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了，自从城乡之间那道闸门打开之后，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脚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累积的人数越来越多，2017年底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已经上升至2.8亿人。四十年前进城打工的那代人与如今进城打工的那代人，在很多方面甚至不能同用“农民工”一词来标识，因为他们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有学者比较了两代农民工的不同，认为农二代与农一代相比：文化水平高了，种田技能低了；喜欢城市了，不想回村了；花钱舍得了，寄钱变少了；进城拖家带口了，家里没有留守了；学会城里的生活了，不再土得掉渣了；回村开小车住宾馆了，不太待见乡土村民了......因此，我们“别指望农二代再回农村，也不能把他们当城市局外人”，“如果他们被迫回到自己的村庄，那将是中国转型的失败”（刘守英，2018）。道理上说，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毕竟我们的改革目标就是要消除城乡隔阂，实现共同富裕，当然不能再把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农二代赶回农村！
不过话说回来，不让农二代被迫返乡和农二代是否会返乡不是一回事。在我看来，不要让农二代“被迫返乡”是对的，但不能说不要再指望农二代会“返乡”，毕竟现在农二代返乡也不在少数。就现实情况来看，农二代是否返乡取决于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农二代进城后能否得到安生；二是农二代返乡是否有发展前途。如果农二代在城里很难安生，而返乡后可以寻找到发展机会，那么他们返乡就不是“被迫”，而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农二代进城后能否得到安生？目前看来是困难重重。正如我们所经历的那样，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农民工陆陆续续进城务工，目的是寻求比农村更好的工资性收入。那时的制度设计，也是聚焦于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增加农民收入来源。由于一开始制度设计上没有考虑到让农民工进城之后留在城市，因此户籍制度一直没有放开，城乡户籍隔离制度打消了农民工留在城市的念想。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放开那时候的城市户籍，让农民工随城市户籍制度放开而来的小孩在城市受教育没有障碍，或许会有不少农民工能够在城市里买房扎根，今天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就会大大增加。可惜我们一直没有那样做，户籍制度以及与之捆绑在一起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等一系列保障的长期缺失，让我们在城市房价相对比较低的阶段，错过了促进农民工留城的最佳时机。
现如今，尽管专家们呼吁的“农民工入城权”、“就业权”、“子女教育权”等等，在制度上有所改善，但农民工进城却已面临两道难以逾越的门槛：一是城市住房价格与农民工收入差距太大。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涨得最快的就是房价。在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即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比如长三角、珠三角，三四线城市的房价都已经越过每平方米1万元的高峰。对于依靠双手干活挣钱的农民工来说，就是天天省吃俭用，靠工资在城市买个能够安置一家大小的房子，哪怕付个首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在“农一代”们早年在外打工赚的钱，由于没有留城念想，非常及时地在农村老家建起了房子，为今天的“农二代”提供了很好的栖身之所。二是城市工作与农民工越来越不匹配。尽管农二代比农一代体现在学历上的文化水平要高，但我们知道，经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学扩招，如今仅有初中、高中文化的农二代，与以大学生为主的城市劳动力相比，在文化水平上的差距其实是进一步扩大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上大学那年，全国高考录取人数不到60万人，还是包括绝大多数的中专生，九十年代后，中专生的招生录取工作搬到了学校门口的马路边，几乎是随报随读。农二代的初中高中学历在现在还谈得上是提高吗？另外，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城市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升级，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不断向知识密集型转变，以初中高中学历为主的农二代，与城市工业要求的知识技能越差越远。因此，如今的农二代在城市的就业压力，不但没有因为制度放松而减轻，相反是由于产业转型升级而变得越来越大。我们看到，以往城市里主要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现在的工作几乎被自动化的机械臂所替代，《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也显示，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处在持续下降当中。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进步，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如今的农二代又不像农一代那样能够吃苦耐劳，生活观念日益城市化。农二代的知识能力与城市产业发展的需求不匹配，加上吃苦精神的缺失，使他们在城市找到一份合意工作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这就是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形：一边是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领域招工找不到人，一边却是许多农二代找不到工作！
所以，即便我们十分努力地在制度上避免农二代“被迫”返乡，但基于房价攀升之后的城市生活成本，以及基于工业化推进的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使农二代的留城道路并没有变得通畅多少。高昂的房价让农二代在城里没有办法找到安心的住所，产业结构调整让农二代找不到一个安稳的饭碗，住所和饭碗都不安稳的农二代，在城里如何待得下去？所以返乡仍然是他们的一个选项，而且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选项。从现实情况来看，原来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大量涌进东部地区，现在慢慢呈现出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在省内流动的数量持续上升，尤其在西部地区，省内流动的农民工数量已经超过了半数，这从侧面说明了农二代留城的不易及返乡的可能。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农二代返乡是正在发生的事实，那么，如果我们不能让他们“被迫返乡”，那就应该创造条件让他们“主动返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乡村基础设施服务建设，便捷联系村庄与城镇。的确，农二代早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 生疏了农业劳动，因此哪怕回到家乡，也很难让他们像父辈那样走进农田干农活。对他们来说，能够在城镇找到一份工作，像当初在城里一样拿到一份工资收入，那是最为理想的，城镇的生活不仅成本相对较低，还能经常回家看看。显然，乡村的基础设施服务等条件对他们的返乡决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家乡交通不便，没有WIFI，水电不通，对如今的农二代来说生活就如同地狱。这些年有许多农二代愿意主动返回家乡，在家乡城镇就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今从城镇到乡村通了水泥路，有了互联网，能用电视冰箱，洗澡也有太阳能，甚至还能在村里的体育文化设施，如阅览室，棋牌室里活动活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的改善，实现城镇与乡村的便捷联系，使农二代感觉到回到乡下也能跟城里人过的生活大差不离。他们平时在县城或乡镇上班，闲时骑个电动车、摩托车甚至开个小汽车，风风光光回到村里，还能吃到城里没有的土鸡土鸭，享受一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这样的返乡对他们来说，还是乐意的！简单设想一下，如果从城镇回到乡村，要路没有路，要灯没有灯，洗澡没热水，手机没WIFI，农二代们还有勇气返乡吗？从客观上说，农二代主动返乡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他们给城镇产业发展带来了希望，也给农村的消费带来了活力，从而把乡村与城镇有效联系起来，打破了村庄的封闭，既缓解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也解决了农村产业发展缺乏人力资本的矛盾，有效推动着乡村振兴。因此，农村基础设施与服务条件的改善，让农村能够像城市一样享受到现代文明，成为农二代返乡变“被迫”为“主动”的重要基础。
二是完善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解除就业养老后顾之忧。作为经过城市市场风浪洗礼的农二代，哪怕城市再艰苦也愿意卷缩在城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自然是就业与养老风险的规避。我们常说的城乡差别，对于一个劳动力来说，集中体现在就业过程与退休之后是否有充足的保障上。在就业过程中，比如出现伤病情况，在以前的农村就只能躺在家里，依赖家人的照料，能不能恢复劳动，就看病的重轻和家里钱的多少。所以农村人最怕年纪轻轻遇到病，不仅拖垮自己，更是连累家庭。城市就不同了，在任何一个企业上班，按照国家的规定，企业与个人共同努力，必须购买相关的医疗失业保险，给自己的就业不确定性安了一把放心锁。再有就是养老，人都有老的一天，在以前的农村，老了就得依靠子女，现如今子女一个比一个忙，一个比一个对生活的追求更高，如果老人完全需要由子女养老，一要看子女是否有孝心，二要看子女是否有能力。在市场经济价值观的导向下，这两个条件带来的不确定性都在增加。城市里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大大降低了这种不确定性，因此成为人们的向往。如果现在要农二代能够主动返乡，显然要给他们在农村构建起完善的就业与养老保障，能够让他们在家乡就业由战战兢兢变得安安心心。现在农村开始有了合作医疗制度，60岁以上老人有最低社会保障，尽管水平不高，但毕竟开始尝试，而且逐步健全，这让农二代看到了希望，让他们返乡有了信心。
三是构建农村草根创业支持体系，实现创业圆梦人生理想。人人都有梦，大小各不同。农二代尽管是草根，但草根也有草根的梦。当初闯荡城市江湖，也有不少农二代是抱着“城市机会多，没准能成事”的理想去的，只是后来城市里的机会，越来越多地给予了那些文化学历比自己高的人群，比如“海归创业园”、“大学生创业园”、“高科技创业园”等等，这些“园”的围墙很高，对于只有初中、高中学历的农二代来说，没有办法翻越过去，所以城市里的机会对他们来说是越来越少。农二代中一些不甘心平庸的人，开始把目光转向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们知道，产业发展是有梯度的，如今城市里产业正在不断向高阶梯攀登，原来那些农二代们比较集中的低阶梯产业在城市里不断被驱离，导致农二代在城里找工作越来越难。但是，人类的生活又不能完全没有这些低阶梯产业，正是农二代的家乡农村，慢慢承接了这些低阶梯产业，维持了社会产业生态圈的平衡。对于农二代来说，这样的产业梯度转移，不正是自己机会的来临吗？返乡创业正是农二代继续自己梦想的最佳选择。所以，农村创业支持体系构建得如何，对农二代是否选择返乡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家乡在创业融资、企业用地、交易公平、市场公正、信息服务、技术支持、工商税收等等诸多方面有完善的创业支撑体系，无疑会大大增加他们的返乡意愿。如今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正需要这些农二代返乡，让他们在农村传统农业里捣鼓出新的业态，给农村活的生机。所谓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如果农村草根创业支撑体系的东风能够吹起，农二代返乡施展创业才华的局面是可以预期的。
我十分赞成不能让农二代“被迫返乡”的观点，但是否不能再指望“农二代返乡”倒是值得商榷的话题。乡村振兴为农二代返乡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如果我们在农村基础设施与服务、就业养老社会保障、草根创业环境建设等方面有足够的进步，农二代们“主动返乡”未尝不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潮流。让城市接纳“农二代”尽管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让农二代有条件“返回家乡”也是我们的努力方向，因为这才符合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基本法则，否则，我们就只能是在无法打破的“乡-城”要素单向流动的陷阱里打转！
作者系江苏大学教授，博导，镇江市政协委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三农庄园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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