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探源
从历史根源上去追溯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性，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题目，笔者绝无此野心包揽全局。这里只想据个人思考所得，从历史结构方面去检讨，试说它有四大难：“老、大、多、后。”
第一个难是难在“老”字上。
诸难之中，数千年历史积淀形成的种种结构性习性，不经长时间磨损，势难消融化解，故显得特难。我曾开玩笑地说，长臂猿就因为“手”（上臂）发展过度，终究不能进化为人。大凡某一社会形态发展得过于成熟周密，就难以变革突破。新的变革最容易在薄弱的甚至荒野不毛之地创造奇迹。
林语堂先生曾以其特有的调侃，幽默地说过：“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这老大两字有深义存焉……无论这五千年如何混法，但这五千年的璀璨被我们混过去了。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中国向来提倡敬老之道，老人有什么可敬的呢？是敬他生理上的成功，抵抗力的坚强，别人都死了，而他偏活着。”
“文革”末期，我因一个偶然的机缘有幸去曲阜拜谒孔老夫子的故里。当步出东门，向孔陵走去，沿途的景象，真使我惊讶莫名。试看那些千年古树，一排排一行行，有规则地向远处延伸，是那样的苍老，伤痕累累，有的内囊全都蛀空，只剩一层枯黄的树皮艰难地包裹着，垂垂老矣，气息奄奄。然而抬头一望，那枯树的枝头上，悠悠然地竟生长出好些翠绿的新叶，在空中随风摇曳。奇哉，老树枯藤。那时突发感触，这不正是古老中国最逼真的写照吗？二十多年过去了，还始终忘不了那一刻。
中国历史，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有一万年的农业、五千年的文明、两千年的大一统。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国逃脱了灭国、分裂的厄运，文明未曾中断。历数千年的长期积累、完善，中国传统社会，从其社会结构的整合而言，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它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长：
（一）结构简单，整合容易，具有顽强的再生能力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核是以一夫一妻为要素的父家长制家庭。这种父家长制家庭，形象地说，像是一种“负阴而抱阳”的特殊单细胞生命体，由此复制放大，逐级演变为氏族—部族—部族国家，再由成千上万的部族国家经军事兼并，像滚雪球似的逐步合并为庞大的军事官僚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在外延不断扩展的同时，其社会结构的内涵却像单细胞放大，仍保持同一性：由内向外看，它是“家”的圆周逐级放大；从下往上看，又是父权逐级上升，叠筑起父权的金字塔。国以家为本，家以国为本，同质同构，故始皇帝称之为“六合之内，天下一家”。天子或者皇帝就是普天之下最大、也是最至高无上的“父亲”，君父御临万众子民。父与子的关系，是所有各类社会关系的原始模板。由这一模板不断复制出其余的人际关系或社会角色，名虽异而实相同，如兄弟、夫妇、臣民、君臣，以至同僚、师生、亲朋等等。以孝悌为本，逻辑外推为忠君爱民。儒家提倡的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也是循着这种社会单一整合的内在逻辑，去塑造精英人格的。因为社会整合建筑在最直观、最原始的家庭人伦基础之上，简洁明了，从孩提时代起，就可以在家庭中接受这种制度化的熏陶，很容易被理解、被习得。因此只要这种简单的社会结构还建筑在单一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没有市场经济的重大变迁，不产生急剧的社会分化，社会角色的分化，就很容易复制再生。中国古代王朝的一灭一兴，嬗代更替，靠的都是“父家长制”这块复制模板。它很像生物界中的蚯蚓，斩断一段，又可以长出一段，生命力特别顽强。
（二）盛行“父权崇拜”，迷信个人魅力
建筑在父家长制基础上的社会，其治理方式究其根本都不脱家长制，一切应由“家长”说了算。这就是中国传统统治根本的合法性资源。按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它属于由“情感正当性”支配的“情感型行动”，称“卡里斯玛崇拜”。因此中国特别盛行父权个人崇拜，迷信天才人物。
孟子即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入秦以后，二三百年间必有一雄才大略者出来革故鼎新，汉唐宋元明清是也。后来社会节奏加快，进入近世，大抵是四五十年一轮，必有一杰出人物惊天动地。不管怎样，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国家的命运必须也只能系以一天才人物的拯救，称之曰“圣君”、“国父”、“伟大的父亲”等都可以。每当社会震荡，必有造神运动出现。连那些不伦不类、七拼八凑的民间杂教，也都要捧出一个教主“君临”教徒，教徒视之若“神灵”。人们总期盼有这样一位非凡人物，能凭借他特殊的人格魅力，汪洋恣肆而又任性地调度历史舞台，“救民于水火”，重整纲纪，大乱后大治。几年前有一本书很轰动，名叫《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不还在呼唤未来中国需要有一个“神”的复活吗？
这种由“父权崇拜”引出的“天才崇拜”，经历史长期的积淀，内涵变得非常厚重。中国传统统治在反复的“一治一乱”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积有极端丰富的阅历，驾驭权力的技巧娴熟而富弹性。论政治权谋之善变老练，中国恐怕当居世界之最。这一点，历史学的贡献最大。二十五史，说到底都是《资治通鉴》。历代帝王之道都讲究以前朝覆亡为鉴，善变、多变，但最后总不离“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大法”。
试以《周易》为例。八八六十四卦，头一卦称“乾卦”。全卦都用“龙”的形象设喻。前后有六期（六爻）变化：初期“潜龙勿用”，当“龙”还没有露头，位卑力微时，须韬光养晦，养精蓄锐，善于隐藏自己。据说“龙之为物，能飞能潜”。能潜能藏，唯龙能之。朱元璋初时拥戴“小明王”，甘心“作贼”（后来有人就因“为天作则”掉了脑袋），大概属于此道。二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阳刚渐增，头角初露，开始迈出重要一步，但距最后成功尚远。此时最重要的是要按照“大人”的标准（即帝王之道）塑造、充实自己。定县李善长教他的，将来刘基到金陵，面授机宜的，大抵不出这类大学问的套路。三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是说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或地位，为着远大的目标，必须时时警惕慎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地待人处世，一步步开拓。这就是朱元璋在金陵设计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四是“或跃在渊”，已经具有行动实力，就必须敢于面对一切，或进或退，或跃或沉，审时度势，从容自在。从历史经验看，背后似还有不择手段、不行“妇人之仁”的意思。西征陈友谅、南灭张士诚，北至大都而放元帝北归，朱元璋这阶段好不从容。五则为“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九五”之尊的地位终于获得，也就是孟老夫子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天才人物出现的时候。《周易》的注释者就说：“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德备天下，为万民所瞻仰。”六则以“亢龙有悔”最后作结，意味深长。《周易》讲究事物的发展盛极必衰，“亢龙”忘乎所以，高飞穷极，势必遭受挫折。故警戒“亢龙”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一定会后悔莫及。朱元璋大杀功臣，自以为可以为长孙排除继位的阻碍，结果却害得其左右无助，眼睁睁让皇位被亲叔夺走。《周易》这一卦，可以说把中国王朝历史的兴衰过程全说尽了。遍观历代开国君主，大抵不出这些路数。这里仅以洪武为证。历代王朝都跳不出最后“亢龙有悔”的结局。
远的不说，再说较近的蒋介石，一生多变。蒋氏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刚从四明溪口小镇上走出来，还满身乡气。来到上海，混迹于十里洋场，当过兵，也出入赌场、交易所，流气、霸气都学会了。湖州南浔的张静江，恐怕算得上是蒋氏的“李善长”，是助蒋完成“见龙在田，利见大人”阶段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后来蒋氏有负于张静江，但比起朱元璋杀李善长，还不算太恶。此是后话。经张推荐到了黄埔，收敛流气，矢志革命，连中山先生也不怀疑他是三民主义信徒，当上黄埔军校校长。蒋氏一生对“校长”这一称呼最看重。曾几何时，军权在手，一路兵进上海，就翻脸不认人。“4·12”大屠杀露出真容，接着既清“共党”，也压“本党”异议人士。这一长段经历，很像《周易》由“潜龙勿用”到“或跃在渊”。在黄埔还“如临深渊”，到上海就“大动干戈”。因为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飞龙在天”。在蒋氏身上儒家影响很深，也为史家所共识。《曾文正公集》常备于案头，诵读不辍，绝不虚假。手下又搜罗一大批留洋饱学之士，各有专长，更有与外国保持密切联系，生活完全洋化的宋孔两氏与之携手合作。既旧又新，色彩斑斓。但要蒋氏王朝真正实行欧美式的民主政治，那也是“南柯一梦”。即使宋美龄对蒋介石再有影响力，也不过规劝其皈依了基督教，跟着走进礼拜堂而已（据说到晚年越发虔诚）。生活方式浅表层面的变化，不足以摇撼千余年历史积淀注入其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特别到了触及传统社会的要害——政治权力，这些人物都会坚如磐石，不为所动。蒋介石真正信仰的东西，恰如他对其亲信私下坦言的：“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前者乃儒家之转形，后者更是法家的变种。骨子里仍不离中国本土的帝王之道、治国大经。但蒋氏还算是百年一遇的人物，惨然离开溪口，漂泊海上时，天良发现，说道：“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打败了自己。”没有这份“觉悟”，恐怕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改革。到晚年，看其照片，似乎又返回到溪口，成了身着长袍，双手插进袖管，蜷缩在屋檐下“孵太阳”的十足乡下老头。虽气息奄奄，脸上却显出一丝过去从未有过的慈和与温良。我想，这大概就是他所以还能容忍小蒋（经国）“改弦更辙”的缘由。
当然我们不是否认个别突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也不是否认权威的作用。问题是中国传统社会缺乏充分的社会分化，没有足够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现代社会则迥然不同，它是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整合，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称之为“有机整合”。在有机整合的社会模式中，权威依然必须有，但这种权威首先是非人格的法理权威，法律至高无上，任何个人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人格权威又呈现出多元和多样性，各类权威间相互制约，形成动态平衡。没有绝对权威，也不相信天才统治。“二战”后，西方现代政治越来越显示出世俗化倾向，就说明了这一点。
深入下去，就必须说到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第三个特点。
（三）“政治一体化”，缺乏经济、文化子系统的相对独立性
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子系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是居高临下的，不仅居第一位，而且包容并支配着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所谓“政治一体化”的特殊结构类型。经济是大国政治的经济，即着眼于大国专制集权体制的经济，私人经济没有独立的地位。文化是高度政治伦理化的文化，着眼于大国专制一统为主旨的意识形态整合的功能，异端思想和形式化的思辨不是没有，而却总被遮蔽，了无光彩。政治高于一切，一切都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为转移。这种社会生态性的高度倾斜，造成了产生不出什么别的力量去制衡、约束政治系统。政治系统出了问题，只能靠政治方式即权力斗争去解决，即所谓“以暴易暴”，大乱之后才能大治，和平的改革常流于失败。
假若说现代社会的整合，仰赖充分的分化以及这种分化之间的制衡，那么，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则主要是靠驾驭权力的谋略，即法家所说的“法、术、势”一套控制手段。“制衡”是在一个立体模型中寻求各个多面体之间的平衡；“驾驭”则是在一个同心圆的平面上，谋求消弭离心因素，稳固众星捧月的格局，权力围绕着一个太阳——独制的君主旋转。中国传统政治讲究万古不易的最高准则是“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在群雄并起、称兄道弟的农民起义的后期，必会演出首领火并、血肉残杀的惨剧；假若成功地坐稳江山，则多弑杀功臣，巩固皇权，此即所谓“狡兔死，走狗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体制，其核心是保障皇权的绝对权威，确保中央的“大一统”。因此在不断丰富的政治实践中，制作出一套周密的制度设计，预防和制裁一切有害于上述目标的离心因素。除了君主深藏不露、宽猛恩惠相济等等个人技巧外，细致分析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演变的脉络，其要领不外乎：一是制止官僚的集团化，绝对不允许政治反对派的存在；二是剥夺地方的自治权，制止一切可能游离“大一统”、导致分裂割据的因素；三是诱之以利禄，笼络社会精英，逼其走科举制“华容道”，使之离开皇恩，一无所有，消解可能产生具煽动性的异己精神力量及其社会基础。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不仅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没有任何可以称得上独立的社会主体力量。以此言之，传统体制“千年不变”，绝非偶然。
经济系统的不独立，这里举产权为例，试说明一二。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黔首自实田”，耕地都必须登记在册，看起来是归占有者经营，但必须承认“天下一家”，都是“皇帝之土”，都是为“国家”打工。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的产权状况特别奇怪，不容易看得明白。说不存在某种形式的私有产权，也不合乎实际，平日里占有者之间可以转卖转让。说“私有”，什么时候都可以宣布“土地国有”，像王莽时的“王田”、北魏到隋唐的“均田”，南宋的变民田为“公田”，后来的“人民公社化”等等，究其实质都摆脱不了“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马克思语）的阴影。这恐怕是世界上很少有的、中国所特具的一种历史特征。
无论农民还是地主，占有的土地其实都不是完全独立的。这种不独立突出表现在收益权方面。国家硬性规定必须负担各种赋税劳役，还有地方政府的各种摊派。今人最不可理解的是，在整个两千多年里，农民产盐都是由国家管理的，盐户（灶丁）是世袭的专业户。盐最初都实行官产、官收、官运、官销，老百姓只准买官盐。这种靠行政系统销盐的制度成本很高是可以想见的。弊端百出，官盐质差、价高，老百姓宁愿吃私盐，乡村更不愿意跑到县里买官盐。国家盐的收入不保证，就想出一个办法，强制按人口摊派，从夏季的田税里加一笔“买盐钱”，不管你吃不吃。后来改为官收、商运、商销，就是“特许包销制”，奇怪的是原来按人口收的“身丁盐钱”却不取消。有田就有税，有屋就有税。官商结合的盐专卖制度，由于层层权力的盘剥，成为一种苛政，一直到清亡。国民党时代也仍然不准贩私盐。宋明清三代国家靠盐获得的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1/3—1/2。那为什么盐必须要由国家专卖？根据就是“六合之内，皆皇帝之土”。说任何私有都是不可靠的，一点也不夸张。顺便说到，现在许多出版单位都忙着推出传统商人的畅销书，极力渲染他们的“辉煌”和“经商智慧”。其实在帝国时代，任何老实巴交、靠正道做生意的，都不可能大富，而那些暴富显赫的大商人，无不是依仗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走歪门邪道的“识时务者”。因此，靠这些富商大贾，传统中国从来没有产生出像西欧那样一代新的社会力量（“市民”），从独立的城市走出来，由他们来摧毁中世纪“城堡”。
国家对私有经济的限制，指导思想是“平均”，“不患寡而患不均”。“抑豪强”、“抑富商”就是由这种指导思想产生的传统国策。汉初、明初两次打击豪强规模极大，涉及数十万以上人口，名之为“迁徙豪强”。那些数代土著于此、“发家致富”、没有政治背景的“豪强地主”“富商大贾”及其家族，一朝令下，原有田产财宝悉化为乌有，能说他们拥有“私有产权”吗？二是“抄家”。权势财富再显赫的官僚地主，一旦有罪被抄没，所有动产和不动产，不只田宅、金银珠宝、奴婢，女眷亦得尽数没入官府。这种做法，现代人完全无法接受，一人做事一人当，怎么可以这样？即使贪污，那么也应当扣除其正当收入部分以及家属的正常收入。但上述的做法，古代视之当然，没有看到谁提出过异议。因为一切的一切都是“皇帝”给的，给你是“皇恩浩荡”，收回亦理所当然。联想到“文革大抄家”，我们的银行为配合“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不顾国际规则公开银行私人存款，看起来也算是有历史根据，古已有之。因此对私有产权没有清晰的法律界定，公私含混不清，私有产权没有制度化保障的环境，恰恰是以后中国难以走出“中世纪”的一个症结。
第二个难字是“大”。
先说“大一统”，中国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实现了，这在世界上也是一种奇迹，我们常为此自豪。然而当秦始皇为实现一统中国志得意满，号称“天下一家，皇帝之土”时，肯定没有想到过：大固然有大的好处，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了，必须“统”，不统就神散形乱；大了，就难“统”，统死就生气全无。这“统”字，在两千年里始终是一门高深的大学问，里面有内外的应对、上下的应对，纠缠不清的华夷之争、中央与地方之争、集权与分权之争，更深的还有秩序与自由之争、人己之辩等等。各代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一走就走了两千来年。等到《红楼梦》出来，一个颇有政治头脑的女人王熙凤才有所觉悟，说出了一句男人没有说出的名言：“大有大的难处。”
我们通观中国古代历史，最容易感受到的首先是大的好处。它可以也有能力高度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无论何等壮观宏伟的公共工程都能掘地三尺，突兀而起，令世人为之一震，长城、运河、阿房宫、兵马俑……这是欧洲中世纪诸侯王国做梦也不敢想象的。然而，不顾国力、民力做的许多蠢事也因此特别多，秦速亡于长城，隋促命于运河，古代翻来覆去的灾难，至今想来尚令后人为之黯然神伤。
“大”的第一个难处，就是发展高度不平衡。按照自然生态（地势、气温、降水量等），中国南北、东西都不平衡，其中东西之间的悬殊尤其严重。古代中国大致经历了由西至东、由北到南的政治重心转移的演进轨迹。从宋朝起，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东部偏南的沿海地带，形成政治重心在北、经济重心在南的分离格局。传统政治体制人为地加剧了这种不平衡。鉴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必不可免地要实行财政上的“平调分肥”的国策。结果“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个别经济先进地区率先发生社会变革的可能性被扼杀，而动乱却常常从落后的西北地区爆发，“两头不讨好”。
“大”的第二个难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与地方失控的矛盾。
俗话说：“天高皇帝远”。帝国幅员的辽阔决定了必须层层设置官僚机构，而要保证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又必须使中央拥有“日理万机”、事事必统的庞大机构。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说，结果出了一个怪现象，与社会统治基础呈金字塔形相反，管理机构却是一个倒金字塔。上面是一个大平台，越到下面管理人员就越少。古代行政机构只设到县一级，上面千条线，到这里就变成综合一切的“收发室”，穷于应付。中央政策由近及远，其信息的准确性与执行的有效性，正好与距离成反比；距离愈远，熵值越高，即通常说的“走样”、失真。因此国外高明的汉学家早就看出，中国历代王朝权力高度集中，世界罕见，但对地方的有效管理反不及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国。历史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策再好，例如“青苗法”犹如今之农业信贷，初意甚好，结果地方各级官府为“邀功表态”，竞相争标，然而图操作上的方便，即按家按户摊派（“抑配”）。结果地主、农民都怨声载道，王安石后来也落了个“拗相公”的骂名。甚至极端的还说北宋亡国，王安石是祸首。
对大多数统一大王朝来说，社会稳定的最大难题是农民。帝国政府的物质基础，不说唯一，至少也是绝大部分来自农民有限的剩余劳动，积少成多，支撑着社会的运作。庞然大物般的帝国，后来几乎每十来个农民要养一个官吏士兵。口头上“农为邦本”叫得最响，为了维持这庞大的财政，不可避免地要走到自毁经济长城的绝路上去，更管不住不少地方官吏恣意刻剥小民。一旦王朝由盛转衰，走向末运，吏治败坏，越发不可收拾。一部以数千年计的中国传统社会史，一再显示出严酷的事实：失去了农民，就得垮台。
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悲剧，那就是“政治精英”们常把农民大众遗忘在村野角落里。平日，他们是最不起眼的芸芸众生，不因被冷落而辄耕，背负青天，面朝黄土，为一家之生计终日牛马般劳作。他们是如此的老实顺从。殊不知他们是可以欺生却绝不畏死。如若把他们置之死地，在生死必择的关头，铤而走险，那破坏性的力量也着实可怕。中国历史上就一再领教过了，从山村里喷发出来的暴怒，会让二三百年的物质积累毁于一旦。直至近世，多次现代化的尝试，其失败的原因之一，便是过分冷落了农村。晚清如此，蒋氏民国也是如此。
一般地说，中国的文化是最富人情味，伦理至上，政治也是被浓重地道德伦理化了的。关于理想人格的议论，也很精彩。可是，有正面必有负面。翻开正史、野史，迎面而来的不乏人与人的“窝里斗”，君臣相斗，臣臣相斗，连帝王之家，骨肉相残，也几乎历朝皆有。也免不了隔一段时间，小民与君臣大打出手。最可惊骇的是，每二三百年发生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常致生灵涂炭。我一度曾大惑不解，为什么从“咸阳三月火”始作俑起，汉宫唐殿宋楼明园都非得付之一炬？为什么不坐下来冷静想一想，保存下来让自己也消受“春华秋月”，何乐而不为？可见，中国文化乃至国民性也非“中庸和柔”。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常？这是对“皇恩浩荡”的一种逆反。长时期由失落、失望到绝望，蓄积起来的情绪能量，必须寻求一种特别大的刺激方式才能宣泄——据心理学家说，“放火”刺激释放量最高。
第三个难字是“多”，人口众多。
中国的传统农业有着与欧洲截然不同的特性。大约从春秋战国起，我国的农业就走了一条劳动力密集、精耕细作的集约农业的道路，其增产的主要途径不是扩大经营规模，而是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亩产）和耕地复种指数来实现。农具和农本投资长期停滞不前，农业生产力唯一的也是最活跃的变数即是人口增殖——添进劳动力。我们常常责怪国人“多子多福”的旧观念，岂知彼时实有不得已的经济动因。由唐入宋，往后随着土地所有权的日益分散，耕地的经营更是畸零小块，粮食的需求推动着人口的上升，开始了经济—人口的恶性循环。宋已越过1亿大关，明估计要到2亿，鸦片战争前即已达到4亿的高峰点。因此，在我国进入社会结构变革期，与欧洲大不相同，必须承受一个世界罕见的人口负荷过重的包袱。有的学者把它形容为“人口悬剑”。
人口负荷过重，无疑会对社会变革带来某种长期而深远的制约。在历史上，欧洲的人口负荷状况一向就比中国好。当进入“过渡时期”，它的人口增长几起几落：1100—1350年增长，1350—1450年后退；1450—1650年呈W形增长态势，特别是1550年前后一度因自然灾变（瘟疫）而跌入低谷；1650—1750年又再次减速后退。西人信奉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因为对此他们有难以抹去的噩梦：欧洲在“过渡期”中多次遭遇到“黑死病”（即鼠疫）猖獗的恐怖灾变，长达几个世纪，不少城市损失惨烈（法国马赛于1720年人口死亡近半）。据专家估算，这一灾难总体上使整个欧洲人口较起始时期减少了1/5。人口的骤减直到1750年方被刹住，由此进入长期缓步上升的态势。真可谓不幸中的侥幸，“天助西方”也。欧洲此时正值工业革命的关键时刻，人口负荷较轻（当时欧洲人口总量为1.5亿左右，而与欧洲近乎同面积的中国，同期人口数已突破4亿大关）显然是一个有利因素。据《欧洲经济史》所披露的史料，工业革命前期，英国除棉纺织行业外，当时多数行业普遍从业人员不足，像后来造成社会动荡的失业危机那时却并不突出。很明显，人口压力比较宽松的社会生态环境，对当时以机械化为特征的技术革命的推进，初始阻力要小些。
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能力相对脆弱。城市化必不可免地要受到来自乡村流动人口的冲击，而人口负荷过重，无疑为人均经济指数的优化带来不利，更增加了就业、教育、卫生与治安等社会问题的压力。不注意协调，稍一失控，难免会诱发震荡，阻缓经济发展进程。如果注意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就不难看到我国早期现代化遭遇到的这种人口负荷过重的困境，又没有合适的应对，这是近代社会多次动荡另一个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
第四个难字是“后”，落人之后的“后”。
时间具有不可逆性，历史从来只有相似的重复，而没有原模原样的翻版。正像希腊名言：人不能走进同一条河流，由传统走向现代也无法照抄别人的旧径。其中除了空间（民族）的差异，也还有时间的变数——捷足先登，领天下风气之先者，“上帝”似乎特别开恩于他们。后起者较之先行者，会在更为严苛的条件下经受考验。后起者的难处很多。
依据对欧美市场经济历史的考察，先说两种情境，是后来者特别是中国所不能比拟的。
第一，市场经济拓展的国际环境。当代法国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其《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三卷本中说道，欧洲人独立地发现大西洋，是欧洲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伟大业绩，“这一胜利为欧洲人打开了（通向）世界七大洋的大门和通道。从此，世界的整个海洋都为白人效劳。”此种论断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冷酷却又非常实在的经验事实：从传统的市场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仰赖于一个决定性的驱动力量，便是市场活动空间的最大限度的拓展。显而易见，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市场购买力的增强，需要相当长的渐进过程。其发展初期、增长的限度必然受到原有的经济结构、经济实力的制约。因此，正像布氏所分析的，先行国家与落后国家由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空间上的“经济压差”（又称“势能差”）就成为市场经济拓展最重要、也是资本积累最易见效的历史前提。欧洲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落后”的亚洲、非洲、特别是当时美洲供其施展魔法、断不能成功。布氏的这一结论并不新鲜。这就是早为我们所熟知，来自马克思揭示的血与火交恶的海外殖民掠夺、“资本原始积累”的历程。
当然，稍后一些，个别后来者如日本也仍有机会故伎重演。它的资本原始积累不就沾满中国、东南人民的血汗吗？当代中国面对的国际市场环境则已大不相同。从好的方面说，我们不必背负沉重的道德十字架，坦荡荡面对世界而无罪疚感。从困难方面讲，在日趋成熟、发达的国际市场面前，在诸多为别人捷足先登的领域，我们的拓展竞争，有时有点像轻量级与重量级“拳手”之间的较量。我们的资本积累也将比先行者更多地仰赖于自身的积聚，特别是国内公众购买力的渐进增长。单从这一角度来考虑，我们宁愿将市场经济成长的过程看得困难些，时间上估算得长一些。
第二，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协调能力相对脆弱。就以欧洲“过渡期”而论，虽然人口压力相对要小，社会仍然长期震荡不安。既有前述的天灾，也夹杂着无以掩饰的人祸。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任凭私欲伴着货币跳舞，“少数人得利，多数人被捉弄”（布罗代尔语），并直到1750年前，商业、工业的发展繁荣多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黑死病的肆虐，并非纯是天灾，其中乡村人口的贫穷，城市因人口过度密集，卫生状况恶劣，以及因农业衰退而造成的粮食危机等等，都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某些西方正直的经济学家不无辛酸地说：“英国工业革命牺牲了整整两代人。”（见布罗代尔书）现在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读过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要知道直到19世纪后半叶，英国的市场经济还混合着畸形与病态，公众动荡不安也不足为怪。我国当今的市场经济既不可能遭遇欧洲那种谁也不愿逢到的侥幸“机遇”（西方人权论者或许已经忘记，以饥饿和瘟疫减轻经济的人口压力，毕竟是最不人道的），当然更不能走牺牲公众和农业利益的歧路（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要经历如此长的历程，与此也不无关系）。因此，后来者最难过的一关是心理关。必须直面现实，清醒地认识任何现代化模式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总是有利有弊，有善有恶，进步中包含有某种退步，利益也不可能一体均沾，稳定所必需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建立，也有一个过程，有赖于经济的增长。后来者期望完全避免先行者之“短”、之弊，虽然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也应该意识到很难很难，有些是过程中所难以克服的，只有走到一定阶段才能做到。先行者好处，当时没有任何前例，他们的尝试是一种自然演进，走到哪里算哪里，后起者往往就特别挑剔，容易产生一种不切实际的对变革完美性的期望，不懂得结果全在于过程之中。这也是中国近百年反反复复，走了又重转回来的一种心理根底，保守主义很有市场，在民众中也很有影响力。
近代中国的当权者，如晚清政府，只望学到增强国力的“富强之本”，特别是坚船利炮之类，而对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的改革则讳之甚深。这是一道难过又必过的门槛。因此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不少有识之士，对西方近代化的后果有相当理解深度，不忍中国重罹“物质富裕，精神贫困”灾变，面对变态的中国近代化痛心疾首，多持严峻的批判立场。在思想文化领域，他们甚至超前地对资本主义理性做了许多深刻有价值的批判，领20世纪世界“理性批判”风气之先，显示出特有的哲理智慧。这种心态的缺陷，就是不能正视社会变革的过程性和不完美性，否认经济操作有别于道德，现代法理制度的最大特点只能制恶而不可能止恶。后起者在近代化问题上的争论、纠葛不清，往往造成多歧，使各种社会力量消耗于内部摩擦，增加了变革成功的难度，近代化进程必曲曲折折，延以时日，呈现出特有的长期性和反复性。
余论
我们不必为百年来的曲曲折折感到沮丧。假如说哲学使人聪明，文学催人产生激情，那么史学教人冷峻。什么叫“历史感”？历史感就是一种大时间感。胸中有了大时间格局，就能像斯宾诺莎说的：“不笑，不悲，也不怨，只是为了理解。”历史的时间单元不同于生理时间，它往往以百年、千年为一单元。且看世界上较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成就今天令人羡慕的绩效，至少也花费了四五百年。一百年，只相当于一个百岁老人的生命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算得上一小段。有了这种宏观的大时间观，尽可以坦荡荡地看待过去百年的跌宕起伏，一局大戏才演了一半，好戏正在后头。社会变革是一种不随意认同于主观设计的自然创造物，它有它自己的轨道，重要的是不要中断，更不能倒退。
经历许多挫折、失败之后，直到最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我们进行的社会改革，从本质上说，不是以谁为师，而是人类历史上各民族（除非中途消亡）都要经历的一种社会转型，一种历史大转折。它是要由原来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到现代工业社会，也就是美国托夫勒所说的由“第一次浪潮”进到“第二次浪潮”，一般简称之为“现代化”。
变革最初只是少数人的事业，慢慢才扩展开来。现代化真正成为中国全社会的主题，进入寻常百姓家，牵动亿万家庭的神经，从上层到下层，全民都跟着为之或喜或怒或哀或乐，我以为只有到了我们这个时期，改革开放的近二十年。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刚刚过去的二十年很不平常。它既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改革进程中从未有过的最好时段，同时也是整个“现代化”历史链条中的一环。瞻前顾后，后来还有后来者。现代化的长篇“连续剧”，虽然演过了一幕又一幕，跨过了两个世纪的门槛，看来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我们仍然处在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过程之中。
世界现代化运动的总结，上升为现代化理论，在西方也要到20世纪的后半叶。直到现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也还流派纷纭，莫衷一是。关于现代化的目标体系，怎样才算实现了现代化，至少有十几种说法。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有许多参考书。但有一点越来越清楚，现代化没有唯一的、标准化的模式，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原样照搬别国模式，都必须走出符合自身特点的现代化道路，才有希望获得成功。
最近一次现代化的重新驱动，最重要的特点，便是鲜明地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其实，市场经济的历史十分悠久。从文明时代一开始，市场就进入人类社会生活，承担起产品—商品流转的经济角色。而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就年轻得多，但从其基本完善而言，至少也已经有一二百年的历史。它是随人类经济变革的“第二次浪潮”应运而生，在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才确立起来的。什么叫做“市场经济体制”？它是以流通领域在空间上极大的拓展（跨地区，跨国贸易）为先导，通过创建现代金融业的特殊手段，实现了用市场经济特有的“游戏法则”——通常所说的价值规律或价格法则（看不见的手）——将生产、消费、流通、分配等环节以市场为核心实现高度一体化，并进一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由此造就了像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遍及一切的社会”。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功绩。
从世界范围来看，英美等国是属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行者”（一称“早发内生型”），像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都属于“后来者”（又称“后发外生型”）。后来居上的国家和民族，历史上不乏其例，我们完全有理由自信中华民族也有这种可能，但是，后来者的成功必定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首先必须能够通盘熟悉先行者的全部历史经历（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经历），并且融会贯通，合理消化，然后依据自身的情况和特点，加以创造性的转换，才有可能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成功之路。
在奔向世界市场经济大潮的当下，中国人的脚步是急促而匆忙的，对此，我以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欣慰的是我们终于摆脱了千年传统的困扰，认识到了“历史的必然”，代价虽辛酸苦涩，然毕竟匆匆上路了。忧虑的是因急促而无暇深思，浮躁中最易滋生浅薄，好像是第一次跑到别人的“超市”里，眼花缭乱，什么都好，拿到篮里便是菜，不明是非。据说目前经济类专业十分火暴，求学者门庭若市，然而求学者却不耐烦听讲经济史课程，以至连一些颇有知名度的经济系科，也把这类课不断从课程表上悄然画去，实在令人为之惊讶。我们这个民族有时太讲求“立竿见影”，吃过许多亏还不醒悟。恩格斯曾尖锐地告诫过，如若忘记了“历史的启示”，人们“就会陷在半昏睡状态”，“仍在黑暗中摸索”。一个不善于站到历史经验巨人肩膀上，不断提升自己理论水平、精神品位的民族，是不可能创造出后来居上的历史奇迹的。
反观20世纪后半叶许多发展中国家这方面的实践，有一些现象很发人深省。在欧美本已行之有效，屡获成功的“法门”，一经后来者移植，常常会变味走样，不再灵验，甚至变成讨嫌的弊端。某些后来者“本土化”的结果，不是旧瓶装新酒，便是新瓶装旧酒，异化为传统的替代物。探究其发生特殊畸变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其中有一点却是共通的，便是忽略了先行者成功的“历史情境”。后来者最容易犯的心理病症是“浮躁症”，或者叫做“压缩饼干心态”。此种心态具有两大症状：一是期望值偏高，后来者大多幻想能侥幸地压缩先行者经历的过程，伸手就摘采果实，不耐烦培育土壤，耕耘不浇溉，睁大眼盯在别人最高“价位”上，只肯高攀不愿低就，幻想“一步到位”。二是心理承受能力偏低，既幻想舍“过程”而收获“果实”，当然对实施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代价与难以避免的曲折缺乏心理准备，稍遇挫折，便怨天尤人，自卑自毁，最坏的还有可能乱了方寸，发疯似的胡乱折腾。有感于此，我觉得学术界、理论界应尽快为公众切实补上“历史”一课。
在此之前，我想先说一说自己近年来经过思索得到的有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正是出于这些方面认识的求索，才会回过头去考量历史上的现代化过程，并期望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
（一）对实现中国现代化，具有充分的自信心固然重要，但还必须赋予高度的理性。应该以冷静、沉着的态度，直面变革，认识变革是一种“历史性的运动”，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协调，过程很长，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中国而言，由于现代化带有被动和后发的性质，内在缺乏现代化的理论资源和历史资源，先天不足，后天又多次失调。因此，不能过分期望什么都会“必然出现”。“上帝”（市场经济、第三只手）不会特别恩宠中国人，让中国人走一条笔直又笔直的“康庄大道”。一路飙升，长期高速（高增长、低通货），而没有回落、衰退，乃至引爆危机，外国现代化历史上没有，中国人也不会有这种特别的福分。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学理上探讨，在现代化实现的可能性上，与其想得容易，还不如想得艰难些（不是所有人都必然自动成为“上帝”的“选民”，都可轻易登上“天国”）；在实现的时间上，与其想得短，还不如想得长些（西欧大约花了5个世纪）。现在权威的说法，是需要几代乃至十几代人（20—30年为一代）的努力，头脑还算清醒。
（二）我们几乎是在理论准备和心理准备都不甚充分的情况下，在中断了近40年后（1937—1978年，间隔着战时经济、计划经济），突然驱动、突然起飞的。实践中学习（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明智的选择。我们不能再延误时机了，否则，就有可能被开除“球籍”。对“摸着石头过河”，正确的理解是，首先必须敢于实践，同时也意味着学习这一任务的紧迫性，实践再忙，也必须挤出一切可能有的业余时间尽力补课：补有关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的课，补市场经济历史经验的课，补有关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环境的课，减少实践的盲目性。目的是一个：让我们能以充分健康的心态去应对现代化可能遇到的一切难题。
（三）不正常、不正确的心态的产生大概缘于以下几个原因：
（1）对“国情”、“球情”是什么缺乏深刻的了解；
（2）对社会转型是什么缺乏深刻的了解；
（3）对市场经济是什么缺乏深刻的了解；
（4）对社会发展或社会进步的真实内涵缺乏深刻的了解。
（四）需要打破以下几种幼稚的观念：
（1）可以照搬别人成功模式、依葫芦画瓢的观念；
（2）社会转型靠经济“一马当先”，就能万马奔腾的观念；
（3）市场经济没有风险、不会出现危机的观念；
（4）社会发展两大准则公平与效率没有冲突的观念；
（5）社会全面发展十全十美的观念（即只有正面效应、没有负面效应的观念；平均受益、人人满足的观念）
（五）应树立以下几个观念：
（1）社会转型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转型的长过程，不可能很短、很快就完成。它要经历许多发展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每一发展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及其局限性。从总体上说，可以有先有后、有高有低，呈波浪形螺旋状的上升态势，其中有高峰和坦地，也有低潮和险谷，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必惊惶失措。但真正完成转型必得是“全面转型”，这一结论是毫无疑问的。
（2）从一个阶段的巅峰状态下落，即意味着新的一轮发展时机的到来，两者之间称做“瓶颈效应”，最容易产生危机，能否确立新的目标，敢于冲破、越过是一种考验。
（3）市场经济会有它自身的规则（游戏法则），有不可捉摸、不可预测的方面，其中能否及时反省，不回避矛盾，不讳疾忌医、讳莫如深，非常重要（对东南亚模式的忧虑，最早产生于1994年李光耀与金大中就“文化能否决定命运”所展开的争论，它是由美国《外交》杂志挑起的。可惜当时未能引起世人的关注）。
（4）正确看待分化，适度控制分化，这是市场经济下社会管理、社会控制的一门新的领导艺术，不容易，但非做好不可。
（5）社会发展从每一段落看都不完美，完美的追求存在于全部过程之中。一种发展趋势，一经驱动，就会如危崖转石，不达其地而不止。改革产生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的深化才能解决。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历史学考研与就业 微信公众号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