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粮食安全已成为日本媒体和议会喋喋不休的话题，更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与日本的社会意识、社会结构密切相关。
忧患意识下的未雨绸缪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颁布的食品安全领域相关法律、法令、规制等达约300部之多。尽管日本凭现有国内资源可以实现完全的粮食自给，但多数人宁愿相信日本粮食不安全。日本政府2010年9月公布的“关于粮食供应的特别舆论调查”显示，接受调查者中对将来日本粮食供应表示不安的占85.9%。日本“粮食安全”未必是现实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日本人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所有的危机对策，都是在预估有风险出现“可能”的情况下的预防措施。
农业保护的诉求
日本对于农业的保护力度远超其他发达国家。二战后，尽管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加入了世界产业分工体系，经济逐步自由化，但其农业领域始终实行保护政策。除了劳动力的职业选择没有限制外，农地的交易、转用，农产品的买卖，很长时期内由政府控制。由于土地、劳动力等成本较高，日本农产品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政府通过对农产品进口实行配额制度、对进口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等措施把海外农产品拒于门外。甚至在议会中，政见存在分歧的各政党在讨论关于农业保护的法案、政策时，也异常地一致通过。此外，日本媒体爱炒作外国食品安全问题，给人以外国食品不安全、日本食品最安全的印象。粮食自给率降低、粮食安全存在问题等成为政策保护诉求的绝好借口。
农村选票的影响
政治因素同样影响着日本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关注。因为在政党竞争中，农村选票价值远高于城市选票。
与城市工商业者不同，农民职业单纯、利害一致因而易于联合，日本全国农民都被组织到农业协同组合（以下简称“农协”）中。农协会员稳定，投票率高。农民是保守主义政治的基础，长期执政的日本自民党自创立之初就得到农协的大力支持。1994年前，在中选区制下，不同选区选民人数差异很大。例如1972年，地广人稀的农村地区1张选票等于城市地区的5张选票；1990年，占全国人口40%的大城市选民只能选举20%的国会议员，512个议席中269个来自农村地区。议会中的农林水产族议员对政府决策具有决定性影响力。例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面临着国际社会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加之国内大米过剩、财政赤字庞大，政府打算降低大米收购价格，却因农林族议员强烈反对而作罢。日本议员参加竞选时，在农村地区只要获得相当于城市地区1/3的票数就能够当选，因此农村选票价值更高。1994年，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对于选票价值的差异调整也很有限。相关统计显示，2010年，小选区制下农村选票和非农村选票的价值差距最大仍然达到2.4倍。
不仅是自民党，其他日本政党也需要农村选票的支持。为了获取选票，各政党都极力讨好农民，推出农业保护政策。保护政策获得社会支持的最好说辞就是粮食安全。进入新世纪，以粮食安全为核心、农民利益为宗旨的农业保护，成了日本参与TPP之类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最大障碍。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新华网日本频道特稿）
作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新华网日本频道 2016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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