960年代的农村危机还是米糖经济体制的瓦解,都没有导致台湾小农经济走向破产与无产化,各地农村反而呈现了多样分歧的发展。在台湾主流的农村史叙事中，由于预设小农经济很难生存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依赖理论,都没有办法充分解释水果经济的崛起,从而忽略小农经济也可能具有蓬勃生产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现实。
东势的经验表明，1960年代以来台湾多样性水果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农业的企业化,而是源于农村长期的贫穷压力;推动商品化作物高速扩张的,不是资本主义企业,而是既有的家庭农场。事实上,自“农村危机”以来,即便城市提供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许多农民仍被家庭责任束缚在土地上,尝试透过转作水果来提高家庭收入,结果避免了农村的无产化。我把这个过程描述为“谋生型商品化”:农民不断转作市场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更高程度地嵌入市场,基本上不是基于资本主义式的营利精神,而是基于养家糊口的生存压力。
关键在于,城市消费市场的快速扩张提供了经济诱因,农村固有的草根人情网络降低了水果栽培技术传播和创新的成本，小农经济展现出很强的生产与创新能力,不但催生出活泼的多样性水果经济,还陆续开发出寄接梨、甜柿和茂谷柑等“明星作物”,大幅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显然,城市的工业化发展不一定会带动农村的企业化转型,都市多样化的饮食消费需求也可能提供小农经济新的生存空间。东势果农的困难主要来自运销方面,若能获得农政体制和合作化组织的积极协助,也许能够避免产销剥削与生产过剩等难题。
本文希望指出,除了我们过去熟知的劳力密集、惯于自我剥削和单位面积很高等特质以外,小农经济也可能拥有很强的农业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多样化的栽培模式。在家庭责任、草根人情网络等农村既有的社会文化基础支持下,小农经济反而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企业难以生存的高风险、低利润的恶劣条件中生存下来,甚至创造合理的收益。
作者系逢甲大学创能学院助理教授，世界经济与产业转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乡村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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