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东平原的村庄以规模大小不一的自然村为单元，同姓聚居的模式，居住集中，相邻自然村的居民之间大多沾亲带故。C村户籍人口约700人，但人口流出量较大，70%以上的中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常住居民以60岁以上的老人和学龄前儿童为主，符合“空心村”“老人村”的基本特征，属于典型的平原村庄。在春节期间笔者以走亲访友为视角，通过观察发现“送快递式走亲戚”在C村非常普遍——规划好路线，一天之内拜访多家亲戚，短暂停留即前往下一家送礼品，比起“上门拜访”，更像是“上门派件”。
一、缩小的“亲戚圈”和“送快递式走亲戚”
中国人非常注重孝道，对长辈的孝敬表现在逢年过节自下而上的礼物流动。于C村而言，一年当中走亲戚送礼的重大节日有两个：春节和中秋，中秋节要去长辈家送月饼，春节则要去拜年和送“大馍”（一种形状较大的馒头，顶部带有面做的枣花）。另外，除了月饼和大馍，还需要根据亲疏远近、个人喜好等附带其他礼品。婚姻对走亲戚送礼而言又是一个转折点，已婚的青年需要按照一整套规制，去拜访每一家亲戚（如图1左）。但随着时代的改变，已婚的年轻人主动或被动减少了与亲戚之间的联系，“送大馍”的范围也发生了转变（如图1右）。
每年的正月初一到十五是C村各家各户“走亲戚送礼”的日子，通过对比一个家庭内部三代人的不同表现，发现随着社会的变迁，“走亲戚送礼”这一事件在代际之间出现了不同的情感及行为表现，得出以下图表（表中亲戚指非直系亲属）。
通过了解，C1作为家中长辈，处在亲缘关系的上层，与亲戚交往一般处于平等或支配地位，与多数亲戚比较熟悉且关系融洽，在他年轻时因物资匮乏，走一户亲戚便意味着能够吃顿饱饭，而对当下常年独守老宅的他来讲，过年期间在家等着亲戚上门或者主动拜访亲戚依然是很愿意做的事情。
C2常年在外务工，偶尔和亲近的人电话联系，因长辈较多（共19家）且当地习俗不允许下午走亲戚，所以仅在大年初二的上午他就拜访了八家亲戚，又接待了两家客人。于他而言，虽然只和部分亲戚关系较好，但“上有长辈要去拜访，下有小辈要来拜访”是C2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他坦言：“我走亲戚就像是在‘送快递’，去A村时可以捎上送给B村亲戚的礼品，东西放下，任务就算完成了”。
而对C3来讲，他初中之后便离开家乡去外地求学，与多数亲戚没有过多交往，关系比较生疏，于是C3便主动选择不与一些亲戚来往。一方面，亲戚们的“过度关心”使C3不想与他们接触，另一方面，碍于晚辈身份又不得不顺从，所以对C3而言，“送快递式走亲戚”反而让他觉得更加轻松。
二、“送快递式走亲戚”的成因探析
成本：行动主体的理性选择vs社会舆论的负面影响。C村的大部分劳动力都在外地工作，村庄只有过年时才会热闹起来，正月初六开始逐渐冷清，时间对归乡的游子来说非常宝贵。C3说：“每年就放假这几天可以好好休息，还得跟朋友聚一聚，真没时间走亲戚。”不仅如此，在礼物的对比当中还发现，大馍是一定要带去且不会带回的礼品，但附带的礼品却因为“是否留下吃饭”有较大差别，“不吃饭的送一箱，留吃饭的至少两箱”是C2对礼品数量的“规定”，并且他认为：“留下吃饭的话，礼少了肯定让人家笑话，还不如放下东西就走，省钱又省事儿”。
至于“不情愿却要去走亲戚”，C2认为：“这是我的任务，不送大馍就等于完全断亲了，跟近门亲戚（指三代以内）断亲会让我家在这一片儿（指附近村庄的人情关系网）很没面子。”在农耕文化的滋养下，农村人更加关注人情和面子，这是基于相对封闭的社会网络对个人及其家庭的约束，而“过年不走亲戚”就是对长辈“人情和面子”的完全否定，是“不孝顺”的表现，这对几年后便返乡养老的C2来讲，社会舆论所带来的可能负面影响是他承受不了的代价。
收益：人际关系的变迁vs落叶归根的家乡。C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从农业生产转变成了外出务工，生产关系的变革使得传统亲情观念在联结人的同时，越来越多掺杂理性的考量——机械化、半机械化的耕作模式不再需要亲戚之间的互帮互助，分离各地的工作地点也阻碍了亲戚之间的可能联系。对他们来讲，亲戚能提供的帮助已经远远不够，因此，在与亲戚的社交上也不必花费更多精力。随着传统社会以血缘亲情为纽带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的瓦解，“抱团取暖”的家族主义逐渐失去了存续的价值，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也使个人和小规模家庭有了对抗风险的能力，“靠亲戚不如靠自己”是C3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描述，也是他不愿意和亲戚过多联系的原因之一。
对现代社会中的家庭而言，虽然亲戚在守望相助的角色中逐渐退场，但是没有亲戚支持的社会关系依然会削弱小家庭在乡村共同体中的地位。对C2来讲，亲缘关系在某些场合起着关键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身份的象征，“儿子结婚的时候亲戚们都来了，我很有面子，就算现在我经常不在老家，人家也不会小瞧了我们”。在C村，表面上看，亲缘共同体在逐渐崩溃，但遇到婚丧嫁娶之类的重大事件，亲戚依然能够聚合起来，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些默认回归原来社会关系网的人，也会本着这一原则持续地维持关系，而“送快递式走亲戚”无疑是相对成本低、收益高的方式。
变革：熟人社会的转变vs血缘之间的羁绊。自然经济下的超稳定结构已经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发生了转变，乡村社会也由于经济理性的充斥逐步过渡为半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对C3来讲，见人打招呼一事很让人头疼，“别说亲戚了，就连我们村的人我都认不全，出门见人不打招呼人家说我不懂事儿，打了招呼他不一定认识我，我也分不清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国的乡土社会强调“关系”，以亲人及其辈分维持乡土秩序，但在C村，以辈分取名早已不再流行，无论是异姓亲戚亦或同族亲人都很难再通过一个人的名字判断如何给予称谓，彼此之间的社会交往不多也无法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因此，由于和亲戚有“关系”但又分不清“关系”，C3只好用“尴尬且无趣”来形容那些不得不见面的亲戚，“来我们家走亲戚的大多数人我都不熟悉，一年最多见一次，像完全陌生的人一样，实在没什么好聊的。”
亲缘关系的凝聚力会因空间距离的增加和经济依赖的减少而减弱，但“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想法依然会影响到C3的选择，他说：“我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跟我的表亲们也没有一起生活过，哪怕关系不太好，每年去姥姥家还是让我觉得很亲切，可能这就是血缘之间的吸引力吧”。因此，即使可以自主选择的社会关系在增多，亲属关系对曾经生活在故土的人来讲依然很难从情感上完全割舍，C3说：“我不排斥和一些亲戚的交往，但是我很忙，走亲戚只能走个形式。”
三、小结：找到亲缘关系的平衡点
“送快递式走亲戚”是现代社会的新生事物，其背后指向的“断亲”现象也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显示出乡村共同体意识与经济理性之间的互相妥协。在C村，三代以内完全“断亲”的现象较少发生，但以“送快递式走亲戚”为代表的“微断亲”现象却愈演愈烈。从观察来看，C1家三代人有很强代表性，青年人与中年人都有“断亲”的趋向，老年人虽然主动断亲的意愿不强，但是或囿于身体素质、交际能力等原因，自身无法继续维持广泛的社会交往，或因中青年的主动选择，往往陷入“被动断亲”的境地。这一现象和差序格局指向下“亲不过三代”的关系结构有必然联系，而在亲缘的密切互动当中，“亲不过两代”的交往现象则更加凸显——即使是在亲缘关系浓厚的乡村也同样出现了秩序的瓦解与重构——选择性继承传统和选择性社会交往。不再将亲缘关系看作必然存在、必然维护的社会关系，却也没有完全抛除对礼仪、风俗的传承。
追究“断亲”的原因，从主观上可以解释为“懒于、疏于和不屑于”，也可以理解为对乡土人情的认同感降低和对传统乡村秩序的突破，从客观上则可以归咎于熟人社会的陌生化转变和社会交往的结构性变革。在C村，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与现代人的原子化倾向发生对撞，传统的情理社会和农耕文化影响逐渐变弱，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宗亲之间的互助和互动的大大减少以及家庭和家族功能的大大减弱，集体观念逐渐弱于个体观念，伦理本位逐渐让于个体本位。
但不可否认的是，“送快递式走亲戚”与“断亲”并不完全相同，有着“似断非断”和“疏而不离”的特征。从传统的赓续来看，“送快递式走亲戚”是亲缘交往的“走过场”，表现出了乡村共同体的解体以及相对应的传统价值观的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风俗、价值共识和行为规范的完全颠覆，可以说，“送快递式走亲戚”是对传统既遵守又反抗的结合体，既是“断亲”某种程度的表现，又不以“断亲”为最终目的，是理性选择和传统观念之间的糅合物；从社会的发展趋向来看，亲缘关系必然会被地缘、业缘、趣缘等关系冲淡，以“走亲戚”为代表形式的亲缘互动也必然受到冲击，这是“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过渡的结果，但并不意味着亲缘关系会随着城镇化的建设完全消失。
“送快递式走亲戚”没有完全重塑社会关系网络，也没有完全消解“家文化”的作用，但这种文化背后所代表的形式主义却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徒有其表”地继承传统反而会加速传统文化的消亡，真正找到适宜的方式传递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才能使之长盛不衰。因此，应该从传统文化的赓续和现代文明的趋向两方面出发，更好地引导亲缘关系的走向，既能够长久保持涵养农耕文化的精神土壤、维护乡土社会的和谐稳定，又能够顺应现代化乡村的建设要求，为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做有力支撑。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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