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节，一位上海姑娘因为一顿年夜饭与男友分手引爆了朋友圈，也引来了社会契约论、阶层鸿沟论、教养论等等各种理论的粉末登场与“撕逼”大战。作为一名已经成功“逃离农村”但仍然心在农村的敬业小编，决定从回忆说上海女孩选择揭开了怎样一个沉重的话题。
从炕头年画说起
小编是个典型80后，在山东大农村生活了二三十年，从七八岁起兄妹四个就开始组团贴年画、过大年，此为背景。
大概是上一年级的时候，小编一家五六口人都住在一个炕头上，那时候写作业都趴在炕边上，描摹最多的就是那张经典的娃娃鱼年画，一遍遍的跟父亲学“连年有余”。
那时候的年，真的就是吃水饺穿新衣的快乐。除夕全村贴完对联满村跑一圈，觉得整个村子都是新鲜的，没有见过的。
父亲是全村的“文书”，每年全村各家的对联都是拿来给爸爸写，忙不过来。上中学后啊，我和哥哥就学写毛笔字帮忙了，有好多字都出资小编这个女流之辈。那时后用来练笔的就是“身体健康”四个字，贴在炕头上的。每次贴对联的时候对这四个字得看紧了，要小心不识字的奶奶把它给铁道了猪圈门上，或者把“六畜兴旺”“猪羊成群”给贴到了炕头上。
后来啊，儿女逐渐成家，炕就渐渐的拆除或者弃用，炕头年画改贴到了床头。小编作为新媳妇，床头的年画除了“喜”字之外，每年过年都会增加一张新的娃娃年画，而且是双胞胎的。婆婆盼来了第一个孙女后，还是坚持每年都贴一张娃娃照来祈盼“孙子”的到来，今年更“变本加厉”的贴上了“观音送子图”。
上海姑娘的逃离无可厚非
逝去的，总是美好的。回忆年画，只不过是用余光瞥一下我们记忆里那些有“年”的日子里的生活，看到村庄里为了“乡村旅游”而红红火火盖起来的大饭店、甚至KTV，小编也会发出“谁的家乡不沉沦”的感慨。
至于年夜饭，我们小时候曾经品尝过比上海姑娘男友家配置更糟糕的饭菜，但对于一个孩童来说，只要看到了满村的贴满对联的鲜艳，任何的饭菜都是美味。
再回到上海姑娘的“逃离”。作为一名女性，小编认为，其实这并非农村与城市的选择，不过是一个姑娘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思量与对未来生活的纠结。是在爱情与现实之间做了个了断，而这种选择是建立在她与男友的爱情还不够牢固的基础之上，也是建立在她对农村年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的基础之上。
在婚姻选择上，三观较正的年轻人都会选择“爱情”主导。我们唾弃《家》中放弃婢女鸣凤的懦弱“觉慧”，我们赞扬勇敢追求自由与爱情的“简爱”，但碰触到现实后如果没有了冲破城乡差异、经济窘困、婆媳矛盾的勇气，没有郝思嘉的“绝不挨饿”的勇往直前与无所畏惧，这种对“爱情”的向往就异化成了“嫁入豪门”的梦想。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年出走自由恋爱，触礁生存现实，鲁迅先生也开始探讨“娜拉走后怎么办”；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那一代的城乡结合，带来一代人的婚姻悲剧，也引发了新中国第一波离婚潮；现今市场经济引爆的人口流动引发的家庭矛盾在“妈妈网”之类的论坛里处处可见，奶奶带娃前后对比照的风行与这也不无关系。
可以预见的是，在高等教育继续扩张，农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城市女嫁给“凤凰男”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城市剩女与农村剩男也会越来越多，这种社会矛盾引发的家庭矛盾会更加严峻。
是的，我们恰恰处在这样一个代际观念与城乡观念激烈碰撞的时代。在大千世界里，上海姑娘这种选择无可厚非。我们该庆幸的是，这是一个并非用暴力来扭转社会道德标准、追逐价值统一的时代！
我们的农村建设该何去何从
小编也读过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在城市挣扎的生活的时候也曾认真思考过城市与乡村的命题。当还着高昂的房贷还要拮据的省出房租时，当因为户口原因无法给孩子报名上公立幼儿园时，当家乡的老母病重却无法陪伴身边时，也有过无数次想逃离城市的冲动。
然而，我的青春、我的信念、我的梦想都在弥漫在城市的霓虹之光，而我的歌声、我的意志、我的希望无不盛开在农村的田野之中。城市or农村的选择就像“青纱帐”与“甘蔗林”一样让人百转千肠。
诚然，改革开放以来几乎忘记乡村的二三十年后，我们的目光已经开始回归。农民上楼，乡村旅游，新农村建设都是我们为之做出的努力。春节回家看到村口新设立的垃圾站，崭新的宣传栏上张贴的村规民约，母亲新修的“茅厕”，都让人欣慰振奋。
面对城市女的逃离，我们不应该加以道德上的鞭笞。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农村建设除了硬件设施的改善，还应该何去何从。哪怕不能留住一个城市女友，至少不要让我们曾经“热爱的故乡”，变成了一个自己不愿回去或回不去的地方……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齐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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