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招聘干部”这个词语，如今50岁左右又有过乡镇工作经历的同志都不会陌生。因为这批人中，有不少人就是那个时期的乡镇招聘干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乡镇政府机关干部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多数乡镇干部文化程度也不高，且不少是以工代干或父母到龄退休，子女顶职内招的。曾经就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某区公所（那时的县委、县人民政府派出机构）一位蒋姓区长，退休时安排在农村当农民的儿子顶职招工。拿着顶职招工表前往儿子所在生产队签意见时，生产队长在招工表上大笔一挥，签下“同意xxx顶职招工，任xx区公所区长”的意见。
为了解决农村干部队伍的缺额，改善干部队伍的年龄、文化和知识结构，建立一支与农业现代化相适应的干部队伍。从1984年开始，湖南在全省实行了农村乡镇干部招聘合同制。这一年，长沙市的选聘工作以招聘乡镇财政干部为主，适当还招聘了部分团干部和妇联干部、计划生育干部。招聘干部采取组织推荐和自愿报名相结合，考核和文化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全县统一命题，组织考试、阅卷。以乡镇为单位，分报考的部门按招聘的人数一比一点五的比例划定初选分数线，然后由聘用单位进行面试、政审、体检，择优确定聘用人选。
当年招聘对象主要是4种人，一是有2年以上管理经验的原大队或生产队干部；二是乡镇各种不脱产的业务、技术人员；三是高中毕业回乡务农2年以上的知识青年；四是复员回乡的退伍军人。经过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正副职，不必参加笔试、面试，直接签订聘用合同。招聘条件除强调身体健康、政治合格外，文化要求只要具备高中毕业以上文化或同等学历（自学达到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经招聘考试合格），更多的是要求被聘者要服从组织分配，热爱且安心并胜任农村工作。
招聘干部实行合同制，合同一般签二至三年。聘用期间享受同级国家干部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参照同级国家干部待遇按合同执行，但不转户口和粮油关系，口粮自带（1987年之后，改为吃常统粮，不用自带口粮了。当时乡镇招聘干部自嘲为吃谷的干部，正式干部是吃商品粮，也被称为吃米的干部）。是农村户口的，承包的田土山林继续保留。
当时在村办小学当民办教师的我，在经过原东门乡政府门口时，看到了用毛笔书写在大红纸上的招聘公告。看完公告，觉得自己完全符合条件，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当年考试，因为招聘的是乡镇财政干部，除了考试政治、语文、数学外，还要加考会计知识。在后来的考试中，尽管我的其他成绩还可以，但因为对会计知识一无所知被拖了后腿，还是遗憾的地落选了。
1984年尽管没考上，但为我参加1985年的考试积累了经验。记得85年4月份的一天早晨，我在村小学附近的乡广抪站大喇叭中听到了又招聘合同制乡镇干部的消息后，心情十分地激动。放学后，我连忙步行了三华里赶到乡政府门口，果真又看见了大红纸写的招聘公告。这次招聘的岗位比84年多，除有财政、团干外，还有秘书干事、司法员、计育专干等岗位。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着报名所需资料赶到乡政府报名处，报考了原东门乡政府司法员岗位。过了不久，我们便在原浏阳十五中考点参加了全县统一组织的笔试，这次我有幸入选了。
笔试之后是交谈式的面试。我的面试是在原市政府招待所的一楼客房进行的。印象中当年的面试主考官是原大围山区委主管党群和干部工作的徐良金副书记。徐书记是位待人很和蔼性格很耿直的部队转业干部，他与我的交谈让我很放松，没有一点拘谨。他了解了我的一些家庭基本情况以及个人意愿外，让我当场念了《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千多字的文章，面试就算结束了。
怀着忐忑的心情在家等了七八天后，我终于等来了去县人民医院体检的通知，悬着的心才总算放下来了。只是最后分配工作岗位时，组织上可能考虑了我当时爱好写作的习惯，没有安排我任司法员，而将我安排在了党委秘书干事的岗位上。
如今看来，那时的招聘程序虽然比较简单，但却公平公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的真诚坦荡。考察阶段，考核组的同志不辞辛劳，逐一上门上户到被考核对象家里进行家访并作相应的社会调查。只所以这样认真，招聘单位的组织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单位选准人选好人，应聘者也根本不需要去找什么关系，寻什么门路。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件事：邻区在组织应聘人员面试时，有一位自认为有些后台的男生在等待面试过程中，滔滔不绝地说了好多黄色笑话痞话，结果等到下午面试结束时，负责面试主考的区委副书记当面告诉那人，说：“你的面试结束了，你回去吧”。那人不理解，质问主考官，主考官说：“凭你今天的表现，你就不配当干部”。
正是因为当时有了好的用人制度，一大批在校园高考失利的农家莘莘学子，在回乡务农多年后，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考上了乡镇聘用合同制干部。这批招聘干部相对于以前的以工代干或顶职内招乡镇干部来说，更有优势。他们普遍年轻有活力，文化水平都在高中以上。其中不少人是因为受那时高考名额的限制而失去高考资格的。后来，这批招聘干部中也不乏有人重返校园复读后又考上了大学，或参加税务等部门的正式干部招考，也都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先端上了泥饭碗，然后依靠坚强的信念，自身的努力，安心农村乡镇工作，积极向上，做出了实绩，实现了人生梦想，最终都成为了光荣的国家干部，人民的公务员。正如我一生务农且读书不多的岳父母告诫我和我爱人（我爱人也是1984年招聘的乡镇财政干部）时说的那样：搭帮共产党的好政策，使我家祖坟开了拆，也出了嗯哩俩个乡干部，嗯哩可要好好珍惜，懂得感恩，用自己的努力多为老百姓办事，始终莫忘了自己曾经也姓“农”咯。
进入乡镇政府工作后，也是一种全新的工作状态。那时乡镇政府的领导对我们这批招聘干部十分看重，从不会分什么手掌手背。乡上领导特别会做年轻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会经常找招聘干部谈话聊天，从对待工作的态度到个人婚恋生活，都会予以关心教育和提醒。记得1987年，我与女友谈恋爱时，时任乡党委副书记就提醒我说：年轻人谈恋爱是好事，但你们在办公室就不能关门谈恋爱啦。
单位上也会经常组织招聘干部进行各种各样的学习培训，或传帮带以老带新，或以会代训，或送省市主管部门专业培训。同事之间也会毫无保留地分享工作经验或体会。尽管都是高中毕业的回乡知识青年，相对来说文化程度较高，但大家求学上进的态度都很积极自觉，对学习机会都非常渴盼和珍惜。刚参加工作那两年，我一直坚持着记工作日记的习惯，会及时总结工作中的得与失，反思工作中的错与过。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学习和工作态度，招聘干部的成长进步很快。大多数人边工作边学习，先后都取得了大学学历，甚至还有些人拿到了研究生的文凭。不少的财政干部成为了单位的内当家、铁算盘。不少的司法员成为了人民调解工作的行家里手，为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作出了突出贡献，获评了国家、省、市部门的表彰奖励。
尽管那时乡镇工作的条件很艰苦，下村入户做工作全靠走路或骑单车，从事的工作也非常辛苦，不是收农业税、上缴款就是卖房屋保险、国库券、催粮、搞计划生育做天下第一难事，被人们戏称为“三要（要钱要粮要命）干部。工资收入也很低，参加工作时每月只有40块钱工资，外加5块钱下乡补助，还要从自己家中带米去乡政府食堂才有饭吃。但大家都非常珍惜这个岗位，常常提醒着自己，手中端的是泥饭碗。事实上也是这样，每逢春插和“双抢”季节，我们这些招聘干部就都要回家去帮助干农活。那些端铁饭碗的干部每当这时，就是他们工作轻松的时刻。关系好的同事之间也会帮着去招聘干部家中栽禾打禾。
因为多数乡镇招聘干部出身农家，与农民打交道有着天然的亲切感。那时候，农村吃饭根本不像如今这样，随地都有农庄和农家乐。下村上户做工作时，往往要走上七、八上十里甚至几十里山路。吃饭常常就在当地山民家里安排，一路上，遇着合适的时间就与当地农户早早挂好勾，搭个餐。尽管山民那时生活条件也艰苦，家里冇得什么好菜吃，但也总会为搭餐的乡干部加上一两个菜，那怕是煎碗豆子煮碗鸡蛋汤。遇上条件稍好点的人家，还会翻厢倒柜找出点谷酒或瓶子酒，陪乡干部咪上一杯。下乡的干部在村民家里搭餐吃过饭后，也不会就是嘴巴一抹，总还要拿上半斤粮票和一、二角钱，作为搭餐费硬塞给人家。如果是经常去搭餐的人家，还会结成亲戚样，逢年过节都会有礼尚往来的人情走往。
尽管端着泥饭碗，隔着两三年又要签一次合同。但招聘干部们的工作仍会在小心翼翼的情况下，努力作为。因为大家心中始终存着一份念想，好好干总不会吃亏，远方的远方是信仰，远方的远方有希望。正是基于这份念想，许多的招聘干部工作都不分份内份外，从来不这山望着那山高。除了会相互之间攀比着谁的工作任务完成得又好又快外，还会比谁成长进步更快。在这样的干事氛围下，不出几年，大多数乡镇招聘干部都成为了当时乡镇政府的骨干力量，挑起了工作的重担，并得到了组织的认可和重用。1985年，原大围山区与我一批招聘的乡干部有十多个人先后担任领导职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少的乡镇招聘干部都成为了乡镇和市直部门的主要领导。更有一些优秀招聘干部，走上了市县的领导岗位。当年的我，除了做好秘书岗位所需做好的内务工作之外，所联系村的各项工作任务也排在前列，在原东门乡政府工作了不到三年，我就被当时的大围山区委调到区公所担任区委秘书干事，在区上工作不到半年，1988年3月，不满23岁的我，就被县委任命为大围山区委委员，成为全县较早走上领导岗位的招聘干部。1990年，被正式录用为国家干部。那时的我，累，心却快乐；忙，却感到充实！
当历史进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乡镇招聘干部合同制便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个时期招聘的乡镇合同制干部，除个别人因为个人原因离开了行政干部队伍外，绝大多数人在九十年代初期都被正式录用为了公务员。
岁月更替，日月如梭；时光如尘，初心如故。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乡镇招聘干部，基本上都从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了。乡镇招聘干部合同制，这种特殊时期的干部制度重大改革，为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农村改革和当今的乡村振兴应该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愿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的功绩！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华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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