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草案）》日前提交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其中一条是拟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根据集体需要聘用职业经理人并提供相应的福利待遇。这一条被认为是撬动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发展的有力举措。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就明确提出，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需要“扶持培养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等”。2019年4月，国家人社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十三个新职业。“农业经理人”作为同批次唯一的农业领域职业入选。浙江省近年来积极推进农业职业经理人的培养和使用。农业职业经理人被形象地称为“乡村CEO”。
2018年，我和同事在河边村组建了“雨林瑶家合作社”。当时的思路是，合作社是全体村民的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就是农民通过客房入股的公司。这样一个经营现代业态的农民经济组织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谁来管理合作社？我和村民讲，在城里的各种各样的公司，都有老板。这些老板都是市场中的精明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能人。但是，他们同样需要很多懂管理的职业经理人帮助他们管理公司日常的业务。在这些公司里有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首席技术官。公司里的总经理或者首席执行官往往都叫做CEO。CEO的名称听起来“高大上”，有一种现代的感觉，而我们在村里成立的合作社往往是，村干部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村里的干部既要做大量政府交办的事务，还要管理村里的各种村务，还要打理自己家里的生计，很难有精力真正投身于合作社的经营业务。为什么河边雨林瑶家合作社不可以聘用CEO来管理合作社的日常工作呢？所以我们在村里选了几位年轻人做雨林瑶家的CEO、CFO和CTO，合作社支付他们的工资。他们就像城里的职业经理人那样管理着合作社的各种日常业务。村里的年轻人做了这些工作，大大减轻了村干部的压力，填补了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缺乏经营管理能力的空白。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这些年轻人也需要长期的培训。
乡村长期以来是“被改造”的对象。在现代化的语境下，像中国这样一个曾经长期以“三农”为主体的国家，现代化的方向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现代生产部门都集中在城市，而且相对于乡村，城市无论在收入、福利还是社会服务上都占有优势。这就造成了人才向城市的流动。与此同时，现代的教育体系无论从知识、技能还是价值观方面都是服务于现代化的。现代部门都集中在城市的情况下，即使有能力的年轻人愿意留在乡村，也常常发挥不了作用、体现不出价值。因此，人才流向工业和城市，也成为了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有出息的人”一定是离开乡村的。这就导致了乡村成为了人才的荒漠。
随着以工业化为导向的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城乡的关系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一方面，尽管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已经下降到了百分之二十多，但是这一趋势还在继续。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仍然具有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在城市化的推动下，乡村的经济、社会文化价值开始回归。这主要是由于城市的过度发展所导致的“城市病”的不断出现，以及乡村的社会稀缺性的出现。因此，推动现代化的战略正在由主要依靠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向新型城镇化。而在这样一个新的语境下提出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共同构成了中国城乡关系的新特征。这一新的战略也正在形塑新的转型战略。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共同推动乡村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空间。乡村旅游、文旅产业、养老休闲等新的业态正在成为驱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新的动能。不断出现的乡村新产业开始提升乡村资源的价值。同时，回归乡村所呈现出的社会价值也在带动一批人回乡、到乡创业和生活。在新的条件下，乡村人才缺乏的问题日益凸显。
可以说在乡村人才向外流动的长期影响下，乡村人才缺乏的问题是全方位的。乡村也很缺乏基层治理的人才。很多地方村两委换届，选拔村里合格的干部都常常出现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通过相应的组织机制选派“第一书记”，选派和鼓励大学毕业生到乡村服务。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村两委干部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乡村同样缺乏致富的带头人。“有头脑的聪明人”都出村创业了。客观地讲，真正能够致富的能人，本身在社会中就是一个稀缺资源。当人才大多都流向城市以后，能够在乡村致富的带头人就更少了。国家制定农村致富带头人的计划，培养了一大批在农村从事产业开发、带动共同富裕的致富带头人。我在西南某地的一个村庄遇到一位种植业的大户，他把农民的土地流转起来，成立了合作社。他过去就是一个搞农产品收购的能人。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讲，这样的人并不多，而且能人有些时候是很难“培养”的。村庄里的村民大多数缺乏市场渠道，也没有自己的组织，因此他们面对市场经营的能力不足，使得他们在价值链的分配中处于劣势。农民们对于他们自己的劣势是了解的，所以很多地方都组织了合作社。但是没有能人的带头，这些由普通村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运转是相当困难的。也就是说，乡村里还缺乏能够经营乡村资产的经营人才。一个村庄的村民组织起来，由政府给予支持，发展成为一个乡村旅游企业。如果这样一个企业能够聘用到职业的经营人才，那么即便没有带头人，由普普通通农民组织起来的这样的合作经济组织，同样也是可以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面向乡村的职业性的经营人的缺乏是乡村人才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与乡村致富带头人不同的是，这些职业经理人主要的工作是乡村的经营管理，比如联系各种市场渠道、进行财务管理、做电商、网上销售，等等。这些技能是可以培养的。也就是说，像在城市里发展起来的企业一样，乡村的振兴同样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来负责运营。这也就是中央的政策、很多地方的实践都开始重视乡村职业经理人的重要原因。
我和我的团队在昆明开展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实验，在安宁雁塔村成立了安宁花巷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这是一个主要经营集体资产的公司。按照实验的计划聘用了一位大学毕业生赵全康为乡村CEO，同时作为村委会主任助理。赵全康又聘用了几位年轻人，组建了一个管理团队，经营村里的咖啡店，并策划发起各种各样的农旅项目。在他的管理下，国庆假日期间，雁塔村第一天的人流达到了9000多人，整个假期公司的收入达到20多万元。当然，赵全康的工作也是在街道和村干部的大力支持下展开的。实际上，乡村CEO并非有了就能马上发挥作用。乡村的经营非常复杂，在很多情况下对这些职业性的经营人才的要求更高。因为他们面对两个社会，一个是现代的市场社会，一个是复杂的乡村社会。我们的学校里缺乏针对这样的目标进行人才培养的机制。所以，乡村CEO在村里工作，往往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失落。
11月26日，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与腾讯为村乡村实验室共同发起了乡村CEO培养计划。这一计划聚焦乡村职业经营管理人才匮乏的短板。基于我们过去在云南展开的实验的经验尝试性地展开乡村CEO的培养。这一计划不可能满足乡村对职业经理人的需要。这一计划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实验，希望通过三年的实验来摸索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养机制。这一计划将围绕着“培养什么样的乡村职业经理人，这些职业经理人将如何在乡村合作社、农民的经济组织以及乡村的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作用”，同时也探索高等教育如何能够更好地聚焦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养。这一计划主要瞄准大学毕业后从事乡村经营性工作的人才，特别是那些在乡村各种组织中有工作经验的和在职的年轻人。
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养只是解决乡村人才问题的一个方面。乡村人才的缺乏需要在城乡融合的新的背景之下与乡村治理人才、乡村致富带头人培养等不同方面的工作联动展开。乡村职业经理人的成长还需要乡村产业兴旺、治理有效、宜居宜业的条件以及涉及到职称、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不断均等化的政策环境。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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