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消失的村落
1、引言
本文所展现的是一个边关村落的生活变迁过程。该村名雁门关村，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城北20公里海拔1,700米的雁门山上的雁门关。说其位于雁门关是因为这个村子的范围在“关”也就是“关之围城”之内，属于比较特殊的“城中村”。该村很简单，说它简单是因为现在全村只剩下十户人家，居民总数30口。之所以选该村作为田野调查点，原因有二：第一，雁门关是历史上的长城要隘，是古代中原与塞外交通在线重要的枢纽，而雁门关村作为一个依附雁门关数百年之久的“边关村落”，有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和变迁过程。第二，该村在近期将要被整体移民，所以这次所作的调查工作也就是有了一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村庄的起源和形成
关于村子的起源，所有被访村民的回答都是“搞不清楚”或“不知道”。可以说，全村人都不知道他们的村庄是什么时候有的，怎么有的。岁数大一点的老人们提到一点，说该村过去不叫雁门关村，而叫明月楼村。笔者到代县史志办公室查到了1980年编印的《代县地名录》，该书中对于雁门关村的记载是这样的：“地处山谷，因距雁门关一百三十米，故名雁门关村，曾名明月楼。”这里虽然并没有讲清楚雁门关村的起源，但是却证明了村民的说法，确定该村原名明月楼，还有一点就是这里提到该村距雁门关130米，这里所讲的“关”是明洪武年间的“关城”，而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关”。既然提起了明月楼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雁门关的历史。
据《雁门关志》记载：“雁门关在战国时代就已建关，经秦、汉、隋、唐、宋一直是万里中原的北门户，是中原的汉民族政权防御塞外诸族的军事要塞。元朝因版图扩大，雁门关系其腹地，已非边塞之处，失去战略地位，撤消了军事防御设施，常年失修，雨水冲刷，雁门关遭毁弃。”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防御蒙古族的入侵，于洪武七年（1374）重筑了雁门关关城。此关城周长一公里，洞门三重，即《代县地名录》中所说之“关”，位于雁门关村南130米。而到了嘉靖年间时，雁门关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增修，其中于洪武年间修筑的关城外围增修了一道长达五公里的石头围城，并于围城北口连接处修筑城楼，名“宁边楼”又名“明月楼”，所以，从此时起，“关”的范围又扩大至围城。现在城墙、城楼都已倾圮，仅存遗址，从遗址来看，雁门关村是在关城之外围城之内。既然雁门关村过去叫“明月楼”，那么村庄之建当在明月楼建成之后，也就是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7）或以后。笔者又进一步查阅了现存世的三种版本古《代州志》，其中在清朝光绪版《代州志》“乡都图志”中找到了“明月楼村”。而在明万历版《代州志》中却找不到该村。说明彼时还没有该村，笔者又在后来找到的乾隆版《代州志》中找到了“明月楼村”，因为万历版《代州志》成书于明朝万历十二年，即1585年，乾隆版《代州志》成书于清朝乾隆四十七年，即1782年，所以从文献史料中看，只能将该村的建村时间推定为1585年至1782年。至于该村的村名是在何时变更，村民依然讲不清楚，按现在所能找到的文字数据看，最晚的一份出现“明月楼村”村名的文字是村民杜秀莲家保存的民间十四年（1924）的一份房契，而最早出现“雁门关”村名的文字是村民王平季家保存的1951年村里的《农业税登记清册》。据此该村村名由“明月楼”改为“雁门关”的时间当在1924年至1951年期间。
笔者走访了村里的全部十户人家，他们可以分为五个姓氏即：姚、李、王、谢、解。在谈到自已祖辈的祖籍时，除姚家说是从代县的太和岭口（距雁门关20公里的一个村庄）迁来外，其他四姓都说听祖辈讲是从山西洪洞县圪针沟迁来的，至于是官方移民还是自发行为，不得而知。而问及他们家族的历史，也就是迁到这里有多长时间时，他们都是按辈数回答。按辈数多少依次是王家“十辈”、姚家“十辈”、解家“九辈”、李家“八辈”、谢家“六辈”。他们回答的依据是“看老坟”，“数坟头”。据说以前他们各家都有家谱，但或在抗战期间被烧掉或毁于文革，现在无一传世，所以这也是他们的唯一依据。按一辈约二十年算，辈数最多的王、姚两家约于二百年前迁来，时间大约是清朝嘉庆年间（1794-1821）。从这一点来看，该村现有村民的历史并不长，但这只能大致说明他们各自家族的历史，却并不能讲明村庄的历史。因为该村的人口曾发生过多次变化，例如：在村南有一片梯田，田地里随处散落着砖瓦瓷片，村民说这里曾经都有人家，有的不知迁到了什么地方，有的家败人亡“绝了后”。但这些都是“听老一辈人说的”，就连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也不曾见过。所以不能排除那些已经“消失”的人家和其他迁走的人家的历史要早于现存居民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该村的形成和雁门关的发展变化是紧密联系的。雁门关的大多数历史岁月都是在战火纷飞，烽烟交替中度过的。抛开明朝以前的历史不谈，明朝从建立之初一直到中叶，由于蒙古族的侵扰，雁门关战争频繁。洪武年的关城之筑以及嘉靖年间的围城之修都是为了军防而设。首先，频繁的战争使得平民百姓没有生存的条件和环境，其次军事势力的大量驻扎也不会允许核心防区之内有村庄的存在。自1571年，明廷与蒙古族达成“隆庆议和”之后，雁门关地区战火渐息，从此时起特别是明朝后期一直到清朝一代，雁门关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战乱息止的稳定时期，而关南关北的广大地区也就有了休养生息，发展繁荣的过程。于是雁门关的稳定给“雁门关村”的形成创造了大环境，而关内外的发展繁荣也就给要在这个交通枢纽生存的人创造了生存的条件。于是，“雁门关村”便顺理成章地依附着雁门关，凭靠着雁门关，形成并存在至今。
3、雁门关村人口的变化
雁门关村的人口曾发生过几次较大的变化。据今年七十二岁的王文厚老人讲，他听他父亲说他爷爷那时候村里还有五十多户约二百多口人，这是现在村民关于村里人口最早也是最多的说法。按年龄推算，那是在清朝末年，而到了日军侵华后就剩下三十来户，一百二十多口人，再到1980年，就已经差不多只剩下现在的几户了。
笔者从村支书王平季家中找到的“一九五一年雁门关村农业税登记清册”上显示：1951年全村共有居民21户，人口93口，除此之外从登记册上还能看出那时村里除了现有的“五姓”之外，还有高、温、安、牛等姓氏。而从村民李成厚，杜秀莲家中找到的同治七年（1868）、光绪四年（1878），光绪三十三年（1907）、光绪三十四年（1908）、宣统元年（1909）、民国八年（1919）、民国十三年（1924）、民国十四年（1925）、民国十五年（1926）、民国十九年（1930）等共十一份契约文书中可以看到，过去村里还有林、邢、傅、吴、刘、杨、张、赵、卢、许、田、梁等姓氏。这可以说明雁门关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一个杂姓村。或因迁往异乡无从寻找，或因家族衰败甚至消亡，这些姓氏在现在的雁门关村都已消失。人口的大幅度变迁，给这次田野调查的主题增加了很大程度上的困难。
4、雁门关村民生活方式的变迁
一般人都会奇怪在这样一个特殊区域里居住里并能够定居生活下来，自然有他们的理由，当问及这种理由时，村里年纪大的人都会干脆而备感自豪地回答：“因为这里是金马玉路”。他们所说的“金马玉路”指的就是从村中间穿过的雁门关“关道”。据史料记载这条古关道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交通线之一，早在三千年前就已经是中原连接塞外的交通要道，一直到明清之际乃至近代，这里战时是战守之关卡，而于战争间隙特别是相对稳定的时期则又成为了通商之津口，是商家营输的必经。明朝“隆庆议和”之后，这里成为明廷与北方各族进行“关市”贸易的重要径道。北方的胡马满载着胡盐玉石从这里走向中原，南方运载名茶精丝的商队从这里远赴漠北。清朝建立后，民族的融合更加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雁门关“关道”成为当时最繁忙的商道之一。
《雁门关志》记载：清统一中国后更加强了各国、各民族间的交往，边贸经山西商人进一步开拓，成为中国连接欧洲的重要商路，商品交流盛况空前，成为“丝绸之路”衰落后的另一条陆上国际贸易商路，在这种贸易中晋商成为其中的主要角色，特别是中俄贸易，几乎由晋商操纵。晋商从全国各地采购货物，经雁门关运出，一路以张家口，转运至恰克图；一路经杀胡口亦运至归化城而转恰克图，与俄商贸易，进而进入欧洲市场。现在雁门关还保存有一通清朝乾隆三十六年（1771）立的有关当时交通状况的石碑，村民称其为“分道碑”，专家称之为“中国古代较早的交通规则碑”。碑文内容是这样的：
雁门关北路紧靠山崖，往来车辆不能并行，屡起争端，为商民之累。本州岛相度形势于东路另开车道，凡南来车辆于东路行走，北来车辆由西路径，由不得故违，于就未便特示。
“乾隆盛世”之际，商业贸易发展至鼎盛时期，在这种背景下，雁门关原有的一条关道已无法满足往来车辆的通行需求。于是管理雁门关的代州（今代县）地方官只好另开车道，从而合理分开上行下行，从根本上缓解了当时的交通压力。这通碑文是当时“关道”繁忙程度的真实写照，而从“关道”旁残存的另外几通“布施碑”上，昔日“关道”之繁盛也可见一斑。这些布施碑的内容都是在清朝光绪、宣统年间过往的各地商客为整修关道所捐的布施数量和捐献者名号，其中只是太谷（今山西太谷县）、张家口（今河北张家口市）、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丰镇（今内蒙古丰镇市）四地的商号就有三千多家。
对于“关道”的繁忙程度，雁门关村的村民有他们自己的讲述方式。村里年纪最大的八十四岁的杜秀莲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过去走这条路的行人到底有多少？为了统计，寺院（雁门关东门外的镇边寺）里的和尚在城门口放了“斗”（古代容量单位，一斗等于现在15公斤）和黑豆，然后每从城门口过一个人就往“斗”里捏了一颗黑豆，这样一天下来整整捏了“三斗半”黑豆。
“马拉的是金子，路是玉石铺就”，村民眼里这就是一条“金马玉路”，俗语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正是靠着这条“金马玉路”，雁门关村人“发明”了一种特殊的职业——“护关”。并靠着它生存下来。
护关，顾名思义就是“护送过关”的意思，也叫渡关。因关道的制高点也就是雁门关的关城设于海拔1,700米的山巅，与山脚下的关道有1,000米的高度差距，尤其是通往关南的一公里多的山路，盘旋崎岖一路陡坡。《代州志》描述：“路险而多峻岭，稍夷而多激湍，入冬则坚冰塞途，车马蹭蹬而不易度也。”这样的一段险道就给往来车辆尤其是由北而南的车辆造成了上山难，下山更不易的麻烦和极大的安全隐患，尤其到了降雪频繁的隆冬季节更是如此，于是“护关”这种职业应运而生。现在村里的所有人都没有经历过护关，关于护关的情况他们都是从祖辈们口中得知。根据他们的描述，护关的过程比较简单——全村每户出一两个劳力带着唯一的工具—磨杆（一根长约一点五米，粗约十公分的木棒）到关顶等生意，从关外也就是由北向南而来的车辆走到关顶，下山时由于坡度太陡，而过去的车都是铁甲车（木轱辘上裹着铁页）不具备剎车功能，下坡时由于车速过快，很容易出事。为了安全起见就会雇村民“护关”，“护关人”将“磨杆”横绑在车轱辘前，“磨杆”同车轱辘摩擦，从而起到减速剎车的作用，然后就这样护送着走完一公里的山路一直到山下的平坦处。这就是“护关”的过程。关于一趟下来赚取的费用，村民没有记忆，而“护”完之后返程时碰到上不了坡的重车或“不会赶牲灵”的生车也会被雇佣推车或赶车，但所说的“护关”主要指下山这一程。因为“车流人流昼夜不舍”所以护关昼夜轮班忙个不停，听王平季讲：
不知什么时候由于交通拥挤，路上翻了一辆马车，致使堵了三天三夜的车，于是从那时开始就规定：车马行人白天通过，驼队和骡、驴驮的“高架垛”因为占道，只能在夜间过关。至于谁是此规定的制订者，不得而知。总之从那时起，因为驼队不需要护关，而需要护关的马车都是在白天过关，所以晚上就停止了护关。
然而人多时，全村一百多号人共同聚集在“关顶”一块护关，如果没有一定的规矩和顺序肯定是不行的。据七十二岁的王文厚、七十岁的谢明、七十八岁的姚成福、四十八岁的解金贵、四十三岁的王平季讲：
祖上护关的规矩是按地域划分车辆护送归属，王家分的是山阴（今山西朔州山阴县）、李家分的是忻县（今山西省忻州市）、姚家分的是崞县（今山西省原平市）、解家分的是应县（今山西省应县）。
据他说划分的意思就是只要是属于这些地方的车辆，不管从哪里来的，都按划分的规矩来护关。
对于这个规矩的制订者，谢明说：“是季娃的老爷爷分的，他是管理雁门关的”。谢明说的是村民王平季的老爷爷（曾祖）王庆生。王平季本人只知道“听老一辈人们说我老爷爷当过管理衙门的小官”，除此之外关于王庆生的情况，他们都一无所知。
“衙门”即历代在雁门关关城内设立的守备衙署，为管理雁门关的行政官员处理公务之所，现已成为遗址。按年龄推算，王庆生的生活年代大约在清朝光绪年间。据《雁门关志》记载，清朝由于疆域扩大，雁门关战略地位已不太重要，常设绿营兵20人驻防，由把总一人统理。对于清朝设立于雁门关的官方机关情况，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记录，但“把总”应属军事职官，它跟衙门的官员究竟是什么关系，不得而知，而王庆生当年所当的“小官”究竟是什么官也搞不清楚，但既能“管理衙门”并可以规定划分村民护关事宜，当有一定权力和权威。从这里可以看出雁门关村村民的“护关”乃至生活是有官方介入的。但是，除谢明有此说法外，关于护关规矩的制订，村民更为普遍的说法是“没有人制订”，就是各家凭各家的“关系”。例如，王文厚讲，他们王家之所以分山阴县，原因是他的祖上曾经在山阴打过金子，于是就结识了山阴当地人，有一些人际关系，所以山阴的车辆来了就都找“熟人”，自然山阴的车就归王家送。姚忠也讲，他们姚家护的车是村里最少的，原因就是“关系少”，据谢明讲他们家开始不护关而是摆摊做小买卖，并不是不想护，而是因为迁来的时间晚，没有认下人，没有关系，所以没分下。照此看来，“护关”之分并没有严格规定，而是各家通过各种途径建立各自的“关系”，渐渐地随着“关系”的增多和范围的扩大，也就自然而然地约定俗成为一种“非正式”的规矩。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往来于雁门关道的车辆应该全国各地的都有，但雁门关村人所分的地域仅局限于与雁门关邻近的几个县，据村民说原因在于邻近这些县的车辆由于往来频繁，与村民接触较多，所以就建立了“关系户”，而其他远处的车辆往往没有“关系”，所以没有划分。用现在话讲，经过划分的是“固定客户”，没有经过划分的是“临时客户”。护关人给“临时客户”护关就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安排，跟“固定客户”相比，较为随意。
雁门关村人凭靠着“天时地利”守着“护关”的金饭碗，本应该比其他靠耕作为生的村庄富裕得多，但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而攒下钱，从现在村里的建筑和村民的生活状况也丝毫看不出他们的“富有”。对此许多村民是这样解释的：因为“护关”赚了钱后，“护关人”的生活习惯逐渐变得懒散，甚至到了奢侈的地步，特别是到了清未民初之际，抽大烟之风在雁门关村盛行。“护关人”在护关时将车辆送到山下后会将客户带到关道旁的“关系户”饭店，而饭店老板为了酬谢就会拿大烟作为“回扣”给“护关人”。据说那时村里基本上家家都有抽大烟的人，护关赚来的钱“将够供抽大烟用”，更有甚者竟到了入不敷出，卖儿鬻女的地步。正是因为如此，世代护关，本应该因此而富有一方的“护关人”却一直没能富起来。
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因为军需，山西军阀阎锡山在雁门关北开山修路，修建起了连接太原到大同的可供汽车通行的公路。这样雁门关几千年以来有了古关道之外的另一条沟通南北的大路。然而，公路建成后的初期，并没有对古关道产生太大影响。因为当时的公路属于军用专线，普通民用车辆如要上路则需交纳一般人难以承受的高额费用。所以雁门关古关道依然是营输必经，南北要衢。但此时的过往车辆却远不像从前频繁，一方面由于战乱原因商贸往来严重受挫，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可以替代“铁甲车”的“胶皮车”（车轱辘轮胎用胶皮做成），因为“胶皮车”可以剎车减速，过关时不需要“护关”。所以，“护关人”的生意大不如前，也是从此时起，“护关人”的生活开始出现危机，雁门关村人只能靠着少数的老式车辆继续着“护关”事业。尽管如此，虽然抽大烟已经戒掉，但他们懒惰的生活作风却依然未有多大改变，现在村里还流传着形容这个时期“护关人”生活的民谣——“早上没饭吃，黑夜有轿坐”。意思是说，家里早上还没米下锅，开不了饭，可是出去护完一天关下来，赚到钱后就又摆起谱，连路都懒得走，雇着轿子抬回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关道上的几座出入关必经的桥梁被军队炸毁，致使车辆无法通行。
“护关人”一度失业。因为失去了生活来源同时为了躲避战火，雁门关村的大半村民四处逃难。从此雁门关村由过去的约五十户，二百多口人，只剩下二十多户一百多口。因为这期间有一段时间，公路上的几座桥梁也被军队炸毁，古关道又恢复了一段时间通行，所以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护关人”得以勉强塡肚度日。
到了1946年，代县城全境解放，雁门关南北时局趋于稳定，雁门古道逐渐又恢复了往日的熙熙攘攘，但是原来靠“护关”渡关的车马却难寻踪影。因为此时老式的“铁甲车”已基本被淘汰，关下的公路已允许自由通行，为了安全、方便、快捷，各种车辆都绕道走了公路。大约也就是从此时起，世代靠护关生存的雁门关村人，也彻底失业了。
面对现实，护关无望的雁门关村人只好放下“磨杆”，拿起了锄头，开始了种地生涯。因为没有耕作历史，种地对于“护关人”来说是新鲜事物。直到现在，雁门关村人的种地“技术”较之它村，还是比较差劲儿。解明在回忆起他1951年当“财粮（负责统计、汇报农业产量等工作的村干部）”时到区里开会，区里的领导对他说：
“你回去得把你们雁门关的人好好改造改造，你们这些人世代就指护关生活，连地都不会种……”
而事实上山里又无地可种，想种地就得开垦山，而可供开垦的坡地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再者坡地的产量是很低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自然气候，由于这里海拔高，气候高寒，无霜期短，适宜种植的农作物屈指可数，主要作物就是土豆，还有筱麦、黄芥和芸豆、大豆等豆类作物，但数量很少。在雁门关一带流传着一首古诗，是描写雁门关外的恶劣气候和生存环境的。
雁门关外野人家，不植桑榆不种麻。百里并非梨枣树，三春哪得桃杏花。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
诗文写的虽然是雁门关村以北十公里外的“关外”村庄，但与那些地势平坦的村庄比，雁门关的恶劣环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环境中，靠天打粮，靠地吃饭，结果往往是连肚子都塡不饱。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护关人”的生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艰辛。
笔者从村支书王平季家找到了《一九五二年雁门关村缺乏口粮登记表》。表上显示，1951年全村21户人家，每户都缺乏口粮，最多的缺乏七个月，最少的缺乏四个月。当时全村101口人，共有耕地175亩，人均耕地只有1.7亩。就以耕地最多的高存娃家为例：全家六口人，耕地24亩，人均四亩地，从表上可以看出无论是拥有耕地总数还是人均耕地数，这在全村都是最多的。高家在1951年共打下杂粮三石、山药（土豆）27袋。杂粮按每石300斤计算共900斤；土豆按每袋120斤计算，共3,240斤。据村民讲当时的市价行情是五斤土豆换一斤粮，土豆可折粮648斤。这样高家共计打粮1,548斤。按每口人每天需要一斤粮估算，六口人一年共需粮近2,200斤。这样算下来五一年高家的产粮只够全家人食用258天，也就是说还缺一百多天的口粮。地多的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表上的另一项内容“还有哪些收入”也就是种地以外的收入一栏中，三户没有，一户是“打山柴”，据村民讲打山柴其实更多的是给自己用，所以这项收入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在那一段单靠种地为业的时期，“护关人”的生活是异常艰辛的，甚至到了食不裹腹，无法生存的地步，贫穷、饥饿和无奈伴随着他们。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外出干活，四处谋生，但相当一部分人还是选择了迁离，以至于雁门关村的人口数量一直在递减，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也就剩下了现在的几户居民。据现在的村民讲，他们也曾经有过离开的想法，但一方面一时没有找到着落，另一方面八十年代初，山区畜牧业的兴起，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转机，1980年开始村里各家各户相继养起了牛羊，主要是羊。在雁门关这样的山区非常适合搞畜牧业，四周的山坡都是天然的牧场，这也可以称得上是因地制宜。养羊以养山羊为主，羊绒、羊肉都可以卖钱。那时，养一只羊一年的纯收入有上百元。于是，养羊逐渐成了雁门关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一边种地，一边养羊，养羊为主，种地为辅，雁门关人开始了新的生活模式。村民的生活也开始逐渐地脱贫。村里的羊越养越多，到1990年时全村有二百多只羊，人均养羊收入五百多元。
王平季回顾他的生活经历时对“养羊”的那一段经历深有感触。他1982年从部队复员回家时，家里从别村已经给他问下了媳妇，女方提出要2,000元的“礼金”，可当时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最后四处筹借了1,800，在差200元的情况下勉强将媳妇娶了回来。为了生活他四处务工，到河北给包工队当过小工，到宁武装过煤，可辛苦忙碌换来的结果却是女儿出生后连奶都吃不起。其实当时村里的几户人已经开始养起了羊，生活也好了起来，父母亲都劝他也养羊，可他不甘心“自已当了三年兵竟然成了养羊放牛的”。于是又外出找“营生”，可跑了几年之后家里的贫困生活却仍旧没有多大改善，最后只好回村给人放起了羊，成了“羊馆”。眼见着村里人都靠养羊富了起来，王平季也决定养羊，1987年王平季借了3,000块钱与人合伙买了七十多只山羊，养了一个月后转手卖掉赚了800块钱，王平季第一次尝到了“羊”的甜头。于是又借了钱买了70只羊养了起来，这样每年把羊绒和繁殖小羔卖掉从而获利。逐渐地王平季的羊越养越多，生活也越来越好，不仅还清了包括娶媳妇欠下的钱在内的所有债务，还买下了农用三轮车。现在王平季的羊群里已经有二百多只羊，每年收入可达二万多元。王平季家五口人，三个孩子都在县里的中学上学，凭着养羊王平季逐渐由过去的苦日子过上了相对富裕的生活。
与王平季一样，雁门关村的其他村民也都跟着养羊度过了“靠地吃饭”的艰辛，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到了2003年雁门关村十户人有八户养羊，共有山羊六百多只，光羊一项，年人均收入就有二千多元。“养羊”成了雁门关村人的生活支柱。
5、结语：即将消失的村落
“雁门关村”这样一个地处特殊区域的“边关村落”，依附着雁门关，生存下来，并走过了数百年。这数百年间，村子的命运与雁门关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村子因雁门关的兴而兴，亦因雁门关的衰而衰。村民的生活方式由“护关”到“种地”，由“种地”到“养羊”他们经历了“护关”的安逸，“种地”的贫困、“养羊”的致富。村民数量由记忆中最多时的二百口到一百多口，再递减到现在的三十口。但是每一次生存方式的转变，似乎都是自然而然，都是不以人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随着雁门关“天时地利”的变化而转变。
近几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兴起，雁门关成为了各界游人瞩目的旅游胜地。游客的不断涌入，给雁门关村的村民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他们逐渐地意识到游客的到来，可以给他带来经济效益，他们从中看到了旅游业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他们又一次庆幸雁门关的“天时地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然而随着景区设施的不断完善，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地处景区“核心”区域的雁门关村，放牧与风沙治理和景区绿化的矛盾，耕地与景区开发建设的矛盾，居民生活与景区管理和秩序的矛盾，村民的房屋与景区统一规划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日渐突显，同时日益扩大。2003年七月份，代县县政府与一家投资商，签定了投资额达八千万元人民币的《雁门关旅游开发合同》。为了整体开发景区，同时也为了改善山区居民的生活条件，根据《雁门关旅游区总体规划》和《代县农村扶贫开发总体规划》，县里现在已经加紧制订移民方案。如果方案顺利出台并实施的话，雁门关村将在半年以后，也就是2004年上半年被整体移民到代县的平川乡镇，由于雁门关村人数太少，所以移民之后，他们将会被融入其他大村。
如此，依附了雁门关数百年之久的雁门关村将面临“消失”的现实，而那段“护关人”的“护关史”也将随之“消失”。
作者单位：代县旅游局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华南硏究资料中心通讯》第四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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