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采用1978~2015年31省市（区）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和增长核算方法测算了农村劳动力省际转移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非农业部门产出贡献率和社会总产出贡献率分别为11.64%和10.21%，劳动力转移使自身生产率提高4.49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93%，其中贡献率主要来源于“胡焕庸线”以东地区（11.74%）和农村劳动力转入地（16.11%）。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机理，一方面是产业效率差异带来产出差额从而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即增长效应；另一方面是聚集效应和干中学等学习效应导致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带来劳动者生产效率提升，即效率效应。本研究既论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也为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推进导致的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性提供实证结论。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增长贡献率空间因素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其中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盖庆恩等，2015）。作为最具能动性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优化配置、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和城乡之间的优化配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可忽视（袁志刚、谢栋栋，2011；周国富、李静，2013；徐建国、张勋，2016；程名望等，2016）。配第-克拉克定理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会从第一产业转移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也进一步表明，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非农部门流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Lewis，1954）。就中国事实看，农业部门劳动力占比从1978年的70.5%降至2015年的28.3%，年均降速0.7%（中国统计年鉴，2016），表明农村劳动力快速向城市和非农部门转移，并在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下，形成数以亿计的庞大农民工群体。那么，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城乡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如何？或者说，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回答该问题，对于认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战略乃至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主要内容
本文在分析劳动力省际转移特征的基础上，基于空间视角，采用空间计量和增长核算方法，分析了1978~2015年中国农村劳动力省际转移的时空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首先，本文在考虑农村转出劳动力与城镇户籍劳动力异质性的基础上，建立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模型并进行推导，阐释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机理。其次，基于《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市区统计年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2015）和第三至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等，推算并获得1978~2015年除港、澳、台以外的中国31省区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转移方向数据。进一步地据此做农村劳动力省际转移时空特征分析，可概括为“一线两区三地”：以“胡焕庸线”为界，线东为劳动力转移集聚区，线西为稀薄区；以劳动力净转入比-1%和1%为标准，可将31省区划分为三大地区：净转入地、净转出地和转入转出平衡地。最后，本文从全国和“一线两区三地”层面，基于空间计量和增长核算方法（Growth Accounting）测算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主要结论有：（1）1978~2015年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化，中国非农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呈上升趋势。在大国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省际转移表现出整体上向“胡焕庸线”东部集聚、局部地区呈“核心-边缘”结构、省际转入转出不均衡等显著特征。（2）1978~2015年间，劳动力对社会总产出的贡献率达31.46%，表明劳动力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充分利用中国在劳动力资源禀赋上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之一。其次，劳动力对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产出贡献率分别为31.47%和30.73%，表明农业对劳动力的依赖性更强。在规模经营没有完全实现的情况下，基于家庭经营的小农经济依旧是中国农业的重要特征，其对劳动力的依赖性更强。（3）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非农业部门产出贡献率和社会总产出贡献率分别为11.64%和10.21%。劳动力转移使其自身生产率提高4.4887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93%，其中贡献率主要来源于线东地区（11.74%）；转入地劳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16.11%），平衡地次之，转出地最低。该结论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方面，市场化的推进促进了城乡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入非农部门就业主要从事“脏而重”的工种，且和市民存在“同工不同酬”现象（程名望等，2016），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具有历史性和独特性。（4）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机理，是劳动力资源在产业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的优化配置，一方面由于产业效率差异带来产出差额从而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即增长效应；另一方面由于聚集效应和干中学等学习效应导致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带来劳动者生产效率提升从而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即效率效应。
总的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的根本原因是非农部门生产率高于农业部门，只要两部门的生产率差异存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至非农部门就业的动力就存在。目前，中国非农部门生产率依旧大于农业部门，故非农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力”仍然存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15年全国总就业人口为77451万人，第一产业就业人员21919万人，占比28.3%。相比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2015年农业就业人员为265.9463万人，占比1.65%；相比亚洲其它高水平发展国家，以韩国为例，2015年农业从业138.2523万人，占比5.13%。比较可见，中国一产就业占比依旧较高，劳动力存在继续转移的空间。因此，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依旧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城镇化，通过扩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数量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另一方面，要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通过劳动力质量提升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四、边际贡献与未来拓展
就已有文献看，一方面，已有研究主要是从全国层面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省际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少研究。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均基于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等假设，将研究对象视为均质和独立的，忽视了空间因素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和创新在于：一是基于现有可得数据，对1978~2015年劳动力省际转移方向及转移量进行推算，并据此揭示劳动力省际转移的时空特征，创新性的把农村劳动力省际转移特征概括为“一线两区三地”。二是考虑空间影响，即承认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创新性的采用空间通用模型，分整体、两区（胡焕庸线东区、西区）、三地（转入地、转出地和平衡地）3个层面测算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其区域差异。三是考虑农村转出劳动力与城镇户籍劳动力的异质性，使得测算结果更符合中国实际和精确。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改革开放以来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推进导致的资源在城乡和产业之间的优化配置，是中国实现“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之一。因此，在持续推进制度改革和市场化的假设下，基于刘易斯拐点，考虑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转移的情景，测算其还能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多大贡献，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事实上，作者也正在进行这一延续研究。
五、写作、投稿、修改的过程与心得体会
围绕公平和效率这两个经济学永恒的主题，从资源优化配置视角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效率问题）和公共政策（公平问题），是作者及其学术团队拟完成的研究架构和学术梦想。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劳动力资源在城乡和产业之间的优化配置，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一直是作者想研究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作者采取“围而不攻”的战略，首先聚焦于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但作者知道，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本身仅仅是一个手段，目的是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在持续10多年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专注研究后，2015年开始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该文算是水到渠成的研究成果，但写作持续近2年，并反复修改。稿件于2018年暑假期间投给了《管理世界》，没想到不到4个月就采稿。在此对各位专家学者提出的宝贵意见深表感谢，对《管理世界》编辑及工作人员道声辛苦。
作者简介：程名望（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贾晓佳（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俞宁（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国际问题研究所）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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