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劳动驱动的集约化形式以五个相互依存的机制为基础。
第一个机制已经由恰亚诺夫阐述过，它的核心是在每个劳动对象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即在每公顷土地上或每头牲畜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同时采用更多的工具和进行更多的投入（这些是恰亚诺夫意义上的“资本”）。这可能导致耕作制度和种植方式的改变，以及对牲畜照料的增加。
劳动力和资本（同样是按照恰亚诺夫的方式理解）的使用，在这里是以一种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方式进行的。
第二个机制是对农业生产过程进行调整。从严格的农学角度来说，农业生产以一系列生长因子为基础，并依赖于这一系列生长因子。这些生长因子包括土壤中营养成分的数量和构成、营养成分的转移、植物根系吸收营养成分的能力、可以利用的水量以及水量在生长期间的分配情况。小麦的种植已传承千年，它包含200多种这样的生长因子，并且有更多的生长因子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而不断涌现。在生产多种不同作物和牲畜（以及作物和牲畜更进一步的相互作用）的复合农场中，生长因子更是多达数千种。
至关重要的是，这些生长因子并非在时间的长河里一成不变：无论是作为单个因子还是作为整体，它们都在持续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它们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受到控制、修正和调整。例如，营养成分的数量和构成通过农民的劳动而得到修正。营养成分的转移取决于犁地，可利用的水量则受灌溉和排水的调节。简而言之，作为劳动过程的一部分，农业生产中的很多特定活动都是针对生长因子的“行为表现”。
产量水平取决于最具限制性的那个生长因子。木桶效应是对这些生长因子作用的经典反映。如果将产量水平看作木桶中的水位，那么它的最高水平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
在实践中，农民总在不断寻找那块“最短的木板”，即那个限制性因子。在经过对农业生产进行观察、理解、重组（最初往往表现为实验的形式）和评估这一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之后，限制性因子会得到甄别和矫正。这将给既有的常规生产过程带来变化，如果成功的话，这种变化会带来产量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旦最初的限制性因子被“补长”，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限制性因子。
寻找最短板以及在此之后的“重构”也是一个生产知识的过程。这是一种实践知识，或者用孟德拉斯的话说，是地方性知识。这种知识通过劳动驱动的集约化过程而展现，这一集约化过程有助于这类知识的培育和推进，同时这类知识也使集约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当具体情境随着每个地方而发生变化时，这一点就体现得尤其明显。
地方性知识具有高度的时空独特性。它是技艺性的，与科学知识（尤其是当下技术至上视角的那些科学知识）具有极为不同的逻辑规则。地方性知识造就了匠人工艺，也成为匠人工艺的一部分。农民是这种知识和工艺的载体。它常常是一种无字的知识，是一种（至今）无法用准确无误的语言文字表述的经验知识。它和技艺紧密联系在一起。
需要指出的是，对改进生产的追求以及观察—理解—重组—评估的循环过程绝不是农民的个体行为。这些活动往往超越个体农场的边界。农民之间可以形成相互沟通和知识分享的广泛网络，可以横跨漫长的时间周期，并且往往会采取特定的劳动分工。这些网络历来就是小农农业的中枢系统，它们传递信息，也从众多不同的网络结点上获取信息。这些网络有时也被转化为乡村社会政治抗争的重要机制。
观察、理解、提出农业生产重组或改进的方案，并对此方案进行评估，这一循环过程主要取决于知识，同时也发展了知识（这里指的是经验性的、实践性的、地方性的知识）。与此同时，持续的调整和改进过程和由此发展起来的知识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技术类型，白馥兰称其为技艺导向的技术。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成功的调整和改进提高了生产过程的技术效率，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同样数量的资源被用来实现更高的产量水平。技术效率提高的关键在于劳动的质量。
第三个机制在于对所利用的资源进行系统的改善。资源可以通过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精心调整的平衡关系而得到改善。这种改善往往是渐进出现的，尽管有时也会出现跨越式的提高，从而出现一种突然的实质性突破。无论以何种方式，这一过程都会带来土壤的改善（通过施用粪肥、修建梯田、修建灌排设施、平整土地、深耕等）、土壤生物的增加（从而提高土壤的供氮能力）、品种的改良（以提高生产率并更好地适应当地环境）（通过长期的选种、杂交和筛选）、新设施的建造（如用来减少收获物的损失）、新品种的培育（通过套作而实现自然杂交、试验和扩散等）、地方性知识的扩大、技艺的发展、新网络的延展等。
在实践中，这种改善往往与前两种机制（分别是在每个劳动对象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以及对劳动过程进行调整）所涉及的活动同时进行。然而，我们必须对这一过程进行单独分析。正是第三个机制（改善）使劳动对象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即第一个机制）。在第二个机制（即寻找木桶的那块“最短的木板”）之后，便是资源的改善活动（第三个机制）。
第四个机制是创造新奇事物，它与前面讨论的三个机制有着密切联系。新奇事物处在已知和未知的分界线上，是一种崭新的实践、洞见或意料之外却很有趣的结果。这类实践、洞见或结果具有广阔前景。但与此同时，新奇事物仍未被人们完全理解。新奇事物是对常规的偏离，与已知的知识并不一致。
借用里普和肯普的话说，新奇事物是“一种能够产生效果的新的配置方式”。数个世纪以来，农民通过创造新奇事物取得了产量的稳步增加。这一过程已经得到充分的记述：叶敬忠对中国农村在后集体化时期创造的新奇事物进行了丰富翔实的记录；奥斯蒂和米洛内记录了欧洲农业边陲地带的新奇事物生产；阿迪记录了南非的新奇事物生产；威斯凯尔克和普勒格则对新奇事物的生产进行了总体论述。
新奇事物往往隐含在地方农业实践之中。其传播可能是缓慢的、有限的。然而，新奇事物也可以由研究者来甄别发现，这些研究者经过试验和进一步的改造，最终将改良的、稳定的新奇事物重新引入农业生产。这一传播途径（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科学家与农民之间的合作）被证明是极为有效的机制。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农业科学开始沿循一条更加由技术驱动的路径。在此情况下，这一传播机制就成了例外而不是常规。当下，农业生态学的发展方向就是构建新奇事物，并将新奇事物转化为应用更广的技术革新。
新奇事物可以是渐进的：不同的新奇方案之间可以相互促进，并带来细微的、累加性的产量增加。同样，新奇事物也可能是激进的：给已有的实践和知识体系带来彻底的改变，使产量水平实现骤然跃增。水稻强化栽培体系（SRI）可以算作这种激进的新奇事物中的一个实例，它是“一系列的实践和准则，而不是某一单项技术，它需要灵活运用，能够应对农民面临的多元的农业生态和社会经济环境”。值得注意的是，“SRI产生于与国际主流的水稻栽培技术相对隔离的环境中”。
事实上，SRI是一位有农学背景的法国牧师亨利·德劳拉尼（Henri de Laulanié）和马达加斯加的水稻种植者共同提出的。它的出现是由于当地资源的稀缺和气候条件的恶劣。直观地看，那里水稻种植过程中的每一步操作似乎都会导致低产。这些过程包括幼苗早栽、株距很大、间歇性灌溉（即土壤干湿交替，而不是淹水灌溉）、使用有机肥（而不是化肥）、不断除草。然而，这些改变聚合在一起却带来产量水平的惊人飞跃，生产成本也大幅降低。因此，水稻强化栽培体系得到广泛传播，在多个国家得到应用。
现在追溯起来，水稻强化栽培体系代表了一种范式的转变：以往的生产模式是在单位面积土地上种植更多作物、施用更多肥料来获得作物高产，水稻强化栽培体系则是对它的彻底摒弃。与绿色革命推动的品种不同，水稻强化栽培体系中的栽培品种以它们的分蘖特征为基础，强调培育丰富的根系。这些生长得更好、更有活性的根系提高了抗旱能力和养分吸收效率，从而减少了化肥的使用。同时，一个有效的土壤有机质供给体系强化了根部和土壤生物之间的有益关系。
SRI是产生于制度化的农业科学之外的实践，是一种彻底的、影响深远的、令人信服而又强有力的变革。它最初受到科学界的忽视，甚至是无情的嘲讽。我会在讨论“幽灵”时重新提到这一点，这个“幽灵”似乎是劳动驱动的集约化过程中最大的制约因素之一，即所谓的“报酬递减律”。
第五个机制是小农农业中关于优化农业生产的独特算法。小农努力寻求可能获得的最高劳动收入，这明显不同于对资本投入最高利润回报的追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尽其所能将其他四个集约化机制一同动员起来。
在恰亚诺夫理论的基础上，我会尝试分两步来解释小农生产中这个根本性的特征。如下图所示，第一步是利用一个简单的生产函数。它描述了物质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如大麦生产，在一个特定时间上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特征。在对生产过程进行调整之后，或者在一些新奇事物被创造出来之后，这一函数可能会发生变化。
但是，我们暂且假定目前的状态是下图所表示的那样。我们假定1个单位的产出能够获得1欧元，同样，1个单位的物质投入需要1欧元。劳动投入（如以小时计算）也是给定的，在X轴的下方。假定1小时劳动（在雇佣劳动的情况下）也相当于1欧元。总成本指物质投入加上劳动投入。
现在，如果大麦的生产是在小农生产单元上进行，如果可能的话，小农的物质投入水平会达到20欧元/公顷，获得58欧元/公顷的产出（位于生产函数的P点上）。为什么？因为只要再增加一点物质投入，就会让他们成为公认的傻瓜：如果将物质投入水平从20欧元/公顷提高到25欧元/公顷，他们需要额外增加5欧元/公顷的物质成本，但只能多增加4欧元/公顷的产出。相反，如果物质投入水平从15欧元/公顷提高到20欧元/公顷，他们增加5欧元/公顷的物质成本可以获得6欧元/公顷的产出。因此，在物质投入水平20欧元/公顷这个点上（或者稍微超出一点），小农会得到可能实现的最高劳动收入（总产出减去物质投入）。在这个例子中，他们的劳动收入就是38欧元/公顷（=58欧元/公顷-20欧元/公顷）。
如果由资本主义农场企业种植同样的作物，那将是另一种计算方法。企业家对实现劳动收入最大化没有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实现所投入资本的利润最大化。最大利润出现在物质投入水平12欧元/公顷（即C点）左右。在到达C点之前，额外收益高于总成本（包括物质投入和雇工成本）；超过这一点之后，额外收益则低于额外成本。在最优投入水平（12欧元/公顷）上，利润是27欧元/公顷（=48欧元/公顷-21欧元/公顷）。然而，投资的最高回报（即最高利润率）却出现在较低的物质投入和劳动投入水平上，因此获得的产出水平也较低。当物质投入水平在7.5欧元/公顷（即C′点）时，净利润是总成本的135%；当物质投入水平在12欧元/公顷时，净利润则是总成本的120%。这表明，理论上小农能够实现比资本主义农场主更高的集约水平。
在上图中，小农生产能够到达P点，资本主义农场主的生产则处在C点或C′点处。这是由于他们的计算方式不同。小农追求的是最优化的劳动收入（总产出减去物质投入），资本主义农场主想要的则是最高的利润（总产出减去物质投入和工资）。第一种计算方式使小农生产趋向于选择P点，第二种计算方式则使企业家倾向于选择C′点。
当然，所有这些只是假设，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会使小农和企业家的生产函数弯曲程度存在差异。这或是由于价格差异，或是由于某项特别的支出，或是由于有利于某一群体的农业政策和支持体系。但关键的一点是，在同等条件下，小农比资本主义农场主的生产集约度更高。
当然，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同等条件”，尤其是在今天的农业领域，小农要与强大的资本集团同台竞技，因此更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同等条件”。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小农和资本主义农场主很少使用同样的生产方法。后者越来越多地采用小农触不可及的技术。这也有可能会模糊“反向关系”，尽管这种情况未必出现。
【本文选自（荷）扬·杜威·范德普勒格《小农与农业的艺术——恰亚诺夫主义宣言》，潘璐译，叶敬忠译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有删节，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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