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的构成也在发生变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守英发现，农二代（八十年代后期出生，户口在农村，但工作在城镇的一代人）现在的经济和社会行为均呈现于不同于上代人的特征变化，对基于户籍的城市既定治理机制提出了变革主张。
刘守英说，中国农民的城市权利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50年代中期，《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都明确，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
第二个阶段是从1950年代中期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户籍制度、集体化等政策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
第三个阶段是1978年到90年代中期的乡村工业化，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农民可以搞工业化，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农民从事非农就业的数量在增加，这是城乡关系最好的时候。这一时期的乡村工业化，主要得益于乡村对农民权利的开放，包括农民可以务工经商，可以自带口粮进小城镇，可以用集体建设用地搞非农产业。这个阶段的城乡关系说明，什么时候给农民开放权利，什么时候农民就有活路，农民就会创造出很多奇迹，因此根子是权利的开放。但是在整个乡村工业化时期，给农民开放的权利只是在本土，是城门之外的工业化。
第四个阶段是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4年以后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农民“撞”进城市，离土出村，分享非农收入。这一阶段的农民进城是革命性的变化，他们离土出村，动摇了费孝通所说的乡土中国。在这一阶段，进城农民依然没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城市权利。但是，农民接受了这个事实，原因有二：一是这一代农民忍耐程度高，二是他们基本上以土地为生，最后的结果是离土出村以后又回村。
现在，农二代成为迁移主体。与农一代不同，农二代往往举家迁移，他们的就业特征开始发生变化，更多是产业工人，自雇比重也在增加，同时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更加城市化，不再回到村庄。他们开始主张自己的城市权利，居住权是要解决的最现实的问题，其次是农三代的教育权。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比较》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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