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其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实践
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新质生产力的本源概念产生于社会转型时期现实问题的需要，经过“酝酿、出场、应用”三个阶段的动态演进，展现出强烈的实践性和时代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机理在于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技术创新推动技术应用，构成“劳动者＋基础创新＋应用创新”的三维实践理路。广阔的国土空间决定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具体路径的多元性，有必要从抽象走向具体，考察相对微观层面的经验做法。基于新疆尉犁的案例分析表明，推动农业农村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可以通过数智技术、生物技术来革新农业劳动资料，通过激活乡村土地资源、文化资源、数据资源和生态资源来拓展劳动对象，积极培育和引进优质个体劳动者与协作劳动组织，充分发挥区域资源禀赋。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概念；新质生产力机理；农业农村领域；案例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系统性擘画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内容。这充分说明，培育新质生产力对于当前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自产生以来，迅即得到了政学两界的广泛关注，形成了诸多研究成果。目前，围绕新质生产力展开的学术讨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解析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概念。对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学理分析是当前学术研究的重中之重，相关讨论众多而纷繁。首先是论证了新质生产力作为经济学范畴的内涵与特征，揭示了这一理论创新的原创性贡献；其次是辨识了新质生产力的出场逻辑，讨论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因、内在动力和重要源泉；进而是结合唯物史观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论前提，提出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路径。比较同质化的是，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概念解析，学者通常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三维视角展开，着重强调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化、数智化等特征与因地制宜、系统集成等原则。
二是进行新质生产力的量化测度。目前学术界对新质生产力的量化主要采用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以代理变量衡量新质生产力，如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等。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直观简便，但其不足也同样明显，即以单一指标测度新质生产力，不免有偷换概念之嫌。第二种方式是构建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这也是学术界最普遍的做法，但学术界并未就指标体系形成统一意见。同样，以指标体系测量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虽然系统详细，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最突出的是模糊了数量与质量的边界、以数量来测度质量。如有的研究者使用“人均受教育程度”来衡量新质劳动者等。
三是分析新质生产力的前置因素。学术界主要围绕“制度”“要素”两大内容对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前置因素展开探讨。从制度角度来看，一些研究者主张以制度改革打通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卡点堵点，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破解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难题的重要作用。从要素角度来看，有的研究者首先讨论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论证了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在生产力质变跃迁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分析了人才和教育推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逻辑与路径；再次，探究了以耐心资本为代表的资本要素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成效应。
四是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后置影响。对新质生产力后置影响效应的讨论，也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所在。迄今主要做了如下工作：第一，阐释了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认为生产力质的跃迁生成了宏观经济的回旋空间；第二，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对现代产业体系的重塑，探讨了新质生产力引领新型城镇化、经济绿色化以及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辨析了其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乡村建设与粮食安全中的价值体现；第三，论证了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在关键任务、价值遵循、发展要求和实践原则上的内在一致性，检验了其对共同富裕的价值指向。然而，无论是理论阐释还是实证分析，基本上都是在全国层面、省级层面的宏观视角下对新质生产力后置影响进行研究，尚缺乏相对微观的分析视角。
五是涉及新质生产力的其他研究。当前学术界以新质生产力为出发点，结合专业化的学科内容和实践主题，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成果体系。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大内容：一方面是将企业与新质生产力联系起来，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研发数量或人才引进数量等信息为基础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展开影响因素或影响效应的机理检验。然而，对企业或个体生产能力的讨论更多地依然是在关注该主体的生产效率或技术应用程度，故其所谓的“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数”在本质上所衡量的仅是企业的一种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是将具体产业与新质生产力联系起来，在新质生产力的视角下分析体育产业、出版业、物流产业、文化产业等具体产业中的“新质”因素。
根据文献梳理结果可以发现，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研究和讨论最多的热点话题之一，但也同样是没有讲清讲透的话题，众多研究成果不过是相对同质化的理论阐述与相对宽泛的学术延伸。具体而言，现有成果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对概念的泛泛而谈和横向拓展，忽视了新质生产力的初始概念和运行机理，导向了概念理解上的误区，遮蔽了理论指导实践的落脚点，在某种程度上致使“新质生产力”沦为“万金油”式的学术噱头；二是强调宏观而忽视微观，在宏观理论阐释与宏观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方面作了大量探索，但一直缺乏相对微观和相对具体的学理讨论；三是集中讨论前沿性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反而忽视了当前社会对推广先进技术与改造传统产业的急切需求，尤其是在农业农村领域，亟待探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和思维革新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有鉴于此，本文回归概念本源，从理论诞生的角度出发，结合思想变迁过程，深入诠释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意涵，再次探究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运行机理，进而以新疆尉犁县为研究案例，在相对微观的视角下探讨新质生产力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实践，明晰广大县域乡村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般经验、难点痛点与优化路径，从而弥补当前在具体实践层面对新质生产力研究的欠缺及不足。
二、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深诠
究竟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所有关于新质生产力研究的逻辑起点。当前社会各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存在诸多误区。例如，误解了技术进步、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忽视了新质生产力背后的中国特征，混淆了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的边界等。因此，需要在重新回顾新质生产力思想变迁过程的基础上，廓清其概念意涵，对相关争议展开分析，以促进新质生产力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追根溯源：新质生产力的思想材料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这表明，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均来自生产力的质变。在此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强调发展生产力，特别注重发展以电力为代表的生产力，斯大林甚至将共产主义概括为“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特别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认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在生产关系变革之后“再大大发展生产力”。可以发现，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始终存在，并一直在指导着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生产力的理论阐释，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性支撑材料。
自198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探讨再次兴起。其中，经济学家薛永应在1988年提出了生产力周期理论，他认为生产力存在升级换代的周期，第一代生产力中会孕育诞生出“新质”生产力，当这种生产力形态发展到极限时，更高级一代的生产力也就在其中孕育。换言之，他使用“新质”与“旧质”的术语作为经济学符号，来揭示宏观的生产力演进规律，在本质上是对唯物史观中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轨迹的清晰化表达。虽然“新”与“质”在这里被组合起来，但是这一词组不包含除符号意义之外的其他任何意义，也未涉及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引发的对生产力质态的分析。伴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科技变量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明显，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显著变迁及其所引发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激发了学术界对现阶段生产力质态的研究，相继提出了生态生产力、知识生产力、信息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等多种生产力概念。虽然这些概念并非完全是以今天所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作为分析蓝本，但仍然为“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提供了思想借鉴。
（二）轨迹回顾：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变迁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蓬勃发展，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处于快速的更新迭代之中；第二，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极为需要新的生产力动能，以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第三，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愈加频繁的技术封锁和打压，迫切需要走出传统的生产力形态，探索符合具体国情的生产力跃迁之路。正是在此背景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中，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的思想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
酝酿阶段：分散化的思维迸发（2012年11月至2023年8月）。中共十八大之后，围绕生产力的新型特征，习近平提出了多个维度的重要论断。首先是将环境友好与生产力联系起来，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其次是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目标，强调增强供给结构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减少低端与无效供给。再次是将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提出“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这些零散的思想火花构成了概念酝酿的基本内容，“新质生产力”呼之欲出。
出场阶段：系统化的理论阐释（2023年7月至2024年2月）。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重点任务作了系统性阐释。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出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密切相关，其实践性是概念存立的基础。
应用阶段：全面化的实践指向（2024年3月至今）。2024年3月，“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全国经济工作的重大任务，展现出“新质生产力”理论对实践的重大指导价值。同年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任务作了全面部署。至此，培育新质生产力与形成同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重要着力点。
从本源概念的“酝酿、出场、应用”三个阶段的动态演进过程来看，“新质生产力”概念就是为了回答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问题才应运而生的，与生俱来地拥有着强烈的实践性、鲜明的时代性。一方面是其思想渊薮在于生产实践，另一方面是其存在价值在于指导实践，而这恰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精髓。同时这也意味着对新质生产力的学术研究须从抽象走向具体、从逻辑体系走向现实经验，进一步说明着眼于农业农村领域开展相对微观的案例分析的必要性与前瞻性。
（三）深入诠释：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意涵
新质生产力虽然以政策语言的形式产生，但是其思想演进过程表明，它既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又是一个哲学概念，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当代特征，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经济发展的方向因应。每一个时代都有其先进生产力、主流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之分，因而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与鲜明的时代性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就是21世纪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多层次的理论表述反映出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系统性概念，而不是单一维度的概念，这意味着深入诠释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意涵必然需要从最基础的构成要素层面予以把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劳动过程的要素构成概括为“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而劳动本身就是劳动者己有自然力的使用，用于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无论生产力的质态如何变换，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依然是构成生产力的决定性要素。故而考察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意涵，也需要回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角度予以系统性把握。
第一，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者。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的构成，劳动者把自己置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之间，按照自己的目的使用自身的活劳动。这个过程体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个体的劳动”，另一种是“有计划地协同劳动”。如果说新质生产力是在传统生产力基础上质的跃迁，那么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者也应同时拥有两大特征：一是个体劳动者的体力、智力和服从劳动的意志力出现跨越式增强；二是协同劳动的组织管理运行效率出现跨越式提升。
第二，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资料。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直接掌握的物质因素，也是生产力发展中最典型的显性标志。结合21世纪科技革命的具体趋势来看，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资料呈现出高端化、数智化、绿色化的特征，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的全方位渗透为基础，推动劳动形式的广泛变革和劳动效率的大幅度提升。例如，中国在2021年成功实现了从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人工合成，如果能够将系统过程成本降至经济可行的水平，那么推广和应用这项技术必将会对人类获取食物的生产方式产生颠覆性的冲击。
第三，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对象。劳动对象是可以通过活劳动加工、改造的物质资料，传统的劳动对象既包括土地、矿藏、水源等自然物，也包括粮食、钢铁等经过加工的原材料。由于技术上的革命性突破，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对象出现两种趋势：一是对传统的劳动对象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造，使之产生更大的生产效益，如将土地建设成高标准农田；二是通过新技术的应用生成新的劳动对象，将原来不能利用的材料转换成可以加工改造的材料，如数据资源、文化资源等。
总的来看，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强烈的实践性、鲜明的时代性决定了其不同以往的发展性和动态性，因而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无法得到静态化的界定。就生产力的三要素而言，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意涵中应当包括如下内容：具有卓越体力、智力和意志力的个体劳动者，具有高水平内部运行效率的生产组织；颠覆性、前沿性的技术手段；能够产生新型经济效益的劳动对象（改造后的传统劳动对象或新生成的劳动对象）。
（四）理性分析：新质生产力的认知误区
目前学术界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理解、逻辑判断与术语表达还存在误区，形成了几个亟待讨论的关键议题。于此，有必要依据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性、时代性特征对这些认知误区作理性分析。
误区一：误解了新质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力、技术进步的概念。有的学者将新质生产力看作是先进生产力、科技创新的同义替换。这种观点的产生源于对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出场逻辑和思想演进过程缺乏必要的动态化审视。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性特点和时代性特征表明，新质生产力特指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生产力的先进质态，体现了科技发展“量”的增长引起的“质”的跃迁。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每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先进生产力指向，如铸铜、冶铁等技术在部落文明时代显然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但在今天无疑是旧的生产力内容。如果说新质生产力是概念创新，那么无疑是忽视了21世纪以来的科学进步与技术变革，忽视了社会形态的动态演进。同样，如果说新质生产力是新瓶装旧酒，那么无疑是忽视了当下技术变革的迅猛程度，是用静态视角所作出的判断。
误区二：忽视了新质生产力背后的中国特征。有的学者强调新质生产力的普遍适用性，认为新质生产力将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但不能因此忽略新质生产力背后的中国特征。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具有内在统一性。比较典型的是，新质生产力的“绿色生产”特性恰恰与中国式现代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特征相吻合，追求以内生力量实现国土空间内的生态平衡与绿色发展。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以“生态殖民”的方式将绿色生产链留在国内，将那些有污染的生产环节转移至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时还以应对世界气候变化和人类生态危机为口号遏制他国的正常发展。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缺少生产力中的新质因素，但其以资本逻辑建构起来的产业体系逐渐走向空心化和虚拟化，致使西方发展新质生产力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误区三：混淆了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的边界。有的学者对新质生产力外延的理解过于宽泛，如将一切技术进步都与新质生产力联系起来。而这恰恰忽视了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长期性与动态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有新的生产力要素参与，而传统生产力的进步并不属于新的生产力要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使用“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衡量新质生产力的指标之一，其错误在于：一方面是使用技术的数量衡量质量，另一方面是并未考虑专利本身的性质归属。同时，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底层力量，自然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因而直接将微观概念与新质生产力组合在一起，显然是不恰当的。作为一个宏观的政治经济学、哲学概念，新质生产力是与新型生产关系相对应的，适配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的国家、社会、区域、城乡、产业（一、二、三次产业）等范畴。另外，对于微观主体而言，应当慎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表述，可以表述为“为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贡献主体责任”，不宜表达为“个体培育了新质生产力”。
三、新质生产力的机理再探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遵循何种机理？根据对概念的重新审视可知，新质生产力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术语，是一个基于中国国情的动态化、系统化概念，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正因如此，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立足于中国特色，发挥区域比较优势，这也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革方向的确定依据。习近平的系列论述表明，创新在新质生产力中起着主导作用，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就在于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也就是以基础创新催生应用创新。从技术创新到技术应用的过程，需要充分调动个体劳动者和协同劳动组织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从而形成“劳动者＋基础创新＋应用创新”的三维实践机理。
（一）调动能力：激活创新主体
无论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在本质上都是人的能动的劳动。通过对新质生产力概念的重新审视可知，新质劳动者表现为个体劳动者和协作劳动组织两类。个体和组织都是参与创新的主体，没有主体参与的创新，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发展必将受阻。
一方面，充分激发个体劳动者的群体活力。首先，从劳动者的定位来看，培育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拔尖人才，而且需要大国工匠，正如毛泽东所言：“生产力的首要部分是人，是劳动者，是工人和农民。”如果缺少普通的劳动者，那么科技成果将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其次，从劳动者的培养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要不断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提高人才配置效率。再次，从劳动者创造力的长期范畴来看，尤为需要加强劳动者的思想建设。这一点的关键在于，能够解决劳动者头脑中关于“个人为什么要参与”“国家为什么要创新”的原发性问题，有利于劳动者树立新时代劳动价值观。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技术与政治不应脱离，思想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
另一方面，充分有效地调动协作组织的主体作用。当前，企业无疑是市场经济中最有效率的协作劳动组织形式，其既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的核心主体。2022年，中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6.7%，其中企业的贡献占48.1%。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应从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处理好企业与企业家的关系，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其专注于创新发展，同时又要强调实现企业管理结构和股权结构的优化，为企业的长期良性发展奠定基础。二是处理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中都可以大有作为。三是处理好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建立起企业与政府的常态化交流沟通机制，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市场准入、要素流动、公正执法、权益保护等多方面的举措。
（二）基础创新：科技自立自强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活水，推动科技创新必须打好基础研究的稳固根基。基础研究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创新，关注意识本质、思维范式、物质结构、宇宙演化和生命形态等一系列形而上的科学命题，强调理论的原创性突破；二是技术创新，关注智能技术、量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等一系列重大技术难题，追求技术的颠覆性发展。具体而言，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建构从上至下的科技创新体系：第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科技创新中的优势，积极整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社会创新资源，加强对关键前沿技术的协同攻关，以适应跨学科、跨领域、跨边界交叉集成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特性，大力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第二，布局长期钻研、持久发力的创新基地、重大项目，锚定战略需求和产业需要，设置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目录。第三，加快建设科技基础设施体系，一方面是加强对内开放性技术平台、试验平台的建设，另一方面是加强以数字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算力体系的全国性建设。综合而言，科技基础创新的研发具有投入时间长、过程风险大、成果不可测等特点，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性质，需要政府开展专用资源调配与制度体系建设，打造基础创新的良好基础条件和研究环境。
（三）应用创新：产业更新迭代
应用创新强调将基础创新的成果应用到具体领域之中，衔接了技术进步与社会需求，反映了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现阶段，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牢牢把握科技应用创新的主体任务，促进产业的更新迭代。
其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耦合，实现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促进产业链延长与价值链提升。二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新兴产业融合发展集群，继续巩固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业等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积极开发新材料、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潜在优势产业的潜力。三是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以量子技术、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和生成式技术为重点，制定未来产业长期发展规划，布局未来产业研究基地与示范工程，做好未来经济的现代因素。
其二，促进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具有极强的渗透能力，表现出极为广阔的应用空间。一是积极打造大数据、5G技术的场景应用，实施“人工智能＋”“数字要素×”等系列行动，形成数字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撑。二是建立健全数据要素产权界定与产权实施制度，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基础上，推动数据开放、流通与开发，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制度支撑。三是逐步打造数字产业集群，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数字化的应用业态丰富，要注意坚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避免出现脱实向虚、避实就虚的趋向。
四、一个农业农村领域的案例分析
广阔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决定了中国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可能是一种模式，也无所谓的统一发展方向。新质生产力自身的实践性、时代性以及“劳动者＋基础创新＋应用创新”的培育机理，也决定了各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拥有多元化的路径选择。因而非常有必要在明晰概念意涵与培育机理之后，从抽象走向具体、从一般路径走向特殊实践，以现实案例考察在相对微观层面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考虑到农业农村领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薄弱环节，且在学术研究中容易被忽视，因而本部分着眼于农业农村领域的具体实践操作，以新疆尉犁县为例进行分析。
（一）案例介绍
尉犁县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处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东北，其北部与中部为孔雀河和塔里木河冲积平原，南部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总面积约5.92万平方公里。该县盛产棉花、香梨、枸杞、甘草、罗布麻和牛羊肉等农产品，是重要的长绒棉和细绒棉产区。2022年，全县户籍人口10.92万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6324元、23592元。前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后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差距相对较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尉犁县在农业农村领域具有可取的经验做法。
在进行案例分析之前，需要对以下问题作一说明：
其一，为什么选择农业农村作为分析新质生产力实践的具体领域？第一，农业是典型的传统产业，也是产业结构中最为薄弱的部分，相对于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而言，如何推动农业产业的创新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大难点。第二，农业农村领域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典型特征，丰富的生态资源、厚重的乡土文化构成了超大规模人口的特色承载空间，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全国各个地区都存在农业相关产业和农村范域，如何在农业农村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其二，为什么选择新疆尉犁作为研究的案例？第一，尉犁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农业县，2023年该县三次产业结构比为50.6 : 7.3 : 42.1，地方财政收入4.9亿元，具有非常好的代表性。第二，在资源扶持少、自身财力弱的情况下，尉犁县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作出了独特的探索，具有分析的必要性。第三，笔者于2024年7月至8月在尉犁县进行了为期40天的专题调研，形成了较丰富的实地调研材料，能够为案例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二）案例分析
尉犁县在农业农村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既是前沿技术渗透的观察窗口，又是理解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经验材料。由于缺乏直接参与前沿科技创新的资源，在培育农业农村领域新质生产力时，该县主要采取技术应用和产业创新的方法，初步探索出了具有较强应用性与适配性的发展路径。其主要做法如下：
（1）革新劳动资料，提高生产效率。第一，使用数智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该县于2021年4月启动3000亩“超级棉田”项目，引进极飞科技有限公司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使用土壤监测仪监控养分、湿度和温度，运用遥感无人机进行巡田和监测作物实时生长情况，运用农业无人机和无人车开展自主播种、打药、收割，使用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系统进行滴灌，进而实现生产全过程的自动化、无人化。据结算统计，每亩耕地平均能节省人工成本175.3元、其他成本411.2元，平均籽棉产量从2021年的254公斤增加到2023年的420.9公斤。同时，数智技术应用的节本增效也形成了示范效应，该县传统棉花种植户也开始使用智慧农业管理模式，劳动对象从土地转变为移动应用终端。第二，搜集种质资源，培育优良品种。罗布麻是干旱地区特有的一种草本植物，具有药用、纺织、生态等多重价值。为了选育罗布麻优良品种，该县与中国科学院开展合作，建立了国家罗布麻研究中心进行种子研发，在天山南北广泛搜集种质资源，目前搜集到的罗布麻种质数量已达100多个。第三，引进光伏项目拓展生产空间。由于全年日照时间达2600-3400小时，光能资源非常丰富，该县布局了约380万亩的新能源发展规划项目，首期工程在2023年1月至8月累计对外输电量达6524万千瓦时，同时在光伏板下开展罗布麻种植，实现“农光互补”，拓展了绿色农业生产空间。
（2）拓展劳动对象，打造产业体系。第一，改造土地资源，通过传统劳动对象的转型来发展新质生产力。该县从2019年起利用农田补助资金进行高标准农田的统一规划和建设，配套节水灌溉渠、防护林、电力网络等基础设施。至2023年，已建成3.2万亩高标准农田，同时使用粉垄耕作、暗管排盐等技术持续推行盐碱地改良。第二，激活文化资源，通过新型劳动对象的使用来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是发掘红色文化。该县开展红色小院建设，打造“红色达西”旅游景区，成立壹达红色旅游合作社。其次是变现民俗文化。开设罗布民俗文化展厅，将沙漠、河流、胡杨林景观与民俗文化融合在一起，构成特色文化IP。再次是挖掘历史文化。该县借助孔雀河烽燧群考古新发现的契机，于2023年12月建成并开放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2023年，该县接待游客320.66万人次，实现文旅收入12.89亿元。第三，整合数据资源，以数字平台和物流体系打造数字经济。该县对数据资源的利用尚未形成体系，除农业生产数据的利用外，主要在直播电商方面作出了努力，于2023年5月建成并揭牌尉犁县直播基地，全年电商直播收入达2.3亿元。
（3）培育劳动者，弥补主体缺陷。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者包括个体劳动者和协作劳动组织两类，前者指向优秀人才，后者指向优质企业。作为边疆农业县，该县难以独立培育新质劳动者，主要是利用当地独特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开展人才引进工作，如以在政府挂职的形式引进科研人员，同时也积极孵化本土直播电商人才，初步涌现了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红主播。同样，除努力发展县域本土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外，主要以合作开发文化资源、土地资源和生态资源的方式，积极引进域外企业，如引进了新疆利华股份有限公司在当地开展棉花良种繁育和规模化种植。
（三）进一步思考
通过尉犁县在农业农村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做法来看，广大县域乡村可以立足于本土的资源优势，通过应用前沿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形式参与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之中。与此同时，也必须正视农业农村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突出困境。其一，乡村的土地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都面临着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矛盾。例如，尉犁县喀尔曲尕乡草场的最大承载量是相对固定的，当地放牧数量已经达到空间上限，即便羊肉供不应求也无法继续扩大放牧规模。其二，系统性的新质要素管理体制尚未形成。例如，文化资源是尉犁县的新质劳动对象之一，然而其本身具有较强的空间分散性和结构分散性，缺乏系统性的编码和指导，面临着多头分割管理的难题。其三，乡村的新质劳动者非常缺乏。例如，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2022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乡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达到19.31%，同时是人力资本流失较为普遍。
面对农业农村领域的发展症结，新疆尉犁以及与其类似的农业县在进一步参与培育新质生产力时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呢？第一，应当以数字赋能乡村资源。通过数字技术深度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形成富有活力的新质劳动对象，运用数字平台加强对乡村文化资源、生态资源的宣传、管理与创新，不断推动文化与生态价值变现。第二，应当大力引进前沿生产技术。通过加强与域外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的合作，积极引入前沿性的农业生产机械、设备和技术体系，加快对传统农业劳动资料的升级改造，结合县域具体实际对技术进行恰当调适，形成符合乡村发展需求的新型生产方式。第三，应全力调动起小农户的积极性。当前小农户依然是农业农村的主体构成，所以新的技术手段只有在小农户中得到普及才能有效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因而需要开展必要的技术示范、推广和指导，绝不能将引进的技术项目滞留在观赏性、展示性功能上，更不能在引进技术、引进企业的过程中侵害小农户的权益（例如，一些地区强制推行土地流转，盲目扩大经营规模）。第四，应当探索建立人才服务体制。一方面，不断挖掘立足乡土文化的本地人才队伍，组织开展返乡入乡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军人群体创业创新培训，培养一批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职业经理人；另一方面，不断引进县域外创新型人才，探索建立科技特派员、文化特派员制度，加强人才流动与知识传播。
五、结语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且天然地带有强烈的实践性与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因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无论是新兴领域，还是传统的农业农村领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机理都是通过新质劳动者“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实现从技术突破到技术应用的转变。恰如习近平所言：“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对于广大县域乡村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持续加强先进技术的引进、推广和扩散，做好数智技术和其他新型生产技术的推广工作，充分激活独特的乡村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同时积极推行组织模式的创新，将小农户纳入新质生产力的范畴之下。历史经验表明，先进生产力并不必然排斥小农户，因而可以在生产关系上进行深度探索，消除农业农村中禁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堵点卡点，更好地发挥超大规模人口、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
【基金项目】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超大规模人口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研究”（23AZD012）
作者简介：解安，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研究中心副主任；邵景润，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河北学刊》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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