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资产治理的金融创新维度
——基于张家界市案例分析
农村集体资产治理，有利于进一步界定其产权边界，降低资产的市场缔约成本。村庄是乡村振兴的基本单位，整村运营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而整村运营的前提，则是清点村集体资产，为村外的社会资本、服务团队以及其他市场化组织参与乡村振兴降低交易成本。社会资本如果与农户一对一谈判，其交易成本则会显得极端高昂，导致项目合约难以缔结。因此，农村集体资产治理，能够进一步理顺其权利边界，为盘活农村集体资产提供了制度基础
农村集体资产属于集体经济的范畴。周其仁教授认为，中国的集体公有制既不是一种“共有的、合作的私有产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国家所有权，它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农村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中国集体经济的产权属性，并没有因为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得以改变，只是国家的控制方式、监管形式、管控内容有所改变而已。例如，农民不能随意使用集体资产进行市场化交易。农民耕种的粮食用地，不能够随意“非粮化”、“非农化”。当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多年来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累积起来的财富也应该属于集体经济。农村集体经济的产权结构导致其委托-代理问题日益突出，作为村集体资产的代理人，某些村委负责人及其他相关利益者则可能利用其合约缔结中的信息不对称，侵入产权体系，并因此滋生腐败，形成不正之风。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张家界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中，存在如下问题，影响了农村集体资产进入市场，形成新的生产力。第一，农村集体产权的脆弱性可能导致长期投资激励机制的缺失，也可能会激励投资者的短期套利行为。这在张家界的农村是很典型的。第二，我们发现，农村集体资产进入到市场以后存在价值跨期交易问题，所有的价值跨期交易和跨空间交易都存在着时间差，而这个时间差往往是用金融方式或者金融技术来支持，但农村资产资本化缺乏金融技术，导致其治理逻辑混乱，从而引发治理缺失。因此，思考乡村财富治理时，必须引进金融技术，否则难以达到预期。第三，由于存在委托代理机制，财务管理机制以及使用范围边界模糊等制度缺陷，所以农村集体使用的决策和村级债务的形成就亟需新的治理机制。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村级债务，为什么会以办理村务为名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为什么能够擅自处理集体的财务，甚至可以用集体的名义通过一些手段进行利益输送，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进入合约设计，将不同利益者的利益纳入金融合约中，从而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第四，集体“三资”边界不清晰，缺乏规范的管理制度，农村集体资产治理普遍失序。存在非法征收、侵占，在集体资金使用方面谋取私利，一肩挑干部专行独断，缺乏监督等，这些都会导致这些问题的产生。
村集体资产管理存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农村集体资产治理的顽疾。为进一步破解村集体“三资”管理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近年来，张家界市各县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能定位，严格落实“四访”工作机制，统筹“室组地”监督力量，不定期采取委班子成员带队、县乡两级纪检干部参与，分片分组深入村（社区）开展监督检查，重点查找村干部违规承揽工程、违规套取项目资金、违规低价长期发包村级资产、私设“小金库”、违规举债等等问题。例如，2023年以来，慈利县纪委监委持续延伸基层监督触角，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作为重点监督内容，督促相关职能部门采取开展驻场排查、全面起底问题线索等举措，助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规范有序，切实守好村集体家底。慈利县纪委监委督促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县农村经营服务站联合成立县级“驻场排查”小组，重点对零阳街道、高峰土家族乡等9个乡镇（街道）20个村（社区）开展了驻场排查，推动立行立改突出问题41个。共立案15人，处理处分26人，追缴退缴资金133.48万元。
农村集体资产治理中存在委托-代理问题。桑植县纪委监委以“室组地”联动方式组织开展“入村亲农”调研督导，检查组发现该县马合口白族乡青峰溪村在扶贫期间发展的村集体莓茶产业，存在后期承包协议签订极不规范的问题，协议中规定租赁期间，承租方仅需向群众支付300元/亩/年的土地租金和土地复垦费用，未对村集体收益进行明确。张家界永定区某村有50多亩水库，这个水库的资产价格如果放在张家界农村资产交易平台挂牌定价是5万元/年，本来已经有人挂牌了，第二天该村文书将其挂牌撤了，其村支两委用1万元的价格承包给了另外一个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挂单与撤单这件事情上，里面肯定是有我们难以知道的猫腻。如果不通过市场，农村集体资产定价就可能成为某些人的私下勾兑，其治理效率就会很糟。而通过市场提高农村集体资产治理效率的前提，是市场边界要突破村组成员交易的藩篱，将其置于统一的市场体系和城乡融合的视角里来思考。通过城乡融合把人才、土地、资金、技术这些要素进行重新的组合，使之成为财富创造的源泉。
如何实现农村集体资产的资本化，通过金融方法来治理农村集体资产，这里讲几个在张家界观察到的具体案例。
第一个是张家界慈利县金秋沙糖桔的案例。慈利县农业经济不发达，土地回报率不高，特别是多年前引进的40万亩温州柑橘，市场已经饱和，每亩年产值不到3000元，有时甚至覆盖不了采摘成本。盘活这40万亩柑橘园，提高柑橘园的亩均收益，关键是通过技术替代，引进新的柑橘品种。但是，橘子的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需要大量的资金以应对投资金秋沙糖桔3-5年之后才能挂果所带来的时间成本。慈利县的农民企业家李红波主要通过经商积累资金，住房抵押贷款以及橘园经营权贷款等方式解决了长期资金的来源问题。李红波根据张家界慈利县的资源禀赋，从北京农科院引进了金秋沙糖桔这个优质品种，以替代已经没有市场竞争力的温州柑橘，通过7年多的努力，李红波目前种植了1800多亩金秋沙糖桔，今年还没有采摘的果子已经预售完毕，每亩纯利在18000～20000元，总利润将会达到3000万元以上。而且，在李红波的影响下，慈利县种植了17000多亩金秋沙糖桔，大大提高了慈利县土地的回报率。李红波的经验是将农业资源、城市技术、企业家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通过市场盘活资产，经营主体将实现土地等集体资产效用的最大化，例如，很多慈利县种植金秋沙糖桔的经营户，为了降低3-5年的挂果期限所带来的风险，他们在橘园进行了土地套种，充分地利用了土地经营权。
第二个案例源于整村运营。卓尚勇曾经是张家界慈利县东岳观镇北平村党总支书记，2023年换届卸任。在任期间，他主持修筑了全村路网，并实现了主干道的沥青全覆盖，支线全部建成水泥路。而在十多年前，这个村的土地撂荒面积达到了40%-50%，甚至有人说到达到了60%-70%。当时卓尚勇开矿赚了钱，决定将其人生的第一桶金反哺农业。首先，他开始逐步把村里撂荒的土地流转过来，并对土地进行整治。当时流转了4000多亩耕地和1000多亩“四荒地”。其次，通过对土地进行整治之后，他主要发展黄金茶与金秋沙糖桔。一是整修茶园，以黄金茶的名义在全国销售；二是从李红波那边引进金秋沙糖桔。无论是茶叶还是金秋沙糖桔，他的目的是准备作品牌农业。通过延长农产品的产业链，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并因此形成比较稳定的收入流。一旦农产品产业链形成之后，他将会将流转到手中的土地实现“租改股”，将从农户租赁的土地转变为农业生产企业的股份，从而将土地退还给农户，从而改变其治理机制和组织方式。卓尚勇的“租转股”是在农户风险承担能力与产业规模发展的约束条件下，将农户损失降低到最低点的最优选择。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农民的技术创新的。张家界永定区的童军是湖南耕心自然农园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主要从事有机农业与功能大米的生产与经营。通过与湖南农大、农科所等高校和专业机构合作研发，童军建立了一套完整、成熟的生态有机农业技术体系，形成专利20多项，其企业被评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湖南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童军的耕心农园公司在张家界种植1300亩有机水稻、2300亩有机水果、300亩有机茶园，全部采用独特的生态有机种植技术防病虫害和控制杂草生长，施用自研有机菌肥替代化肥，彻底摒弃农药、化肥依赖型农业生产方式，实现了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减少农业污染，避免化肥产生的碳排放，具有典型的环境效益。此外，童军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1）提供就业岗位。耕心农园公司现有职工和科研专家43人，为农民提供了研学管理、后勤管理、厂区管理等多种岗位，平均工资为3000元/月。此外，在农忙季节，耕心农园公司招聘当地农民“打零工”，从事粮食种植、收割、加工以及榨油等等临时性工作，酬劳标准为80-120元/天不等；（2）支付农地流转租金。耕心农园公司支付给农户的农地流转租金为300-600元/亩/年不等（流转价格因农地质量而有差异），为农民提供了增收渠道；（3）与农户之间股权分红。耕心农园公司的生态农业产业链覆盖了黄牛、黑猪生态养殖。在生态养殖方面，耕心农园公司与当地农户之间采用股权分红合作模式。耕心农园公司与合作农户之间按80%、20%的比例分配销售收入，激励合作农户精细管理、提高养殖质量。通过土地流转，使之与其先进技术与先进的经营理念结合，能够提高农地的生产效率，并创造财富积累，并自从基础上实现了农业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分享。
童军正在实践的一个最牛的项目是建立了一个拥有五六百个品种的老水稻种子仓库。通过每年将其复壮提纯，逐步培育出了不同的功能性水稻种子。有糖尿病的患者都知道，吃了大米以后血糖会升高，但吃了童军先生种植的米，其血糖不会升高，从而为糖尿病患者提供了福利。目前，童军的公司已经与张家界农科院进行了深度的合作，进一步地开发这个种子。
总之，我们要进一步改革农村治理机制，关键是提高农村市场的配置能力。通过金融技术将不同的要素组织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并形成“财政+科技+金融+企业”的新模式，通过“融智、融信、融通”的渠道，促进创新链、产业链的对接，从而实现资源共享。另外要进一步改革现有农村资产的交易机制，提升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的功能地位，改革财政支持方式，组建乡村振兴基金，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构建数字平台，探索三资三化的新模式，以数字技术为底层架构，加速城乡融合，实现农村集体资产与城市资源的要素结合，从而改变农村农业资源的禀赋结构，激发农民的企业家精神释放，形成新质生产力，为现代农业体系化提供内在动力。
作者系中国农村发展学会乡村治理专委会委员、长沙理工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教授；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4年第3期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