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恰亚诺夫看来，每个小农生产单元的永动力都源自劳动—消费平衡，也就是家庭的消费需求与家庭中现有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对我们而言，农场家庭的大小是构建农场单元的主要变量，家庭农场必须满足家庭的需求，家庭农场也是凭借家庭的力量才得以建立。”在这个特定的平衡中，劳动指可用的家庭劳动力（也就是能干活的人），消费指要养活的家口。在最狭义的意义上，劳动指生产粮食，消费指去吃所生产的粮食。通俗地说，这个平衡就是关于总生产（包括在市场上销售的那部分）和满足家庭众多需求的总消费之间的平衡，其中家庭的很多需求是通过市场来满足的（用粮食生产挣的钱来支付）。
很显然，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今世界，缺少来自市场的资源是不可能实现家庭和农场的再生产的。没有人能置身于商品流通之外。《鲁滨逊漂流记》只是小说，不是现实。家庭和农场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参与到商品流通之中。
劳动和消费是不可通约的两个方面。但是它们需要达至一种平衡关系，其中的一方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对应存在。没有消费，也就不会有劳动。如果没有消费，劳动也就失去了意义。但是，二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它们之间不是可以简单互换的。劳动和消费需要共同形成一个动态的平衡关系，从而调节农场及其运作中的很多具体特征。
在20世纪初期的俄国，这尤其鲜明地体现在每个农业家庭耕作的土地面积上：“沿着家庭发展的不同阶段，小农农场在这几十年的（家庭生命）历程中……不断变化着规模，它的组成要素呈现有规律的波动曲线。”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要养活的家口越多，耕作的面积就越大。在土地稀缺的情况下，这样的劳动—消费比率的变动会导致集约化或者“手工业、商业和其他非农收入”增加。
劳动—消费平衡并不是支配耕地面积和产量水平的唯一因素，也绝不是决定性因素。恰亚诺夫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家庭不是一个特定农场的规模唯一决定因素。”恰亚诺夫可能是出于教学上的原因，从讨论劳动—消费平衡开始进行阐述。后来，他又提到很多其他附加的和中间的关系与平衡。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恰亚诺夫所说的“小农农场的组织计划”。这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家庭农场中没有一个单一的要素是不受约束的，它们全都交互影响，决定着彼此的规模。”它是一个完美均衡的、相互依存的整体，恰亚诺夫称之为一个完美均衡的“经济机器”，尽管他的用词在今天看来也许有些过时。
要想在农场中顺利实现劳动—消费平衡，需要满足三个重要前提。
第一，小农家庭需要在它所生产的全部价值中得到比例相称的、令其满意的份额。他们劳动付出的任何一点增加，都应该转化为收入的改善。简单来说，劳动所创造的收入要让参与劳动过程的人感到“公平”，且足够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
第二，劳动过程所嵌入的关系要保证劳动场所中的独立和自由。只有小农家庭自己最清楚农场和家庭的确切状况。因此，只有小农家庭自己能够评估（通过内部的对话与谈判，或是通过父权强制）其所需均衡的确切特征。同样，也只有小农农场的家庭自身能够评估他们需要多大的效用，以及能够承受的辛苦程度。恰亚诺夫在《社会农学》一书中明确指出，我们面对的是“独立的生产者，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意愿来经营农场。没有人能插手他们的农场，也无权对他们施加命令”。又及，“没有外部权威能够经营农场……只有对农场了如指掌的直接生产者自己才能让农场顺利运转，或者，如果必要的话，以适当的方式改变农场”。
第三，劳动过程需要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有机结合为基础。直接参与劳动过程的那些人也正是主要决策者（尽管可能存在复杂的代际和性别冲突）。换句话说，劳动—消费平衡排除了对劳动和生产过程的任何外部规定和控制，也排除了形式僵化的“横向合作”。恰亚诺夫用这个词来指称由国家控制的生产合作社，如集体农庄。
20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安徽省的一小波农民开始寻求突破并最终引发旧生产制度的塌方时，这些前提条件及其隐含的劳动—消费平衡的巨大意义再一次涌到历史的前台。中国农民的这一次抗争被内廷（Netting）总结为，“中国的小农生产模式在历经社会主义集体化时代后的惊人复兴”。这些寻求突破的农民用这样的口号来给自己定位：“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一口号反映了小农阶级的典型心愿，那就是在小农与国家之间建立并维持一种在他们看来公平的总体平衡关系。只有当这种总体的平衡关系达到完美均衡时，小农家庭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付出满足自己家庭的生存需求。
作为家庭农场生产机器的载体，劳动—消费平衡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意义在于它澄清了一个事实，即农场的运转和发展不能被视为（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外部关系和外部条件的简单延伸。在讨论农业的政治学或转型过程等主题时，这一点非常重要。小农农场的组织非常具有策略性，小农农场通过评估所需要的平衡关系来对农场的动态运作进行管理，使其尽可能实现这些均衡。小农农场会分析外部的关系和动态趋势，并积极将之转化为农场的实践活动。
套用今天的术语，小农农场是一个平稳运转的“行动者网络”，它娴熟地将土地、作物、牲畜、粪肥、种子、建筑、劳动力、技艺、知识、机器、社会网络（还可能包括林带、草药种植园、乡村旅游设施或农场商店）结合在一起。它是对外部环境、机遇和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农场及其运转方式，也适用于它的发展变化，也就是农场的积极发展方式。
将家庭农场视为一个与家庭中的主要平衡关系相一致的、完美均衡的经济机器，这种理解否定了将小农农场视为一个建立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组合基础上的内在不稳定系统的观点。
马克思将不雇用劳动力的小农称为一种双生的经济人：作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他是资本家；作为劳动者，他是自己的雇佣劳动力。马克思还补充认为，这二者的分离才是这个社会（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正常的社会关系。按照社会劳动分工不断细化的规律，小规模小农农业必然不可避免地被大规模资本主义农场取代。
很多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直言不讳地反对那些宣称小农注定消亡的理论假说。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写道：
将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类型同时应用到小农阶级身上，将企业家、雇佣劳动力和地主这些角色集于小农一身，是一种空洞的抽象。小农阶级的经济独特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既不属于资本主义企业家阶级，也不属于雇佣无产者阶级。他们不代表资本主义生产，而是代表简单小商品生产。
只有围绕明确具体的目标形成一套清晰的行动策略，才可能构建起巧妙平衡的行动者网络。恰亚诺夫问道：“是什么力量将这个系统中的所有要素绑定在一起？”。当然，这股力量来自提高家庭收入的渴望，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却凸显了推动世界发展至今的两个关键点。第一，生产场所是小农家庭为其解放（通过收入的提高而实现，反过来又有助于农场的改善）而努力抗争的场所。第二，这种抗争带来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因此，寻求解放是农业生产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驱动力。
抗争对于提高收入所起的核心作用，可以从农业收入和农场的很多结构性特征（如播种面积、设施和设备的价值、奶牛和役畜的数量等）之间的高度相关关系中体现出来。“小农家庭寻求单位劳动上的最高报酬”，他们为了获得更好的收入而发展农场（如增加播种面积，增加奶牛、公牛和马匹的数量以及用于形成资本的投入）。农场发展得越成功，家庭收入就会越高。恰亚诺夫还写道：“很显然，每年的产量越高，农场家庭就越容易找到用于资本形成的手段。”。
然而，这个循环也受到一些限制，有时甚至是严重制约。首先，它受到家庭可用劳动力的制约。这意味着劳动密集度（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的劳动数量）受到限制。其次，资本密集度（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的资本数量）也受到限制。资本投入不能超越家庭所能掌握的技术水平，也不能超越家庭资本形成的能力。因此，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取决于另一个平衡——辛苦和效用之间的平衡。
【本文选自（荷）扬·杜威·范德普勒格《小农与农业的艺术——恰亚诺夫主义宣言》，潘璐译，叶敬忠译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有删节，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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