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这一宏阔进程不仅预示着乡村产业、生态与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更承载着赓续中华文明根脉、优化城乡发展格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光明前景。然而，当硬件设施日趋完善、外部资源持续注入，部分乡村却依然面临文化空心化、发展内驱力不足等问题，其根源在于乡村道德记忆的断裂。乡村道德记忆是乡村社会的伦理基因，是乡村社会面对现代化浪潮冲击时，维系自身文化主体性与发展连续性的精神纽带。守护好、传承好、发展好这一宝贵伦理资源，使其与现代化要求相适配，是推动乡村振兴从外部赋能走向内生驱动、从物质富裕迈向精神丰盈的必由之路。
一、乡村道德记忆是乡村振兴的伦理基石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乡村道德记忆的独特价值。乡村道德记忆是乡民在乡村道德生活中形成的关于道德信念和价值、道德文化和精神、道德传统与习俗以及道德事件的记忆。乡村道德记忆通过村规民约、家风家训、仪式习俗等现实载体，为乡村社会发展提供了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用。
乡村道德记忆通过构建共享的伦理叙事，为乡村发展凝聚精神力量。其一，通过传承历史记忆，建立文化认同纽带。乡村共同的历史叙事、英雄故事和先贤事迹，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成连续的精神谱系，强化了村民的身份认同。其二，通过维系地方性知识，塑造特色文化标识。基于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传统形成的村规民约、生产习俗等地方性道德知识，确立了乡村独特的文化边界和生活方式。其三，通过培育乡土情感，增强家园归属意识。乡愁、荣誉感等情感体验与特定人物、事件和仪式相联结，形成了强大的情感认同网络。
乡村道德记忆通过建立非正式规范体系，为乡村治理提供有效支撑。首先，通过内化行为准则，实现自我约束。村民借助道德记忆将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人良知，形成了自觉遵守的行为习惯。其次，通过建立共同预期，促进社会协作。共享的集体道德记忆使村民能够预判彼此行为，进而有效降低了交往成本。再次，通过声誉机制，强化社会监督。在传统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中，个人的声誉是其最重要的社会资本。而道德记忆为评判好坏、善恶提供了公认的价值标尺，这种基于道德记忆的声誉机制能够对个体行为产生有力约束。
乡村道德记忆通过价值引导和情感激励，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一方面，通过情感转化，将乡愁眷恋转化为建设行动。道德记忆承载着个体与乡土之间最深切的情感联结——乡愁，对家乡的深厚情感能够直接驱动村民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另一方面，通过责任传承，强化代际担当意识。道德记忆内嵌着一种深刻的代际责任观念。先辈创业精神和家族荣誉的传承，能够促使当代村民肩负起乡村发展的光荣使命。同时，通过价值锚定，抵御功利主义倾向。道德记忆所蕴含的丰富价值内涵，能够确保乡村发展保持正确的价值轨道。
二、乡村道德记忆断裂已成为乡村振兴的严重阻碍
当前乡村振兴工作面临“见物不见人”、“重形不重魂”的突出问题，其深层症结在于乡村道德记忆体系出现系统性断裂。这一断裂正从三个维度制约着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亟需引起高度重视。深入剖析并有效解决乡村道德记忆断裂问题，是推动乡村振兴从表层建设向深层发展转变的关键所在。
其一，传承机制失效导致记忆延续困难。乡村道德记忆传承面临载体缺失与机制弱化的双重挑战。在人口结构方面，青壮年人口持续外流使得道德记忆失去主要传承对象，农村老龄化加剧导致掌握传统规范的长老、乡贤等“活态载体”日益减少。相关数据表明，部分地区农村老龄化率已超过30%，传统道德记忆的传承面临严峻挑战。在传承方式上，公共文化空间衰败导致节庆仪式、集体议事等传承活动频次骤减，传统道德教育场所和活动大幅减少。特别是在传统节日、农事节气等重要时间节点，缺乏有效的组织引导，使得乡村道德记忆的实践土壤不断流失。这种传承链条的断裂使乡村逐渐丧失文化延续的基础条件，直接影响到乡村振兴的文化根基。
其二，实践场域消解弱化伦理培育功能。乡村道德记忆赖以生存的物理空间和社会场域正在加速消失。在物理空间层面，祠堂、古井、戏台等传统记忆空间或被废弃或被改造，其承载的文化符号意义逐渐消退。部分地区传统公共空间完好保存率不足40%，严重影响了乡村道德记忆的物质载体保存。在社会场域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化生活方式取代了集体交往，传统互助被雇佣关系所替代，道德记忆由此失去了日常展演和社会强化的现实场景。特别是在农村社区改造和集中居住过程中，缺乏对传统公共空间的保护与再造，使得乡村道德记忆的活化利用面临困难。这种场域消解直接削弱了乡村道德记忆的社会化育功能，导致乡村伦理规范难以有效传承。
其三，价值叙事冲突引发意义系统危机。乡村道德记忆面临内外价值叙事的双重挤压。在外部环境方面，全球化、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消费主义、个体主义叙事通过各类媒介持续涌入，冲击了乡村本土价值体系。相关调查发现，农村地区新媒体使用率已超过80%，外部价值观念传播速度显著加快。在内部环境方面，因人口流动和信息分化，不同群体对“好生活”的认知出现严重分歧，统一的伦理叙事难以维系。特别是在代际之间，长者坚守传统价值观念，年轻一代更倾向现代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乡村治理的有效性。这种价值共识的缺失严重弱化了乡村道德记忆的规范效力，增加了乡村治理的难度，制约了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三、以乡村道德记忆赋能乡村振兴新征程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目前已进入关键阶段。在取得显著物质成就的同时，部分乡村地区出现的文化认同弱化、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凸显了乡村道德记忆断裂带来的深层挑战。面对这一挑战，亟需通过系统性唤醒和创造性重构，实现乡村道德记忆的现代转化，使之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
（一）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乡村道德记忆传承体系
通过技术性挖掘与体系化整理，实现道德记忆从“碎片化”到“可编码化”的转变。沉睡于耆老脑海中的口述史、散落于民间的文书契约、蕴含在地方风物中的传说故事，这些弥足珍贵的记忆碎片亟需专业的抢救性挖掘。这要求我们超越传统的地方志编纂模式，积极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如建立“乡村道德记忆数据库”，通过音频、视频、三维扫描等多媒体形式，对道德记忆进行全息化、数字化存档。同时，由专家学者与当地文化精英合作开展“乡村道德记忆普查”，对村规民约、家风家训、仪式礼俗等进行系统性梳理与谱系化研究。
通过空间性修复与场景化叙事，实现道德记忆从“抽象化”到“具身化”的回归。乡村道德记忆的唤醒不能止于文本与数据库，必须回归其赖以生存的物理与社会空间。应当有规划地对祠堂、乡贤馆、古戏台等核心“记忆场”进行保护性修复与功能活化，使其成为承载当代公共文化生活的活跃节点。更为关键的是，要超越单纯的物质空间修缮，致力于构建“可感知的记忆景观”。通过设立蕴含地方伦理典故的村标、文化墙，设计“道德记忆地图”文旅路线，在特定时空复原或创新性展演传统节庆仪式等，将抽象的伦理价值转化为可听、可视、可参与的场景化叙事。
通过主体性激活与参与式传承，实现道德记忆从“被审视的客体”到“主体共建的实践”的升华。唤醒乡村道德记忆的终极目标在于激发乡村共同体自身的内生动力。应当鼓励多元主体，尤其是年轻一代，参与到道德记忆的建构与传承中。可以组织“听爷爷讲故事”等口述史工作坊，举办基于本村道德典范的文艺创作比赛，支持村民自发组建文化传承社团。探索“参与式博物馆”等新模式，让村民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提供者，而是成为策展人、讲解员和创作者，在讲述自身故事的过程中，重新发现道德记忆的价值，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涵。
（二）建立传统与现代相衔接的乡村道德记忆创新体系
通过批判性筛选与扬弃机制，实现道德记忆从“因袭传统”到“择优继承”的转变。传统的道德记忆作为一个复杂的集合体，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与当代平等、法治等价值相悖的落后成分。创造性重构的首要步骤，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现代伦理学的价值尺度，对其进行审慎辨析与批判。这需要专家学者、当地文化精英与普通村民通过伦理对话的形式，共同审视传统规范，明确区分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例如，在重构“孝道”伦理时，应继承其敬老爱亲的核心价值，但同时必须扬弃其绝对服从、压抑子代独立人格的专制成分，将其转化为建立在平等、尊重与情感基础上的新型代际伦理。
通过话语体系与表达形式的现代转译机制，实现道德记忆从“传统话语”到“现代共鸣”的跨越。许多传统道德智慧因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表达方式，难以被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理解和接纳。创造性重构要求将这些智慧从古老的、地方性的叙事语言，转化为能够与现代社会对话、能够被普遍理解的现代伦理话语。例如，将“邻里守望相助”的乡俗转化为“构建社区支持网络”的当代社会实践，将“诚实守信”的商业伦理融入现代信用体系建设。同时，要善于运用新媒体、艺术、公共文化活动等现代传播载体，以更具感染力和参与性的方式呈现这些伦理价值，使其摆脱陈旧刻板的印象，焕发新的生命力。
通过制度性嵌入与治理融合机制，实现道德记忆从“文化资源”到“治理效能”的落实。道德记忆的重构若不能融入现实的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便终将流于形式。因此，其最高层次的转化，便在于将重构后的伦理原则具体化为村规民约的条款、社区治理的规则、经济合作的范式以及公共服务的理念。例如，将重构后的环保伦理细化为村庄垃圾分类、河道治理的具体公约和奖惩措施；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将“义利兼顾”的原则转化为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利润共享的合作社章程。通过这种制度性嵌入，乡村道德记忆才能够从观念层面走向实践层面，真正成为塑造乡村社会秩序、激发内生活力的规范性力量。
（三）全面推进乡村道德记忆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经过系统性唤醒与创造性重构的乡村道德记忆，绝不能仅作为文化景观孤立存在，而必须深度融入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现有机融合。这种融合旨在基于内在价值契合的相互滋养与赋能，使乡村振兴战略获得深厚的伦理底蕴与文化主体性。
在“产业兴旺”层面，活化的道德记忆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伦理赋能”的品牌价值。乡村产业若仅停留在初级产品供给层面，则难以形成持续竞争力；而蕴含独特道德记忆的乡土文化，正是打造差异化产业品牌的核心资源。将“工匠精神”的记忆融入手工艺品制作，将“耕读传家”的传统转化为研学体验项目，将“乡土诚信”的口碑打造为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的文化内核，都能够使其产品价值得到倍增。这种“伦理型经济”模式不仅避免了同质化竞争，更使产业发展过程同时成为道德记忆的传播过程和乡土价值的实现过程。
在“生态宜居”层面，传承的道德记忆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天人合一”的本土智慧。中国乡村积淀了丰富的生态道德记忆，如“斧斤以时入山林”的采伐智慧、“敬天惜物”的节约理念。这些智慧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在乡村规划与建设中，应当充分尊重和保护蕴含生态道德记忆的山水格局、林木水系，避免大拆大建。可以将传统的节水、堆肥等生态智慧进行现代化改良后推广应用，使生态保护成为村民自觉的道德实践。浙江省“千万工程”中的许多成功案例，正是通过激活“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乡愁记忆，引导村民共建共享宜居环境，实现了从环境整治到生态文明的升华。
在“乡风文明”层面，激活的道德记忆为精神文明构建提供“崇德向善”的价值引领。乡风文明建设需要扎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通过定期举办蕴含道德教化的节庆活动、评选体现传统美德的新乡贤、传颂本村的模范事迹，使抽象的核心价值观与具体、鲜活的乡村道德记忆相结合，变得可亲、可学、可行。江西省上高县芦洲乡通过恢复“祠堂讲约”传统，由新乡贤结合现代案例讲解家规家训，有效促进了良好家风的形成。这种基于道德记忆的教化方式，比单纯的理论宣传更具感染力和生命力，能够有效抵制陈规陋习、培育文明新风。
在“治理有效”层面，重构的道德记忆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礼法合治”的柔性支撑。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在强调法治刚性的同时，迫切需要乡村道德记忆所蕴含的村规民约、公序良俗等非正式规范作为有效补充。通过将重构后的诚信、互助、公益等伦理原则具体化为《村民自治章程》的细则，建立“乡风文明评议团”等道德评议机制，能够以远低于法律执行成本的方式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培育村民的公共精神。例如，将“饮水思源”的集体道德记忆转化为保护水源地的具体村规，便能够实现环境治理的高效自律。这种基于道德共识的“软法之治”与国家法律法规形成刚柔并济的治理格局，能显著提升治理效能与公众认同度。
在“生活富裕”层面，转化的道德记忆为美好生活定义“精神—物质”统一的丰富内涵。乡村振兴最终要实现农民的富裕，而这种富裕应当是全面的，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更包含精神生活的充实、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家园认同的强化。当乡民在富有乡村道德记忆的文化环境中，通过伦理型经济获得稳定收入，在有效治理中享有公平正义，在文明乡风中感受尊严与归属，这种兼具物质保障与精神满足的生活状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裕生活”。它使乡村振兴的成果超越了经济指标，升华为一种具有高度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文明样态。
总之，乡村道德记忆与乡村振兴总要求的深度融合是一个双向赋能的过程。一方面，乡村振兴为乡村道德记忆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场域和应用价值；另一方面，乡村道德记忆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持续的精神动力。这种深度融合最终将推动乡村振兴从侧重于物质形态改造的“建设工程”，升华为实现乡村文明进步的“伦理事业”。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5年4期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