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春节有三景：拥挤的春运、空荡的城市、喧闹的乡村。春节结束，城乡场景立变：城市拥堵不堪，乡村冷清无比。最近网上传的春节前后的北京对比就是这一图景的真实写照，只是过于宽阔的农村很难用镜头表现出喧闹与冷清的对比。
切换的不只是城乡场景，还有人心。生活在城市时，总有人嫌中国的现代化程度低；回到乡村，又有人为老去的乡村而心生悲悯，感叹现代化进展太快对乡村破坏太大。于是近年来常有一些偶尔回到乡村走一圈的“知性”人士写下令人动容的乡村观感，那细腻的情感足以让人生出拯救农村、回归小农式繁荣的冲动。
我于这类文章心中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过不是怪异于他们笔下的乡村图景，因为这样的乡村图景在我多年的行走中早已经是司空见惯；我怪异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悲悯”。
作为一个经常游走于各地乡村的行者，我一直在尝试用镜头记录乡村的变化，甚至曾幻想向“乡村教育运动”的老前辈们学习，用自己的所谓的“智识”为乡村寻找一条出路。
然而真正和各式农民接触，特别是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以后才知道，农民并不希望留住农村，相反他们渴望能够“消灭”农村；不过消灭的不是“村”，而是“农”、是属“农”的村。
并不是做研究的村民在不经意间将“农村”与“乡村”进行了区别，并且准确地说出了当前农村面临的困境与未来的出路。
“农村”与“乡村”的区别，在一般人看来，几乎是没有区别的；查学术文献，也极少有人对二者进行区分。但村民却在实践中将二者区分开来，而且若是认真进行研究，这种区分也是有其成立的理由的。
所谓农村，重在“农”字；所谓乡村，则重在“乡”字。农村与乡村之别，就是“农”与“乡”的区别。
“农”，更多是一种产业概念，是与工、商相对应的产业概念，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农村所指的就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域，是区别于以工业和商业为主的地域概念。在人类历史的野蛮时代中后期，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之后，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和商业从手工业中分离出来之后，整个社会的产业便有了一二三产业的区分，职业便有了农工商的区分，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便有了城市与农村的区分。农村（也应该包括牧区）也就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场所，城市成为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场所。因此，对农村的准确理解应该是立足于产业经济的角度，其所反应的是地区的产业发展状况。
生产力的发展造就了产业分工，也形成了基于产业分工的区域差异——城市与农村，同时也导致了农工商之间的博弈，人类的经济活动便也因此变得复杂起来。但生产力是向着有利于工业和商业的方向发展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扩张，农工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不断发生变化，农业的比重持续下降，工业和商业的比重持续上升。
但下降的只是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而不是经济结构中的作用。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依然没有超越中国古人所总结的规律：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决定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也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高度重视农业。
但重视农业、发展农业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留住农村；工业生产能力的扩张也为农业生产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工业发展为农业生产提供的生产工具也必然将推动中国农业的革命性变革。十多年前，我就一直在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阻滞中国农村发展，这一判断不是基于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的评价，而是基于生产力的认知：中国工业的进步也在推动中国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工厂生产得出、农户购买得起、用得会的农机具大量进入农村，为中国农业生产的革命性变革、进而推动中国农村的革命性变革准备了技术条件。就如铁犁的使用对井田制的破坏，并因此将人类社会带入封建时代一样，中国的农村也处于大变革的前夜。
这个变革就是农村与“农”的告别，三十多年前武陵山区一个普通的小山村里，普遍是牛耕，每到“双抢”时田间地头人来人往，虽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农业生产图景，但对农业生产者来说却是无限的痛楚；今天，这个小山村已经虽然还可以找到几头牛，但村民养牛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犁田耕地，而是当成一个闲来无事的副业——生小牛了卖小牛，所以牛的品种也由当年的大力水牛改成了现在的黄牛；牛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早已经为各种农机具所取代。
十多年前，当山区农村土地抛荒还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认为这是农民开始具备市场意识的表现，他们开始用投入产出来思考自己的经营活动，在这一思维的影响下，大量年轻人从农村走出来，走向城镇，在推动城镇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农村的发展。现在行走农村，老人们对我说，再过些年，等他们老去以后，没有人再种田了；年轻人也对我说，他们是不会回来种田的。
然而，一位家中已经买了成套大型农机具的农户对我说：我要田。如果村子里的田土都给他，以他现在所拥有的生产工具，应该是能够拿得下来的。
这就是去“农”前夜的农村，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诀别前夜的农村。然而这一诀别，中国的农村图景将更加“悲惨”，年轻人不断涌向城市，留下的是老人们，而随着老人们的老去，一个个自然村庄将消逝于我们的视野之中——为恢复的植被所吞噬——那时，会不会有人为农村唱挽歌呢？会不会有人批判现代化进程呢？会不会有人叫嚷着留住农村，留住我们的根？
其实我们大不必担忧，因为去“农”并不会导致乡村的消失，甚至还能有效地破解农村的萧条图景。去“农”以后的乡村确实会导致一部分村民流向城市，会让一些自然村落快速衰落，最终因为老人们的离开而被自然完全吞噬。
但这些变化又催生了新的乡村构建，在行走中我见到了别样的乡村图景，见识了外部世界又不愿意离开乡土的村民纷纷从山里搬出来，原来分散居住的村民现在开始自发地向集镇集中：石门雁池一步步地走向小城镇；湖北鹤峰走马镇白马村的小集镇快速成长起来……一些老人们确实也不愿意离开他们那早已经熟悉了的山窝窝、半山腰乃至山顶的房子，但拗不过后辈们的“威逼利诱”，特别是孙辈们的“动之以情”，也随着孩子们搬到了集镇之上。这些在没有太多外力作用下的，完全由村民自发集中而形成的小集镇造就了新的乡村图景。
这种集中而形成的小集镇，我们还是只能称之为乡村，而不能冠之以城镇的名号，因为这些地方还是“乡”，相对于大城市来说这里依然是乡下、是乡村。然而这正是村民们所渴望的乡村，恰巧是可以破解某些人眼中“悲惨”农村图景的良方。
在石门、在慈利、在桑植、在湖北鹤峰，我们都见到了这样的乡村。他们的生活也因为居住的变化而改变，烧惯了灯火的老人们也开始用起了液化气、习惯了天黑就睡的老人们也开始守着电视“熬夜”……村里的村民早已经不是传统的农民，他们过着相对悠闲的生活，老人们聚在一起，在茶馆或老年人活动中心打打牌、聊聊天、吵吵架、斗斗气……小孩子们聚在一起看动画片、玩滑板、在水泥路上追赶打闹……老人们的眼中少了一份孤寂，孩子们的眼神里少了一份孤单。这一次寒假再回雁池，住在新房子中的媛媛和邻居的小孩成天追赶着、玩耍着，眼神中再也找不到那种因为长期与奶奶孤独生活的“冷”……
诚然，今天的乡村建设依然面临着难以回避的诸多问题，如老一代全走了以后，这些新建起来的乡村会不会再次“空心”，大量离土不离乡的村民们如何获取收入来源，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但我们应该相信，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会解决这一切问题，我们要做的是帮助乡村如何顺应生产力的发展……
（没有写好，多多批评）
PS：补充一点东西：
每一个时代处于大变革时，总会有人眷念期日的某些东西而试图留住那即将被淘汰一切。这份眷念可以理解，这份情感可以理解，但我们却不能为他们那份情愫感动之余而忽略了历史的车轮。
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面对生产力发展及封建生产关系萌芽之下诸侯国之间的吞并战争，写下了其对和平的渴望：“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若战争在反对战争祈求和平的角度，老子的观点自然是值得称道的；但若是站在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老子无疑是想开历史的倒车，不了解唯物史观的老子，自然无法知道生产力的进步就是要不断打破小国寡民的分割状态，推动人类社会的融合与不断向前；自然只看到战争残酷的老子，也是无法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大时代，战争往往是解决制约生产力发展困境的一种有力推动。
老子如此，孔子也强不到哪里去，一句“不复梦见周公久矣”将其对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调整带来的社会变化的态度显现无遗。
当然，对过去的眷恋并不只是在中国出现，十九世纪，面对生产力带来的生产关系调整，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的封建没落贵族，“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而这些批判“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建国以来，中国的生产力一直在高速发展（当然，这种高速依然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就如坐在时速高达300公里的列车上，依然有人嫌其太慢），生产关系也一直在进行相应的调整。当然每一次生产关系的调整，总会有局部（部分地区或者部分人群）的利益会受到影响，也会有一些旧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会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调整而被遗落在历史之中，自然这些被遗落在历史之中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也是会被人怀念的，就如贫富差距拉大以后一些人怀念那个没有贫富差距的时代一样。
今天，面对部分人对中国农村的“悲悯”心态，我们固然要感谢他们关注中国农村的未来，但也不应该为他们的“悲情”起舞，而应该把握住生产力的发展规律，顺应生产力的发展向前走。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QQ空间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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