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提出：
所谓政策诱致性贫困陷阱，是指在扶贫政策的诱致下，部分脱贫户（贫困边缘户）对政府依赖思想严重，发展内生动力不足，返贫风险很高，形成了一个“贫困——扶贫——依赖扶贫——返贫——再扶贫”的恶性循环。
一、政策诱致性贫困陷阱理论提出背景
思考政策诱致性贫困陷阱问题好几年了，以前没有向大家汇报，是由于脱贫攻坚处于爬坡吃力阶段，担心表述不当会影响到同志们的工作士气。
目前，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彻底改变了贫困地区的面貌，我国脱贫攻坚已经取得重大历史成就。
然而，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党中央作出了“脱贫摘帽无法保证一劳永逸，刚刚实现脱贫的地区和群众还存在着返贫的风险”的科学研判。为了警醒各位第一书记和乡、村两级干部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避免把问题当作成绩来总结，我今天提出政策诱致性贫困陷阱理论，希望能够抛砖引玉，鞭策同志们“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脱贫成绩，继续坚持人民至上、以人为本，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脱贫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
二、平凡故事诠释抽象概念
扶贫路上风景无限，百乡各异；基层矛盾错综复杂，千村一面。十年的乡镇长任职经历，每一天都平常、平凡，而回顾过去10年工作，每一个平凡又弥足珍贵。
接下来，我通过三则平凡工作（生活）往事，让大家认识到，政策诱致性贫困陷阱其实已经深度困扰着每一个乡村，只是我们习以为常，无视它的存在罢了。
各位第一书记饱经驻村入户风风雨雨，扶贫工作经验丰富，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欢迎对以下思考提出宝贵完善建议。
1、“评不上贫困户连街都没脸上！”
2017年仲夏，玉米吐穗土豆花开，又是一年风调雨顺好年景。一个早晨，村民李二女风风火火进入我的办公室。李二女和丈夫张生小都是我的老熟人，夫妻俩是十里八村公认的敦厚实在人，营务着60多亩耕地，农闲时做些小本生意。
“任乡长，你来乡里七八年了，我从来没有求你办过事……这次，你无论如何也得帮我。”她的声音悲伤，我不禁一惊：“出了什么事？”
“就因为我家有辆面包车，村里不让进贫困户。那是生小花5000块钱倒腾来的二手车，冬闲时转村里卖些年货，贴补家用，这也有过吗？任乡长，我们把面包车卖掉，你和村里打个招呼，给我们也享受个贫困户……”
“评不上贫困户，让我成宿睡不着觉，现在连街上都没脸出去了！”李二女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
我把门打开。院墙下，四位副乡长面朝我的办公室，屏声静息，脖子长长……
近年来接待过大量涉贫上访，问题千篇一律：评选不公正！而证据也很单一：自家没能被识别为贫困户。让我深感忧虑的是，许多农民因为评不上建档立卡贫困户居然觉得“很丢人”，甚至于“连街上都没脸出去”。2015年以来，持有此类思想的农户比例在显著逐年上升。
一位村支书曾神侃道：“现在评不上贫困户连老婆都不好娶”，我批评他“嚼蛆”。然而，村民争当贫困户，却是农村不争的事实。
这就是政策诱致性贫困陷阱的具体表现形式。
2、“傻子才不想当贫困户！”
当不上贫困户居然感到丢人！我曾一度据此认为农村居民道德滑坡了。
2018年，我登门拜访了一位乡村“智叟”，他是我的同学，经营着一百多亩耕地，还领办了一个农机合作社，对“三农”问题颇有独到见解。
坐在农家炕头，我提出了自己的困惑：为什么老百姓争当贫困户？
他反问道：“任乡长，你是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别卖关子，都说说。”
“假话：就是每一项扶贫政策都落实得非常好，群众很满意……真话：就是不少好政策让你们给糟蹋了。”他觉得用词欠妥，又补充道。“当然不是你一个小小的乡长能背得动这个锅，是整个基层行政体制出了问题。”
“一些扶贫工作贪大求洋，走极端，不出问题才怪！你比如移民，能说移民政策不好吗？不能！但绝不是规模越大越好？如果农村人都搬到城里，村里的地谁来耕种？城里人已经就业困难，再让大量农民进城，去喝西北风？”
“拿我自己来说话。我种植100多亩地，两个劳力，受得比驴灰。村南头二娃子，十五亩地也不好好经营，整天西阴凉倒到东阴凉。现在人家享受着各种扶贫政策，帮扶单位给钱送物，村集体的光伏收益也只能发给贫困户。二娃子冷手逮了个热馒头，黄绵杏落到了脖子里，仅城里那套移民楼就值20万！看看我这些年，赚下的就是院子里那几堆破铜烂铁（指农机具），家产都卖了也不够20万，你说我起早贪黑受下个甚！”
“说真心话，傻子才不想当贫困户！”居然连他都抱有如此想法，大大出乎我的预料。
通过与乡村有识之士的深入交流，让我清醒认识到，群众争当贫困户是一个经济现象，不应该过多归因于道德层面。
李二女主动提出以转手面包车来换取贫困户资格，看似荒唐，实则既“小农理性”又“经济理性”：用面包车做小生意的经营收入，还不如当贫困户高，何况，做生意既辛苦又有风险。
近年来，一些农民对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兴办家庭农场甚至加入农业专业合作社有顾虑，就是担心评选贫困户受到影响。这在客观上抑制了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产生政策诱致性贫困陷阱。
这就是对政策诱致性贫困陷阱的经济学解释。
3、“贫困户真得理！”
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朋友曾经诉苦：目前对贫困户的医疗费减免力度太大，一些贫困户病好了也不愿出院，小病大治，使得床位非常紧张。有一次，一名贫困户来住院，由于没有病床，病人家属就嚷吵着让一位老人腾病房，一口一声“我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而被呵斥的老人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老革命气得发抖，说不出话来。
当时我觉得故事一定是医生编撰出来的：贫困户怎么可能会有特权思想！
今年，母亲脑梗，我陪伴住院治疗，曾经门庭冷落的县医院，现在却一床难求。眼里看到病房空置，却被告知，都有贫困户住着，白天外出，晚上就回来了。
“贫困户真吃香！”母亲和病友闲聊，话语间情不自禁流露出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羡慕之情。母亲70多岁了，依然下田干农活，一生勤俭持家，但却慷慨大方，从不愿占他人便宜，经常教育我们：不要吃国家救济，越吃越穷。我们村仅有200多口人，村里常住居民多数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过去，母亲以能够培养出一个国家干部的儿子而自豪，农闲时喜欢邻里走动，说话嗓门也高。现在看到村委隔三差五给别人家发钱发物，贫困户得了大实惠，她没事懒得出去走动了。
“是啊，这年头，贫困户真得理！住院都不用花钱。”病友是供销系统的一名退休职工，言谈间对贫困户的特权医疗颇为不满。他说的“不花钱”不太准确，贫困户在县里的医疗费用，一年不超1000元，很少而已。
以医疗扶贫为典型，我们不难看到，一些扶贫政策，不仅会让农村非贫困户心理失衡，就连城镇居民，也会觉得有失公平，从而产生“仇贫”思想。由此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应该引起同志们强烈关注。
这就是对政策诱致性贫困陷阱的社会学解释。
三、政策诱致性贫困陷阱具有历史必然性
政策诱致性贫困陷阱成因复杂，一些同志把主要原因归咎于少数地方对扶贫政策执行走样，这是不准确的。
我认为，十三五”期间，我国推进脱贫攻坚的力度和规模前所未有，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而对精准扶贫的科学认识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刚开始，理论匮乏，经验不足，缺乏工作抓手，严重困扰着各级干部，很难避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任何政策，都具有利弊两面性。以陕西省对贫困户识别“四入十不入”标准为例。“四入十不入”规定：“三不入有车的（家庭拥有小轿车、大型农用车、工程机械）”。有的农户，村里公认很穷，但是由于贷款买了一辆面包车或农用车做生意而没有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不但本人不服气，而且还向社会传递了一种负能量价值导向：勤劳不如懒惰，自力更生不如坐享其成。
问题来了：对贫困户识别“四入十不入”标准制定有错吗？当然没有。2015年前后， 由于对贫困户识别缺乏统一标准，农村矛盾非常尖锐，扶贫工作步履维艰。“四入十不入”标准为乡村干部提供了有效工作抓手，极大地缓解了贫困户甄别过程中的干群矛盾，为脱贫攻坚战立下了历史性功勋，是一个创造性、建设性的伟大工作举措。对各省出台的类似政策，我们必须给予充分肯定。
所以，政策诱致性贫困陷阱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而摆脱政策诱致性贫困陷阱则是精准扶贫的升级和延续。科学的态度是：发挥自我革命精神，勇于正视问题，善于解决问题，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从而更好地指导新时代扶贫伟大实践。而绝不可据此事后诸葛式问责干部，如果不当追责，会迫使基层竭力掩盖问题，南辕北辙，从而犯下颠覆性错误。
四、依度行政——对政策诱致性贫困陷阱的破除路径
如何摆脱政策诱致性贫困陷阱？我的答案是：依度行政。
一些人认为，党委过度集权是产生各种扶贫问题的根源，我不敢苟同。
对政治制度的评价是一个多元复杂的体系，体制利弊需权衡。党的统一领导是社会主义最大的制度优势。“人心齐、泰山移”，党委集中领导，能够聚全党全社会人力、物力、财力，众志成城、万众一心，集中力量办大事。脱贫攻坚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抗疫成绩与欧美形成的巨大反差，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性。
然而，全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在具体政策执行上，不可能一把尺子量天下，需要我们因地制宜依度行政。
所谓依度行政，是指在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大政方针中，各地紧密结合地区实际，因地制宜，科学把握行政的度与量，从而最大限度发挥集中优势，同时有效克服一元化管理的弊端。
基层工作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执行政策走极端。选择农村集体经济道路，就追求“一大二公”；包产到户，就又由“大一统”变成“分光吃净”，一根牛缰绳分成几截。
扶贫政策好，但也绝不是力度越大就越好，需要我们因县因乡因村深入研究，科学确定行政力度。以扶贫移民为例，谁该移谁不该移，“不适宜人类生存”原则该如何把握，很难形成全国统一标准。如果以居住环境坡度“一刀切”，整个重庆市就应该整体搬迁到内蒙古大草原了。
巡视（巡查）工作重要，但是如果太过频繁，也会让基层不堪重负，影响正常工作。这些年，针对扶贫工作的专项巡查、督查、检查太多，一批接着一批，没完没了，许多扶贫干部耗费在迎接检查上的精力甚至超过了扶贫工作本身。
可以说，对所有国家政策的贯彻落实，都需要依度行政，否则，好心，办正确的事，由于尺度把握不准，最后也可能产生消极后果。
基层工作，要点在依度行政，难点也在依度行政。而针对依度行政的专门研究，各地明显不足。
政策建议：
1、各地在制定政策时，各单位在规划发展目标中，应该牢牢树立依度行政理念，克服“全国最大”、“亚洲最高”、“世界第一”等膨胀性思维。一些地方，不追求发展质量，唯固定投资论英雄，烂尾工程遍地。不少中西部县城，经济增长几乎完全依靠政府投资类项目建设、地产经济以及财政供养人员的消费来支撑，也要建设亚洲最大广场，全球最高塑像，不切实际，即使实现，也恐怕得不偿失。还不如脚踏实地，选择一些惠民的“小目标”，将勇争“世界第一”的鸿鹄之志，留给中国足球队。
2、各级干部在执行政策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要科学把握度与量，严格依度行政。以医疗扶贫为例，力度太小，起不到理想的效果，力度太大，又会造成过度医疗和医疗资源浪费，贫困户脱贫后不愿签字退出，非贫困户心理失衡等问题。
3、强化依度行政能力。引导大学、党校、社科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研究室深入研究依度行政，凝聚强大依度行政智囊团。培育各类政府决策咨询民营市场主体，大胆推进依度行政服务市场化进程。
作者系山西农谷管委会办公室主任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农谷》 微信公众号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