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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红:农民之痛:乡村人情的异化

[ 作者:孙建红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4-09-06 录入:王惠敏 ]

暑期回家,受邀参加了亲戚朋友的升学宴、结婚典礼等活动,即使没时间参加,“礼”也要到位。听父母说,每年花费在送礼上的钱是一笔大数目,人情消费对于经济基础不甚稳固的广大农民群众来说成为了一种新的负担。

不同于城市,乡村是一个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人情社会。几千年来,人情往来不断调整着一个村庄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维持着这个群体的认同感和团结。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以及乡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显著提升,多元化的价值观涌入乡村社会,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逐步向“半熟人社会”转型。在这一变迁过程中,乡村的人情活动亦发生了异化,原本以情感联结与道德责任为核心的人情消费模式,逐渐被新元素所渗透,导致人情消费水涨船高,进而转化为中国农民面临的一种新的沉重负担,即“人情负担”,成为中国农民新的痛点。

一、异化的表现

作为乡村人情往来的一个重要载体,酒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各类活动最终都会以酒席的形式呈现出来,酒席的花样百出及其背后繁重的人情支出正桎梏着村民的正常生活。

首先,人情名目增加。在过去,人情消费活动主要局限于婚姻、丧葬、节日庆典等少数传统社会习俗范畴内,且其范围严格限定在亲友间的礼仪性互赠。然而,时至今日,人情消费的项目呈现出显著扩张趋势,涵盖了诸如乔迁庆典、商业开业、乃至个人购车等多元化场景,此等现象不仅突破了传统界限,更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一种社会风气,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反思。这种趋势直接导致农村地区的酒席宴请活动频繁增加,形成了连绵不断的社交盛宴浪潮,给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带来了沉重负担,迫使他们投入大量时间与资源于此类活动之中。

其次,礼金额度不断攀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社区中的人际交往与情感维系主要通过实物馈赠的形式进行,这一交换行为缺乏统一量化的标准,更多地体现了邻里间的互助精神与质朴的情感交流,因此,当时农村的人情礼俗消费支出相对有限。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当前众多农村地区的人情礼俗消费模式发生了深刻转变,礼金成为主要的馈赠形式,且金额水平呈现出显著的递增趋势。从最初的低额礼金(数元至数十元不等)逐步攀升至数百、数千乃至数万元,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也折射出一种社会心理与消费文化的变迁。

最后,酒席铺张浪费。酒席作为社会交往与经济活动的双重载体,其本质特征之一在于成本往往超出预期收益,从而催生了借贷筹办宴席及随礼的特殊现象。酒席的规模与奢华程度,以及礼金数额的高低,均被视为衡量个人或家庭在社区中“面子”地位的重要指标。在这一社会心理机制的驱动下,即便面临经济能力的实际限制,村民亦常因受到公共舆论压力与攀比心理的双重影响,不得不选择借钱以满足宴席的举办标准与随礼的社交规范,以此维护自身的社会形象与“面子”。这加重了村民个人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在无形中助长了奢侈浪费的社会风气,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与低效利用。

二、异化的原因

一方面,传统面子作祟。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双重推动下,社会思想领域呈现出多元交汇的复杂态势,传统价值观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农民的虚荣心被激发,催生了广泛的攀比现象。在我国独特的人情文化实践中,情感的传递与心意的表达往往依赖于物质媒介,而消费主义的盛行进一步加剧了物质价值的凸显。人情礼金逐渐演变为一种“面子文化”的象征,人们视其为一种隐性的社交“投资”,其目标超越了单纯的金钱回收,更涵盖了深层次的情感回报以及由此构建和扩展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带来的综合利益。

另一方面,过度“讲礼”。中国自古是一个注重礼仪的社会,“礼”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中国人对“礼”的尊崇,体现在对“礼尚往来”原则的坚守上,人情消费作为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常被称为“随礼”,至今仍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成为处理人际关系时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在部分农村地区,人情仪式的传统祝福意义正经历着蜕变,逐渐被一种更为复杂的功利性色彩所笼罩。在这一过程中,“礼”逐渐脱离了其原有的纯粹性,演变成了一种被异化的人情世故工具,承载着尊严、名誉乃至社会地位等多重象征意义。

三、乡村人情的平衡之道

当前的乡村社会依然遵循“熟人社会”的逻辑,过重的人情账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降低农村人情负担”。如何为农民卸下过重的人情负担,让“人情”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内,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首先,加强基层组织的建设与引导,动员社会多方共同努力。朱启臻认为,“政府下个文件,很难除弊。因为农村人情负担问题,多发生在熟人之间,而且具有一定私密性,这会导致公权力无法监督的情形”。因此,要充分发挥第三方主体的力量,组织县、乡、村的干部、各类村民代表以及当地专家学者共同组成工作组,依据村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地方礼俗文化的深厚底蕴以及独特的社会关系网络,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探索适合各地实际的人情交往新模式。包括加大对乡村“面子”文化现象的批判性审视,积极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人情观念与价值取向,倡导以理性和适度为核心的人情交往原则。同时,广泛传播并严格执行乡村文明礼仪规范,鼓励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办事风格,坚决抵制铺张浪费、盲目攀比等不良社会风气。

其次,促进广大农民观念的转变你,构建乡村精神文明。乡村振兴强调的是乡村的全面振兴,其中包括乡风文明的建设。农村人情问题的根本在于村民本身,要促进村民转变价值观念,实施乡村文明培育行动,摒弃将财富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以此来转变村民逐渐异化的人情观念。乡风文明建设可以从村落和家庭两个层面展开,以提升村民道德伦理价值和科学素养为主要内容,以培育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为价值追求,以移风易俗为工作重点。一方面,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导向功能,特别是要激活村民自治机制,鼓励并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到规则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中来,以此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注重提升村民的科学文化素养。通过创新运用现代自媒体平台,结合设立农村文化宣传长廊等多元化渠道,深入传播先进文化理念,提升农民的思想境界与认识水平。

最后,提供普惠性服务,为“礼”和“情”寻找平衡点。人情革新不是要消灭人情味,所以建立一种替代性人情交往方案尤为重要。一方面,在“精简”层面,旨在通过合理调整人情往来的规模与成本,如适度降低礼金标准、缩小宴请规模、优化支出结构等措施,以减轻个体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在“增补”方面,则强调在保持人情温暖的同时,创新形式与内容,如通过村镇干部的关怀慰问、红白理事会的公益服务、集体庆典活动的组织等方式,来弥补因传统方式变革可能带来的情感空缺。这种“一增一减”的策略,不仅能够有效缓解人情消费带来的压力,还能在保留人情味的基础上,推动形成更加和谐理性的社会交往风尚。

在市场经济的侵蚀下,人情逐渐被符号化与工具化,慢慢反噬着整个乡村的社会结构关系。人情消费愈演愈烈,社会风气逐渐恶化,与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建立新的“人情纽带”至关重要。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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