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亚平:从历史大趋势与时代大方向来审视当前农业农村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工作确实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也呈现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产业增效缓慢、农民持续增收困难、农村社会发展艰辛。针对这一严峻形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我们就曾积极主动地进行了一系列的积极探索，如延长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调整产业与产品结构、减轻农民税费负担、实施种田财政补贴、扶助“龙头”企业、培育新型主体、鼓励土地流转、支持规模经营等诸多办法，希望能够开拓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这些努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三农”问题走向恶化的脚步，但从整体看，上述做法也显现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性与片面性，没有真正转化成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持久“动力”。

为了促进经济社会平衡、健康、协调、持续发展，历届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问题，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与优惠政策不断增加对农业、农民、农村的支持与扶助。近年来，国家每年用于“三农”领域的各种财政支出已经高达万亿元之巨。据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同志估算，2019年，全社会各路径的支农资金总额已经达到5万亿元，几乎与同年度全国农业农村所创造的GDP业绩打了个“平手”。

然而，即使国家与社会各界给予了如此史无前例的强大支持，农业凋敝、农民溃散、农村衰败的势头在绝大多数地方仍然相当明显甚至非常突出，包括土地、资金、人才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如一江春水般向非农领域流淌，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现象十分普遍。统计局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农村人口为8.75亿，2018年降至5.6亿，20年间减少了3.15亿。如果按湖北省一般自然村150人的规模来倒推，等于已有200万个村庄消亡。今天的乡下，很难再看到当年鸡鸣狗叫、儿童戏闹、耕牛悠悠、饮烟袅袅的“乡愁”景观。传统的农业农村工作正在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

关于农业农村发展之所以遭遇严重“瓶颈期”的原因剖析，多年来一直存在各种纷争，“口水战”不断，但主流看法还是“内因论”。如资源与环境约束问题、组织化程度低下问题、生产方式与增长模式陈旧问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调问题、科学技术推广乏力问题，还有金融政策供给不配套、社会服务体系不完善问题等等。这些诸多因素的综合发酵，必然导致我国农业产业的弱质性、农民群体的弱势性和农村社会的封闭性，从而无法培育与依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韧劲走上一条内生型的发展道路。

唯物辩证法讲究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眼睛朝内看，从自身挖“病根”、找“短板”，深刻剖析存在的各种缺陷与不足，从而寻求破解危机、走出困境的有效路径，这种方法应该无庸置疑。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需要根据时空条件的变化状况来具体分析。“内因论”看起来符合逻辑也有道理，但细想起来其实不然。

如果把世界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联系起来综合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当前我国出现的农业凋敝、农民溃散、农村衰败以及农业副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等景况，并非就是农业产业“不争气”或农民自己“惹的祸”。进一步讲，改革开放以来“三农”形势的不断严峻化，也不是地方政府没有积极作为，更不是国家领导层决策失误，而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三农”之外的原因，即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这一时代浪潮冲击下的必然产物，属于现阶段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亦是世界先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曾经遭遇过的历史故事。

自工业革命以来，以机器为手段的社会化大生产在经济发展中不断创造出新业态、高科技、资本密集、管理先进、市场广阔等各种优势，加之绝大多数工业产品都可以在工厂化的时空条件下进行加工生产，丝毫不受区域地理和日夜晴雨的环境影响，更无需考虑春夏秋冬的季节变换，只要按照一定标准即能够程式化地反复操作。所以，工业经济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在突飞猛进地增长，始终雄居于国民经济各产业领域比较效益的“制高点”。

农业则不然，很大程度上属于“生命工程”，劳动对象主要是动植物，具有区域性、季节性、周期性、分散性等明显特征和内在规律，且极易受到地形、地貌、环境、气候、旱涝等严重制约，只能在自然界即“老天爷”给定的环境里进行各种作业。不仅难以规模化经营，也不利于社会化协作。因此，生产资料细碎化、资本与科技含量低、投入大、收益小，抵御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能力弱等与生俱来的许多缺陷性，使得自身的生产力水平与工业产业形成巨大悬殊，最终必然在竞争之中形成“落荒而逃”的悲惨格局。

从人性与人权的角度讲，18世纪起源于英国并蔓延至欧洲的“圈地运动”，其血腥掠夺农民、疯狂摧残农业、恶意破坏农村的罪恶性质当然不容抹杀，这也是英国都铎王朝与议会以及欧洲各国统治者当时都坚决地反对圈地运动的主要原因。但是，受经济比较效益驱动的“羊吃人”过程创造了两个客观后果：一是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市场化了的廉价劳动力，有效地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二是造成了广大农村耕地资源的高度集中，适应了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的内在要求。而这两条，恰好为后来英国和欧洲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基础保障。

城市化也是传统农业与农村社会的“掘墓人”。城市的突出优势在于交通便利、商贸繁荣、人口稠密，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齐全，有利于各种生产要素与社会函数的聚集、培育、流通与配置，导致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与城市在发展进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越来越投机，越来越融洽，可谓如胶似漆、密不可分。

20世纪以来，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的不断提挡、转型、升级，整个社会的人口和财富都在加速向城市集中。世界各地的城市数量不仅呈几何倍数在急剧地增加，而且出现了超级城市、特大城市、城市圈、城市群等很多新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由于城市作为国民经济超常规发展突破口、增长极和中心舞台的主要功能与核心地位日益突显，故城市化必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可阻挡的澎湃大潮。

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或从农业领域转移到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领域，本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也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自然现象。现在的城市越来越绚丽多姿、繁华似锦，到处充满了活力与诱惑，不仅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普遍高于偏僻闭塞的农村，而且还蕴藏着许多能够改变农民贫穷命运以及挤身于上层社会的奋斗机会。对于长期饱受城乡二元化治理体制之苦的中国农民来讲，跳出“农门”吃“商品粮”做城里人，一直都是绝大多数乡下人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高光理想。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人口不断地涌入城市既是不以政府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更是农民群众向往美好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

市场化是指以市场作为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一种基础性手段的状态。主要方式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自由竞争为路径，目标是实现资源充分合理配置和效率最大化。但是，自由竞争看起来公平正义，实际上始终是残酷“丛林法则”的“挡箭牌”与“摭羞布”。弱质的农业产业和弱势的农民群体在强大的第二、第三产业面前，就像手执大刀长矛的美洲印第安人与洋枪火炮武装的欧洲殖民者对抗，纵使殊死一搏，结果也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同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资本最喜欢投入规模大、回收周期短的产业领域，即流动性越快便越能赚钱。相比之下，农业的流动性慢，回报率低，风险性高，当然得不到金融资本的垂青。这也是在市场化条件下农业农村为什么持续萧条与不断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蓬勃兴起，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农村便从此厄运当头，辉煌不再，并且一路坎坷，危机四伏。200多年来，不光是恩格尔系数在不断地走低，就连农业在GDP总额中的占比也一直在持续下降。1978年，我国的农林牧渔业占GDP总额为28.2%，2019年则大幅跌至7%。如果仅从数字看，很难再说农业还是国民经济无可替代的重要基础。现在，无论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也不管传统的个体农户还是新型的经营主体，凡属务农的劳动包括种植养殖活动一般都呈现出不断内卷化的颓势。就算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先进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农业经济看似繁荣昌盛，实际上也都是依靠政府特别优惠的政策扶助，包括各种名目的大量财政补贴，才能艰难地维持其生存和发展。

通过对全球历史大背景和时代发展大趋势的深入分析，不难看出，中国农业凋敝、农民溃散、农村衰败之严峻状态的逐渐形成与不断加剧，完全属于时代前进与社会发展中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新冲击。甚至可以说，面对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空前挑战，传统的农业经济与传统的农村社会已经“病入膏肓”，整个制度系统皆不能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的发展要求了。

世界性的实践充分证明，人类社会发展已经昂首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分析判断“三农”工作所面临的各种困难，研究制订有关宏观政策，都必须充分地承认和尊重这一重要的客观依据。如果我们对形势认识不清，方向把握不准，思想观念墨守成规，领导方式也不能与时俱进地创新，就算我们通过“举国体制”实行人力、物力、财力的大投入，传统的农业农村也未必能够重现“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良辰美景。如果我们抓不住矛盾的要害，再多的“红头文件”也无法落地操作，再多的投入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结合当前各地在推行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带普遍性的问题，恐怕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一，地方在农业农村工作中所遵循的一些原则和坚持的一些方略具有计划经济时期的“遗传基因”，在整体上明显地表现出重微观、轻宏观；重战术、轻战略；重人力资源利用、轻制度改革创新等缺陷性，给人一种“埋头拉车不看路”的感觉。这种看似“实干苦干”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实际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搞法，很容易陷入“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的低效局面。

二，一些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包括后来的美丽乡村建设，以及各地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探索与总结的一些经验，很大程度仍属于城乡分治意义上的陈旧套路，指导思想与目标追求总是在农业农村内部各种要素再配置上做文章，希望依靠政策的倾力扶助，打造出一种内生型的力量将“三农”这盘苦棋走活。但由于这些政策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大趋势有悖，最终恐怕很难形成真正地突破。

三，领导农业农村工作一以贯之的还是传统“老三样”：“为民做主”、“大包大揽”与“人民战争”。主要套路为大员上阵、分兵把口、单位承包，层层签订“军令状”、级级设立“指挥部”、人人具结“责任书”，体制内几乎所有的干部与职工都被卷入到其中。这种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一般都把“游击战”打成了“阵地战”；把“持久战”打成了“闪电战”，而且往往要求在本任期之内能够“毕其功于一役”。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三农”问题的产生、嬗变和日趋严重化，“病根”并不主要在农业农村本身，而在城乡分治的社会二元结构以及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农业农村领域生产要素向城市日趋大规模、超常规、爆发式、溃逃性的单向流动，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今日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与发展程度的不充分，也说明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在制度上仍然处在相互分割和相互对立之中。要想彻底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我们应该顺势而为，即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制度体系为突破口，及时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以实现农民市民化为具体目标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上来。重新评估农村的社会定位与功能作用，彻底改变农业的存在形态与发展方式，大规模减少农村农业人口，不断释放生态张力和文化价值，促进农业农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为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与拓展开辟道路。

我们认为，国家推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精髓，不是以历史上某个阶段的农业农村发展状况为参照物，形成一种农业繁荣、农民富裕、农村进步为主要内涵的具体指标体系，而是面对不断衰败的传统农业和日趋落后的传统农村，通过一系列宏观政策的科学调整和各个微观领域的克难奋进，努力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积极主动地去适应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滚滚潮流。因此，乡村振兴的核心追求和终极目标，就是要尽快脱离中国几千年来传统农业农村的故道，走上一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之新路。当然，这个宏伟目标需要我们通过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奋斗才能实现。

孙中山先生曾经强调过：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面对农业农村工作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任务，我们必须认清当前工业化、城市化这个历史大趋势、时代大方向、社会大格局，正确分析、具体解剖、科学判断我国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状况、本质属性、主要特征及其何去何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换观念，审时度势、因地制宜，按照习近平同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新理念、新路径来探索、谋划、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融合发展、和谐发展的新框架和新格局，以切实推进农民素质的全面改造，农村产业的全面创新和农村社会的全面转型。

(作者系《中国乡村发现》学术委员，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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