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春雨霏霏的清明时节，乡情、乡愁总不免萦绕心头，而此刻，最解乡愁的也许还是乡音。本期的这三篇文章，从方言研究、山西方言的特色、文学作品中的方言几个角度，与您一道话乡音、忆乡情、解乡愁。
方言研究大有可为
方言和雅言“固不自今日始”
自古以来，汉语就有雅言和方言之分。今天的汉语，是历史上汉语各方言不断接触与融合而形成的，并且至今仍然是雅言与方言的混合体。
对汉语的前身，即先秦两汉时期的华夏通语，古人有不少论述。论及雅言，有“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论及方言，有“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礼记·王制》），有各诸侯国“言语异声”（许慎《说文解字·序》），有“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也”（《颜氏家训·音辞》）。第一条是说，孔子在教学、举行正式仪式时，都使用雅言。后边几条是说，方言的存在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尽管人们对雅言、方言的定义有不同的说法，今天中国境内的主体民族汉族在先秦时期也分居各地，甚至分属于不同的诸侯国，但有一种可以实现相互交流的通语则没有疑问。
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是春秋时期各国诸侯常常会盟，他们之间不需要翻译就可以实现沟通和交流。《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戎人代表驹支的话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并赋《青蝇》而离开会盟现场。
这说明，参加会盟的诸侯国，语言与少数民族有别；由此可以反证，这些诸侯国之间可以用同一种语言沟通。然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通语，虽然可以在各种“外交”场合使用，但又有内部方言的差异。这些方言，有的差别很小，如秦、晋语；有些差别很大，如齐、楚语之间和秦、魏语之间。
方言发展的辩证法
在人类任何一种语言中，方言的作用与地位都非常重要。没有离开语言的方言，也没有离开方言的语言。
汉语雅言和方言之间并无天然的鸿沟，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汉语的发展过程，是雅言和方言共同发展、相互影响、时而统一、时而分化的过程。
雅言有书面语（文献语言）和口语之别，方言也有文字记录和口语之分。书面语和文字记录，是从属于雅言和方言并为其服务的。秦始皇能统一文字，却并不能统一语言。每个时代有不同的客观事物，随着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他的语言也会有所发展。例如，网络语言就是互联网产生以后才出现的一种新的语言形式。雅言和方言的运动与发展，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融合、分化、消解，构成了汉语发展绚丽多彩的历史。
方言的生命力很强，顾炎武说：“孔子传《易》，亦不能改方音”，就是说，历代人们口语所操持的都是方言，没有任何人说的是“语言”，即便是播音员等专业人员，在日常生活中也可能保留着方言。但方言一定会变化，一部分与雅言汇合，一部分则与相邻方言渗透交融，还有一部分保留原有的特质。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的雅言成分又分化成为新的方言或次方言。
汉语方言是汉语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历史汉语的活化石。由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古代汉语的许多元素此长彼消，不可避免地分别保留在不同层次的汉语方言中。共时差异与历时顺序交错影响，方言成分混杂于汉语各个语言要素中，需要通过文献方言学的“考古”发掘，才能窥见端倪。
方言研究的广阔空间
汉语方言有分有合，互见错陈，延续上千年，纵横数万里，要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和时段内，将历史汉语方言发展的线索及现代汉语方言的面貌描写、解释清楚，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需要很多年的努力。
20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对各个历史时期汉语方言进行过研究。从时间上说，这些研究可分为对历史汉语方言的研究和对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整理两类。前者从汉语方言史研究的角度出发，以古代文献语料为研究对象，爬梳能反映当时方言的语音、词汇及语法的文献资料，通过整理、归纳与分析，找出规律和特点，分清汉语方言发展的层次，进而为汉语方言史的建立提供重要资料，这属于文献方言学的范畴。后者侧重于田野调查、记录分析，寻找共时差异，追源溯流。
研究好方言，可以让语言文字发展历史不致断裂。历史上的这种断裂为今天的研究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例如，甲骨文是表义、表音和结构都非常成熟的文字，是系统化了的文字。从大汶口、半坡的陶符，三星堆的刻符到甲骨文，中间缺少关键的一环：这样的符号是怎样发展为文字的？20世纪在四川出土的200多个学术界称为“巴蜀图语”的符号，至今也不能识读。
现在，各界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方言保护与研究在国家语言工程中的重要性。2015年启动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目标就是“收集记录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口头文化的实态语料”。起步了，就有希望。
（作者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巴蜀方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汪启明）
“博采民众的口语”
——谈鲁迅小说的方言运用
鲁迅认为作家应该“博采民众的口语”，他的小说就吸纳了不少，当然，是绍兴方言。在绍兴戏文里，官员秀才用官话，劳动群众用土话，他很赞同。他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
作家从方言中吸取养料，首先是语词，也有话语。
绍兴方言中有很多生动的语汇，它准确、细腻、生动、形象。《风波》描写江南水乡农家晚餐情景时用了当地的一个方言词语：
嗡嗡的一阵乱嚷，蚊子都撞过赤膊身子，闯到乌桕树下去做市。
“做市”是绍兴方言，多用来说夏日黄昏蚊子群飞的情景。蚊子白天看不到，黄昏一齐飞出，成群结队，上下飞舞，像赶集市一样。“做市”，只两个字，简约，然而生动。《阿Q正传》写辛亥革命到来时，举人老爷惊恐万状，连夜疏散财物到赵府寄存，他备了一封长信，又排了“转折亲”。赵太爷怎么样？
赵太爷肚里一轮，觉得于他总不会有坏处，便将箱子留下了。
“肚里一轮”，绍兴方言。“一轮”是形容盘算之快，还考虑得非常周全。“肚里一轮”，把“脑子里很快进行了一番分析思考”这一原本无法显示的活动，仿佛都让我们看到了。
文学作品吸收方言词汇，最重要的是动词的选用。人物的动作情态丰富多变，要准确、生动地把它表现出来，全民语言有时也会显得苍白，但方言往往能作很好的补救。
“搡”是绍兴方言，有摔的意思，是人在气恼时，将东西重重放下的动作。《风波》中七斤嫂听说皇帝坐了龙庭：
伊一转眼瞥见七斤的光头，便忍不住动怒，怪他恨他怨他，忽然又绝望起来，装好一碗饭，搡在七斤的面前道，“还是赶快吃你的饭罢，哭丧着脸，就会长出辫子来么？”
“搡”字形象地突显了七斤嫂“怪、恨、怨”的怒气，读者还仿佛能听到饭碗重重放在桌上“腾”的一声。可谓如见其人，又如闻其声。鲁迅对方言也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他挑选，吸取，为我所用。他选用方言非常严格，力求准确贴切、生动形象，绝不滥用。绍兴方言的“挨”有“挤”的意思，但程度不同。《社戏》写戏园子里人多，鲁迅用了好几个“挤”字，也用了一回“挨”，然而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精心挑选的。
戏文已经开场了，在外面早听到冬冬地响。我们挨进门，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的眼前一闪烁，便又看见戏台下满是许多头，再定神四面看，却见中间也还有几个空座，挤过去要坐时，又有人对我发议论，……“有人，不行！”
这段叙述里一“挨”一“挤”用得十分贴切。“挨”虽也有“挤”的意思，但与“挤”相比，力度要小一些。戏园子人很多，无论是场子中间还是在入口处。入口处与场子中间比，人要少一些，还有点间隙；“我”还可以从人缝擦身进去，因此用“挨”。到了里面人更多了，“我”要到中间去坐，就得“挤”过去。“挤过去”是说非得用点力，否则是过不去的。一挨一挤，入口处人也不少，场子中间人就更多，人多的不同程度就显示出来了。至于“我”第二回去看谭叫天演戏，人更拥挤了。退出来时要“用力往外一挤”，后来是“挤而又挤”，才出了大门。这里自然都只能用“挤”不能用“挨”了。
“喝酒”在绍兴也可以叫“吃”酒，还可以说“啜”“品”“咪”，《在酒楼上》鲁迅用过一个“呷”。“呷”是绍兴方言，与“喝”同义，但意味不同。“呷”是从容缓饮，还常伴以咂嘴品味。寒冬，雪天，“我”回到久别的故乡，却已只能算是一个客子。为了逃避客中的无聊，来到了一石居，叫了酒菜，“略带些哀愁，然而很舒服的呷了一口酒”。“呷”是细品缓饮，所以才品出“酒味很纯正”。“呷”用在这里很有一些“韵味”。读者仿佛能看到“我”舒坦的神态，甚至还能听到他咂嘴、舒气的声音。在同一篇作品里与“我”的“呷”酒不同，吕纬甫则都是“喝”的：“他一口喝干了一杯酒”，“他总不很吃菜，单是把酒不停的喝，早喝了一斤多”。《在酒楼上》多次写到喝酒，只在“我”刚坐下来时用了一个“呷”字，这是为了表现雪天独酌缓饮的舒服。鲁迅选用方言词语是多么严谨。
绍兴方言中很有一些简约、精炼、含蓄、幽默的话语，意味深长，耐人寻味，鲁迅对它是颇为欣赏的。他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着也觉得趣味津津。”“炼话”顾名思义，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简练是它的一个特点。阿Q“中兴”以后，为提防他偷窃，赵秀才想把他赶出未庄。
但赵太爷以为不然，说这也怕要结怨，况且做这路生意的大概是“老鹰不吃窝下食”，本村倒不必担心的。
“老鹰不吃窝下食”，意思是做贼做强盗的人，一般是不会在本地偷盗的。只七个字，里面却蕴含着一定的道理，耐人寻味。
“炼话”的特点之二是形象，常以具体事物唤起人的想象，可感性强。以“三代不捏锄头柄”喻示七斤家已不从事农业生产，早有些飞黄腾达的意思。爱姑用“低头进，低头出”来诉说自己嫁过来后处处小心、安守本分，说得具体形象，叫人同情。
“炼话”的另一特点是风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民生凋敝，教师领不到薪俸。《端午节》里的方太太要方玄绰想点法子，做点别的什么事。方玄绰正为领不到薪俸十分气恼，愤愤地说：
“什么法呢？我‘文不像誊录生，武不像救火兵’，别的做什么？”
“文不像誊录生，武不像救火兵”，也是绍兴的“炼话”。意思是文不文，武不武，并无专门技术。文人中的誊录生，武士中的救火兵，在旧社会被人们认为没有什么专门技术，地位是卑微的。现在是做誊录生也不会，做救火兵也不能，更显得无能。方玄绰在老婆面前如此贬抑自己，表现了他的气恼和绝望。这类“炼话”鲁迅在小说中是经常采用的。《肥皂》里的卜薇园斥四铭“对着和尚骂贼秃”，读来妙趣横生；“老虎头上搔痒”（《药》）、“天不打吃饭人”（《肥皂》）、“眼睛生在额角上”（《肥皂》）等，有的精炼，有的形象，有的用比喻手段，有的用夸张技法，读起来趣味津津。
鲁迅“博采民众的口语”，从民众口语中吸取营养，使他的作品读来总是那么鲜活生动。方言经过加工提炼，又丰富发展了全民语言。鲁迅曾说，文学“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娴熟地运用方言，使他的作品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也许，这也正是鲁迅作品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为绍兴文理学院原院长 陈祖楠）
古老山西方言，语言演化的“活化石”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是我们沟通情感、传承文化的纽带，也是归乡游子认祖寻根的名片。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的消磨、消失，有目共睹。某种动物的消失是生物链的缺损，某种方言的消失将是文化链的缺损。因此，科学地研究保存方言，已上升为国家行为。
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正式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范围开展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工作。作为首批启动该工程的四个省份之一，山西省于2015年12月30日完成了10个县市的方言调查摄录工作并通过了专家验收。
在近30年的调查研究中，我们深深感到，山西方言作为黄河流域、黄土高原上的一支古老方言，无论就其形成的历史，还是所保留的古代语言、古代文化成分，在汉语发展史、文明史上均占有突出的地位。
深厚的人文历史、独特的地形地貌使山西方言在北方话中卓然而立，源远流长。据载，晋国为周武王少子唐叔虞的封地。春秋前后，晋国兼并了约20个国家，成为中原霸主，所占疆域大致涵盖了今山西省及其毗邻地区有入声的地区（这一地区学术界称其为“晋语区”，“晋语区”比“山西方言区”涵盖面大）。晋语区中的大包片（大同—包头片）和张呼片（张家口—呼和浩特片）则是后来形成的，与清初山西北部的人为求生计“走西口”“下云中”密不可分。
“恒山峙其北，大河绕其南，四塞襟之，五原控之”，“眺览其间，左山右河之势自若也，襟塞控原之腾自若也”。《山西通志》中的这些记载足见山西地理位置之闭塞。巍峨的太行山，古老的黄河，以及山西南部的太岳山脉、中条山脉均为天然屏障，使外界向山西移民的吸引力不大，从而抵挡住了处于强势的北京官话的西进与中原官话的北上，山西方言也因此很少受到其他方言的影响而保持其独特性。
山西方言保存着大量古代汉语词，它们承载着诸多历史文化内涵，这是了解、研究汉语史、文化史、民族史的可贵资料。
比如：山西晋中、晋南方言将“水”可读成fu/fei/shui等形式，读shui明显是普通话的层次，读fei是南部古政治中心长安话的层次，读fu才是当地最“土”的层次，据考，古代书母字（即审母三等字）读f在元代已有记载。
再如：洪洞县大槐树移民，信史记载欠缺，从方言和地方文化方面考证，不失为一种新思路。山东平邑县一带有唇齿塞擦音，周围均没有，而山西晋南方言有，县志也记载是从山西移民过去的。
可见，方言读音有助于了解山西移民外迁和方言扩散的历史。
当然，山西方言在历史上也受到过历代外来民族语言的影响，主要是与阿尔泰语系语言产生融合和相互影响。如：晋南有的方言将“嫡亲”说成“节儿”“胞儿”，即“节亲”“胞亲”，这种说法在西夏语中才有。挖掘这类文化词，对研究了解山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各民族的融合史大有帮助。
外地人戏称山西人“老醯儿”。“醯”古义为醋，反映了自古及今山西人喜醋、嗜醋、酿醋的特点。山西方言不仅是山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力支撑。
从汉代开始的方言调查就是与民风民俗、诗歌歌谣的采集记录结合在一起的。民俗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方言又是民俗的主要承载工具。近年来，由于外来人口激增、本土人口外迁、行政区划变动等种种因素，很多山西民俗濒临消失，只在一些俗语、谚语、歌谣中尚可找到遗存。此外，山西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和上党梆子四大剧种以及山歌、号子、小调、秧歌、套曲等民歌，都与山西方言紧密依存，脱离了方言，这些地方文学艺术也就失去了其独特魅力。
方言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情结。它像基因一样承载着一个地区族群历史演变的图谱，它维系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山西历史上曾有过多次移民，山西籍移民遍布全国，有的甚至远赴海外。无论是“洪洞大槐树”移民、还是“走西口”“下云中”的晋商，他们虽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但是“乡音无改”却是传递乡情、表达乡愁的情感纽带。
方言是不可多得的语言样品，是不可恢复的历史记忆，是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是不可替代的乡情符号。我们这代人要把它如实记录下来，保存下来，传承下去。
（作者分别为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山西方言调查”首席专家乔全生，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博士、“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山西方言调查”课题负责人李小萍）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光明日报》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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