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常态下，创新驱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念与战略，不仅对于全国，而且对于一个区域，都是如此。一个区域的创新能力乃至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其所具有的创新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曾经有某课题组把创新要素归纳为8个方面：研发投入、科研人员、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发明专利、技术交易、高技术企业和风险资本，并且以省级行政区为尺度，对我国各区域的创新要素分布及其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为：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和创新要素富集度排名相关性较强，创新要素富集度高的省份都是经济发达地区。
但是，如果我们用一个更小的区域尺度，即计划单列市和地级市为单位，对区域创新要素富集度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并非具有省级尺度那样强的相关性。例如，就一个省内不同的市之间比较，省会城市一般都是高校、科研机构和资本等创新要素富集度最高的地区，但是其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名列前茅，在广东省，深圳市的要素富集度低于广州市，但是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广州市；在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的要素富集度低于南京市，但是经济发展水平都高于南京市；在浙江省，宁波市的要素富集度低于杭州市，但是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杭州市；在山东省，青岛市的要素富集度低于济南市，但是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济南市；即使在辽宁省，沈阳市所拥有的创新要素与大连市不相上下，但是沈阳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则明显逊于大连市；福建省的情况也是如此，福州市所拥有的创新要素与厦门市旗鼓相当，但是厦门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福州市，等等。而在地处不同省份之间的城市，例如西安、武汉、成都、重庆、长沙、合肥等，是我国的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云集重镇，都有一批包括国家“985”“211”重点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在内的一流教学和科研机构，创新要素的质量和数量远远超过以上几个计划单列市和地级市，但是其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低于它们。
那么，原因到底何在呢？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发现：第一，以上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虽然自己直接拥有的高校、科研机构、资本等创新要素并不具有优势，只有深圳大学、苏州大学、宁波大学、江南大学等少数地方性大学和一些科研机构，但是，它们却通过开放的体制与政策，借助外力，吸引了大量包括省内、国内和国外的优质创新要素，为己所用，例如，这些城市都是外商富集地区，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兴办大学园、科技园，吸引了国外以及国内的北京、上海、西安、武汉、南京等国内著名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等著名科研机构在当地设立研发机构，通过这些创新要素的流动，使得每一个城市所拥有的创新要素和实际使用的创新要素不一致，要素流入地区后者大于前者，要素流出地区后者小于前者，从而使得以拥有创新要素数量为依据的创新能力与其经济发展之间出现了不一致。第二，以上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都是沿海开放城市，地处我国对外开放的第一线，无论是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政策上，都有巨大的优势，它们或者是经济特区，或者是国家的各类改革开放和创新示范区，从而既有利于吸引外部创新要素流入，也有利于创新要素发挥作用，提高其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第三，以上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都拥有大批具有很强竞争力的企业，作为创新单元，为创新要素的流入、集聚与发挥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与载体，使得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能够更快、更好地转化为生产力。
而反观西安、武汉、成都、沈阳、长沙、合肥等城市，在以上方面都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他们虽然都有丰富的教育和科技等创新要素，人口平均教育、科技和职称水平较高，科研成果的数量不少，层次不低，获得的国家级奖励毫不逊色，发明专利也很可观，但是，由于地处内陆，投资环境欠佳，资本要素不足，不仅吸引外资困难，甚至本地资本也大量外流，由此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低，企业数量少，产学研衔接不畅，致使优势的教育、科技要素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大量人力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大批科技成果无法得到应用，在这些城市，很少有通过当地科技成果产业化而成长起来的著名企业和名牌产品。这实在是让人扼腕浩叹的创新之殇。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一个地区所拥有的创新要素与所使用的创新要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讲，后者大于前者。导致两种创新要素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要素的区域间流动。从理想的状态讲，当然，如果一个区域的创新要素主要来自本地区，无疑最好，例如美国硅谷主要依赖于斯坦福、伯克利和加州理工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厚教育和科技实力。但是，对此不可绝对化，创新要素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布并不总是均衡的，而是有差距的，而且创新要素在不同区域之间是很容易流动的，对于那些自身拥有创新要素不足的地区，完全可以依靠其他方面的优势，吸引区域外的创新要素流入，为己所用，例如以优厚的待遇吸引人才和研发团队，以优惠的条件使其成果就地产业化。所以，在创新要素集聚上，也要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开放理念。
第二，创新要素是一个集合概念，各种要素之间应该协调和按比例集聚。创新要素包括许多方面，各有自己的特定功能，不仅互相联系和制约，而且在数量上必须按比例集聚，才能正常发挥作用。例如，再领先的科技成果，也需要资本，特别是在其初期前景不明时，更需要风险资本，才能实现产业化，转化为生产力和现实的财富；再优秀的人才，同样需要资本，才能够进行创新创业，否则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在这个过程中，同样需要优秀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一个科研团队需要一个优秀的领路人以把握方向，一个成功的企业更需要一个优秀的领路人以度势决策，他们是各种创新要素的黏合剂。上述经济发达地区，正是由于扬长避短，以某种创新要素优势，吸引其他要素流入，实现了创新要素的协调集聚，形成合力。而另一些城市，虽然坐拥教育、科技优势，但是由于缺少资本、企业家等要素，最后要么科技、教育成果闲置，要么流出，没有在本地发挥作用。
第三，创新要素要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促进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包括自然区位和国家政策等。上述所列举的经济发达城市，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外地创新要素流入并且很好发挥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具有优越的创新环境，包括其自然区位，都在沿海地区，位于对外开放第一线，基础设施完善，进出口便利，为外商首选之地；也是国家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示范区，深圳、厦门是国家第一批经济特区，宁波、青岛、大连是国家确定的计划单列市，苏州、无锡则有一大批国家级开发区，是国家的创新示范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示范区。据此，中央政府给予这些城市全方位的优惠政策和自主权，甚至优于所在省的省会城市。而那些虽然拥有大量教育、科技要素的城市，由于远离沿海，改革开放迟滞，不能够享受优惠政策，缺乏自主权，创新环境欠佳，所以不仅不利于创新要素集聚，而且不利于其发挥作用，造成创新要素浪费。
第四，企业在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中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在众多的创新主体和单元中，企业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一员，它的功能主要在于为科技成果的应用和产业化提供机会和平台，再好的科技成果，如果没有企业应用，就只能停留在获奖阶段，在保险柜中被束之高阁，任其过期作废。上述经济发达城市，凭借优越的创新、创业环境，不仅吸引了大量外部创新要素流入，而且使其在当地实现产业化，一大批高科技现代化企业灿若群星，引领区域产业升级换代和高级化。而上述那些拥有大量教育、科技要素的城市，则缺少把其成果产业化的企业，以致无法实现产学研的顺畅衔接，不能促进经济发展，久而久之，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第五，创新需要不同区域之间的协同。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经济，不同区域之间要发生千丝万缕的要素流动和交换活动，而且，许多经济活动具有外部性，其影响是跨区域的，例如环境污染和治理问题。区域创新也是如此，不仅创新要素可以跨区域流动，而且创新结果也是跨区域的，有些跨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更需要相关区域通力合作，协同创新，才能解决。例如，在京津冀经济圈建设中，对于环境治理、产业布局、交通运输、人口分布等重大问题，就需要3省市协同创新，才能解决。如果各自囿于一亩三分地的狭隘眼光，进行封闭式创新，这些问题恐怕永远得不到解决。因此，要大力提倡和推动跨区域协同创新，各个地区都要扬长避短，分工合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不仅可以在整体上提高创新效率，而且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协调发展。
(作者简介：夏永祥，男，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区域经济评论》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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