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上黄河流域的旱作粟(及黍)的起源时间，同长江流域水稻的起源时间非常接近，都在距今八千余年之前。在那以后不久，南北之间，即已发生农业的交流。稻的遗存在黄河流域多数发现于五六千年之前，最近在河南的舞阳贾湖遗址，发现有距今八千年的稻谷印痕。舞阳位于河南的中南部，淮河上游的颖水流域，北纬35°33′，这个发现把稻作向黄河流域传播的时间又提前了许多。因为黄河流域的气候，在五六千年之前一直较现在温暖，那时又多沼泽湖泊，很适宜于种稻。 反过来看粟(及黍)的向南方传播，迄今为止，考古发掘所知的时间要较水稻为晚，在云南和台湾的新石器时期都发现有粟的遗存，时间在三四千年以前。这中间还有不少问题未曾明确。例如台湾的高山族最早是种粟的，不知道种稻，他们的粟是从什么时候、由什么人从大陆带入台湾的?至今还没有人专门研究过。从这里出发，倒可以引出一个稻文化和粟文化比较思考的问题，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
北方粟文化向外发展和南方稻文化向外发展的情况完全不同。粟向西北发展，遇到游牧文化的阻挠。两千多年来，农耕的汉族同西北游牧的各族屡屡为争夺耕地牧场而战争，较量的结果，强大的汉族虽然打开了通往欧洲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农耕地带向外扩展了不少，但因受严酷的自然条件制约，不可能再有所前进。农耕和畜牧界线的向北或向南推延，受气候条件的影响最大，这就是北方历史上多战争，而南方很少战争的原因之一。因为水稻带本来位于适宜温度范围之内，气候的波动并未到不能种稻的地步。但是就粟黍和牧场而言，情况就并非如此。平均气温每下降摄氏一度，北方的草原就要向南推延数百公里，游牧族逐水草而居，当然向南追逐水草最繁盛的地方，并且夺农田改草场。反之亦然，平均温度每升高摄氏一度，意味着农耕地带可以向北推进数百公里，改牧场为农田。可农可牧的地带，就这样随每四五百年的温度冷暖变化周期而相互争夺牧场或耕地。历史上强大的汉唐盛世，都恰恰是平均气温上升期，强大的汉族为扩展耕地而向北推进，把牧场改为农地；反之，魏晋南北朝和宋元时期，恰逢平均气温下降阶段，游牧族为追逐水草丰盛的南方而大举南侵。著名的万里长城为后人留下证明。现在的长城是明朝重修的，与秦汉时长城的旧址相比，就南北而言，向南后退了约四五百公里，就东西而言，东边缩进，西部则有所延伸，即明王朝的疆域要较汉时为小。长城之所以到明朝重修，是因为唐朝十分强大，它的威力远远越出长城之外，长城对唐朝毫无战略意义，因而长期废弃损坏。到宋元两代，气候转冷，辽金和蒙古族陆续入侵。明朝虽推翻了元朝，却未能恢复汉唐盛世规模，乃想起历史教训，重修长城。从清代至今，气温总趋势是转暖期，大清帝国又从而扩大了它的疆域。
汉时农牧分界线西起甘肃天水，经延安、太原、北京，至秦皇岛，远在今长城以南，反映了当时匈奴族的强大。两千年后的今天，农牧分界线已越过长城，农耕的北界达呼和浩特、银川、通辽一线，与从长城沿线的榆林、大同、张家口、北京以北，两者之间形成一条狭长的地带，即是两千年来汉族努力开拓出来的新的农耕地带，可见农耕线向北推进的艰难，效果始终不是很大。中国从西域传入了许多中土所没有的作物，如大小麦、燕麦、胡麻、苜蓿、葡萄、西瓜等；同时向西方输出大豆、丝绸、茶叶等，但粟对西方的影响始终不明显。反而是大小麦不断扩种，使粟的比重逐步下降。先秦时期，文献上提到的主粮，总是粟菽连称，到了汉时，便变为粟麦连称，唐宋以后，麦取代粟而上升到首位，与南方的稻对峙。
粟向南方发展，遇到稻的阻力，只能在山区旱地种植，而且南方的粮食作物种类很多，除稻以外，还有薏苡、芋艿、木薯、菰米、各种小豆等，粟也很难都取代它们。所以南方的粟所占的比重不大。
稻与粟比较，有很大的开放性，早在新石器时代，南方的水稻即从长江上、中、下游经由不同途径传入黄河流域。有史以后，强大的汉唐和清朝，通过军队士兵的屯田，把水稻带进大西北甘肃、新疆有水利条件的地方，开田种稻。虽然面积很小，但水稻却始终能在大西北有水的地方继续种植至今。从河姆渡一直沿袭下来的种稻氏族，我们暂称之为越先人，因为良渚时期的玉器中以“玉钺”象征最高的军权，一般认为这钺是越族名称的起源。有史以后，即春秋时(前770～476)著名的百越族。百越人善于水上航行，吴越交战时，双方都出动大批水军。当秦始皇统一全国，消灭南方的楚越时，越族开始分散，逃往海外的称外越，避入山区的称山越，一批批分散向西南迁移的，成为今天的壮、傣、苗、侗等少数民族，据认为，台湾的高山族，也是百越的一支。迁往西南的各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种稻传统。留下的百越(及山越)则与汉族融合，成为现今江浙闽人民和语言学上的吴方言区。外越在秦汉之交时，把水稻带往日本和朝鲜，日本和朝鲜从此开始种稻。外越的海上航行能力极强，他们曾到达南洋一带，与当地人通婚，把水稻带进南洋岛屿各地。现在分布在东南亚的华侨，数以几千万计，大都是闽粤人，即百越后裔，并非偶然，而是有深远的历史传统因素。太平洋岛屿操玻利尼西亚语的土著族，都有一定的百越人血统，这就是稻文化的开放性。
可是当南方越先人把水稻带往北方的时候，南方因森林茂密，人口稀少，缺乏铁农具和人力，水稻田就不可能大规模开发。而黄河中下游的黄土肥沃松厚，容易用木石农具开垦，种植粟黍大豆等旱作，并且很快创造出最早的文字，积聚起天文、气象、度量衡等知识(度量衡的产生与黍粟有密切关系，与稻麦则无关，笔者已另写专文，这里从略)，从此进入文明时期。因而在先秦时期，广大的南方因未曾充分开发，显得较黄河流域为落后。秦汉统一全国以后，才加快了南方的发展，到西汉中期(公元前1世纪)，稻作区已发展到长江流域中下游的四川、两湖、安徽、江苏；但那时浙江的中南部，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仍未开发。直至隋唐(6至8世纪)时，才以很快的速度，把稻作遍及全国直至海南岛。从此，南方的水稻生产，赶上并超过了北方的粟麦。唐宋以后，尽管全国的政治重心仍在北方，但经济、文化、人口和人才的重心，已经转移到长江流域以南，至今仍然如此。
如果从黑龙江的瑷珲向西南走，到达云南的腾冲，将这两地连接成一条直线，那么就可以统计出，此线的东南半壁，约占全国面积的43%，人口则占全国的94%。此线的西北半壁，面积占全国的57％，人口只占全国的6％。此线的西北半壁，即以上所说的畜牧区，之所以成为农耕区的外围，显然受到严酷的自然条件制约。东南半壁的北部，即黄河中下游以粟麦为代表的旱农区，和南部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水田农业区，两者的分界，也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大体上南北两个农区的分界可以淮河、秦岭为界，此线以北是旱作区，以南是稻作区。此条界线，同时也是一千毫米等雨量线，正是雨量决定了水稻分布的临界线。
汉字创建于黄河流域，孕育了早期的华夏文明。当南方还没有文字的时候，汉字在同西北广大的牧区已有长时期的来往接触，直至南方普遍使用汉字之后，为什么汉字还没有为西北的广大牧区所吸收?是由于粟麦的农耕文化与牛羊的畜牧文化缺乏共同需求。不能说西北的游牧族所操的言语与汉族完全不同，所以难以吸收汉字，因为南方百越族的言语属多音节语，也是与单音节的汉语完全不同。这还是因为水稻和粟麦同属农耕文化系统之故。入侵中原的蒙族和满族，一经与汉族的农耕文化生活长时间相处，便同化于汉族，接受了汉字文化，也是明证。就水稻来说，一旦水稻获得大发展，又进而大大丰富了汉字的内容(见本刊1995年第3期《稻的汉字名称及文献量》)。面向海洋的稻文化，很自然地进而把汉字的应用向周围推广开去，日本和朝鲜的语言与汉语相差更远，为．什么都能接受使用汉字?显然是稻文化起了不可取代的媒介作用。现在，人们都共同使用“汉字文化圈”这个超越国界的名词，在汉字文化圈的概念下，语言的差别并不妨碍彼此文化的交流，这都是稻的开放性带来的成果。可以自豪地说，没有稻文化的开放性，也就没有汉字文化圈。加之水稻以其远高于粟麦的单位产量、容易消化的营养价值，养活了更多的人口。绵绵五千年以上的中华灿烂文明，就是在粟麦和水稻的相互交融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开放性，迎接即将到来的21世纪。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稻米》1996（1）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