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深刻理解地域文化传统及其决定机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基因形塑着不同的交易秩序、要素配置方式及增长实现路径。与“稻米理论”不同，中国南方的稻作种植传统隐含着双重文化基因及交易意蕴，一方面表达为因灌溉系统修葺所形成的对内合作基因和短半径交易，另一方面表达为因灌溉水源竞争所催生的对外竞争信念和市场化交易，由此奠定的家族企业文化土壤，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南北“大分异”的重要文化根源。使用中国县域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水稻种植区的家族企业发展更好，且稻作区有着更好的创业氛围。机理分析表明，灌溉水源竞争会强化稻作区的市场拓展，降水不充分、水网密度稀疏和旱灾所加剧的水源竞争，能够激发稻作区的竞争参与和市场发育。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政府干预会抑制稻作文化中的创新性，但政府的有为参与和政策包容能够激励创业活动和市场拓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政府应有效激活商业文化基因，保护私人产权，捍卫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弘扬企业家精神。
关键词：乡村振兴；水稻种植；水源竞争；家族企业；政府作用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经济史学家发现，文化对市场发育及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同轨迹发挥着重要的内生性作用。作为乡村发展的基础要素，文化在激活乡村资源、赋能乡村经济的同时，具有形塑经济业态的重要基因性功能。由此，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深刻认识其背后的文化特性及其决定机理，洞悉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及其制度文化根源。格雷夫从文化信念差异视角对中世纪后期欧洲商业革命的考察，揭示了由人格化关系型交易向市场化契约型交易转型带来的现代市场范围的大规模拓展是19世纪初之后“西方世界兴起”的历史根源。普遍的经验证据表明，建立在个体主义文化、产权安全且明晰稳定、市场化契约化交易基础上的经济体，往往是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相对成功的经济体。这就是受到学术界广泛认同的“格雷夫假说”。
值得注意的是，由Talhelm等人提出的“稻米理论”，基于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南稻北麦”种植格局，揭示了南方集体主义和北方个体主义两种文化分野的生成根源。按照“格雷夫假说”及其判断，与南方相比，中国北方应该有着良好的市场发育和经济增长绩效。但基本的事实是，中国呈现“南强北弱”的发展态势。这就意味着，与“格雷夫假说”相对照，由“稻米理论”所揭示的中国南北文化性质及其所表现出的经济绩效，构成理论与事实的重要反差（Talhelm悖论）。解释“Talhelm悖论”，对接“格雷夫假说”，进而阐明文化基因与经济绩效的逻辑一致性，有必要重新审视和检讨“稻米理论”所忽略的重要“遗漏变量”。综合水稻种植特性和中国南方市场经济发展实际，我们的判断是，中国南方的集体主义文化可能仅仅是表象，背后或许隐含着个体主义的文化基因。尽管南方集体主义是因为水稻灌溉的设施修葺和用水协调，诱导了农民之间所维系的合作行为和集体行动，但灌溉所需的水源恰恰具有竞争性，尤其是村社之间的作物灌溉往往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得稀缺水源以支持水稻种植。由此可以推断，南方稻作区可能存在“对内合作、对外竞争”的双重文化特征。进一步地，文化将塑造企业性质，对内合作的文化属性体现为创业者通常以家族为依托从事商业活动，依靠血缘关系创立的企业往往存在“亲属抱团”的治理模式，企业形态多是家族企业和村社集体企业等；对外竞争的文化基因则表达为以血统联合建构的企业能够积极参与现代市场竞争，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有必要对“稻米理论”所阐释的文化含义进行重大修正，并由此揭示中国南方稻作文化的双重性及其制度经济学含义。
二、 主要内容
围绕核心问题，基于格雷夫假说与东西方“大分流”、稻米理论与中国南北“大分异”的理论分析发现“西方世界的崛起”和“大分流”的文化逻辑未能得到中国南北方经济增长事实的一致性检验。从而理论研判，中国南方稻作区可能存在着“对内合作、对外竞争”的双重文化基因。本文以水稻种植的灌溉合作和水源竞争双重特征为分析线索，基于中国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揭示稻作种植具有的对内合作和对外竞争的两面性及其形成机理，以此重新审视在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中国家族企业的生成逻辑，以及在经济参与、政府管制和市场拓展中的定位和功能，从而揭示乡村振兴中市场、企业和政府的互动关系及其协调机理。
三、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经过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水稻种植比重越大的地区家族企业发展越好，且市场化发展、地区市场竞争和创业环境更优。机理分析表明，由降水量相对不足和河流水网密度越小所加剧的水源竞争，会激励稻作区的创业和市场发育；旱灾导致的用水竞争也会进一步引致地区的市场拓展。由此证明，水稻种植的水源竞争将会激励南方种植文化中生成现代市场精神和竞争基因。进一步的证据发现，政府干预会抑制稻作文化蕴含的创新性和市场性，但是政府的有序参与和支持能够激励创业活动和市场拓展。中国南方的稻作文化，不仅表达为因灌溉所产生的合作基因和短半径交易，而且表达为因水源竞争所隐含的竞争观念和开放性交易，即对内合作、对外竞争。对内集体主义与对外个体主义的双重文化“基因”，促进了家族企业的发育和经济增长。在此过程中，政府的责任是动员商业文化基因，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私人产权、激活企业家市场。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入攻坚期、深水区，乡村振兴战略也进入全面推进期，迫切需要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和有效竞争，发挥企业市场参与的能动性和政府服务的有效性。本文的重要启示在于如下方面：
第一，中国稻作文化的双重文化基因，即对内合作、对外竞争，不仅是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和发展不稳定性的生存智慧，更是中国人民积极进取、敢于竞争的精神特质。集体主义历来被视为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典型表现。一方面，集体主义文化带来的社会互助、雪中送炭等传统美德，编织了生存兜底机制和风险化解机制，构筑了中华民族浓厚的集体意识和坚强的生存韧性。另一方面，集体主义文化隐含的市场精神、规则意识，将驱动中国现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兼具包容性和竞争性的集体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文化遗产。
第二，经济增长来源于现代契约关系下的市场竞争。基于理性化的个人之间所缔结的契约，可以排除人情纠葛和关系垄断以节省交易费用，并通过各方协作的力量来保障效率。市场竞争所激励的行为努力、要素配置和开放性交易，是改善经济效率的核心线索。个人主义文化是小麦种植赋予北方农民的历史遗产，旱作农业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松散性和行为选择的独立性，造就了北方农民相对独立的个人主义的文化积淀。因此，必须挖掘北方个人主义文化的精神特质，将个人主义文化所蕴含的一般信任机制、非人情关联、突破血缘地缘的交易基因，转换为市场化契约交易的扩展秩序，并进一步开放市场机会，鼓励创新创业，弘扬企业家精神，从而激发中国北方的经济活力，不断缩小南北经济发展差距。
第三，民营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的存续形态与中国传统种植文化“对内合作、对外竞争”的特征相契合。一方面，家族内合作有助于强化家族企业的生存韧性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积极开拓市场，参与市场竞争，有助于形成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和发展基础。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家族企业的生存空间面临着一些限制，也面临着政府的诸多管制。这导致家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拓展经济发展空间需花费更多资源。在推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格局下，政府的责任是开放市场机会，鼓励创新创业，弘扬企业家精神，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私人产权，激发企业家能力。企业的责任是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提升企业家现代管理能力，坚守法律底线和市场红线，公平维护现代市场秩序，从而实现市场、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协调和互动。
四、 边际贡献与未来拓展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是：第一，“稻米理论”从提出就存在巨大争议，尤其是其所揭示的中国南方集体主义文化和北方个人主义文化，并不符合中国南北经济发展实际。本文以水稻灌溉特性中水源竞争及市场意蕴为切入点，挖掘中国稻作文化所内含的竞争、交易和市场基因，从而刻画出中国南方的双重文化特征，即对内合作、对外竞争。第二，中国南方普遍存在着建构在血缘、亲缘关系上的家族企业，也有着重商重信的市场精神。本文将揭示家族企业的基本性质，即对内以宗亲骨血为媒介的合作和联合，对外以竞争为主线的现代市场特质和契约精神。第三，本文构建了市场、企业和政府关系的分析框架，强调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发展格局下，要充分发挥好政府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尊重且保护私人产权、有效激发企业家精神的责任，诱导企业有效参与现代市场竞争，加快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本文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拓展：第一，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北方典型的个体主义文化为何没有生成市场经济与契约化交易，要从理论和实证维度探讨这一问题形成的内在根源。第二，进一步分析政府在文化经济影响中的角色和作用，深入探究政府作用的具体边界和功能转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作者简介：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程国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耿鹏鹏，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改革》202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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