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强调要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这一重要论述，不仅为新时代县域经济发展指明了实践方向，更为从县域发展角度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法论基石。县域，这一延续两千余年的基层治理单元，在“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正成为提炼中国理论、回应中国问题的重要标识性概念。从县域发展角度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并非在农村发展学科下增设一个分支，而是要立足县域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分析单元，以“因地制宜”为核心方法论，提炼标识性概念，发展原创性理论，回答好中国县域发展的运行规律这一根本问题。
一、县域：一个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
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首要在于提炼扎根中国实践、西方知识体系所不具备的标识性概念。县域正是这样一个核心范畴。它不仅是行政区划，更是融合制度、治理与空间的复合体，其深厚的历史逻辑、独特的比较优势和丰富的实践基础，共同奠定了其作为自主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的地位。
从历史逻辑看，县制是中国制度文明中最为稳定的治理架构。自秦代确立郡县制以来，县作为最稳定的行政区划单元已延续两千余年，其高度稳定性深刻反映了国家治理的制度连续性。理解县域，不能仅将其看作一级行政层级，更要看到其作为“制度－治理－空间”三重属性交织的载体。正式的制度安排与非正式的乡土网络在此交汇，形成了行政科层与血缘、地缘纽带相嵌套的治理结构。这种结构使县域既具有落实国家意志的刚性，又具备吸纳基层智慧的弹性。如果不理解县域这一承古开今的历史方位，就无法真正把握其发展的内在机理，也难以解释为何诸多重大改革总是以县域为试验场。
从理论逻辑看，县域是中国有别于西方的独特分析单元。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城市－乡村”二元对立根深蒂固，其分析尺度要么是宏观的国家或区域，要么是微观的社区或个体，缺乏一个兼具行政完整性、经济统筹性与社会文化认同感的中间层级。西方区域经济学虽然有“次区域”等概念，但通常以空间均衡和市场机制为内核，难以解释中国县域内“非城非乡、亦城亦乡”的复合型结构。在县域尺度上，县城、乡镇、村庄并非孤立发展，而是在县级政府的统筹下，通过产业关联、要素流动和公共服务共享，形成一个功能互补、协同演化的有机整体。这正是西方理论“中层概念不足”困境的体现：以个体理性和市场单一机制为基础的范式，难以充分揭示由行政统筹、乡土逻辑、多元产业与空间结构等嵌套而成的“县”如何作为一个整体单元运行。
从实践逻辑看，改革开放以来，县域发展的丰富性早已超出既有理论框架，其成功实践深刻诠释了因地制宜的方法论伟力。其精髓在于，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模式，而在于每个县能否精准识别并创造性转化自身的比较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义乌发展经验”，正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典型案例。义乌虽然自然资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却凭着对市场规律的尊重与群众首创精神的激发，在“无中生有”中造就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其本质是立足人的流动网络与创业精神这一独特禀赋，走出了一条商贸驱动型的兴县之路。县域发展的多样性，也为发展一般性理论提供了绝佳样本。以县为资源配置和政策实施的基本单元，在县级统筹下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目标的协同，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地资源禀赋、最能激发内生动力的路径，在实践中表现出显著的制度优势。
二、因地制宜：从县域发展角度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核心要义
从县域发展角度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核心和灵魂在于“自主”，而非简单的学术本土化；其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因地制宜”，而非机械套用某一种理论模型。这意味着，中国县域发展学是研究中国县域发展运行规律的科学，它既要把握人类社会城乡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要聚焦中国国情，揭示中国县域发展的特殊规律。从县域发展角度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贵在自主，重在因地制宜。长期以来，不少研究满足于以中国县域数据验证西方理论预设，用复杂的计量模型替代对实践中真实运行机制的追问。“义乌发展经验”说明必然存在一些条件，这些条件是西方既有理论从未考虑却在中国实践中关乎成败的核心变量。从县域发展角度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在方法论上实现从“以中国经验验证西方理论”向“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的跃升，从侧重变量间的数量关系走向兼重系统内的运行机制。
因地制宜，是从县域发展角度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对发展规律的深刻尊重与主动运用。第一，因地制宜意味着对主体性的尊重。它要求学者从精神上实现独立自主，不自缚于西方理论的教条，也不满足于对政策文件的简单注解，而是立足中国县域发展的历史传承、制度背景与丰富实践，提炼自己的标识性概念和理论逻辑。第二，因地制宜意味着对差异性的包容。中国两千多个县（市、区），自然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文化传统千差万别。这决定了其知识体系必须是开放的、包容的，能够为多元化的实践提供解释框架，而不能是封闭的、排他的单一模型。第三，因地制宜意味着对过程的强调。它指向“立足禀赋－激发首创－改革创新－久久为功”的县域发展完整逻辑链，追求的是探索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而非追求一个统一的量化标准。
从县域发展角度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建立清晰的学理层次，提炼落地的标识性概念，并围绕“因地制宜”的方法论主线，构建多维、系统的理论框架。参照朱信凯（2025）提出的三农学“结构－历史－机制”三层学理体系，县域发展学同样需要明确区分不同层次的学理内容及其相应的研究范式，形成层次分明、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一是结构层次的学理内容，旨在揭示县域发展的本质属性与运行规律，形成关于中国县域实践经验的理论化与系统化的概括，其理论创新主要体现为对中国县域发展经验的系统化提炼，形成能够超越个案、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命题。二是历史层次的学理内容，旨在明确中国县域发展的历史方位与变迁脉络，主要是比较历史分析与长时段制度变迁研究，通过揭示县域发展路径的形成逻辑，为因地制宜的方法论提供历史依据。三是机制层次的学理内容，是支撑结构层次与历史层次判断的具体因果链条与微观基础。它回答“因地制宜”何以转化为实际发展绩效的中间机制，这与当前主流的实证研究方法高度兼容。研究方法包括计量分析、案例研究、田野调查等，这些与当前农经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一致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村经济》202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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