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代际差异的视角
摘要: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或就业状态都有显著影响，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农业收入占比、家庭年收入对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的积极作用是一致的。不同世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趋势没有明显差异，但不同世代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态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相比，第二代农村劳动无业的概率要低。
关键词: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农村劳动力；就业；代际差异
一、问题的提出
最早提出“剩余劳动力”命题的是李远岑，他在1957年发表《现阶段我国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问题》，指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一个大问题。宋林飞1982年发表的《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则更具影响力，该研究通过调查数据对南通县的劳动力剩余率进行了计算，提出“从农田耕作中转移出来，向社队企业和家庭副业等方面寻找出路”。在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剩余劳动力命题就越来越多地被学术界认可。“农村剩余劳动力”命题关注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体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时劳动力结构的转型。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命题被广泛认可，大量研究聚焦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目前，关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的相关研究通常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其一，关注非农就业的后果。这一类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将非农就业作为自变量，探讨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社会后果，如关注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健康、就业、收入、社会融入等方面。其二，关注促进或影响非农就业的因素。人力资本、家庭因素、社会资本等这些因素具体体现在性别、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等方面。已有研究都指出了农村劳动力研究的价值，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充实的研究基础。但是，多数研究仅仅关注是否从事非农职业的影响因素，研究目的指向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这些研究中含有明显的城乡二元思维，往往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对农业劳动进行评价，已有研究关注的主体往往是农民工或农村居民，没有将农村劳动力作为一个主要研究对象，“无业”和“务农”之间及其与“非农就业”之间的差异被忽视；“农村剩余劳动力”命题中预设了非农就业的优越性，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主体性没有凸显出来；已有研究将农村劳动力视为一个低异质性的群体，忽视了不同世代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差异，缺乏代际差异的视角；最后，关于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中，人力资本被广泛证实，但来自家庭方面的影响尚未得到较好的论证。基于此，研究试图通过实证调查数据来探讨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对不同世代的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就业选择的影响。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一）代际差异视角
“代”的概念来自于人口学或人口社会学中“同期群”（Cohort）的概念，同期群与年龄和时期息息相关，指的是一组经历了相同的社会历史事件的人口。同期群效应是指当社会变迁对一代又一代的同期群产生不同影响时，生命轨迹的历史效应就以同期群在同一年龄所具有的不同经历变现出来，这一人口群体所具有的经历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在对农民工的研究中，代际差异视角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视角。“新一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划分就是代际差异视角的表现，以出生年份在1980年前后作为划分标准，198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为老一代农民工，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划分为新一代农民工。部分研究采用了新一代农民群体和老一代农民群体的划分，也有研究直接采用父代和子代进行区分。父代与子代的区分往往是人口学的“代”，而不是人口社会学的“代”。人口社会学关注不同世代之间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研究区分了新一代农村居民群体和老一代农村居民群体。
按照1980年以前出生划分的老一代农民工群体年龄仅在30岁以上，而考虑到近年来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笔者在老一代农村居民群体的基础上以50岁为界划分了中年老一代农村居民和老年老一代农村居民，作为第二代农村居民和第一代农村居民。基于此，研究区分了农村居民中的三代人，出生年份分别1959年及以前、1960~1979年，1980年及以后。这三代的生命历程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在1980年前后，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第一代农村居民面临成家立业的问题，第二代农村居民尚在学龄阶段或务农阶段，第三代农村居民即将出生；在2000年前后，税费改革背景下的第一代农村居民迈入中年晚期或老年早期，第二代农村居民正由青年迈向中年，第三代农村居民尚在学龄阶段或职业早期；在2010年前后，农民进城务工成为浪潮之后，第一代农村居民已步入老年阶段，第二代农村居民进入中年晚期，第三代农村居民面临职业选择。
（二）研究假设
人力资本理论是由舒尔茨和贝克尔开创的，与劳动力就业息息相关的理论成果。舒尔茨的研究较为宏观，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五类：医疗保健、在职培训、正式教育、成人学习项目及就业迁移。贝克尔则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践行者，为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新古典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职业（收入）差异的主要根源是劳动者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反对劳动力市场同质性的假定，认为存在两个缺少流动的劳动力市场部门，即首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该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人力资本回报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差异。笔者认为，农业就业市场和非农就业市场是两个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人力资本通过投资完成，而人力资本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家庭来传递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体社会化重要的孵化器。贝克尔指出，家庭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因素往往是多方面的，既可能是父母的人力资本，还有可能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等资本因素。布迪厄指出，不同形态的资本在实践中转换，资本有效充分的转换能够促进生活良性运行。因此，家庭在人力资本投资中必然充当相当重要的角色，家庭禀赋就是家庭资本相关的概念。
从代际差异的视角，可得到3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有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2，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有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3，不同世代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存在差异。
本研究包括两个探索性研究议题：一方面，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测量区分非农就业和就业状况，研究通过这两种测量来开展探索性的研究，比较在两种不同测量方式下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的差异；另一方面，考察基于农村劳动力回流的现实不同世代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况。研究倾向于认为，农村劳动力在青年早期和老年早期会回归农业劳动，这是由于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的必然归宿。研究基于2010年中国社会调查（CGSS2010）的调查数据（1）进行了实证分析。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抽样设计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在全国抽取了100个县（区）和5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在全国一共调查480个村/居委会，每个村/居委会调查25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调查1人。抽取家庭户时采用建筑物抽样的方法，在抽取个人时采用KISH表进行实地抽样。2010年的调查数据总样本为11783份。在本研究中，农村居民为户籍为农业户口的调查对象，有效调查样本量为6039份，研究考察的是农村劳动力样本，将劳动力样本年龄界定为16岁到65岁之间，农村劳动力分析样本为5281份。
（二）变量设置
1.因变量
研究关注的是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为了比较非农就业和就业状态的差异，研究设置了两个变量——非农就业和就业状态。非农就业是常见研究中使用的概念，即是否有非农就业工作，有赋值为1，无赋值为0。就业状态则是将无非农工作区分为务农和无业两种类型，赋值分别为2、3。基于此，可以对两种不同变量设置情况下的变量显著情况进行比较。
2.自变量
在实际研究中，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通常被用作衡量个体人力资本的变量。考虑到性别在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中的特殊性，本研究还将性别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之一。将性别作虚拟变量处理，年龄为连续变量，受教育程度通过常见做法将其转换为受教育年限，身体健康则采用自评的方式，非常不健康赋值为1，比较不健康赋值为2，一般赋值为3，比较健康赋值为4，非常健康赋值为5。
家庭禀赋主要包括家庭对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等的占有情况。本研究对家庭禀赋设置了4个变量：家庭有劳动收入人口数、农业收入占比、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对数。家庭有劳动收入人口数是去年家庭成员中有劳动收入人口数，是家庭劳动力的衡量指标。家庭农业收入占比是指去年家庭农业收入占家庭全年收入的比例，是衡量家庭劳动力的指标。婚姻状况采用虚拟变量的处理，区分为是否有配偶。家庭年收入则采取取对数的方式进行处理。变量编码情况见表1。
（三）模型选择
研究对非农就业和就业状态的影响因素进行差异比较，从而进一步揭示区分务农和无业人口的就业状态的重要性。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比较分析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
Logistic回归被广泛用于因变量为定类或定序层次的分析中。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适用二元Logistic回归，其因变量赋值为1和0，就业状态的影响因素适用多元Logistic回归，其因变量赋值为1、2、3。其模型原理如下：
某一事件发生的概率与不发生的概率之比称为比值，即odds=P/1-P。两个比值的比就称为发生比，简称Exp（B）。发生比用于分析由于某一自变量变化导致的比值变动，即分析反应变量发生概率的变化情况。
四、不同世代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
（一）我国农村居民的就业趋势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就业市场的比重不断加大。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有近8亿，无业人口为48376万，务农人口为28318万，非农就业人口仅为2320万人。2014年，我国乡村就业人口数为37943万，其中非农就业人口为15153万人，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数为22790万人，详见图1。可见，1990年以前务农人口一直在递增，1990~1996年呈现递减的趋势，1996~2003年再次出现小幅度回升，在2003年以后直线下降。非农就业人口数一直在递增，在1996~2003年出现小幅度回落。从我国农村居民总体上的就业趋势来看，非农人口不断增加，无业人口和务农人口总体上呈现降低的趋势，务农人口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增减反复的趋势。
由于国家统计数据未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进行专门的统计，所以图1只能大致反映我国农村居民就业的趋势，并未限定农村劳动力的概念，不同年龄的人口都可能被纳入总体中，因此，就业指标的就业状况反映的是全体农村居民。而且根据统计口径的差异，造成非农就业人口数的计算要比《全国农民工监测数据》（2008~2014年）报告的农民工数量要少，所以有必要从微观数据来了解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况。
（二）不同世代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的数据，在调查的958名16~30岁的农村居民中，非农就业对象有430人，务农调查对象有207人，无业调查对象有321人，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到近一半。在调查的2698名31~50岁的农村居民中，非农就业对象有978人，务农调查对象有1302人，无业调查对象有418人，务农的农村劳动力占一半。在调查的1625名51~65岁的农村居民中，非农就业对象有217人，务农调查对象有956人，无业调查对象有452人，务农的农村劳动力超过了一半。
对于不同世代的农村劳动力而言，非农就业比率随着年龄的升高而不断降低，务农就业人口比率随着年龄的升高而不断上升。同时，不同世代的“非非农”农村劳动力结构也并非一致，无业和务农的比率并未呈现一定的规律。将非农就业作为因变量，发现不同世代的非农就业概率存在显著差异，将三类就业状态作为因变量，发现不同世代的就业状态的显著差异更大。因此，考虑到“非非农”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显得很有必要。
五、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对不同世代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二元Logistic回归
以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作为因变量，建立了回归模型1，此时模型的伪决定系数为0.458，与同类回归模型相比，模型1的拟合度很好，表明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很好的解释力。从模型中可以看到，男性、受教育年限、身体健康三个人力资本变量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有显著影响，农业收入占比和家庭年收入对数两个家庭禀赋变量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有显著影响，模型1数据分析详见表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4》《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15》注：农村无业人口数是当年农村人口数与乡村就业人口数的差值，非农就业人口数是当年乡村就业人口数与第一产业从人数的差值，非农就业人口数为乡村就业人口数与农业人口数和无业人口数。
从人力资本因素看，男性从事非农劳动的概率是女性的3.572倍；受教育年限程度每增加1年，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的概率就上升23.9%；身体健康自评每提高1个单位，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的概率就上升9.4%，这表明人力资本越高，农村居民从事非农职业就越多。从家庭禀赋看，农业收入占比每上升1个单位，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的概率就下降97.9%；家庭年收入对数每上升1个单位，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的概率就上升125.8%。可见，模型1基本上验证了研究假设2和研究假设3，但并未验证研究假设1。
（二）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多元Logistic回归
以就业性质作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因变量，建立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多元Logistic模型2，模型的伪决定系数为0.506，模型的拟合度较好，表明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有着很好的解释力。从模型2可以看到，无业和非农相比，所有的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变量都非常显著；务农和非农相比，所有人力资本变量和大部分的家庭禀赋变量也都非常显著，模型2数据分析详见表3。
通过对无业和非农两种就业选择比较，首先，从人力资本变量来看，农村女性劳动力无业的概率是男性的5.639倍；受教育程度每上升1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无业的概率就下降5.4%；身体健康自评每上升1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无业的概率就下降24.6%，表明与无业相比，人力资本越高，农村劳动力选择非农职业就越多。其次，从家庭禀赋变量来看，有配偶的农村劳动力无业的概率是无配偶的38.2%；有劳动收入人口数每增加1人，农村劳动力无业的概率就下降41%；农业收入占比每上升1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无业的概率就上升1530.4%；家庭年收入对数每上升1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无业的概率就下降31.7%。最后，从不同世代来看，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相比，第二代农村劳动从事无业的概率要低62%。
从务农和非农就业两种就业选择比较而言，首先，从人力资本来看，农村女性劳动力务农的概率是男性的2.555倍；受教育程度每上升1个单位，农村劳动力务农的概率就下降11.4%；身体健康自评每上升1个单位，农村劳动力务农的概率就下降14.9%，这表明与务农相比，人力资本越高，农村劳动力越倾向于选择非农职业。其次，从家庭禀赋变量来看，有劳动收入人口数每增加1人，农村劳动力务农的概率就下降65.6%；农业收入占比每上升1个单位，农村劳动力务农的概率就上升8243.1%；家庭年收入对数每上升1个单位，农村劳动力务农的概率就上升41.3%，家庭收入与务农概率正相关可能是由于其他家庭成员从事非农职业提高了其家庭的年收入，从而提升了其务农的可能性。模型2显示，不同世代农村劳动力就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验证了研究假设1；绝大多数的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变量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态有显著影响，这验证了研究假设2和研究假设3。
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比较发现：第一，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就业状态都有显著影响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农业收入占比、家庭年收入对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是一致的；第二，不同世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趋势没有明显差异，但不同世代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态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无业和非农就业比较而言，第三，第一代农村劳动力相比，第二代农村劳动无业的概率要低62%。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的不同测量会部分影响到影响因素的显著情况，而研究更支持采用就业状况来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测量结果。
六、结语
基于代际差异的视角，不同世代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是存在明显差异的，这种差异体现在无业和非农就业之间，非农就业和务农之间的差异不大。与非农就业相比，务农的收入相对较低，但是对农村居民来说，务农仍然是一项职业，要付出劳动，也会获得微薄的收入，因此，从农村居民就业的角度来看，是否从事非农职业或者务农与不务农存在很大程度的差异。笔者认为，是否非农就业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测量是存在一定问题，非农就业的指标未能区分无业人员和务农人员的差异，包含非农就业、务农和无业三类内容的就业性质能够更好地测量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况。
研究证实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代际差异。与无业相比，第二代农村劳动力比第一代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会进入非农岗位，但第二代农村劳动力和第三代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第三代农村劳动力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因此在城乡户籍制度出现松动之后，第二代农村劳动力选择进入非农岗位的就逐渐增大，第三代农村劳动力大部分会进入非农岗位。这种差异在非农就业的代际比较中未得到证实。对落户城市的农村人口来说，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概率是呈现U型结构的。形成这种结构一方面是因为当前农村青年劳动力必然会进入城市务工，而农村中年劳动力在早期较少进入非农就业岗位，在随后进入非农就业岗位的概率就越低，务农或无业的概率就越高；另一方面，农村户籍的可改变性使得外出务工的农村中老年劳动力更有能力获得城市户口，但农村中老年家庭跟倾向于集家庭经济实力去改变子代的户籍性质，从而使得外出务工的农村老年劳动力在的农业户籍身份没有发生改变。
不同世代的农村劳动力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正在逐渐缩小，在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村劳动力之间就业的差异并不明显。农村越来越多地变成“留守农村”，留守人员改造和建设农村的积极性并不高。因此，在当前农村青年劳动力中培养青年职业农民是发展当地农业的重要内容。农村劳动力的总体处于变动之中，大部分人致力于获得城市户籍，他们中有少部分人成功，这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同期群不稳定。同时，由于本研究是基于二手数据的缘故，未能观测到近年来变动趋势，这是后续研究需要改进之处。
作者简介：朱慧劼，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年第6期，第175-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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