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四川省D县X村的实践考察
摘要：乡村产业振兴需要衔接上级政策并统合内外资源形成特色产业发展路径，本质上是一种政策创新行为。既有研究聚焦于分析乡村产业振兴的宏观机制，对关键人物推进产业发展的微观机理考察不足。借鉴政策企业家理论，通过对四川省D县X村政策企业家推动产业发展的动因、历程以及结果进行历时性呈现，研究发现：动力激活机制激发了政策企业家的创新动能，形塑乡村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多重嵌入机制使得政策企业家能够有效衔接多元主体推动资源整合，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能力；产社联动机制约束着政策企业家行为，推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耦合，使得乡村产业发展得以可持续。
关键词：乡村产业振兴；政策企业家；人才振兴；产业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产业振兴作为五大振兴之首，应当加快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1]然而，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基础薄弱、市场化水平低、产业链不完善等都成为制约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近些年来，中央和地方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与激励措施，下沉大量财政资源以激活农村产业发展活力，但对大多数村庄来说，财政依赖、思路匮乏是常态，资金不足、市场对接仍是现实难题。据统计，2015年至2020年，全国集体经济总收入中补助占比从21.1%增加至27.4%；截至2020年，全国仍有45%的村集体组织经营收益小于5万元，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任重道远。
如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学界从几个视角进行了探讨。一是从整体战略上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理念进行研究。乡村产业振兴应当围绕粮食安全目标做好产业发展规划，确定合理的乡村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同时也要推进城乡要素互通，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活力，重振乡村产业。二是从具体构想对乡村发展路径进行规划。实现产业兴旺应当推进农业产业升级与三产融合。要围绕“市民下乡”“三变改革”等方面创新制度，不断优化涉农企业成长发育的环境、科学选择产业兴旺的重点，推进农业农村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建设，多方合力推进产业兴旺。当前，数字经济的驱动与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是研究的重点。三是从实现机制上对既有的产业振兴实践进行分析。例如，有学者以产业发展为视角考察了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的机制；也有学者发现，政府可以通过价值、技术、制度和规则赋能，实现乡村产业振兴高质量发展。
既有研究对乡村产业振兴进行了有益探索，但仍有以下值得扩展的空间：一方面，既有研究大多从整体性视角探讨乡村产业发展的宏观命题或理论逻辑，认为产业形态可以简单移植或者复制。然而，对我国大多数乡村而言，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在于依托政策支持并结合本土资源形成特色产业模式。如何挖掘乡村产业潜力？因地制宜推进乡村产业创新并获得成功？相关研究关注不足。另一方面，一些研究发现，囿于乡村内部人才短缺，可以引进外部主体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但是否存在一类主体具有产业创新的意愿和能力？如何激活这类主体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实现？目前学界较少对这一视角进行考察，也缺乏对其中动态微观机制的分析。
为此，本研究引入“政策企业家”理论，将乡村产业振兴视作衔接上级政策并统合内外资源最终形成特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动态创新过程，“政策企业家”则是具有“企业家特质”并愿意为这一过程投入精力与资源的关键行动主体。地方党委政府可以通过选培“政策企业家”这一外生力量并为其提供能动空间，充分激活乡村产业振兴的内生动力，形成乡村产业振兴的能力，最终达成乡村产业振兴的目标。立足于经验研究，本文基于对四川省D县X村的实践考察，通过对案例的深描展现作为“政策企业家”的引进村干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并分析其内在机制，为破解乡村产业发展桎梏、实现乡村产业兴旺提供一条新的可供借鉴的路径。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政策企业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分析框架
实现乡村产业振兴，要构建具有特色的产业结构与高效的产业体系。《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指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需要以“因地制宜”与“创新驱动”为原则。对于缺乏前期积累的村庄而言，推进乡村产业振兴需要在既有的政策资源基础上，结合乡村在地资源创造性地构建产业发展策略，其微观过程本质上是创设并实现一种新的政策方案以满足地方发展需要的政策创新行为。因此，本文将乡村产业振兴视作一个动态的创新过程，可以从动力、能力和结果三个层面进行审视。首先，乡村产业发展应当充分培育乡村主体意识，激发乡村产业创新发展的内生动能。其次，乡村产业振兴应当活化村社内部资源、衔接外部资源，并将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提高乡村产业市场竞争能力。最后，乡村产业振兴要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耦合。从产业振兴的目标来看，产业发展一方面以促进提高产业经济效益为目的，但同时也指向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将经济收益与农村公共服务与公共开支联系起来，体现着“村社理性”。更重要的是，当经济效益通过适当的利益联结和再分配转化为社会效益，能够有效激活农户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产业发展更可持续。
既有研究关注到大量村庄由于缺乏主体性与创新意识，长期依靠政府的补贴，创新思路匮乏、创新创业积极性不高、自身发展能力缺失，产业振兴政策效能不彰，需要寻求新乡贤、职业经理人、工商业资本等主体创新发展路径并衔接政策资源，以提高乡村产业发展能力。然而，新乡贤含义相对广泛且对于主体能动性的强调不足；职业经理人则更强调经营管理过程中的专业化运营；而工商业资本更多强调资源供给，还容易出现权力寻租和富人治村的问题。三者对于乡村产业振兴的从无到有和从有到优的创新过程解释力不够，无法为乡村产业振兴困境破题。
“政策企业家”理论为我国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新思路。“政策企业家”是指愿意为其所支持的政策投入如时间、精力、金钱甚至是声誉等资源的个体及团体，其将政策创新视作关键行动者与制度环境互动的结果，行动者创设政策方案以达成政策主张或者目的。从动机上看，政策企业家的动机是多元的，既包含为争取利益而推动政策变革的利益集团，也包含以充分发挥政策潜力而为创新政策方案付出努力的行动者。相较前者，中国乡村产业振兴实践更需要作为后者的政策企业家。政策企业家需应对新的和不断变化的制度机会和限制而做出合适选择，因而需具备公共服务精神、领导力、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过程来看，政策企业家需要根据地方特征和发展需求进行相应创新，并通过与多元主体的互动，实现创新在决策、执行和制度化多阶段的成功。综上可知，政策企业家理论强调在具体的场域里，找到关键的内生性力量，推动政策更好地与实践结合，最终实现政策目标，这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要求具有一致性。尤其是，对于许多空壳村和集体经济薄弱村而言，“政策企业家”能够通过创新政策实施方案以解决自上而下的产业发展政策难以落实的窘境，对实现乡村产业“从零到一”的突破更为重要。
政策企业家广泛分布于体制内外，既有研究将政策企业家划分为三个类型，包含公共部门内部的官僚人员、市场组织中致力于推进政策创新的企业家以及非政府组织中的政策倡导者。区别于三种类型，在乡村产业振兴实践中，地方党委政府往往会为改善乡村产业环境，向外部引进具有“企业家”特质的人才担任村干部，这类“作为引进人才的村干部”本身由于前期经历具备创新特质，同时作为村干部其更需要对上级政策进行创新，且具备推动政策创新方案形成与落地的能动空间。考虑到引进村干部在乡村产业发展路径创新与落地过程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自主行动空间和为之投入的精力与资源，本文将其视为乡村产业振兴领域中的政策企业家。因此，本文选取“政策企业家”作为理论依据，梳理作为政策企业家的引进村干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着力分析三个问题：一是乡村产业振兴中的政策企业家如何产生？二是政策企业家如何能够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三是政策企业家如何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既定目标？
本文从三个层面分析政策企业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机制：一是动力激活机制。地方政府通过挖掘具有企业家特质的人才，并充分激活其创新意愿，培育其创新想法，能够创造出具有创新精神的政策企业家，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动力，这是打破乡村产业振兴僵局的前提条件。二是多重嵌入机制。政策企业家需要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既嵌入乡村本土社会挖掘内部资源，又打通外部通道，寻求外部支持并与市场衔接，这是保障乡村产业振兴的能力基础。三是产社联动机制。不同于纯粹追求利润的企业家，政策企业家应当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为此，政策企业家也需协调发展与治理关系，防止个人利益侵占集体利益，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政策企业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分析框架（见图1）：动力激活机制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动力一致；多重嵌入机制则强调实现资源整合，让乡村产业具备发展能力；产社联动机制则在于实现村社理性，最终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双重效益。本文以四川省D县X村的乡村产业振兴为经验材料，以三个机制为起点，探究政策企业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逻辑。
图1 政策企业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分析框架
（二）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政策企业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逻辑建构需要从微观动态视角对具体案例进行历时追踪。本文选取四川省成都D县X村的乡村产业振兴作为典型案例。作为中西部不发达农村的代表，D县大部分村庄属于集体经济“空壳村”。2009年，D县挖掘一批在外经商党员回乡创业，推动了集体经济发展，X村的胡书记正是其中代表。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历程，X村依托上级政策支持，结合本土特色产业资源，发展壮大了村级产业，实现了集体经济的跨越式发展。2019-2020年，X村被评为成都市百佳示范社区、成都市抓党建促集体经济发展典型案例、四川省首批乡村治理示范社区，其事迹多次被《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宣传报道，具有典型性。
本文的资料来源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一是对关键人物进行了深度访谈，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笔者曾于2022年9月到2023年8月对D县与X村进行多次实地调研。初始访谈是针对县政府的工作人员，确立事件发展的大致历程与关键人物；再通过其引荐多次对关键人物进行了焦点访谈。二是利用网络、报纸收集相关省市级政策文本以及新闻报道，对调研资料进行三角互证，为前期访谈提供辅证。
三、案例呈现：四川省D县X村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
（一）发展动因：“空壳村”发展的疲态
X村距离场镇5公里，距离D县县城25公里，属于偏远城郊地区。在引入胡书记之前，村里面产业发展正面临愈发严峻的疲态。
一是产业发展基础薄弱。X村地处平坝地区，本有较好的连片发展条件，但由于村级基础设施建设较弱，村里大部分是狭窄的土路，不利于大型机械种植以及运输车辆来往，村里产业以农户自耕粮食种植为主，总体的经济产值很低，是典型的“川西坝子”。当时正值西藏打工热潮，村里年轻人大多离开家乡，留守老年人和儿童是村里主要劳动力；由于村里产业缺乏，村民人均收入较低，加上村级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教育、医疗条件较弱，经济比较富裕的家庭也选择到县城居住和生活。同时，D县也正处龙门山断裂带，2008年汶川地震对D县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破坏，当时D县主要工作围绕震后修缮，对于产业发展的关注度比较缺乏。
二是发展思路匮乏。D县早期也尝试过通过引入外来资本的方式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把村庄连片土地租给外来企业，但囿于缺乏对乡村本土特色产业的挖掘，导致产业很难持续经营下去，甚至出现负面后果。X村的邻村Y村较早开始推进土地流转，D县引入农业公司进行产业规划和发展。2010年左右川西正风靡食用菌种植，公司老板便跟风拍板进行食用菌种植，但Y村并没有食用菌种植基础，很难在市场找到自身竞争力。没过两年，食用菌市场价格暴跌，公司也因承担不起租金倒闭。自此之后，D县也不敢随意引进外来企业发展乡村产业。
三是集体凝聚力缺乏。D县较早便开始推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社集体资产进行确权颁证，并试图通过建立农民合作社与外部市场进行对接。X村也曾试图把外出务工农民的闲置土地的使用权流转到合作社，由合作社以更高的价格流转给龙头公司等主体，达到既盘活土地资源，又提高村民收入的目的。但在具体与农户的对接过程中，大部分农户意愿并不高。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农户而言，年轻人外出打工，老年人留守务农的“半工半耕”是主要的生计方式，农户不愿意承担合作社可能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大量外流的背景下，农户对于村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不强。村级产业发展难以凝聚集体能量，也导致村级产业难以发展起来。
（二）振兴历程：政策企业家的引入与行动
1.信念建立阶段：动力获取与策略生成
为解决贫弱窘境，驱动乡村产业发展，2009年D县党委筛选一批人才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储备干部，并重点进行培养。依托对党员返乡名单的梳理，D县很快找到了当时刚返乡的胡经理（后为X村“胡书记”）。胡经理本是一名退役军人，退役后，利用自己在部队学到的美术书法特长在成都市区开了一家广告公司，经营情况也比较好。2008年地震发生后，他深感离家太远与对家乡的贡献不足，毅然决定返乡发展。D县党委对胡经理自主创业和退役军人的双重背景高度重视，便邀请其回乡担任村干部。在自我驱动与党委邀请下，2010年11月经组织推荐，他以高票当选X村党支部书记。
初次担任村书记，胡书记虽然有决心也有意愿改变村庄现状，但面对村里疲弱的发展样态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2014年D县组织村干部到山东潍坊学习集体经济的发展经验。外出学习的经历对胡书记产生了冲击，“道路整洁、设施完善、生活幸福”是胡书记对于潍坊农村的第一印象。而深入学习以后也让胡书记感到，要想实现强村富农，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一是要发展村庄本土的特色产业，二是要让村民自发参与到产业发展当中，形成自主合资、自主入股的集体经济。胡书记认识到：“上面政策有很多补贴，关键要和村里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让村民们一起‘创业’。”（HSJ20220901）
结合X村的实际情况，胡书记也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发展思路。首要任务是解决村庄中道路通达的问题，这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受益于上级政府的震后补贴与胡书记挨家挨户地走访筹资，这个问题当时已经得到了解决。其次要创新产业发展路径，既要和政策联系起来，又要和本土的产业资源结合起来。具体而言，X村不能脱离粮食种植村这一前提。当时县里的产业发展政策通常为补贴激励型，适用于规模种植与大型农机的购买，这与当时分散小农经营的现状不符。胡书记调研村中现状，发现X村粮食产量较大，但收割、晾晒、贮存的场地和人工较为缺乏，如果能够形成规模种植，并通过购买机具进行自营和对外服务，便能够将闲置的补贴政策利用起来，并形成当地的特色农产品牌。
2.创新发动阶段：社会动员与合作扩张
在具体的产业发展过程中，X村仍然面临着启动资金不足、专业化程度较弱、销售渠道不足等困难，这都需要胡书记充分发挥能动性。胡书记率先利用自己在村多年的社会关系，积极号召村民参与产业发展，召开了全村社员代表大会，详细说明了集体经济发展思路，建议采取股份合作制组建村经济实体，成立“锦谷麦香”种植专业合作社，将村上闲置多年的蚕房、酒厂和空置的学校用房等存量资产利用起来，建立粮食烘干中心。为了打消村民的疑虑，胡书记自己入股21万元，并优先发动党员入股，并挨家挨户宣传合作社，邀请在外创业就业的集体成员。2015年年底，胡书记成功解决了100万元的资金缺口，陆续在村中修建了育秧中心、粮食烘干仓储中心等一系列村集体经济实体。
虽然X村成功迈出了产业发展的第一步并取得了一定收益，但囿于传统农业种植方式的效率较低且差异化较弱，市场竞争力较弱，一旦缺乏政府补贴便难以持续获得收益。为了进一步壮大产业，胡书记认为应当围绕现代化农业发展方式，提高村级产业发展的专业化程度。依托村里在省城农业大学就读的学生，胡书记联系到农大的专家团队与四川润地农业有限公司，在双方的共同商讨与D县政府的牵头下，X村逐渐与公司围绕土壤改良、有机种植、智慧运营达成试点合作。在高校提供思路创新、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背景下，X村成功实现了现代化农业转型，通过智慧化农业服务系统的运用，X村每亩农田节本增效 100 元以上，社会化服务收入同比增长30％以上。
与此同时，胡书记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业本领，积极寻求市场外扩。依托企业经营经验，胡书记意识到，要想产业持续发展，必须有稳定的销路，而粮食产业的市场机会一是要从本土需求出发扩展合作伙伴关系，二是依托数字平台推广产品。依托前期的发展成果，2019年D县推选胡书记成为成都市的党代表，依托党代会的契机，胡书记联系到同为党代表的A公司董事长，向其推介了X村的粮食品牌，出于对当地产业的扶持与身份的认同，A公司员工食堂与X村合作社达成了长期的签约伙伴关系；同时，在D县政府的牵头下，X村与D县教育局也达成了合作关系，成功竞标成为当地不少学校的大米供应商。同时，2020年胡书记紧抓当时直播平台发展的契机，在网络上率先开展直播，首次直播便销售了千余斤的粮食。当前，X村已经形成了线上线下的双渠道销售模式。
3.发展升级阶段：资源反哺与长效维持
胡书记认识到，集体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依靠村民共同支持与努力，因此不能简单等同于企业的经营模式，而是要让村民切身感受到发展的成果。除了每年固定的入股分红外，经过合作社股东决定，合作社每年会拿取一部分利润作为村级公共服务资金，用以解决居民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提高整个村庄的建设水平。例如，为了完善村中集中安置房的管理，X村依托集体资产公司建立了物业社会服务公司，主要承接全村环境清洁、妇女儿童、老人关爱等服务工作；对于村中失劳困难家庭，合作社定期给予帮扶与慰问；村民有电瓶车停放和充电的需求，合作社出资建设了集中充电房。
表 1政策企业家推动乡村振兴的各个阶段
（三）结果审视：X村产业发展的效果
在胡书记的带领下，X村从原来的“软弱涣散村”逐渐变成了“集体经济强村”，发展起了乡村特色产业，同步实现了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产业实力显著增强。在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下，X村的产业得到了显著发展，逐步形成了集育秧、种植、田间管理、收割、烘干、仓储、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相对完善的农业产业链，有效提高了粮食附加值。截至2022年，X村已经形成了两个较有影响力的大米品牌，并形成了品牌特色。就直接经济效益来看，2022年X村营业收入达1760万元，实现利润180万元。
二是村民幸福感得到显著提升。其一，X村通过集体入股分红的方式提高了村民的收入水平，有效推进了共同富裕。2015-2022年，X村集体经济总资产由15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3751元提升到31000元。其二，X村也通过资源反哺的方式提高了村庄整体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水平，村民的日常需求得到更高程度的满足。其三，村级产业的发展提高了村民就近就业的比例，村里50、60岁老人不仅能够收取租金，还能在空闲时到烘干中心做一些简单的分拣半成品工作，以此增加工资收入。
三是培育了凝聚力，产业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升。在X村的产业发展过程中，村民的归属感得到显著增强。村级产业的发展以及随之带来的生活改善，有效提高了村民对于村组织的认同感以及对于村集体的归属感，并形成了漩涡效应，返乡参与产业发展的热情高涨，不少年轻劳动力也选择返乡入股或回乡工作，村级凝聚力不断增强，乡村产业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与资金支持。
四、案例分析：政策企业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机理
对X村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历程深入考察发现，D县通过引入胡书记这一“政策企业家”，充分激活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并将政策企业家嵌入多元、多层次的关系网络当中，提高了政策企业家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能力，并通过将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相互联动，有效推进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耦合。
（一）动力激活机制：政策企业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何以可能？
政策企业家的行为动机是考察政策企业家行动的重要维度。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让政策企业家获得创新的想法与动力，建立政策创新的信念的想法，进而逐步推进项目落地。从动力机制来看，既有研究多从科层压力与个体特质两方面进行考察，认为在压力型体制下，处在某一层级的地方官员会应对新的和不断变化的制度机会和限制进行创新行动[24]，目标责任制和晋升锦标赛带来的问责压力与晋升激励刺激着官员的创新。相较于科层官员而言，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行动者显然没有科层压力的刚性限制，因而需要通过外部动员进行激励。D县利用身份动员与情感动员两种方式，激活了具有企业家特质的特定行动者，并利用组织学习的方式增强了政策企业家的信念。
第一，情感动员机制，塑造政策企业家的底层动力。情感联结是基于血缘、地缘建立起来的社会性联结，虽然伴随城乡流动加快，农村空心化、软弱化严重，村民交往减弱，但是村庄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仍然具有情感性的号召作用。对于胡书记而言，虽然自己在省城经商，但是家人仍在家乡，这是胡书记愿意回乡发展的根本原因。“08年地震我家后院的墙垮了，虽然家里人没有受伤，但我觉得还是得离家近一点才放心。”（HSJ20221011）D县党委利用返乡群体建设家乡的意愿，对胡书记进行了情感劝导，不断增强着政策企业家建设村庄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形成了政策企业家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底层动力。
第二，身份激励机制，强化政策企业家的发展动机。相较于具有非正式身份的人才而言，具有正式身份的政策企业家往往具有更强的发展动力。2010年，D县推举胡书记成为X村的村书记，更直观地向其展现了村庄发展的困难之处，同时也要承担村书记的身份职责。发展好坏与治理能力往往高度关联，当村庄缺乏发展前景和发展动力，村民感受不到村组织对于村庄发展的作用，村组织在村民心中的地位不高，就难以完全信任和支持村组织工作。在胡书记工作初期，是有建设村庄的想法的，奈何缺乏话语权，村民不愿意参与到发展过程当中，村庄产业发展的凝聚力也比较低。而正是处在村书记这一特殊身份上，胡书记强烈感受到产业发展的紧迫性：“发展才是硬道理，没钱在群众面前说不上话，有钱了才能有话语权。”（HSJ20221011）
第三，组织学习机制，激活政策企业家的创新信念。创新想法的建立本质是一种知识生产过程，通过对外部知识的利用与内化的组织学习方式，能够有效推动政策的再生产。市场化背景形塑着政策企业家的创新发展精神，但相比市场运作，乡村产业需要结合政策要求与本土特征进行发展，限制条件更多。“村里其实有很多机会，现在农业上的政策也不少，就看怎么把村庄做大做好。”（HSJ20221011）D县通过组织学习的方式，为政策企业家信念建立提供了条件。“学习”是政策企业家进行创新设计的关键所在，能够为政策企业家打开创新思路，并且推动创新决策。以模范村为标杆，深入学习其创新想法和发展思路，能够为政策企业家提供发展想法。一方面，政策企业家需要对模范村的综合条件、产业形态、创新做法进行考察，学习产业规划、品牌设计等运作模式；另一方面，作为村干部，政策企业家在实践中会遇到例如居民不配合、凝聚力不强等问题，更关键的是对党组织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度学习。“当时我就在想，他们党组织为什么就能搞得起来，为什么我们搞不起来，问题在哪里”（HSJ20221013）。结合当地的问题，胡书记在不断思考中逐渐形成了“要发展，先修路”“要打造属于村集体品牌”“一子落就要满盘活”的创新信念，并在学习中不断增强自己的创业信心，为后续的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动力激活机制促进了政策企业家精神的产生，并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如图2所示）。可以发现，政策企业家的精神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个体价值追求、职业身份要求、可行方案获得三个层面上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政策企业家精神的产生，为乡村产业创新提供了依托。一方面，政策企业家具有强烈的产业创新动力并愿意为之投入精力；另一方面，政策企业家精神也促使产业发展方案的知识生成，为乡村产业发展奠基。
图 2政策企业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动力激活机制
（二）多重嵌入机制：政策企业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何以为之？
乡村产业振兴需要对接上级政策并结合本土资源进行创新发展，既要创设项目，又需对内外资源进行整合。由于村级产业通常处在更加复杂的制度、社会与市场情境中，“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的产业政策往往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产生“小农境地”。相较于简单自上而下单向度的政策输入，政策企业家通过嵌入多元多层级的网络之中，能够形成广泛的子系统行动者网络，协同多主体推进政策理念的实现。X村的案例中，作为政策企业家的胡书记充分利用企业家能力，高度嵌合在社会网络、组织网络、体制网络当中，有效激活了内外部资源，实现了乡村产业振兴的能力跃升。
第一，政策企业家嵌入社会网络，实现对村内资源的整合。自上而下的产业扶持政策往往难以激活农户的主动参与导致乡村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以创新为目标的企业家，通过沟通搭建桥梁形成的社会资本往往能够帮助其获得更多的机会。胡书记作为X村书记，既承担着村民代理人的角色，同时也是村庄中的一个普通村民，缩减了其与其他村民之间的身份隔阂与空间距离，更容易嵌入到村庄社会网络中。胡书记首先利用村里道路建设的契机，打通与村民之间的沟通渠道，建立社会资本。一方面，胡书记通过日常沟通充分了解村民诉求与村社资源，能够清楚知道“谁家比较困难、谁家在外经商，村民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HSJ20221013）；另一方面，在提升村民生活条件与双向沟通的过程中，村民对于胡书记的信任程度也不断加深，“有能力”“干实事”是村民对于胡书记的评价。以胡书记为中心的社会网络增强了村庄的凝聚力，社会资本的获得降低了胡书记整合村庄资源的成本。在胡书记的号召下，村民则出于对胡书记的情感上和能力上的信任，更容易参与进来，为产业振兴提供了启动资金。
第二，政策企业家嵌入组织网络，实现与外部资源的衔接。乡村产业振兴需要避免“小而散”的局面，提高抵抗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能力。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村庄而言，既缺乏对于专业化人才的吸引力，也缺乏现代化的农业技术等要素条件，难以扩展农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因此，政策企业家很重要的功能在于向外延伸，寻求跨界多元组织的合作。一方面，政策企业家会利用自己的节点优势，围绕乡村产业发展的功能诉求扩张组织网络。当X村面临发展瓶颈时，胡书记积极寻求产业转型机会，通过村庄中在外就学的村民与高校组织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提高了产业的专业化水平；同时，在高校专家的引荐下，胡书记还积极与农业专业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提高了产业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县级政府搭建的合作平台也增强了政策企业家的组织嵌入能力。组织间的合作涉及多方博弈，D县政府在X村与其他组织合作的过程中担任着中介作用。例如，在胡书记与农业专业公司进行谈判时，D县政府以试点效果好便在全县推广作为条件，为X村争取到了最低的成本价格。在政策企业家的主动作用与县级政府的支持下，X村成功与多元组织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有效推动了产业转型。
第三，政策企业家嵌入体制网络，实现与外部市场的对接。乡村产业振兴中政策企业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将产业与市场衔接。政策企业家的市场经营背景为其寻求市场销路奠定了基础，关键在于利用其所处的体制网络与本地市场达成合作。从案例来看，虽然胡书记具有市场背景，但对于X村粮食产业而言，其原有的市场关系网络功能不强。为此，胡书记利用其特殊的体制身份与本地的“小市场”进行对接。相较于纯粹的市场合作，当合作双方的交往距离较近，更容易形成战略性的同盟关系。在谈到为何市场主体愿意与X村达成合作时，胡书记认为：“一是我们做出了品牌，质量肯定没问题，而且都在一个区，物流成本就低，我们给的价格也够低；二是大家都在一起工作开会，彼此之间也够信任，他们也会支持我的工作。”（HSJ20221013）嵌入体制网络使得政策企业家能够与市场合作对象达成一种“圈层”关系，“圈内”身份使得彼此能够更容易形成彼此认同下的战略同盟，构建围绕本土资源的“内部市场”，降低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达成更稳定、持久的合作关系。
多重嵌入机制使得乡村产业发展能够深刻与村社内部成员、外部主体进行有机互动，政策企业家创造并协调着网络各节点位置的主体关系，使得乡村产业发展能够不局限于少数村民以及少数组织，而是能够充分实现村集体、政府、市场的共同行动，扩展着乡村产业发展的能力边界（如图3所示）。其中，政策企业家通过嵌入社会网络之中，完成了村级资源的整合；同时，利用可能存在的资源，打造跨界多组织的合作关系；另外，将体制关系与产业结合，形成了稳定有力的市场渠道。政策企业家分别嵌入各个网络之中，成为多重网络的中心，并有效发挥各个网络的功能作用，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能力源泉。
图 3政策企业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多重嵌入机制
（三）产社联动机制：政策企业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何以有效？
乡村产业振兴不仅需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更需要让产业发展使得社会效益最大化。尤其是对于处在初期的乡村企业而言，其经济形态更多展现为统合小农的集体经济，嵌入乡村复杂的经济社会结构当中，“集体合作性”对于其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区别于公司化的产业发展路径，政策企业家驱动下的乡村产业振兴是非资本主导的，而是以政策企业家为代表的集体主导的。产业发展和乡村社会深度捆绑，维系着乡村的集体性，使得集体行动得以在发展当中实现再生产，保障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耦合。
第一，利益捆绑机制保障了产业发展的集体获利性。在小农仍将长期存在的国情下，乡村产业发展需要避免资本对小农户生存空间的排挤，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需要构建村集体、村民与产业主体间的互利共赢关系，促进集体行动的生成。政策企业家虽然具备市场经营经验，但其并非以赢利性的资本身份入场。在缺乏资本前期积累的前提下，将产业与集体成员的利益进行捆绑成为政策企业家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最优路径。政策企业家塑造利益捆绑的关键方式在于推动村集体成员进行民主协商达成利益共识，消解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将集体意志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动力，形成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的“发展共同体”。在X村的案例中，合作社建立并非政策企业家独自推动的，胡书记主要扮演的是发起者和组织者的角色，村民则是商讨分配规则的主要主体。在胡书记的促成下，村民群策群力最终形成集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契约规则：“入股头三年不分红，盈利滚存入股，三年之后按当年的利润中提取30%作为合作社的发展资金，余下70%利润再按入股比例进行分红，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在这样的背景下，X村形成了“滚雪球”的发展模式，为产业扩张提供了持续的资金。
第二，集体监督机制规避了权力异化的发生。乡村产业的发展还面临着权力异化的可能，容易变成“权力经济”或“干部经济”[36]。因此，政策企业家不仅要对产业的经营状况负责，还要对集体负责。胡书记认识到，可信承诺是乡村产业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承诺到的就要做到，赚了钱就要给村民们分红，大家才会有动力把集体经济‘这块蛋糕’搞得更大、更好。”（HSJ20221013）同时，基于前期的发展经验，胡书记认识到权责清晰、信息透明、程序规范对于村民信任的重要性，强调“只要涉及大家的利益，就一定要程序清、账目明” （HSJ20221013）。胡书记每月都会在村中张贴集体经济的盈亏状况，无论是产业扩张所使用的资金，还是为村民提供公共品的集体利润支出，都会标出明细，村民随时可以提出检查。另外，每年X村都会举办“入股分红仪式”，股东、村民代表会对账目进行审查。通过这种方式，村民从纯粹的获利者转变为监督者，政策企业家的经营动机也并非简单牟利，而更多考虑分配所带来的社会性后果，因此规避了权力寻租的出现，产业得以良性发展下去。
第三，资源反哺机制促进了集体行动的持续生成。简单的利益关联只能实现对于村集体的低度组织，还需要通过公共品供给的方式推进个人利益与集体的利益的耦合。产业发展的成果为乡村提供治理的物质资源支撑，能够提高村民的幸福感、增强村庄对于人才的粘附力。政策企业家的多重身份决定了其目标的多样性，这也使得政策企业家必须耦合实现其经济职责与治理职责。对于空壳村而言，治理有效最大的痛点在于缺乏资金，因此政策企业家必须选择利用产业发展的成果反哺乡村治理，提高村庄的公共服务水平，以摆脱“越落后越穷、越穷越落后”的恶性循环。在案例中，胡书记在与村民商讨后，利用集体经济的剩余利润推动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资源反哺使得产业收益不仅简单变为村民的物质回报，更通过治理手段让村庄整体面貌得到提升，村民能够直观感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好处，对村庄具有更高的归属感，更愿意参与到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当村民们生活质量提高了，自然愿意回村了。”（HSJ20221104）资源反哺机制赋予了产业发展成果集体属性，促发了集体性的生成，为集体行动的再生产奠定了基础，最终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耦合。
产社联动机制有效规避了乡村产业发展的个体利益的理性计算，构造了具有“村社理性”的产业发展路径，既约束着政策企业家的行为，又促进着乡村产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如图4所示）。其中，利益捆绑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规则，集体的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高度一致，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持续稳定的产业发展资金；集体监督形成了清晰化、透明化的经营模式，政策企业家受集体成员监督，也为集体成员负责，村社形成了彼此信任、相互依赖的关系；资源反哺使得利润从纯粹的经济价值向社会价值转化，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水平，使得乡村发展活力得以不断增强。
图 4政策企业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产社联动机制
五、结论与启示
产业兴则百业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产业帮扶政策还存在“产业发展基础不牢、联农带农机制不够持续稳固、产业配套支持政策落实不够精准有效等问题”。如何对接上级政策资源，并立足本土特色与资源禀赋，推进乡村产业发展，是当前亟待破解的难题。作为引进人才，政策企业家具有创新精神，并愿意在实践中为产业振兴政策的创新做出奉献，有能力促进乡村产业“从零到一”“从一到多”的发展。本研究以四川省D县X村为例，呈现了政策企业家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动态过程，研究发现：
首先，从过程来看，政策企业家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具有三重机制，回应政策企业家精神从何来、政策企业家能力从何来、政策企业家约束从何来三个问题。其一，通过情感动员、身份激励与组织学习的方式，政策企业家能够形成推进乡村产业发展的内在动能，并建构起创新产业发展路径的想法，将政策资源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资源；其二，政策企业家嵌入复杂的社会网络、组织网络与体制网络中，充分协调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能够整合村社内外部资源；其三，政策企业家利用利益捆绑机制、集体监督机制与资源反哺机制，将产业与社会深度联动。
其次，从结果来看，政策企业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实现了三个目标，回应乡村产业振兴的动力从何来、乡村产业振兴的能力从何来、乡村产业振兴的效益从何来三个问题。其一，政策企业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创新动力并投入大量精力，塑造产业发展目标与方案，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动力源；其二，政策企业家因其本身所处的网络节点位置，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领导力、组织力与经营力，能够实现内部资源整合、跨界组织合作以及构建稳定的市场渠道，塑造了乡村产业振兴的能力基础；其三，政策企业家强调产业发展的集体性，获得了持续稳定的产业发展资金，形成了彼此信任、相互依赖的集体关系，增强乡村发展活力，保障了乡村产业振兴的可持续。
当前，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在于如何推动人才下乡，创造性地衔接政策资源并促成产业的成功。这也是目前理论研究的重要环节。政策企业家的入场，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突破口。X村的经验表明，寻找政策企业家并培育其创新信念，推进相关政策在以村为单位的空间内进行重新设计，是撬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同时，政策企业家在产业激活、产业扩张、产业维系中具有独特优势。政策企业家不仅关注产业发展的经营管理流程，而更关注政策企业家的创新特质，以及其与各类主体之间的互动时的结构性优势。利用政策企业家的能动行为，能够推进政府、社会、市场的有机合作，最终促成乡村产业发展的多重效益。虽然作为关键行动者推动的乡村产业振兴案例具有特殊性，但其机制具有可供借鉴的一般性特征。当前，地方政府应当积极挖掘具有企业家特质的人才，将其作为产业扶持政策落实的关键人物，通过情感动员和身份激励，以及为其提供学习机会，充分培育其内在自主性与创新想法，赋予其乡村治理、产业经营等多重职责。其次，应当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平台，为政策企业家创造跨界网络基础，提升政策企业家获取资源、活化资源的能力。同时，也应当更加强调乡村产业的集体属性，推动产业发展成果服务于村级公共品供给，并强化集体成员的利益联结，建立约束制度，避免乡村产业的资本化倾向。
作者简介：解安，1963年生，男，河北滦县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当代中国经济。乡村发现转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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